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闽越人的居处方式，《汉书·严助传》中的淮南王安曾经断言，“臣闻（闽）越非有城郭邑里也，处溪谷之间，篁竹之中”，为“不居之地，不牧之民”。言辞之中充满着蔑视。城村汉城蜿蜒曲折的城墙和巍峨的宫殿建筑，为汉代闽越建筑史填补了空白，也给历史上对闽越文化的无知者上了生动的一课。

讲述人 梅华全（福建博物院文博研究馆员）

　　城村汉城的发现和发掘，纠正了文献记载的谬误。明代《嘉靖建阳县志》记载：“闽王城，在崇文里，地名城村……按旧志王审知筑城建寨于此。”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建阳县条也认为：“闽王城，县北三十里，相传王审知所筑。”从城址中出土的器物断代，城村遗址的遗物明显属于汉代，和五代王审知无关。

　　根据器物的特点，它们与周边广东、浙江等地汉墓出土的越族文物特征相似，再从城村古城门楼上镶嵌的“古粤”匾额，可以明确地断定这是汉代闽越国的一座古城。这就从年代和族属上明确了归属，纠正了《嘉靖建阳县志》和《读史方舆纪要》的记载错误。

　　其城市和宫殿建筑设计成就，颠覆了历史的记载。城村汉城从1958年发现后，再到1980年重新勘探和实测，证实它是一座平面近似长方形，南北城墙长约860米，东西宽约550米，周长2896米，王城占地面积48万平方米，依山傍水，营建于丘陵坡地之上的汉代古城。

万岁瓦当 

西汉陶匏壶 

陶香薰 

古村气息 王震潭 摄   

汉城遗风 陈美中 摄   

西汉玉带钩 

遗址春色 刘达友 摄

　　在城墙和宫殿基址营筑上，它沿袭了我国春秋战国以来的夯筑法。在宫殿的设计上，采用四合院的建筑形式。在高高的夯土台上，采用深埋柱的方法构建梁架结构，保证了建筑框架的稳固；在地板的构筑上，采用了花纹铺地砖和在木地梁上铺设地板的方法，避免了山地建筑的潮湿；在屋面上，铺设了大型板瓦和带有花纹的瓦当；在屋内墙壁的白灰面上，还有红、黑色的云纹彩绘等装饰。宫殿内错落有致的主殿和回廊排列，铺设讲究的天井、粗硕环回的下水管道，都证明建筑极其豪华讲究。

　　闽越族具有独特个性和强烈进取心。汉城出土的文物丰富多彩，数量众多。在出土的陶器中，除了大量的釜、罐、瓮、瓿、匏壶、敛口钵、提桶等越式陶器外，还有三足鼎、三足盘、盂、盆等汉式陶器。特别是建筑用陶中的板瓦、筒瓦、陶水管、花纹铺地砖，以及瓦片和陶器上拍印和戳印的汉字，都带有浓厚的中原文化特色。铁器和铜器中，也深深地打上了中原文化的烙印，如弓箭上的“河内工官”铭弩机，农具中的锸、斧、镢等。

　　由此可见，城村汉城的闽越文化是以本土文化为基础，在大量汲取中原和周边文化的形势下形成的。正是这种蓬勃向上的进取精神，打造了闽越文化的丰富内涵。

　　汉代是一个生产力以铁器为特征的时代，城村汉城出土的为数众多的铁制生产工具和兵器，反映出闽越虽然地处东南一隅，但已经和中原一样步入了铁器时代。在史料中我们看到：由于同汉庭交恶，吕后曾经禁止中原铁器输入南粤，导致南粤的经济和军事力量发展受到遏制，甚至因受到闽越的攻击而无力还击。从汉城出土的大量铁兵器，可以看到当时闽越军事力量不可小觑。

　　近年来，对汉城出土铁器的科学测定数据证明，除发现与中原相似的铁器外，城村汉城还发现了一些成分与中原及其他地方截然不同，而是用一种特殊冶炼方法炼制的钢质铁器，这说明闽越的钢铁器冶炼和制造技术已经超越中原，达到一个新的水平。我们在汉城元宝山等地发现的冶铁遗址，也许正是闽越冶铁生产技术存在的最好证明。

　　城村汉城考古经历一个甲子，倾注了几代人的心血，取得了巨大的成果。城址的保护和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筹备建设，正在有条不紊地推进……但是，我们对地跨闽、浙、赣、粤四省的闽越国文化的研究应该仅仅是个开始，对城村汉城的研究也只是揭开了冰山一角。无论是已经发掘清理或是尚待发掘的遗迹、遗物，都等待着我们继续去探讨、去研究。

（图文转自《福建日报》2020年3月23日第1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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