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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夏”二里头

发布时间:2019-11-01文章出处:新华社作者:汪永基
  云高气爽,秋风得意。洛水之阳的这片黄土地上群贤毕至,高朋满座。学界期待已久的“纪念二里头遗址科学发掘6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河南洛阳二里头遗址如期举行。近年来,文明探源、夏商之辩、信史疑古与“最早中国”等学术前沿之争已蔓延学界之外,数据频出,成果硕硕。二里头文化高度传播,知名度爆棚的主要原因是在中国古史中是否存在夏朝。这种疑古现象或许超出了人们的常识。
  对浩瀚的华夏文明史最常用的赞美之词莫过于博大精深与源远流长。1959年之夏,考古学家徐旭生依据《史记》在河南洛阳寻找“夏墟”时,在豫西地区偃师二里头村发现类似古代大型都邑遗址。依照“最具典型性”的夏文化特征,二里头遗址的发掘逐步显露出区别于之前史前龙山文化和之后信史中的商代文化,从而学界也开始了对二里头遗址是“姓夏”还是“姓商”的争论。
  “信史”还是“疑古”的纷争在学界长期存在,喋喋不休,各领风骚。由于夏王朝的“信史”存在对于中华五千年文明史具有承前启后的特殊地位,北京大学教授邹衡发声:“夏文化不是没有发现,而是用什么方法去辨认它”。我国“夏商周断代工程”首席科学家李伯谦教授表示:“二里头遗址为夏代存在提供了可靠物证。没有二里头遗址,我国夏商周的年代框架就拿不出来。”一语千金,以《史记·夏本纪》为历史蓝本的记述成为学界认同的主流,遗址新的发掘材料也不断得到充实和证实,二里头遗址是夏王朝部分时期的都邑。
  据古文献《竹书纪年》载:“太康居斟鄩,羿又居之,桀亦居之”。太康为大禹之孙,夏启之子,是夏朝第三代君王,因贪欲田猎,漠视民生等曾失国于东夷族领后羿八年。“少康中兴”之后,其后帝予完成了迁都计划,回到斟鄩直至夏末帝夏桀丧国于商止。史书对夏都地望斟鄩有描述记载,指明在洛阳偃师洛河岸边。史料多有记载,斟鄩以国为氏,出自姒姓,为上古八大姓之一,由舜帝赐之禹为颂治水之功德。姒姓的后代也包括费、邹、谭等姓氏,传流甚广。
  关于夏王朝的争议在学界堪有“和而不同”之风。夏王朝由夏族所创立,或由分布甚广的夏民族聚落、城邦、联盟和都邑共称而来。其向东与东夷族明争暗斗,扩张土地人口,实施教化;向西与戎狄绥靖和亲,逐步形成夏文化,在古国与方国之间突显夏文明。夏王朝据载历经14代17帝,其先后在中原嵩山、阳翟、商丘等数个地区建都立业,广域王权。在夏王朝第十代帝泄期间,正式赐封九夷各个部落诸侯爵位,或开启完成统一中原及其周边地区的王朝天下。有史载,自大禹立夏,太康帝完成“家天下”格局,止于夏帝桀,夏族为华夏文明贡献了471年。
  在著名考古学家许宏与袁靖合作编著的《二里头考古六十年》一书中,强调了对遗址出土人骨的整理、分类与研究有极大的遗憾,没有进行系统和科学的鉴定,导致相关人骨材料保存较差,人骨的形态学研究进展缓慢,对二里头遗址古代人群的体质特征和种族类型缺乏明晰的认知。在对遗址中人骨初步的体质人类学检验中,与中原地区新石器时期古代居民的体质特征较为一致,从大人种上属于亚洲蒙古人种,与现代华南地区的居民颇为近似。著名人类学家朱泓教授将这种类型命名为“古中原类型”。值得注意的现象是这种类型的居民曾经广泛分布在新石器时代的黄河中下游地区,包括考古学文化中仰韶文化、大汶口文化、庙底沟二期文化、龙山文化和陶寺文化等地区的居民中。这种现象从侧面是否反映了夏王朝与夏文化一统华夏建立广域王权的同时,不同族属的人群开始了华夏文化的认同,
  时至殷商时期,根据安阳殷墟祭祀坑和中小墓两类墓葬出土人骨形态特征分析,殷商时期中原地区人群的体质特征大致可分为四种类型:古中原类型、古华北类型、古东北类型和古华南类型。其中以接近现代东亚蒙古人种的古中原类型居民占绝对优势,这反映自夏代至殷商时期这一地区作为政治中心吸引了四面八方的人群来到这里构成了民族共同体与文化共同体。据有学者研究认为,二里头遗址所呈现的文化主体是从中原地区龙山文化基础上吸收融合周边地区文化发展而来,在考古学文化上保持了连续性。有学者认为,二里头文化是单一民族创造的文化共同体,同时呈现了多元和多层次的文化繁荣。
