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里头遗址位于河南省偃师市二里头村及其周围，初步被确认为夏代中晚期都城遗址。自1959年起，三代二里头考古队员共对遗址总面积的1%多一点进行了勘探发掘，却已经发现了多项中国乃至东亚“之最”。

　　2008年5月，收获时节，二里头泛起了金黄的麦浪。谁曾想到，麦浪下深埋着曾经辉煌的“华夏第一王都”。

 

　　横横纵纵的麦田，是一位位耕耘者的杰作。每到收获时节，总会有耕作者之外的人默默凝望这片土地，在别人的收获中生发自己的情怀。在米勒笔下，法国妇女在麦田上弯腰拾起了现实主义的麦穗发现了巴比松画派。在梵高翻滚的麦田里，收割者挥刀斩下了浓烈的油彩收获了表现主义汹涌的麦浪。在莫奈麦田的上空，吹过了印象主义的气流......

 

　　中国的麦田也从来不缺“守望者”。自1959年起，二里头考古队便在麦田里守望着。他们守望的不仅是麦田本身，更是“最早的中国”。在河南偃师二里头，55年中三代考古人破译着3000多年前留下的无字地书。这里是东亚地区青铜时代最早的大型都邑遗址，考古队发现了深埋着的中国最早的宫城、最早的多进院落的大型宫殿建筑、最早的中轴线布局的大型宫殿建筑群、最早的城市主干道网、最早的青铜礼器群及最早的铸铜作坊、最早的官营作坊区、最早的制作绿松石器的作坊、最早的使用双轮车的车辙，发现了大型绿松石龙形器......但要知道，遗址现存面积约为三百万平方米，这才发掘了1%多一点。

 

　　根据分工，田野考古队可以分为三个梯队：研究人员、技师和技工、民工。在二里头考古队，许宏队长和赵海涛副队长属于第一梯队里的成员；钻探、挖掘、辨土、认土、绘图、摄影、写记录......第二梯队由各种身怀绝技的技师组成；第三梯队的民工作为体力劳动者则从驻地村庄直接聘用。在一般年轻人的想象中，考古队的日常如《盗墓笔记》、《鬼吹灯》等小说般精彩，但在从事田野考古的年轻队员看来，每天和土打交道枯燥而寂寞——他们在田野上放牧青春，时光在掘土中流逝。

 

　　第三任二里头考古队队长许宏说，要看以怎样的心态看待这种“放牧”，是悲观还是乐观的。如果是后者，“放牧”后就会有对青春的收获。许宏自1999年起接手二里头考古队，接手时，用他自己的话说还是一个“意气风发的小伙子”，如今，许宏已走过“知天命”之年。

 

　　破译无字地书需要时间。二里头考古队的第一代队员发掘20年，又用20年的时间将田野考古的一手资料整理成一册。现在，考古队的第三代人用7年多的时间，将自己勘探、发掘7年多的一手资料整理成五册厚重的《二里头（1999~2006）》田野考古报告集，总计420余万字，插表181处，插图1484幅，附表441页，彩版403页。两个7年多的付出，被许宏队长形容为“十五年磨一剑”。报告集涉及年代学、自然环境（人地关系）、人类自身的以体质人类学为主的研究，还有人类的多种生存活动和生产行为等，是迄今为止中国遗址类报告中体量最大的一部。对比单位面积内获取的信息量，《二里头（1999~2006）》收集的记录可谓是中国考古历史上名列前茅的。资料的丰实不仅依托了科技的进步，更体现了考古理念的转变。

 

　　“一本好的田野报告，不在于其综合研究上的广度与深度，而在于其是否最大限度地提供了丰富有效的信息链，是否能让读者最大限度地复原发掘的原初状况，进而能够做‘可逆性’的再研究。”许宏说，“在单位面积内获取信息的多寡，信息能否最大限度的再利用，能否作为详实的科学证据用于深入研究，成为判定一部考古报告优劣的重要标尺。”

 

　　许宏还认为，未来属于年轻一代的考古人，自己只是一个台阶而已。“我们现在做的这些工作，都是从长计议的，而不是想捞一些什么好看的、值钱的东西。文化遗产不可再生、不可复制，在可持续发展理念深入人心的今天，应该控制发掘面积已经成为学界和公众的共识。因为发掘本身也会造成一定的破坏，我们应该把遗产更多地留给子孙后代，要相信他们会比我们更聪明。所以，考古人应该压抑和束缚住一定的好奇心，不可以竭泽而渔。”

　　2009年6月，二里头遗址的卫星影像。二里头遗址位于偃师市二里头村及其周围，遗址南临古洛河、北依邙山、背靠黄河，范围包括二里头、圪垱头和四角楼三个自然村。近年的勘查结果表明，遗址现存面积约为300万平方米，三代考古队员共计发掘4万多平方米，仅为遗址总面积的1%多一点，却已发现了多项中国乃至东亚“之最”。
 

