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金秋时节，云淡风清，瓜果飘香，祖国六十华诞在即。

    中国考古网记者对我所科技考古中心主任袁靖先生进行了专访，现按“关于动物考古学”、“关于科技考古”、“关于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关于科技考古中心”和“寄望年轻学者”等五部分将访谈记录如下。

 

1989年，我有幸到日本千叶大学留学，在加藤晋平教授门下学习了4年环境考古学和动物考古学，由此改变了我的整个研究方向。……我想写一本书，叫做《与人同行》，用动物考古学的材料，从狩猎开始，讲人和动物之间的关系。

——《新京报》2006年2月16日

 

袁靖先生在动物考古办公室

 

记者：动物考古学在中国的起步、逐步成熟和不断完善是与您和其他动物考古学学者的努力密不可分的，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动物考古学取得了长足的进步，请您将当时的状况及动物考古学迄今所取得的成果向我们做一下介绍？

袁靖先生：中国动物考古研究开始于20世纪的30年代，1936年，德日进、杨钟健发表的《安阳殷墟之哺乳动物群》，拉开了中国动物考古研究的序幕，对殷墟出土的动物遗存的研究在当时的殷墟考古发掘和研究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到了20世纪50年代末，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的李有恒、韩德芬研究员在对陕西西安半坡遗址出土的动物遗存研究中，除了对动物遗存的形态特征进行观察以外，把鉴定的动物种类区分为家养的、通过狩猎获取的以及后来混入的几种，十分注意探讨动物与当时人类各种活动的关系。多年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周本雄研究员对多个不同时期不同地区的遗址出土的动物遗存进行研究，写出了不少动物考古学的研究报告。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的祁国琴研究员在研究陕西临潼姜寨遗址出土的动物遗存时，运用统计最小个体数的方法开展研究，取得了很有价值的成果。这些富有代表性的研究为我们后来的动物考古学研究奠定了很好的基础。

自20世纪的90年代开始，一批研究人员开始参与动物考古学研究，使得我们的研究队伍不断壮大，陆续发表了一大批动物考古学的研究报告和论文。中国动物考古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总结我们的成果，可以概括为以下六个方面。

（一）成立了多个动物考古实验室和教研室：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吉林大学、山东大学都分别成立了动物考古实验室和教研室，有专门的研究人员承担动物考古的研究和教学任务。各个实验室和教研室都制作了一批现生动物骨骼标本，积累了数量不等的古代动物遗存资料。

（二）发表了大量研究报告和论文：多年来，我们发表了大量考古遗址出土动物遗存的研究报告，动物遗存出土遗址的地域范围遍布全国各个省、市、自治区，时间范围从新石器时代一直延续到唐代以后。除研究报告外，我们还发表了相当数量的研究论文，内容包括探讨动物考古学的研究方法、各种家养动物的起源、不同地区获取肉食资源的方式差异、不同时空范围内的动物祭祀特征、动物在文化交流中的证据等等。

（三）开设讲座、培养研究生：自1992年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圣克鲁斯分校的吉黛纳博士在周口店举办动物考古讲座以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北京大学、吉林大学、山东大学相继给研究生和本科生开设动物考古学课程，培养专攻动物考古学研究的硕士生和博士生。另外，我们还多次在国家文物局主办的所长培训班、领队培训班及多所大学讲授动物考古研究专题课程。

（四）多学科结合开展研究：近年来，从事DNA研究的人员和动物考古研究人员合作开展研究，在探讨古代动物的DNA方面取得了重要收获。通过对古代动物的食性开展研究，也取得了有益的成果。动物考古学研究和科技考古相关学科的结合日益紧密。

（五）组织团队联合攻关：我们在2006年启动的国家科技支撑计划“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二）”中专门设立了“公元前3500年至公元前1500年动物考古研究”子课题，探讨这个时期全国各个地区的古代居民获取肉食资源的方式特征、异同及其变迁。国内从事动物考古研究的人员基本上都参与了这个子课题的研究。这是国内首次在一个明确的目标下，调动集结全国的研究力量，开展多个地区、多个时期、多个角度、多个领域的动物考古合作研究，取得了令人耳目一新的成果。

（六）中外合作，走向世界：多年来，我们出席和主持召开过多次与动物考古学研究相关的学术会议，到日本、欧美的多个国家进行学术访问并做专题讲座，在英国的Antiquity（《古物志》）、美国的Journal of Anthropological Archaeology（《人类考古学》）、Journal of Archaeological Science（《考古科学杂志》）等世界一流的考古学刊物上发表文章，向世界介绍中国动物考古学的研究成果。经国家文物局正式批准，我们和多个国家的学者开展动物考古合作研究项目，取得了不少有价值的学术成果。

 

