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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良渚全考古”到“良博全展示”——以良渚博物院2018年改陈策展为例

发布时间:2018-12-20文章出处:“东南文化”公众号作者:高蒙河 宋雨晗

  良渚博物院(以下简称“良博院”)于2008年建成开放,是以良渚文化和良渚文明为展示对象的专题博物馆。2018年,为配合良渚古城遗址申报世界文化遗产,良博院重新定位为考古遗址博物馆,展示良渚考古的发现、研究、保护、利用和传承成果。

  从专题博物馆到考古match遗址博物馆,良博院的改陈升级与八十多年来的良渚考古历程以及中国考古观的变化紧密相连,因此分析解读良博院改陈升级的理念和实践,首先要从与时俱进的中国考古观的变迁说起。

  一、从中国考古观的变迁看“良渚全考古”

  2015年新版《考古学概论》指出:“考古学是通过实物资料来研究人类古代社会历史的科学。”此外,“考古学越来越重视对古代文物和古代遗址等文化遗产的保护、展示和利用”。与此相关,近年考古学科也由原来历史学的二级学科升格为一级学科,并将博物馆学、文化遗产以及文物保护等专业也都纳入到二级学科建设范畴。这类变化反映出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考古学在实践论和认识论等方面产生的新进展,形成了新的考古观。

  (一)考古工作范式变迁

  以往,考古学重点是如何发现与研究古代遗留下来的遗存,进而复原人类社会发展历史。发现、研究是考古学最为常见的科研范式,更是考古学的重要基础。

  但如果我们把视野放大,还会看到早在1961年,国务院就发布了《文物保护管理暂行条例》。1982年全国人大又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标志着文物保护的理念进一步得到强化。考古学在以往发现和研究的基础上,越来越关注包括考古遗存在内的历史文化遗产保护问题,形成了考古工作新取向。

  进而,在文物保护的基础上,又兴起了考古遗址博物馆、考古遗址公园等“让文物活起来”的合理利用方式。更为重要的是,在这个过程中还形成了“保护不是目的,利用也不是目的,真正的目的是传承”的理念。

  凡此,发现、研究、保护、利用、传承“五位一体”的“全考古模式”已经并正在使考古学进入既专注于务实求真的历史求索、又助力于社会文化发展的“全考古”时代。

  (二)“良渚全考古”模式的形成过程

  第一阶段(1936年-1985年),自1936年施昕更发现良渚遗址,到1959年夏鼐命名“良渚文化”,再到1961年良渚遗址被公布为浙江省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直到1976年良渚遗址入展“浙江省十年考古新成就展览”,良渚考古初步形成了既有考古发现和研究、又有保护和利用的格局,为“良渚全考古”的孕育期。

  第二阶段(1986年-2005年),反山王陵、瑶山和汇观山祭坛、莫角山大型宫殿基址等重要遗址的考古发掘,确立了良渚遗址群在良渚文化中的核心地位,良渚文化在中国文明起源和形成过程中的特殊地位和典型作用日渐清晰。

  良渚遗址群的重要价值得到了国家和社会的广泛关注,1996年良渚遗址群被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社会各界开始越来越多地参与到良渚遗址的保护、利用与传承工作中。既有考古发现和研究,又有保护、利用和传承的“良渚全考古”模式已基本形成。

  第三阶段(2006年—),自2006年,良渚古城及其外围大型水利系统的发现,标志良渚进入都邑考古新阶段,良渚遗产的价值得到了国内外的广泛关注,良渚遗址的利用、传承等工作同步展开。至此,通过八十多年的求真之路,最终形成既有考古发现和研究,又有保护、利用、传承的“五位一体”的“良渚全考古”模式,真正步入了“全考古时代”。

  二、从良博院发展看“良博全展示”