　　20世纪60年代，二里头遗址发掘现场。中国的考古遗址发现大多出于“偶然”：秦代的兵马俑是由打井发现，三星堆遗址的发现缘起于当地农民淘沟时发现的玉器，马王堆汉墓则是因为施工频频遇到塌方。与前几者不同，二里头遗址却是按着既定的学术目的探查所得：古史学家徐旭生在梳理了可信度较高的上古文献后确定了最有可能存在“夏墟”的区域，并以70多岁的高龄率队于1959年踏查寻找。偃师二里头遗址的发现就是这次调查中最重要的收获。
 

　　2002年4月，二里头遗址发掘现场。
 

　　2005年11月，二里头考古队队长许宏（左）和副队长赵海涛（右）在工地研讨。“远看像逃荒的，近看像要饭的，仔细一问是社科院的，原来是文物调查勘探的。”许宏和他的田野考古队队员们如此自嘲。考古队员每年有一大半时间在遗址上度过，只有在入冬后田野考古活动才会告一段落。许宏队长带队15年，副队长赵海涛从毕业开始来到考古队，至今也有13年。
 

　　2002年5月，二里头遗址发掘现场。考古人就是一群与土打交道的人，许宏队长和赵海涛副队长以及所有田野考古队员，就是在这样的田野上放牧青春。
 

　　2005年11月，考古队队长许宏辨别技师用洛阳铲钻探出的土。“夯土是建筑，五花土是墓葬”......“辨土”需要扎实的知识储备，这是田野考古人的基本功。田野考古队使用着传言是洛阳盗墓者发明的盗墓工具——洛阳铲。在队长许宏的眼里，洛阳铲至今仍是田野考古最好用的钻探工具。
 

　　2002年10月，根据土质土色和包含物，许宏队长在探方壁上用手铲刻画出地层线。在同一个地点，由于堆积时间和条件的不同，自上而下形成了不同土质、土色和不同包含物的层次。包含文化遗物的熟土层，在考古学上叫“文化层”。考古人的拿手好戏就是能读懂“文化堆积”这本无字地书。
 

　　2004年4月，墓葬发掘现场技师在进行墓葬测绘。针对墓地分布的考古研究表明，二里头的墓地见于宫室建筑的院内、一般居址近旁、房基和路面以下，且墓葬分布点没有作为墓地长期使用，墓葬和房屋建筑往往互相叠压......种种遗迹暗示二里头都邑的人口移动频繁且居民彼此之间缺乏直接的血缘关系，也就是说，二里头从某种意义上讲是“中国最早的大规模移民城市”。
 

　　考古队员的同事——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在室内进行人骨分析研究。
 

　　2002年5月，二里头遗址出土的动物埋葬：贵族墓中的猪蹄。遗址出土的动物种属鉴定表明，二里头人获取的肉食资源以家畜为主，其中家猪一直占大宗，绵羊和黄牛从早期到晚期有大致增多的趋势，狗则始终保持着一定的比例。
 

　　2002年10月，二里头考古队发掘现场。在二里头考古队，组成第三梯队的人员主要是当地的老人和妇女。考古队早年间曾在农村聘用青壮劳力，但随着时间推移，越来越多的男青年离开村落外出务工，第三梯队的构成也就改变了。考古队的收获也要归功于朴实的他们的付出。
 

　　2008年5月，生活在二里头遗址周边的村民。尽管一些村民参与了二里头考古工作，但其实绝大多数村民对他们脚下的王都几乎没有概念。在圪垱头村，村民间流传着“西地（指村西的高地，属宫殿区）有花包鬼”的传说。不过该传说的形成可不是空穴来风——据可考资料，东汉时期，这里曾是京郊的大型墓地（当时的都城在二里头遗址以西的汉魏洛阳城）。大家因忌讳而避开了当时都邑的中心区或许成为二里头遗址能较完好保存下来的主要原因。
 

　　2002年发掘、2004年清理出土的绿松石龙形器是宫殿区3号基址院内3号墓的重大发现，这件绿松石器后来被学者们誉为“超级国宝”。绿松石片很细小，用嘴吹土屑都可能让绿松石片移位。为了保存原貌，考古队用铁丝套箱灌石膏装上，整体起取了大型绿松石器，并用专车运回北京。据队长许宏讲，当年发现“超级国宝”后，考古队派专人24小时盯守，晚上值班时还把吉普车开来隔一阵就冲着黑黢黢墓穴照一照，不仅如此，为了壮声势，又从邻村借来一条大狼狗。在晚春时节飘着麦香的空气中，男生们在遗址上说说笑笑数星星......这是田野考古人为数不多的浪漫经历。
 

　　2004年9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科研人员对已整体起取进室内的绿松石龙进行清理。从小心翼翼地剔凿去石膏，一直到总体轮廓出来，再剔除细部，颇为不易。在参与二里头遗址考古项目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内外的62名研究人员中，只有3个人是田野考古人，剩下的都是多学科的专家学者。每一项激动人心的发现，都是他们通力合作的心血。
 

