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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学术并无哲学之名，只有经学、子学、道学、理学、心学诸说。自本世纪初“哲学”一语由日本传入，[1]这一被当时的启蒙思想巨擘梁启超、王国维等定位为“宇宙人生根本之学”的学问，才在中国揭开了崭新的一页。在现代学术学科化意识的强力笼罩下，一方面西学如潮，大量的西方哲学家和他们的思想学说被渐次介绍到中国，为人们诵习研究，构成了本世纪中国人知识领域的一......
作为现代新儒家第三代的杰出代表，杜维明先生为儒学之现代复兴、现代发展“不懈陈辞”的热情与奔忙，是其他现代儒家传人所难以比肩的。通过他的热情与奔忙，我们不难体悟他对儒学的现代命运与未来前途充满信心、充满希望，坚信儒学在现代乃至将来必定具有旺盛的生命力，绝不会仅仅成为博物馆里的陈列品。但就其心路历程而论，他确立起自己的这一信心，经历了由“儒学创新”到......
春秋战国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思想解放、百家争鸣的时代，先后有许多话题成为诸子百家争论的“热点”，礼乐便是其中之一。当时有关礼乐文化的议论，主要是围绕儒家学者对三代，尤其是西周礼乐文明的继承和理论化而展开的。现实中的“礼崩乐坏”是礼乐制度的衰微，却不是礼乐文化本身的废弃。以儒家为代表的许多思想家在礼乐衰落之际，却看到了其永恒价值和解决现实问题的功用，......
中国有理论体系的思想文化传统可以追溯到2600多年前的春秋时期，其中最典型的代表就是孔子所开创的儒家学派。春秋时期的基本纪年是公元前770年至公元前476年，由于孔子的祖国—“鲁国”以《春秋》为书名纪录了这一段历史，之后中国学者就以“春秋”来界定“东周”历史的前半段，而其后半段历史则被定义为“战国”（公元前475年-公元前221年）。在春秋战国550年的“东周”......
有别于其它文化形态的儒家文化，是以德性的视角和方法把握世界的。这种德性思想，在社会领域体现为人伦践履的社会实践模式，在人自身修养上体现为德性人格的理想模式，而在自然领域则体现为实践理性的思维模式。实践理性是先秦儒家以善统真价值尺度在思维方式上的一种体现。这种思维视角，在认识自然（天），探究“天人之际”的过程中，不是站在同客体“天”载然相分的对立面......
从《吕氏春秋》原始文本出发考察，在吕不韦等《吕氏春秋》编者们的心目中，墨子、陈骈与杨朱等战国三子的思想取向与传统理解明显不同。墨子重视的是“人对处世原则的坚持”（贵廉），而不是“爱人之父如爱己父”式的“贵兼”；陈骈重视的是“处理事情的方式方法”（贵术），而不是“齐万物以为首”式的“贵齐”；杨朱所重视的只是“对事物内在依据和原理的凭借”（贵已），而不......
《易经》之求知，乃以实际之事务为基准，最富科学之肯定精神。故知识论实为《易经》精神之所在，盖以理智代迷信之为用，必有相当知识为基础，而后足以解决事物之疑难。《易经》之基本目的，在于深切认识事物真谛，以作言行之依据。故《系辞》曰：
夫易，彰往而察来，显微而阐幽。
圣人以通天下之志，以定天下之业，以断天下之疑。
“彰往察来”乃推知之方法，“显微阐幽”乃知识......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教育厅（教委），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教育局，有关部门（单位）教育（人事）司（局），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干部部、部属高等学校： 为贯彻落实《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加快建设一支高素质的高校教师队伍，以高水平科研支撑高质量的高等教育，教育部将继续实施“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择优支持一批具有创新能力和发......
国学研究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实现新的突破，就必须同时超越“第三期儒学”狭隘的续统意识和“乾嘉学派”单一的研究方法，以实现价值中立和方法多元的观念性变革。所谓“价值中立”，就是要突破研究主体和研究对象之间地域的亲源情感和狭隘的功利关系，以尽可能冷静、客观的科学态度来分析传统文化在中国历史上所造成的正面和负面的双重影响；所谓“方法多元”，就是要突......
摘要：梁启超使用中国整理古典文献的传统方法，更使用世界不同逻辑传统比较研究的创新方法，正确校释墨辩，揭示墨家逻辑的性质、价值和意义。梁启超的墨辩研究，使墨辩由死变活，是新旧墨辩的分水岭与里程碑。这是梁氏墨辩研究在中国逻辑史上的关键性意义。运用现代科学方法，创造性诠释墨辩，把墨辩改造转型为人们的思维工具之一，是当代传统文化研究领域的一个重要学术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