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山东段博格达山与古尔班通古特沙漠之间，存在着一条南北宽约60公里的绿色廊道，得益于巍峨的天山阻挡了南下的水汽，加之丰沛的冰雪融水，造就了这片狭长山前平原优越的环境气候条件，丝绸之路新北道自伊吾越天山后即穿行于此。沿着这条东西交通要道，分布着数量众多的古代城址，例如位于吉木萨尔的北庭都护府（破城子城址）、位于奇台县紧靠天山的汉代疏勒城（石城子城址）。而由北庭向东约30公里、疏勒向北约40公里，奇台县县城的东北角，同样静静地坐落着一座古城，因北墙中部耸立的巨大土墩而得名——唐朝墩。

图1唐朝墩古城遗址位置示意图

　　唐朝墩古城遗址东邻水磨河，西、南、北三面紧邻县城居民区，地处高差约10米的台地之上，2013年5月3日被公布为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这样一处位置醒目的城址，却颇有“大隐隐于市”之感。当地人说起唐朝墩，最多的反应就是早年间“遍布满地”的陶瓷片和铜钱，关于城址的年代、性质和规模知之甚少。

　　为了探寻唐朝墩古城遗址的面貌，摸清城址的形制规模、始建年代、沿用情况和文化内涵，推动唐朝墩古城遗址文化遗产的保护、展示和利用，经国家文物局批准，新疆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与中国人民大学合作，对唐朝墩古城遗址开展了2018年度的考古调查、勘探和发掘工作。本次考古工作领队为中国人民大学魏坚教授，执行领队为北京师范大学博士后任冠，参与发掘的工作人员主要为中国人民大学考古文博系研究生，包括博士生2人，硕士生16人，另有考古技师2人。

　　考古工作开始于2018年7月初，至9月底田野部分基本结束，转入室内整理。整个发掘为期近3个月，共布5×5㎡探方24个，探沟2条，完成发掘面积600㎡，清理出灰坑190余个、房址5处、水井4口、墓葬2座，出土遗物包括陶器、铜器、铁器、骨角器、石器、玉器、玻璃等，数量较多、种类丰富。在发掘的同时，对城内局部地区开展了考古勘探，并对周边包括吐虎玛克城址在内的邻近遗址进行了考古调查。

　　一、初识唐朝墩

　　2018年6月27～29日，中国人民大学考古文博系主任魏坚教授与新疆自治区文物局王卫东局长、新疆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李文瑛副所长一行赴奇台县，对唐朝墩古城遗址进行调研，并与奇台县政府有关部门领导协商合作开展考古发掘的事宜，最终敲定了唐朝墩古城遗址考古发掘的年度任务、参与人员与工作周期，并安顿好了考古发掘的驻地、食堂、交通等后勤问题。

图2魏坚教授、王卫东局长一行现场商议考古发掘事宜

　　7月5日在熙熙攘攘的北京站，考古队第一批成员10人踏上了向西的列车，7月7日中午，经过了40多个小时的长途跋涉，抵达了唐朝墩考古发掘的驻地——奇台县博物馆。奇台县各级领导与政府有关部门对本次考古工作给予了极大的支持，将紧邻城址的奇台县博物馆六楼改造为了考古基地。宽敞明亮的工作间、整齐干净的宿舍、种类齐全的生活设施，是奇台留给我们的第一印象，优越的生活工作环境，也让大家对此次唐朝墩古城的考古工作充满了信心与期待。

图3唐朝墩考古驻地走廊

图4唐朝墩考古驻地宿舍

　　7月8日，唐朝墩古城遗址的考古工作正式启动。为摸清城址的总体情况，我们首先对城址进行了全面的调查。唐朝墩古城遗址北墙保存状况较好，残高约4米，墙体宽约6～8米，中部有1处约12米见方的土墩，高约5米，土墩东西各有3处马面。西墙仅保留有西北角约80米长的墙体，可见2处马面，中间墙体被挖开，形成宽约30余米的豁口。东墙地表基本无存，从东侧台地断面上可以看到部分夯土墙基。南墙仅残存两截长约3米的墙体，其他区域均被民房所覆盖。根据现存情况来看，城址北偏西约10°，东西宽约300余米，南北长约400余米，平面形状不规则，由于周边居民曾在城内大规模挖坑取土，对城址特别是城内南部区域造成了一定程度的破坏。