  从八十多年的考古历程来看,“五位一体”的“良渚全考古”模式涉及到了发现、研究、保护、利用、传承这五个范畴,它们之间既是相互独立的,又是相互关联的。一方面,通过良渚考古的发现,我们方知这一重要的史前文化,通过对该文化的研究,方知它在中华文明进程中的重要价值。在此基础上,良渚古城遗址整体格局才得到了完整、有效的保护。也为良渚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和良博院等让良渚文物“活起来”的合理利用提供了前提和基础。

  另一方面,这五个范畴之间又是互联的关系、互补的结构、互证的逻辑和互动的结果。实际上,“五边一体”的良渚模式才是良渚考古工作的业态和常态,而且越到今天这种态势越发明显,越发显示出强大的事业发展所需要的内在逻辑性和外在驱动力。良博院各时期展览展示的“前世今生”也反映出这种发展变化的全过程。

  (一)良博院的发展历程

  良渚考古成果的展示传播由来已久,其中,历经三次兴馆建院,走过了一条先是“良渚文化”专题展、后是“良渚文明”主题展、而今是将“良渚全考古”转换为“良博全展示”的展示传播之路。

  1994年,良博院的前身——良渚文化博物馆建成开放。展览定位于介绍良渚文化的发现和研究成果,展现良渚文化的内涵、特征和社会发展程度,由此传播中国“文明曙光从这里升起”的主题理念。

  到2008年,良渚文化博物馆更名为“良渚博物院”。展览不再以介绍考古学文化为目标,而是突出展示良渚文明在中国和世界同类或同时期文明中的地位,向世人全面介绍“良渚文化——实证中华五千年文明”的主题,同时,展览还把保护管理的理念和实践成果部分呈现给观众。

  再到2018年,为全面展示良渚考古成果和遗产价值,良博院以“良渚遗址是实证中华五千年文明史的圣地”为主题定位,将良渚考古八十多年来不断创新和丰富的发现、研究、保护、利用、传承的“良渚全考古”历程,特别是对2008年建院开馆十年后的最新考古成果进行了集大成式的全面展示。

  (二)“良博全展示”的展示方式

  1.全面展示良渚考古成果

  良渚考古不仅仅是发现和研究,还包括对文化遗产的保护、利用、传承等内涵。因此,为全面展示“良渚全考古”模式,我们采取了常设展厅与临时展厅、馆藏文物和非馆藏文物相结合等展览模式。

  首先,把常设展厅用于展示发现和研究与临时展厅用于展示保护、利用以及传承相结合。常设展厅点展示良渚文化、良渚文明、良渚古国在中国和世界同时期或同类文明中的重要地位等考古发现、研究成果;临时展厅重点展示良渚发现、研究,尤其是保护、利用、传承的历程、方法和理念,诠释良渚古城、良渚遗址、良渚遗产在实证中华五千年文明中的遗产价值、历史地位和文化影响。

  其次,在浙江省文物局的统筹协调和相关单位的鼎力支持下,我们汇集了良博院以及浙江省博物馆、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余杭博物馆乃至上海博物馆等机构的重要藏品,采取借展、复制等方式,遴选了更多、更典型、更能反映良渚价值的文物充实到展线上,展出文物600余件(组),比2008年的展品扩充了近一倍。

  2.全面呈现良渚文化内涵

  从1994年良渚文化博物馆建成到良博院改造升级,良渚文化始终都是展览的核心内容之一。如何把一个时代遥远又鲜为一般观众所知的考古学文化展示好,始终是策展团队着力解决的要项问题之一。

  众所周知,考古学文化对于普通观众来说晦涩难懂,并且在2008年的策展中,良渚文化尚未达到如今的社会知名度和文化影响力,策展团队主要通过良渚考古发现史中的典型事件和代表性人物来铺陈良渚文化发现和研究的过程及成果。

  此次展陈升级改造距2008年已过去了十年,良渚文化在国内外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即便如此,我们解读良渚文化依然不能只是专业陈述考古学文化命名的时间、地点和文化特征等“三要素”,还要力求做到变专业术语为通识语境,诠释良渚文化是什么、包括什么、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及其兴衰过程等观众普遍关心的问题。