  著名的古史学者顾颉刚曾感慨:“河、洛之间为夏代政治中心自无疑义。所恨者,夏代史迹无文字可证明耳。”到目前为止,几代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都曾不得所以,抱憾终生。夏代有无文字的疑惑与争论已成为学界急切期待考古学新材料出现或新研究成果的出笼。曾经在全世界学术圈公认的常规中,文字的出现是文明的标志之一。为此,我国史学界及考古学界围绕文明进入的门槛争论不休,自圆其说,各有千秋。考古学家夏鼐曾有著名论述,明确指出夏文化应该是夏王朝时期夏民族的文化。由此而论,龙山文化、二里头文化、二里岗文化的遗存属于不同性质的文化,而集中代表夏文化模式的二里头文化是否会有文字形态材料出土已成为学界期待的焦点。
  有学者针对性指出,文字是记录和传达语言的文化工具,具有表形、表意、表音的功能。由于文字的起源、发生、成长与成熟经历一个很长的历史过程,因此也是学界长期关注探讨和思考的重要学术问题。二里头文化的陶文或被认为是文字,或被认为是符号,在其文化区域内多有发现,字符表达不少于64种。国家博物馆研究馆员李维明认为,这些发现的字符多见象形,也见会意,存有文辞,同时具有属地、数量、日期、祭祀等寓意,符合文字超越时间空间的记录功用特征,当属于文字,其结论是:二里头文化骨刻辞性质属甲骨文字。据知,二里头文化碳14测年经多地测试公布,其文化年代上限逐次下调近200年,大幅度压缩,使之前的新砦文化扩充其中,出现夏代纪年新的格局。
  华灯初上,秋夜已凉。刚刚开馆的二里头夏都博物馆仍然人声鼎沸,灯火通明,络绎不绝,赞声贯耳。人们流连忘返于二里头文化的氛围之中,仿佛徜徉于夏都的陶、玉、骨、铜完美组合的框架里,尽情地吸吮华夏文明的精髓,感受着夏代的一体多元之光。
责编:韩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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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夏”二里头

发布时间:2019-11-01

  云高气爽,秋风得意。洛水之阳的这片黄土地上群贤毕至,高朋满座。学界期待已久的“纪念二里头遗址科学发掘6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河南洛阳二里头遗址如期举行。近年来,文明探源、夏商之辩、信史疑古与“最早中国”等学术前沿之争已蔓延学界之外,数据频出,成果硕硕。二里头文化高度传播,知名度爆棚的主要原因是在中国古史中是否存在夏朝。这种疑古现象或许超出了人们的常识。
  对浩瀚的华夏文明史最常用的赞美之词莫过于博大精深与源远流长。1959年之夏,考古学家徐旭生依据《史记》在河南洛阳寻找“夏墟”时,在豫西地区偃师二里头村发现类似古代大型都邑遗址。依照“最具典型性”的夏文化特征,二里头遗址的发掘逐步显露出区别于之前史前龙山文化和之后信史中的商代文化,从而学界也开始了对二里头遗址是“姓夏”还是“姓商”的争论。
  “信史”还是“疑古”的纷争在学界长期存在,喋喋不休,各领风骚。由于夏王朝的“信史”存在对于中华五千年文明史具有承前启后的特殊地位,北京大学教授邹衡发声:“夏文化不是没有发现,而是用什么方法去辨认它”。我国“夏商周断代工程”首席科学家李伯谦教授表示:“二里头遗址为夏代存在提供了可靠物证。没有二里头遗址,我国夏商周的年代框架就拿不出来。”一语千金,以《史记·夏本纪》为历史蓝本的记述成为学界认同的主流,遗址新的发掘材料也不断得到充实和证实,二里头遗址是夏王朝部分时期的都邑。
  据古文献《竹书纪年》载:“太康居斟鄩,羿又居之,桀亦居之”。太康为大禹之孙,夏启之子,是夏朝第三代君王,因贪欲田猎,漠视民生等曾失国于东夷族领后羿八年。“少康中兴”之后,其后帝予完成了迁都计划,回到斟鄩直至夏末帝夏桀丧国于商止。史书对夏都地望斟鄩有描述记载,指明在洛阳偃师洛河岸边。史料多有记载,斟鄩以国为氏,出自姒姓,为上古八大姓之一,由舜帝赐之禹为颂治水之功德。姒姓的后代也包括费、邹、谭等姓氏,传流甚广。