　　对城址情况有了初步认识后，我们随即在城内展开了考古勘探。由于本年度项目经费并不包含勘探部分，故此次考古发掘的勘探工作均由考古队师生完成。限于时间和人力，我们主要围绕城址的结构布局、城内地层堆积情况和东墙位置等问题对城址中心区域、东北部和东侧断崖沿线进行了勘探。经勘探，在城内中心区域发现有夯土墙体，可能存在1处规模较大的建筑基址；城内中部区域地层堆积深度多为2～3米，东北部地层堆积较深，在3.5米左右；沿东侧断崖边缘发现有夯土墙体，与断崖走向基本一致。在勘探的同时，利用RTK对城址进行测量，并综合收集到的文献史料与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Corona卫星影像，我们对唐朝墩古城遗址的规模结构有了更深入的认识。

　　唐朝墩古城遗址平面近不规则长方形，东墙沿台地走势而建，城址东西宽约341米，南北长约465米，按唐代里程换算，即东西220步、南北300步（1里），规模约为唐代一坊之大小。由于光绪年间修奇台县城，从城址西南穿过，破坏了唐朝墩古城的西南区域，形成了现在不规则的平面形状。

图5唐朝墩古城遗址平面示意图

　　结合勘探情况，我们采用象限法对城址进行了整体虚拟布方，并于7月14日在城址东北角布设5×5㎡探方4个，唐朝墩古城遗址考古发掘正式拉开帷幕。7月21日，第二批成员抵达奇台，考古队全员到齐，在原发掘区增布探方5个，考古工作紧锣密鼓地铺展开来。

图6考古工地航拍图

　　二、疑惑与探寻

　　考古工作逐步推进的同时，各种问题也一件一件摆在了我们的面前。

　　首先需要面对的就是田野考古的基础——地层和遗迹的辨认。七八月份正值新疆最炎热的季节，猛烈的阳光加上本地较为松软干燥的土质，往往刚刮开的平面，转眼间已被晒的难以辨识。为了克服这一困难，我们想了许多的办法。例如使用喷壶打湿地面和剖面，以加深土质土色的区别；在发掘区架设遮阳棚，以减少阳光的直接照射。除此之外，复杂的遗迹现象也增加了工作的难度，在最早布设的9个探方中，发现了近100个灰坑，多个遗迹间复杂的叠压打破关系屡见不鲜。针对这一问题，并无捷径可取，只有通过刮面，平剖结合辨别土质土色的细微差距，一遍不行就再刮一遍。虽然过程十分艰辛，但同学们的田野考古技能在发掘中得到了很大的锻炼，理清遗迹关系后得到的喜悦感与成就感也与之倍增。

图7利用喷壶辨识土质土色

图8利用遮阳布判断土质土色

图9刮面辨认遗迹单位

图10魏坚教授指导同学划分地层

　　由于并未对唐朝墩古城遗址开展全面的考古勘探，这也致使发掘区的选址成为亟待我们解决的一个难题。既要充分利用600平方米的发掘面积，尽可能全面地增进对城址文化内涵的认识，又要考虑到工作时限，挑选堆积深度适合的区域，此外还要争取清理出较有展示价值的遗迹现象，为后期唐朝墩古城遗址文化遗产的保护、利用和展示打下基础。围绕上述几个方面的考量，我们首先结合历史卫星影像、航拍影像和地表植被情况对城址进行了全面地分析，进而对城址部分区域开展了重点勘探，最终确定了第二、三片发掘区共15个探方和2条探沟的位置。