  于是,我们将第一展厅全部用来展示良渚文化的考古成果。首先用通俗易懂的问题式标题“良渚遗址在哪里”和“良渚文化多久远”回答了良渚文化的时空框架问题;再以“良渚文化的来龙去脉”为题,阐明良渚文化与其他文化的源流乃至谱系问题;在良渚文化的典型特征方面,通过农业和手工业生产、衣食住行、文化艺术等展项,对良渚文化的内涵进行了多角度和全方位的展示;并将分布范围、聚落形态、城乡分化、社会进程等有形和无形的发现和研究成果进行了全面的呈现、解读和阐释。

  3.全面阐释良渚文明价值  

  良渚文化所代表的良渚文明实证了中华五千年文明史,站在中国早期历史发展进程的高度向观众更多地传递良渚文明的历史文化价值,也是这次改陈着意强化的策展目标。换言之,一个考古学文化的展示传播既要解读这个文化“是什么”的描述性问题,更要解读文化所具有的特殊历史作用和重要文化价值,阐释“为什么”的原因性问题。

  就良渚文明而言,经过与专家的多次讨论和推敲,我们在策展中总结和归纳出的良渚文明的主要特征是稻作文明、玉器文明、水利文明、城市文明、早期国家、原始文字等,并在尾厅配合展示“清明上河图”式的良渚遗址全景国画长卷和各种考古发掘报告等,进行醒目的大字标题化展示,使观众在离馆时能记住这些良渚考古的重要成果。

  4.全面解读良渚遗存信息  

  考古展览展示既不同于历史陈列,也不同于艺术品展览,后两者常以珍贵文物为主要展品。而考古成果展却有其自身的特殊性,比如良渚考古出土的石器、动植物标本等遗物,清理出的宫殿和房屋等遗迹,虽然对研究和复原良渚社会很有历史价值,但是并不属于观众认知体系内的“精品文物”,很难引起观众的兴趣和共鸣,无形中增加了展示难度。

  在传统展览中,很多出土文物的展示都是借助说明牌来标注文物的名称、时代、出土地点等基本信息,此次改陈升级把有效解读文物信息作为重要任务,对每件展品既如实呈现器物的表面特征,又深挖其背后信息,努力把考古遗址和考古成果以恰当的方式呈现出来,尽量以准确、简明、直观的方式传递给观众。

  以良博院此次改陈为例,为了将良渚文物的故事讲清楚,除了依靠器物本身或图文呈现和传递的信息,我们还采用过程性展示、功能性展示、复原性展示、对比性展示、演变性展示、场景性展示等展现方式,借助视频、3D微缩模型、艺术创作画等辅助手段,尽量多角度、全方位地解读和展示文物所经历的设计、制作、使用、废弃、埋藏的生命历程,以及承载的制度、经济、文化、艺术、科技等历史乃至考古信息。如是,希冀藉此实现“以物论史,透物见人,代死人说话,把死人说活”的历史复原目标。

  三、小结

  考古类博物馆具有极强的专业性,如何充分挖掘文物信息、展示内涵和价值,讲好文物故事,需要凭借健全的工作机制方能实现。良渚博物院此次改陈的顺利推进,离不开八十多年来相关考古单位对考古资料和信息的妥善留存,离不开考古专家对学术内容的把关指导,也离不开考古策展人对展示内容和展示效果的总体把控。考古资料留存机制、考古专家介入机制、考古策展人把控机制这三大机制在良渚博物院策展项目中的有机结合,是考古类遗址博物馆建设的一次有益探索,对我国考古博物馆的建设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作者简介:高蒙河,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教授,主要研究方向:新石器时代考古、考古地理、公众考古、考古遗址博物馆。宋雨晗,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公众考古、考古遗址博物馆。本文由作者根据原文精简,原文刊登于《东南文化》2018年第6期)

