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法国人建立了世界上最大的埃及博物馆

　　 这是一本有关考古学的经典畅销书，被译成几十种文字，受到了全世界读者的喜爱。C.W.策拉姆追寻着伟大学者和冒险家的足迹，从欧洲来到中东，又转至中美洲。当施里曼发现特洛伊，卡特开启图坦卡蒙墓室，科尔德维挖出巴比伦城，汤普森潜水寻获玛雅宝藏以及商博良破译埃及象形文字时，读者们宛如身临其境，亲历这些湮没已久的世界被揭开神秘的面纱。

　　1850年，一位大约30岁的法国考古学家登上了开罗的城头。他刚刚到埃及，就迫不及待地要登高远眺一下开罗全景，朋友们强烈建议他这样做。他不仅看到了这座城市，也看到了城市后面的一个帝国。他的知识储备丰富，目光锐利。他的目光越过伊斯兰清真寺的塔尖，落在了巨大建筑物的剪影中，这些建筑物装点着西边荒漠的边缘，他看见了逝去的世界。他来此并没有什么特别重大的任务，而从开罗城墙看到的一景决定了他的命运。


　　马里埃特于1821年出生在布洛涅（Boulogne），很早就开始研究古代埃及了。1849年他成为巴黎卢浮宫的一名助理，奉命前往开罗购置莎草纸。到了埃及后，他亲眼见到种种对埃及古物的掠夺，学者、旅行者、盗墓者以及所有无论出于何种原因踏上埃及土地的人，看起来都像是被一种“收藏古董”的瘾所擒获，就是说，去洗劫古老的建筑，将所有珍宝都带离这个国家。当地人还帮着这样做。帮助考古学家干活的工人，常常顺手牵羊地拿走小物件，然后再贱卖给外国人。许多东西被肆无忌惮地损毁。马里埃特虽然只想进行研究和挖掘，但他认识到，对于考古学科的未来而言，有一件事情比其他所有的事情都重要，这就是保留!他决定永远留在埃及，因为只有在这里他才能进行文物保护和守候，他连做梦也没有想到未来的成就。他此时也没有预见到，几年之后，他能够成功地建立起世界上最大的埃及博物馆。


　　而在从事对文物宝物的保护和捍卫之前，马里埃特，这位19世纪四位最伟大的埃及学家之一，也作出了一些考古发现。

　　发现了斯芬克斯神道和神牛阿匹斯的陵墓

　　马里埃特到埃及没多久，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引起了他的注意。无论是在那些高官达人的豪华私家花园里，还是在亚历山大、开罗和吉萨城中那些较新的神庙前，都有很显然是同样风格的斯芬克斯石雕像，就像那些文艺复兴时期的君主们也喜欢在奢华的花园里摆上希腊的雕塑作为装饰来比阔气一样。马里埃特是第一个提出问题的人：这些雕塑从何而来?谁从哪里把它们给搬来的?

　　在所有的发现中，偶然事件往往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马里埃特在走过萨卡拉的废墟场，面对阶梯式大金字塔时，又见到了一座斯芬克斯雕像。只有雕像的头部露在沙上。马里埃特肯定不是第一个看到这尊雕塑的人。但他是第一个发现了这尊斯芬克斯与他在开罗、亚历山大所见到的斯芬克斯是同样雕塑的人。这时他找到了一篇铭文，铭文的内容是呼唤阿匹斯（Apis），阿匹斯即孟菲斯的神牛，他读过的、听过的、见过的东西猛然在他的脑海中融会贯通起来，生成了充满神秘的、消失了的斯芬克斯神道的幻想图景。人们知道这条神道曾经短暂地存在过，但它所卧的地方现在已无人知晓了。他找来几个阿拉伯人，自己也亲自动铲子——挖出了141尊斯芬克斯像。

　　今天我们根据埃及夜神塞拉皮斯（Serapis）的名字，将位于萨卡拉，露在沙上面或者被埋在沙底下的陵区整体的最重要部分命名为“塞拉皮雍”（Serapeum）或者“塞拉匹奥”（Serapeion）。斯芬克斯神道将两座神庙相互连接起来。马里埃特找到这条神道时——除了保存完好的斯芬克斯像还有无数基座，基座上的“狮人”被偷盗和拆卸走了，当他将它们从永远的风沙中解放出来时，他还找到了一些其他的文物，而这些文物总是与斯芬克斯神道一起被提及：神牛阿匹斯的陵墓!这个发现使我们得以深刻地了解埃及人的某种特定的偶像崇拜形式。

　　埃及的神一直到很晚才具备人形。神在古埃及人的宗教意识中化身为符号、植物和动物。女神哈索尔生活在一棵梧桐树上，那夫提木神（Nefertem）是一朵荷花，女神奈特（Neith）被作为一块钉上了两只交叉的箭的盾牌而被尊崇。最多见的还是神以动物的形态显现。克奴姆（Chnum）神是一只山羊，荷鲁斯神是一只鹰，托特（Thout）神是一只鹮，索贝克（Suchos）神是一条鳄鱼，芭丝特（Bubastis）女神是一只猫，布托（Buto）女神是一条蛇。

　　除了这些动物形态的神之外，如能够以某种特点突出，动物本身也受到敬重。最为著名的、迄今为止在这个世界上受到最为隆重膜拜的动物是阿匹斯，孟菲斯的神牛，埃及人将其视为“普塔神（Ptah）的侍者”。