　　2003年5月，由二里头遗址2号基址北伸的宫城东墙。这个重要发现也被评为2004年度“中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值得一提的是，二里头宫城就是通过学术设计“想出来”并验证到的。统观中国早期城市的考古学资料，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具有权力中心功能的中国早期城市统治中枢、王室禁地的宫殿区一般都带有防御设施，形成封闭空间。在二里头遗址的考古工作中，队长许宏也相信其宫殿区外围应该有防御设施。在这种信念和工作思路下，通过对已掌握的遗迹线索的综合分析和勘探发掘，二里头考古队终于发现了中国最早的宫城。正如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教授所言：你只有想到了什么，才能挖到什么。
 

　　2003年12，长期踩踏而形成的中心区宫殿区外围像千层饼一样的土。考古学家在二里头遗址发现了我国最早的城市道路网，大路一般宽十余米，最宽处达20米。有学者戏称其已达到现代公路四车道的标准。发现纵贯遗址中心的大路的线索也属一次主动找上门的“偶然”：考古队根据以往的勘察记录追探大路时，被当地老乡告知家中地里的小麦长势不好，根据田野考古常识，考古队员推测这最有可能是因为地下有质地致密的夯土建筑基址、导致土壤结构异常所致。他们随即前去钻探，惊喜地发现阻碍地下水渗透的遗迹不是夯土建筑，而是坚实的路土！随即循线索顺藤摸瓜追探，主干道的“十字路口”就这样找到了！
 

　　2014年12月24日，中国社会科学院2014年度创新工程重大科研成果系列发布会——重大人文基础研究成果专场展台上的全五卷《二里头（1999—2006）》田野考古报告集。二里头遗址是我国自然科学等相关学科介入最多的一个遗址，各学科技术人员跨学科合作。翻阅2014年底整理成集并发布的全5卷《二里头（1999—2006）》田野考古报告集便会发现多学科通力合作攻关的深度和广度：研究内容涉及10多个学科的研究成果，包括碳十四测年、地貌环境、遥感、人骨鉴定和病理分析，玉器和石器的原料来源和工艺，陶器的成分和制作技术，青铜器的成分、结构和制作技术，植物和动物考古等。
 

　　二里头出土的兽面纹铜牌饰。嵌绿松石兽面纹铜牌饰，是一种极具二里头文化特色的艺术品，也属于礼器范畴。以青铜铸出的圆角凹腰状的牌体正面弧凸，其上铸出兽面纹，再以细小的绿松石片镶嵌其中。目前已出土的这三件，都是贵族墓的随葬品。这类器物一般出土于墓主人的胸腹部附近，两侧各有两个穿孔的纽，或许是缝于衣服上的。
 

　　

　　二里头人日用陶器的一张“全家福”。在二里头文化墓葬中，豆、盆的组合比较常见，也有豆、三足盘或豆、盆、三足盘的组合。各种器物一般只有一件，最多有两件。随葬品组合的情况，或许反映了日常生活用器的组合。
 

　　二里头遗址出土的铜钺。二里头遗址已发现青铜器约200件，包括容器、兵器、乐器、礼仪性饰品和工具等。这时期的器物一般还很轻薄，体量也很小，最高的也不足30厘米。铜器铸成后往往也不经仔细的打磨和清理。器表多为素面，仅见有较为简单的几何花纹如乳丁纹、圆圈纹和网格纹等。他们虽其貌不扬，却开启了中国青铜时代的先河。此外，在官营作坊区南部临近古伊洛河的高地上，考古队发现并发掘了一处大型青铜器冶铸作坊遗址。这是迄今所知中国最早的青铜器铸造作坊。
 

　　研究员在做动物锶同位素分析。锶同位素分析技术可以揭示考古遗存中所蕴含的古代人类生存信息。田野考古发掘结果显示，二里头遗址出土的动物遗存种类丰富，利用锶同位素分析技术探索二里头遗址出土动物的驯养方式及其来源，对于了解当时人们的生活方式、社会性质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研究员在进行碳十四测年制样。对不同文化谱系的系列样品进行碳十四精确测年，可以为探讨我国文明形成与早期发展阶段各地区的文化演进、气候变化、环境变迁、社会复杂化、经济技术的发展与变革以及区域间的交流与互动，提供可比性的年代标尺和可靠的年代学基础。
 

　　13年前，拍摄二里头遗址还需要动用吊车。如今，考古研究所已经购入了先进的航拍仪器，二里头考古队也将在今后的研究发掘中调用航拍仪器。
 

　　2005年4月，二里头考古队收工时的“全家福”。队员们或年轻生动、或写满沧桑的脸庞，见证了一项项激动人心的发现。
 

　　考古队员就是这么一页页地翻开了无字地书，让“最早的中国”呈现众人在眼前。

 

　　二里头早于郑州商城，但它究竟是夏都还是商都，又或是前夏后商，学者们长期以来聚讼纷纭，争议不休。许宏认为，对王朝更替这类带有明确时间概念、个别事件的把握，不是考古学家最擅长的。考古学家最拿手的，还是对历史文化发展的长时段观察。二里头这本无字地书刚刚翻开，相信一定会有令人振奋的新发现让考古人不断迫近历史的真实。（鸣谢：许宏 赵海涛  二里头考古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