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有的社会与学科环境中，怎样定义“新时代”？在新时代的语境下，如何认识文化遗产热和文博考古行业与学科的发展？如何以过往启迪当下与未来的发展？2018年2月19日，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曹兵武研究员应邀到我校进行题为《新时代文博考古的学科思考》的学术讲座，就新的发展时期文博考古行业新的形势、问题和机遇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首先，曹兵武老师从文化、社会、国家、行业等不同语境下对“时代”的定义进行了观察和阐释，并认为，经过古物——古玩——文物等阶段，如今，考古文博行业已经逐渐融入社会并进入“文化遗产时代”。这个角度相较于信息时代、后现代等概念可能偏小，但对于我们认识学科建设和理解时代特性却是非常具有启发性的。　　

　　关于“文化遗产时代” 

　　曹兵武老师指出，“古物——古玩——文物——遗产”概念与实践其实是顺延的逻辑发展的过程，“文化遗产时代”到来的标志是多方面的，他列举了“泛遗产化”现象及其引发的一系列文化遗产保护与反思的热潮，包括二战后文化遗产概念和运动的兴起、自然的文化遗产化、对无形文化遗产的重视及对其载体和知识体系的保护和重新认识，表明文化遗产意识的觉醒与发展是一个不断扩展和深化的历史过程。当前，我国高度重视文物和文化遗产工作，申报世界遗产的热情高涨，媒体和公众热衷于参观博物馆和古迹遗址，遗产节、遗产日、国际古迹遗址日、博物馆日、考古日和纪念活动等风行，说明人与历史及其遗产的关系正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  　　

　　考古学揭示的人与物关系变化及其启示 

　　人本是万物之一，在物的分类谱系中有自己特定的位置，同时，人又是一种会利用物制造并使用工具的动物，从万物中脱颖而出并成为万物的尺度（苏格拉底），这使得人与物拥有了一种特殊的关系。 

　　以考古学的角度来说，距今约250万年东非奥杜威类型的砍砸器是“人造物”的开端。奥杜威类型石器使用了大约100万年，才出现三棱尖状器或称阿舍利手斧这类多边、多角度打制加工的石器。又过了大约100万年左右，才有了预加工石核然后再比较精确地从石核上打下石器的勒瓦娄瓦的技术变革，石料利用效率大大提高，技术和打制工具的种类都有了长足的进步。到旧石器时代晚期，石片石器、石叶石器和细石器等种类越来越丰富，功能越来越复杂，并出现镶嵌、组合工具。人作为食物链上的狩猎采集者，选择一些自然动植物作为食品，并选择石料等自然物品进行加工，制造工具来满足自己的需求。技术和工具的使用对人的发展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帮助，延伸了人的生物性适应能力，补充生理进化之不足，使人可以快速适应各种复杂的环境，调整自己的生存方式，增强了人的生存竞争力。人能够在数百万年的时间里从一种热带非洲的树栖动物到广布于全球各大洲各种环境，就是因为这种自然+文化的双重适应、进化方式，使其具有高度适应性和协作、应变能力。在人类起源之初，森林退化等环境的变化迫使人类祖先擦树上下来尝试直立行走，导致生存和生活方式发生改变，随之带来的是新的食物体系、新的身体结构、协作的食物采集和狩猎方式、工具的延伸、交流的扩展、新型合作与竞争关系……，这些一直持续着的适应与进化模式对今天人的生活仍然产生着不可忽视的影响。如今，人类已经可以在世界各地生活，这并非是由于人本身的生理特性有超强的适应能力，而是人的工具、技术、创造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明使之可以突破自然和生理的局限。  

　　人能对自然物进行选取并按自己的意愿进行改造和使用，在某种程度上是将“人”和“物”分开了，也拓展了人的生物身体能力。以此为起点，人类经过的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青铜时代——铁器时代——复合材料时代，就是通过考古揭示出来的一个人类发展演变和对物的开发利用的大致过程。  

　　这其间，在距今约7万年左右与现代智人扩散大致同时，人类还开始制造用于人与人之间相互沟通、交流的艺术品、装饰品、随葬品、宗教用品、贡品、战利品、商品，以及墓葬、公共建筑等意识形态物品，使“人造物”开始有了象征、符号的功能，人通过这些物品来向其他人传达一些信息，以加强人与人之间的分工、交往与合作。之后，文化进化的速度大大加快。  　　

　　考古文博合流：文物概念出现及学科与社会体制发展 

　　曹兵武老师认为，“人工物品”从实际使用功能分化出意识形态功能是一个巨大的飞跃，但是一开始是缺乏文化自觉意识和文化反思意识的。“古玩——古物——文物——遗产”概念出现与变化的实质，则体现了人对物的反思以及人和物关系的又一次深刻变化，考古文博学科和行业的出现为研究这些内容提供了新的思路和视角。  