　　马里埃特站在神牛阿匹斯的坟墓前。就像高贵者的墓地一样，坟墓入口处是一处供祷告用的小房间。一条很陡的甬道通往墓坑，伟大的拉姆西斯时代的所有阿匹斯神牛都共同长眠于此。一条百米长的通道通往小墓室。坟墓的扩建一直持续到托勒密国王时期，通道加长到了350米。这是多么虔诚的膜拜!安放神牛的石棺由沉重的黑色和红色的花岗岩制成，每只都用打磨光滑，高3米多、宽2米多、长度不小于4米的整块石料制作而成。

　　很多石棺的棺盖都没有盖上。马里埃特和他的随从们只找到两个还没有毁损的石棺，棺内还有些装饰品。其他的已经遭到洗劫。什么时候?没有人知道。谁干的?盗墓贼没有名字。这就是所有埃及学家满怀悲哀和极端愤怒一再发现的墓地状况。永远移动中的沙丘，掩埋了祭祀殿、墓坑和整座城市，消除了一切痕迹。

　　将目光投向古埃及充满色彩的日常生活

　　距离塞拉皮雍不远处，马里埃特发现了宫廷官员和大地主提（Ti）的坟墓。如果说神牛墓的最后修筑工作还在托勒密时代进行，那么富有的提先生的坟墓可以算是非常古远了。当胡夫、卡夫拉和孟卡拉（Mykerinos）国王还在修他们的金字塔时，这座坟墓已经完工了。这座坟墓是死者安息的处所，它比以前任何纪念碑都更好地表现了生动活泼的直观性。马里埃特早就非常了解古埃及人的殡葬方式，所以对这座墓中除了发现各类首饰之外能够找到日常用品、丰富的画作、述说一切的浮雕也不抱太大的幻想。但从大厅和过道向他发出来的光，超越了他直到当时所有对详尽的日常生活的描绘的想象。

　　富有的提先生非常看重一点，他要把生前所使用的一切，无论巨细，死后全都带在自己身边。当然，这位富足的提先生，将自己置于展示画面的中心，他比奴隶和其他的贱民要高大三四倍，这一身体比例与他的权力、地位相应，用来强调他在那些底层人和无权势人面前的重要性。

　　但我们在经过加工整理的、线性展开的、详尽的壁画和浮雕中看到的不仅是游手好闲的富人，我们也看到进行剥麻的人、收割谷物的人、赶驴子的人、脱粒扬场的人。我们看到4500年前建造船只的场景：伐木，加工船板，搭建舱顶，手夯和敲打船铁钉（这里用的不过是现在的术语，在那个时代“铁”也就是当时的铜）。我们可以十分清晰地识别出当时用的工具，可以看出：锯子、斧子，甚至锥子当时人也都会使用。我们看见熔化黄金的金匠，看见当时的人如何对高温炉鼓风；我们也见到了石匠、石雕匠、皮匠怎么工作。

　　但我们也见识了，而且也一再见识到，提先生这样的官员被赋予什么样的权力。村官们被赶到他的府前去结账，他们被强盗们在地上拖着走，被非常粗暴地掐着脖子。我们看见排着长队向他敬献物品的农妇，看见驱赶、宰杀牲口用作祭祀的仆人。我们还通过房屋的一扇窗口看见提先生的家庭生活：提先生在用膳，提先生和夫人以及其他家庭成员；提先生在捕鸟，提先生及一家在三角洲旅行，提先生在纸莎草荡中乘船——这是最美的一幅浮雕。

　　他立于舟中，逐波而行，划桨者弓着身子，几乎压到船帮。纸莎草荡的上端是惊起乱飞的鸟群。他脚下的水中满是鱼儿和尼罗河的动物。另一只小舟在前面探路。舟上的人甩出标枪，套住河马的颈部，一头河马正撕咬着一条鳄鱼。尽管构图严谨，线条明快准确，全图所描绘的场景对我们这些今天的人来说，还是隐匿着一些可怖的东西；提先生不但行驶在密集的纸莎草荡中，他也行驶在世界所有的丛林中。

　　对马里埃特的时代而言，这些图无可比拟的价值并不在于其艺术价值，而在于这些场景向我们透露了古代埃及人的日常生活中最隐秘的细节。这些图不仅告诉我们古埃及人做了什么，还告诉了他们是怎么做的。埃及人以非常细致的，但在技术手段上还是十分原始的方式来克服生活中的物质上的困难——当时可用的只有奴隶，通过对这一切的深刻了解更加使人认识到，埃及人建造金字塔实在是太伟大了，对马里埃特那个时代来说这种成就还是个谜。    

　　在马里埃特从开罗的城墙上首次远眺古埃及帝国之后的长达八年的时间里，他在从事考古挖掘的过程中无能为力地、眼睁睁地密切关注着埃及的古董被悉数贩卖，八年后他终于完成了他一直朝思暮想的一件事：建立“埃及博物馆”，不久后他被埃及总督任命为埃及古代文物的总监管以及埃及考古工作的总监察官。

　　博物馆于1891年迁往吉萨，1902年最终落户开罗，博物馆建在距尼罗河大桥不远处，由杜尔尼翁（Dourgnon）以古色古香的建筑风格建造，这种风格在那个世纪之交是最受追捧的。这个博物馆不仅是文物的收藏地，它同时也是一个文物监察机构。从这一刻开始，所有在埃及发现的，不论是偶然找到的还是有计划发掘出来的东西都属于博物馆，个别作为荣誉礼品留赠给那些严肃的挖掘者、考古学家和学者的文物除外。马里埃特以此阻止了肆意贩卖、偷盗古董的行为，这个法国人为埃及保护了本来就理应属于埃及的东西。埃及人怀着感激之情在博物馆的前院里为他立了一座塑像。马里埃特逝世以后，他的遗体被运往埃及，葬于一具石棺中。

（原文刊于：《文汇报》2018年3月26日第8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