  责编:韩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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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良渚全考古”到“良博全展示”——以良渚博物院2018年改陈策展为例

发布时间:2018-12-20

  良渚博物院(以下简称“良博院”)于2008年建成开放,是以良渚文化和良渚文明为展示对象的专题博物馆。2018年,为配合良渚古城遗址申报世界文化遗产,良博院重新定位为考古遗址博物馆,展示良渚考古的发现、研究、保护、利用和传承成果。

  从专题博物馆到考古match遗址博物馆,良博院的改陈升级与八十多年来的良渚考古历程以及中国考古观的变化紧密相连,因此分析解读良博院改陈升级的理念和实践,首先要从与时俱进的中国考古观的变迁说起。

  一、从中国考古观的变迁看“良渚全考古”

  2015年新版《考古学概论》指出:“考古学是通过实物资料来研究人类古代社会历史的科学。”此外,“考古学越来越重视对古代文物和古代遗址等文化遗产的保护、展示和利用”。与此相关,近年考古学科也由原来历史学的二级学科升格为一级学科,并将博物馆学、文化遗产以及文物保护等专业也都纳入到二级学科建设范畴。这类变化反映出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考古学在实践论和认识论等方面产生的新进展,形成了新的考古观。

  (一)考古工作范式变迁

  以往,考古学重点是如何发现与研究古代遗留下来的遗存,进而复原人类社会发展历史。发现、研究是考古学最为常见的科研范式,更是考古学的重要基础。

  但如果我们把视野放大,还会看到早在1961年,国务院就发布了《文物保护管理暂行条例》。1982年全国人大又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标志着文物保护的理念进一步得到强化。考古学在以往发现和研究的基础上,越来越关注包括考古遗存在内的历史文化遗产保护问题,形成了考古工作新取向。

  进而,在文物保护的基础上,又兴起了考古遗址博物馆、考古遗址公园等“让文物活起来”的合理利用方式。更为重要的是,在这个过程中还形成了“保护不是目的,利用也不是目的,真正的目的是传承”的理念。

  凡此,发现、研究、保护、利用、传承“五位一体”的“全考古模式”已经并正在使考古学进入既专注于务实求真的历史求索、又助力于社会文化发展的“全考古”时代。

  (二)“良渚全考古”模式的形成过程

  第一阶段(1936年-1985年),自1936年施昕更发现良渚遗址,到1959年夏鼐命名“良渚文化”,再到1961年良渚遗址被公布为浙江省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直到1976年良渚遗址入展“浙江省十年考古新成就展览”,良渚考古初步形成了既有考古发现和研究、又有保护和利用的格局,为“良渚全考古”的孕育期。

  第二阶段(1986年-2005年),反山王陵、瑶山和汇观山祭坛、莫角山大型宫殿基址等重要遗址的考古发掘,确立了良渚遗址群在良渚文化中的核心地位,良渚文化在中国文明起源和形成过程中的特殊地位和典型作用日渐清晰。

  良渚遗址群的重要价值得到了国家和社会的广泛关注,1996年良渚遗址群被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社会各界开始越来越多地参与到良渚遗址的保护、利用与传承工作中。既有考古发现和研究,又有保护、利用和传承的“良渚全考古”模式已基本形成。

  第三阶段(2006年—),自2006年,良渚古城及其外围大型水利系统的发现,标志良渚进入都邑考古新阶段,良渚遗产的价值得到了国内外的广泛关注,良渚遗址的利用、传承等工作同步展开。至此,通过八十多年的求真之路,最终形成既有考古发现和研究,又有保护、利用、传承的“五位一体”的“良渚全考古”模式,真正步入了“全考古时代”。

  二、从良博院发展看“良博全展示”