　　人们很早就萌生了收藏意识和收藏实践，例如妇好墓中的红山文化等早期玉器、古巴比伦的王室收藏、古罗马的战利品与古物交易等，都反映了古人的古物意识。古希腊缪斯的神庙、亚里士多德和亚历山大学园将收藏和研究、教育结合起来，都可以视为是早期博物馆的重要源头。此时的物品除了原有的使用功能和意识形态功能外，开始体现人的爱好、审美、学术研究、收藏意识等，博物馆的基因已经萌芽了。文艺复兴和工业革命之后，近代的专业化学术研究和近代公共博物馆正式登台，对古物的初步研究开始上升为专业的考古学研究，产生了新的学科范式与社会运作模式，物开始被认为是可以揭示历史的一种见证，大量的文物、藏品、展品以及人类对物的价值作用的认识与实践在博物馆里汇流，古玩意识与古物学开始进入了新的阶段。也由此，人们开始意识到要对过去进行科学保护，并对过去的文化和文明进行科学解读。从19世纪下半叶开始，考古与文保在西方各国可是成为学科并纳入公共事务，对古物的收藏、研究、保存、展示等功能扩展为文化传承和公共性社会服务。尽管此前已经有大量的历史文献记载或者神话传说，实际到此时才开始借助考古等对历史进行研究和反思。人类作为生物与文化双重适应的动物，从此具有了文化上的自觉。  

　　“文化遗产时代”的开启与反思 

　　文化遗产时代的到来，是在此基础上的一个巨大的跨越——大众开始对文物和遗产产生兴趣并且参与到保护利用传承中来。公众开始大量地看展览、旅游、参观接触文化遗产，甚至对文化遗产有了情感、观念乃至利益上的诉求。新的展示方式也给公众参观了解遗产提供了新的选择和可能，尽管大家“看”的内容实际上是学术工作处理后的结果，是有引导的“看”，但文化遗产及其价值渐渐和普罗大众关联起来，这是比之过去一个非常大的进步。这说明我们的学科发展实际上是与人类认识世界、探索世界、改造世界有密切联系的，它们参与培养了前边所说的文化自觉。 

　　进入文化遗产时代以后，人类开始对自己的文明和社会发展整体进程进行普遍性反思，并采取了很多以追求可持续发展为目标的保护传承措施，例如二战后联合国的成立尤其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组建，以及随后出台的各类遗产保护公约，就是为了遗产的共同性和文化及其多样性的重要性，倡导通过文化交流、对话和文化建设来减少冲突，希望将战争消弭于思想观念之中。  

　　学术界通常将人定义为会制造并使用工具的动物，而文化人类学认为人是自然和文化双重适应性的动物，在文化遗产时代的语境下，后者似乎更具有概括性和包容性。文化遗产概念的提出真正说明了人对自身历史、文化的普遍自觉和反思。遗产是老祖宗留下的，但没有人继承其实就构不成遗产。文化遗产的概念扩大并深化了我们与祖先、人与物的关系，也为我们认识和理解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不同文明、不同立场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媒介和基础。  

　　曹兵武老师提出，随着信息化时代的到来，人们认识世界和交流交往的方式变得更加多样。互联网已经经过人的连接发展到物的链接。文物、文化遗产的信息价值与互联网时代精神高度契合，大大丰富了物的信息化内涵，而遗产化本身是一个带有价值指向、社会关系、社会责任的整合物与人的社会化过程，其背后的推力是文化自觉、可持续发展的生态文明需求。生态文明将成为继狩猎采集、农牧、工业之后新的兼具经济基础与文化认知的新的文明形态和发展阶段。因此，在考古文博等学科所构筑的长程时空中如何面对自然之物与人工之物、客观的物和主观的物，认识它们在时间空间、形式内容、功能价值等方面的相互关系，如何构建身份标识、文化认同和文化建构的内在联系，对在生态文明的视角下和“物+人”的智慧空间中更自觉地应对自然与文化的双重进化应该有什么样的启发，都是我们在文化遗产时代语境中可以思索和探索的问题。  

　　文化遗产时代呼唤文化遗产学 

　　在讲座的结尾，曹兵武老师对目前学科发展中的公共考古学、新博物馆学以及反思性遗产理论等做了简单评论，向同学们表达了关于“文化遗产学”学科建设的初步构想，并就此问题与在场同学进行了交流。  

　　曹兵武老师指出，文博考古业已为文化遗产时代提供了概念、信息、价值、理论方法、规范等科学的基础，也有自身学科与事业进一步发展的必要性。将考古学、博物馆学和文物保护利用等学科整合成统一的文化遗产学是否可行？曹兵武老师根据自己多年工作的实践经验和所见所感提出了这一问题。在文化遗产时代的语境下，考古学揭示过去，也服务现在，博物馆正从以物为本向以人为本发展，遗产传承本身已经成为一种社会性实践。考古重在遗产信息与价值的发掘与认知，保护文物重在对遗产与信息价值的保存延续，而博物馆学则成为一种价值和文化传播的媒介，重视古往今来物人关系的建构性。因此，应围绕物的遗产化流程尝试构建贯通文化遗产的本体与信息、功能与价值研究保护利用，服务于人类历史重建、人的身份建构、民族与文化认同融合以及传承创新的整体性文化遗产学。这将是一门新的兼具理论与应用，涉及自然、人文、社会、工程和管理的跨学科综合学科。  

　　曹兵武老师认为，在遗产时代这一语境下，比较难的是遗产的保护与利用的问题，如何协调好各种现实利益，真正将保护利用传承实践建立在科学合理协调并可持续的基础之上，关键在于做好文物和文化遗产的信息、价值认知提升与功能转换创新，处理好物与物、物与人以及背后的人与人的关系，找到一种科学而又合乎人性物性的包括“生态（自然与文化生态）+业态（生产与生活方式）+心态（理念理论与精神文明认知）”的生态文明范式下的新的生存发展模式，这也是当下文化遗产学应当思考、文化遗产事业应当探索的方向。　　 

文：鲍杰瑞；图：刘云飞 

审核：曹兵武  

责编：韩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