  关于夏王朝的争议在学界堪有“和而不同”之风。夏王朝由夏族所创立,或由分布甚广的夏民族聚落、城邦、联盟和都邑共称而来。其向东与东夷族明争暗斗,扩张土地人口,实施教化;向西与戎狄绥靖和亲,逐步形成夏文化,在古国与方国之间突显夏文明。夏王朝据载历经14代17帝,其先后在中原嵩山、阳翟、商丘等数个地区建都立业,广域王权。在夏王朝第十代帝泄期间,正式赐封九夷各个部落诸侯爵位,或开启完成统一中原及其周边地区的王朝天下。有史载,自大禹立夏,太康帝完成“家天下”格局,止于夏帝桀,夏族为华夏文明贡献了471年。
  在著名考古学家许宏与袁靖合作编著的《二里头考古六十年》一书中,强调了对遗址出土人骨的整理、分类与研究有极大的遗憾,没有进行系统和科学的鉴定,导致相关人骨材料保存较差,人骨的形态学研究进展缓慢,对二里头遗址古代人群的体质特征和种族类型缺乏明晰的认知。在对遗址中人骨初步的体质人类学检验中,与中原地区新石器时期古代居民的体质特征较为一致,从大人种上属于亚洲蒙古人种,与现代华南地区的居民颇为近似。著名人类学家朱泓教授将这种类型命名为“古中原类型”。值得注意的现象是这种类型的居民曾经广泛分布在新石器时代的黄河中下游地区,包括考古学文化中仰韶文化、大汶口文化、庙底沟二期文化、龙山文化和陶寺文化等地区的居民中。这种现象从侧面是否反映了夏王朝与夏文化一统华夏建立广域王权的同时,不同族属的人群开始了华夏文化的认同,
  时至殷商时期,根据安阳殷墟祭祀坑和中小墓两类墓葬出土人骨形态特征分析,殷商时期中原地区人群的体质特征大致可分为四种类型:古中原类型、古华北类型、古东北类型和古华南类型。其中以接近现代东亚蒙古人种的古中原类型居民占绝对优势,这反映自夏代至殷商时期这一地区作为政治中心吸引了四面八方的人群来到这里构成了民族共同体与文化共同体。据有学者研究认为,二里头遗址所呈现的文化主体是从中原地区龙山文化基础上吸收融合周边地区文化发展而来,在考古学文化上保持了连续性。有学者认为,二里头文化是单一民族创造的文化共同体,同时呈现了多元和多层次的文化繁荣。
  著名的古史学者顾颉刚曾感慨:“河、洛之间为夏代政治中心自无疑义。所恨者,夏代史迹无文字可证明耳。”到目前为止,几代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都曾不得所以,抱憾终生。夏代有无文字的疑惑与争论已成为学界急切期待考古学新材料出现或新研究成果的出笼。曾经在全世界学术圈公认的常规中,文字的出现是文明的标志之一。为此,我国史学界及考古学界围绕文明进入的门槛争论不休,自圆其说,各有千秋。考古学家夏鼐曾有著名论述,明确指出夏文化应该是夏王朝时期夏民族的文化。由此而论,龙山文化、二里头文化、二里岗文化的遗存属于不同性质的文化,而集中代表夏文化模式的二里头文化是否会有文字形态材料出土已成为学界期待的焦点。
  有学者针对性指出,文字是记录和传达语言的文化工具,具有表形、表意、表音的功能。由于文字的起源、发生、成长与成熟经历一个很长的历史过程,因此也是学界长期关注探讨和思考的重要学术问题。二里头文化的陶文或被认为是文字,或被认为是符号,在其文化区域内多有发现,字符表达不少于64种。国家博物馆研究馆员李维明认为,这些发现的字符多见象形,也见会意,存有文辞,同时具有属地、数量、日期、祭祀等寓意,符合文字超越时间空间的记录功用特征,当属于文字,其结论是:二里头文化骨刻辞性质属甲骨文字。据知,二里头文化碳14测年经多地测试公布,其文化年代上限逐次下调近200年,大幅度压缩,使之前的新砦文化扩充其中,出现夏代纪年新的格局。
  华灯初上,秋夜已凉。刚刚开馆的二里头夏都博物馆仍然人声鼎沸,灯火通明,络绎不绝,赞声贯耳。人们流连忘返于二里头文化的氛围之中,仿佛徜徉于夏都的陶、玉、骨、铜完美组合的框架里,尽情地吸吮华夏文明的精髓,感受着夏代的一体多元之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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