图11技师带领同学开展考古勘探

图12城内利用RTK进行测绘

　　剩下的还有一个最严峻的问题，“唐朝墩”之名是否名副其实，换句话说，就是城址的始建和沿用年代究竟是什么，城内文化遗存的年代和属性该如何界定。虽然可以借助碳十四对遗存年代进行测定，但在发掘过程中，如何辨别不同时期遗存特别是遗物的文化面貌与特征，是发掘者必须思考的问题。由于出土遗物多为红陶和灰陶残片，完整或可复原的陶器数量较少，基本未见年代特征更为明显的瓷器，而目前学界对新疆历史时期陶器的研究较为薄弱，致使随着出土遗物的增多，上述问题非但没得到解决，我们心中的疑惑反而更深。有鉴于此，我们搜集了周边地区的考古发掘简报和报告，并对北庭都护府（破城子城址）、疏勒城（石城子城址）、交河故城和高昌故城进行了调查，着重将上述遗址与唐朝墩发掘出土遗物进行比对，以期能够从中发现些许蛛丝马迹。

　　问题与疑惑带来焦虑，焦虑促使我们思考与探寻，在这样循环往复的过程中，唐朝墩古城遗址的考古发掘一步步深入与推进，千丝万缕的线索也逐渐露出头绪。

图13考古队赴北庭都护府调查

图14考古队赴疏勒城调查

　　三、成果与收获

　　2018QTIH66的发现与清理似乎可以作为此次发掘工作逐渐明朗的一个标志。H66是一处规模较大的灰坑，平面近椭圆形，长径超过12米，横跨第一片发掘区南部的6个探方，可能为一处洼地经人工挖凿后形成的水塘堆积。该单位中出土了数量众多、种类丰富的遗物，其中既有成串的开元通宝，也有磨制精细的骨器，最重要的是出土了大量可辨器型的陶器，包括“风字砚”这样时代特征较为明显遗物，为确立唐朝墩古城遗址陶器的年代序列，提供了翔实可靠的依据。

　　由于H66的发现，我们心中的担忧与疑惑一点点散去，发掘中的收获与惊喜也接踵而至。在H66清理完毕后，我们发现了年代上早于H66的水井J3，在J3北侧台地上，存在叠压于生土上的活动面。根据出土遗物和层位关系判断，J3和该活动面的时代为唐代，是唐朝墩古城遗址内最早一期的遗存。结合探沟对北墙解剖的情况来看，城址营建于生土之上，因此城址的始建年代基本可确定为唐代。根据探沟发掘情况，唐朝墩古城建成之后，至少经历过2次补修，第一次主要使用土坯块对墙体和马面进行加固，第二次在部分坍塌墙体上重新夯筑墙体。3次修建与发掘中发现的遗存情况可基本对应。

　　至此唐朝墩古城遗址的地层堆积和年代框架已基本清晰，整个城址主要包括3个时期的遗存，以地层堆积最完整的东北角发掘区为例：①层为表土层；②、③层为第一期遗存，发现有房址F1，年代约为蒙元时期；④～⑥层为第二期遗存，发现有房址F3，年代约为高昌回鹘时期；⑥层下至生土为第三期遗存，发现有H66、J3等遗迹，年代约为唐代。因此，可以初步认定唐朝墩古城始建于唐代，沿用于高昌回鹘和蒙元时期，考虑到城址的形制和位置，结合史料记载，推测其很可能为唐代庭州所辖蒲类县县治所在。

 图15唐朝墩浴场遗迹航拍图

图16浴场烟道细部

　　除理清城址的年代序列外，本次发掘最为重要的收获之一，是在城内东北部清理出1处年代约为唐晚期至高昌回鹘时期的浴场遗迹，内部发现有较清晰的火道、烟道、支撑柱、灶址、水井等结构，风格明显受到罗马浴场的影响。由于此类浴场遗迹在国内发现数量较少，因此对于还原当时社会生活的场景，探讨丝绸之路沿线中西文化交流等问题具有较重要的学术意义。