  从八十多年的考古历程来看,“五位一体”的“良渚全考古”模式涉及到了发现、研究、保护、利用、传承这五个范畴,它们之间既是相互独立的,又是相互关联的。一方面,通过良渚考古的发现,我们方知这一重要的史前文化,通过对该文化的研究,方知它在中华文明进程中的重要价值。在此基础上,良渚古城遗址整体格局才得到了完整、有效的保护。也为良渚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和良博院等让良渚文物“活起来”的合理利用提供了前提和基础。

  另一方面,这五个范畴之间又是互联的关系、互补的结构、互证的逻辑和互动的结果。实际上,“五边一体”的良渚模式才是良渚考古工作的业态和常态,而且越到今天这种态势越发明显,越发显示出强大的事业发展所需要的内在逻辑性和外在驱动力。良博院各时期展览展示的“前世今生”也反映出这种发展变化的全过程。

  (一)良博院的发展历程

  良渚考古成果的展示传播由来已久,其中,历经三次兴馆建院,走过了一条先是“良渚文化”专题展、后是“良渚文明”主题展、而今是将“良渚全考古”转换为“良博全展示”的展示传播之路。

  1994年,良博院的前身——良渚文化博物馆建成开放。展览定位于介绍良渚文化的发现和研究成果,展现良渚文化的内涵、特征和社会发展程度,由此传播中国“文明曙光从这里升起”的主题理念。

  到2008年,良渚文化博物馆更名为“良渚博物院”。展览不再以介绍考古学文化为目标,而是突出展示良渚文明在中国和世界同类或同时期文明中的地位,向世人全面介绍“良渚文化——实证中华五千年文明”的主题,同时,展览还把保护管理的理念和实践成果部分呈现给观众。

  再到2018年,为全面展示良渚考古成果和遗产价值,良博院以“良渚遗址是实证中华五千年文明史的圣地”为主题定位,将良渚考古八十多年来不断创新和丰富的发现、研究、保护、利用、传承的“良渚全考古”历程,特别是对2008年建院开馆十年后的最新考古成果进行了集大成式的全面展示。

  (二)“良博全展示”的展示方式

  1.全面展示良渚考古成果

  良渚考古不仅仅是发现和研究,还包括对文化遗产的保护、利用、传承等内涵。因此,为全面展示“良渚全考古”模式,我们采取了常设展厅与临时展厅、馆藏文物和非馆藏文物相结合等展览模式。

  首先,把常设展厅用于展示发现和研究与临时展厅用于展示保护、利用以及传承相结合。常设展厅点展示良渚文化、良渚文明、良渚古国在中国和世界同时期或同类文明中的重要地位等考古发现、研究成果;临时展厅重点展示良渚发现、研究,尤其是保护、利用、传承的历程、方法和理念,诠释良渚古城、良渚遗址、良渚遗产在实证中华五千年文明中的遗产价值、历史地位和文化影响。

  其次,在浙江省文物局的统筹协调和相关单位的鼎力支持下,我们汇集了良博院以及浙江省博物馆、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余杭博物馆乃至上海博物馆等机构的重要藏品,采取借展、复制等方式,遴选了更多、更典型、更能反映良渚价值的文物充实到展线上,展出文物600余件(组),比2008年的展品扩充了近一倍。

  2.全面呈现良渚文化内涵

  从1994年良渚文化博物馆建成到良博院改造升级,良渚文化始终都是展览的核心内容之一。如何把一个时代遥远又鲜为一般观众所知的考古学文化展示好,始终是策展团队着力解决的要项问题之一。

  众所周知,考古学文化对于普通观众来说晦涩难懂,并且在2008年的策展中,良渚文化尚未达到如今的社会知名度和文化影响力,策展团队主要通过良渚考古发现史中的典型事件和代表性人物来铺陈良渚文化发现和研究的过程及成果。

  此次展陈升级改造距2008年已过去了十年,良渚文化在国内外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即便如此,我们解读良渚文化依然不能只是专业陈述考古学文化命名的时间、地点和文化特征等“三要素”,还要力求做到变专业术语为通识语境,诠释良渚文化是什么、包括什么、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及其兴衰过程等观众普遍关心的问题。