图17清洗出土遗物

图18整理统计出土陶片

　　目前，田野发掘工作已全部结束，室内资料整理工作正在有条不紊地进行中。在清洗和整理陶片时，又有不少有趣的发现。J3内发现1块制作精美的鬼面纹陶片；H66内发现2块带墨书的陶片，上有“白米”、“十三”等字样，另有1个刻划“宾”字的陶碗；H174内发现肩部刻划五角星的红陶瓮；浴场内的坍塌堆积中发现多块带有动物脚印的红砖……

　　随着考古工作的深入，唐朝墩，这座历经千年的古城，仿若离我们越来越近，城址的“骨架”与“肌理”也在一点点的明晰，通过手铲的刮削和手指的触摸，我们已能够隐约看到古城那曾经峥嵘的岁月。

图19鬼面纹陶片

图20墨书“白米”陶片

图21带刻划五角星红陶瓮

图22带动物脚印红砖

　　四、回顾与展望 

　　唐朝墩古城遗址的考古工作得到了国家文物局，新疆自治区文物局、文物考古研究所，奇台县政府的大力支持和帮助。

　　考古队抵达奇台的第二天，奇台县马旭东书记一行便前来工地慰问，对考古队员的到来表示欢迎，并对考古发掘的配合事宜做出安排。考古工作开展过程中，马旭东书记、张峰县长、马金山副县长、人大范吉军主任、文物局杨雅丽局长等有关部门各级领导多次亲临工地，了解发掘的进展情况，并积极协助解决发掘过程中遇到的各种问题。

　　新疆自治区文物局王卫东局长、李军副局长，新疆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李文瑛副所长也多次莅临工地指导工作，特别就在新疆开展城址考古时需要注意的事项，如何在干燥气候下开展发掘，考古发掘出土遗存的保护和后期展示利用方面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意见。

　　9月8日至9日，国家文物局组织专家组，对唐朝墩的考古工作开展情况进行了检查，并就工作中的收获和问题、今后工作的努力方向开展座谈。国家文物局考古处张凌处长、北京大学刘旭教授、陕西考古研究院张建林研究员、中国社科院考古所朱岩石研究员等领导和专家高度肯定了此次发掘所做工作和获得的成果，并对今后工作提出了众多指导性的建议。

　　9月29日，在奇台县博物馆举行了“中国人民大学奇台考古与文博实习基地”挂牌仪式，奇台县余养挺副书记、自治区文保中心郭建国主任、考古研究所李文瑛副所长、光明日报驻新疆记者站王瑟站长等领导出席了仪式。仪式上魏坚教授对唐朝墩古城遗址及周边地区的考古工作做了规划与展望，也标志唐朝墩古城遗址长期考古工作的确立与扎根。

图23奇台县马旭东书记一行视察工地

图24新疆文物局王卫东局长一行合影

图25国家文物局专家组视察考古发掘现场

图26“中国人民大学奇台考古与文博实习基地”挂牌仪式

图27考古队全体成员合影

　　唐朝墩古城遗址考古发掘既是针对新疆历史时期学术研究的主动性考古发掘，也是中国人民大学研究生田野考古实习的一部分。2018年的这个夏天，在唐朝墩、在奇台县、在新疆，留下了师生们许多弥足珍贵的回忆，其中既有冒着风沙上工时的艰辛，也有雨过天晴时的美景，既有烈日炎炎下刮面时的困惑，也有一点点清理出小件时的喜悦，既有离别时依依不舍的千缕愁思，更有把酒言欢时的万丈豪情。

　　古城悠悠倚天山，黄土漫漫历千年——唐朝墩古城，已在天山北麓这条交通要道伫立了千年，见证了中原王朝对边疆地区的管辖，见证了各民族多元一体化格局的形成，也见证了丝绸之路东西文化交流的繁盛景象。城市考古绝非一朝一夕可以完成，探究唐朝墩古城遗址的文化内涵，还原古城的样貌，需要长久的耐心和持之以恒的努力，希望我们今年的发掘，能够为唐朝墩古城遗址的考古工作书写一个华丽的序章。

（本文电子版由作者提供　作者：任冠　原文刊于：《中国文物报》2018年11月2日第7版）

责编：荼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