  于是,我们将第一展厅全部用来展示良渚文化的考古成果。首先用通俗易懂的问题式标题“良渚遗址在哪里”和“良渚文化多久远”回答了良渚文化的时空框架问题;再以“良渚文化的来龙去脉”为题,阐明良渚文化与其他文化的源流乃至谱系问题;在良渚文化的典型特征方面,通过农业和手工业生产、衣食住行、文化艺术等展项,对良渚文化的内涵进行了多角度和全方位的展示;并将分布范围、聚落形态、城乡分化、社会进程等有形和无形的发现和研究成果进行了全面的呈现、解读和阐释。

  3.全面阐释良渚文明价值  

  良渚文化所代表的良渚文明实证了中华五千年文明史,站在中国早期历史发展进程的高度向观众更多地传递良渚文明的历史文化价值,也是这次改陈着意强化的策展目标。换言之,一个考古学文化的展示传播既要解读这个文化“是什么”的描述性问题,更要解读文化所具有的特殊历史作用和重要文化价值,阐释“为什么”的原因性问题。

  就良渚文明而言,经过与专家的多次讨论和推敲,我们在策展中总结和归纳出的良渚文明的主要特征是稻作文明、玉器文明、水利文明、城市文明、早期国家、原始文字等,并在尾厅配合展示“清明上河图”式的良渚遗址全景国画长卷和各种考古发掘报告等,进行醒目的大字标题化展示,使观众在离馆时能记住这些良渚考古的重要成果。

  4.全面解读良渚遗存信息  

  考古展览展示既不同于历史陈列,也不同于艺术品展览,后两者常以珍贵文物为主要展品。而考古成果展却有其自身的特殊性,比如良渚考古出土的石器、动植物标本等遗物,清理出的宫殿和房屋等遗迹,虽然对研究和复原良渚社会很有历史价值,但是并不属于观众认知体系内的“精品文物”,很难引起观众的兴趣和共鸣,无形中增加了展示难度。

  在传统展览中,很多出土文物的展示都是借助说明牌来标注文物的名称、时代、出土地点等基本信息,此次改陈升级把有效解读文物信息作为重要任务,对每件展品既如实呈现器物的表面特征,又深挖其背后信息,努力把考古遗址和考古成果以恰当的方式呈现出来,尽量以准确、简明、直观的方式传递给观众。

  以良博院此次改陈为例,为了将良渚文物的故事讲清楚,除了依靠器物本身或图文呈现和传递的信息,我们还采用过程性展示、功能性展示、复原性展示、对比性展示、演变性展示、场景性展示等展现方式,借助视频、3D微缩模型、艺术创作画等辅助手段,尽量多角度、全方位地解读和展示文物所经历的设计、制作、使用、废弃、埋藏的生命历程,以及承载的制度、经济、文化、艺术、科技等历史乃至考古信息。如是,希冀藉此实现“以物论史,透物见人,代死人说话,把死人说活”的历史复原目标。

  三、小结

  考古类博物馆具有极强的专业性,如何充分挖掘文物信息、展示内涵和价值,讲好文物故事,需要凭借健全的工作机制方能实现。良渚博物院此次改陈的顺利推进,离不开八十多年来相关考古单位对考古资料和信息的妥善留存,离不开考古专家对学术内容的把关指导,也离不开考古策展人对展示内容和展示效果的总体把控。考古资料留存机制、考古专家介入机制、考古策展人把控机制这三大机制在良渚博物院策展项目中的有机结合,是考古类遗址博物馆建设的一次有益探索,对我国考古博物馆的建设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作者简介:高蒙河,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教授,主要研究方向:新石器时代考古、考古地理、公众考古、考古遗址博物馆。宋雨晗,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公众考古、考古遗址博物馆。本文由作者根据原文精简,原文刊登于《东南文化》2018年第6期)

  责编:韩翰

作者:高蒙河 宋雨晗

文章出处:“东南文化”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