记者：由动物考古学在中国的发展趋势出发，请您谈一下如何加强动物考古学的学科建设？

袁靖先生：要强化动物考古学的学科建设，我们设想从以下八个方面开展工作。

（一）培训研究人员，完善操作方法：国内现在从事动物考古研究的人员数量有限，一些考古发掘工地在发掘时没有科学地采集动物遗存，不少省、市、自治区的考古遗址出土的动物遗存亟待整理。我们要通过举办动物考古研究人员培训班，为各地的文物考古研究机构培训能够熟练掌握相关田野采样技术的专职人员，同时帮助有条件的机构建立实验室，培养能够独立开展动物考古的研究人员。要通过组织田野操作示范和实验室工作展示，同时举办相应的学术交流会等方式，讨论和规范动物遗存的提取、鉴定、测量、统计和分析方法，与国际上的动物考古研究方法接轨，为推动中国动物考古研究逐步深入奠定基础。

（二）编写、翻译相关参考书和工作手册：长期以来，我们可以利用的中文的动物考古研究书籍极其有限，研究人员各自利用的外文资料也不尽统一。马萧林和侯彦峰两位研究人员翻译的《动物骨骼测量手册》可以帮助大家规范动物骨骼的测量方法。我们承担的国家文物局课题《动物骨骼图谱》已经结项，届时这本图谱将列出考古遗址出土的动物遗存中常见的5种鱼类、1种爬行动物、1种鸟类及12种哺乳动物的全部骨骼，另外还有常见的22种贝类。供动物考古研究人员在鉴定古代遗址出土的动物遗存时对照，供学习动物考古的学生在上课时参考。我们还将翻译美国学者撰写的《动物考古学》一书，这本书是自上世纪90年代末出版以来在欧美最为流行的教科书，2007年又出版了第2版。希望通过这些书籍的出版，从理论上加强中国动物考古研究领域的建设。

（三）建设完善现代动物对比标本库：秉承“以今证古”的原则，鉴定古代动物遗存需要借助现代动物骨骼作为对比标本，保证鉴定的科学性和可靠性。我们各个实验室和教研室都要更加努力收集和制作现代动物骨骼标本。鉴于各类动物的种属都极其丰富，单单依靠我们几个实验室和教研室的力量很难做到面面俱到。我们除了自己努力以外，还可以借助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成都动物研究所等科研机构的标本馆的帮助，通过实物、照片、三维模型等各种形式，逐步建设和完善一个全国性的现代动物骨骼对比标本库，供国内外学者在整理考古遗址出土动物遗存时对照参考。

（四）做好动物遗存的采集和整理：鉴于在以往的考古发掘工作中往往仅是采集肉眼能够看到的动物遗存，发表的动物遗存研究报告只能建立在这些资料的基础之上，还有不少地区连这样的动物考古研究都没有做到。我们在今后全国范围内的学术发掘和与基本建设相关的发掘工作中，务必要注意全面采集动物遗存，对各个遗址出土的动物遗存开展全方位的整理，写好各个遗址的动物遗存研究报告，逐步积累各个时期和各个地区的动物遗存资料及填补空白。不断积累更加翔实、更加全面、更加系统、更加科学的动物遗存资料。

（五）做好动物考古学研究：动物是古代人类渔猎及由狩猎转为饲养的对象，是当时的肉食来源，是祭祀、随葬和文化交流的用品，是战争和劳役的工具。进入阶级社会以后，利用动物种类和部位的差异还成为不同人群等级、身份的象征。而所有的古代动物遗存，又是由于当时人的有意放置或废弃，经过长时间的埋藏，到现代被发掘出来的。因此，围绕各种家畜的起源、不同时空范围内获取肉食资源的方式、动物遗存在社会复杂化进程中的证据、不同时期、不同地区、不同阶层利用动物祭祀和随葬的特征、动物在战争和劳役中的作用、动物作为文化交流的实物、动物埋藏学等方面开展研究是十分必要的。

（六）建立古代动物遗存样品库和数据库：各个考古单位发掘出土的古代动物遗存都是属于整个中国考古学界的宝贵资料。各个动物考古实验室和教研室可以采用相互交换、或所有权不变但使用权共享的方法，广泛收集和整理全国各地考古遗址出土的古代动物遗存，按照地区、年代和种属，分门别类进行收藏和管理，为国内外学术同行开展研究提供资料，为博物馆开展全民教育和科普活动提供实物展品。在完成研究的基础上，我们应该将考古遗址出土的动物遗存的考古背景、出土状况、实物照片、测量数据等重要信息数字化，建立和不断充实中国古代动物遗存的数据库，与网络连接，为国内外学者进行比较研究提供资料。

（七）积极开展相关机构和相关学科之间的合作研究：现有的研究成果证明，动物考古与生物学、生命科学等自然科学相关学科的研究机构或研究人员开展合作，在原始创新和集成创新方面大有作为。我们要在这方面进一步加大力度，拓宽开展合作研究的机构和领域，提高合作研究的层次和水平。我们还要在国家政策和法规的许可下，积极与国外动物考古研究人员开展学术交流，了解国外的研究发展动向，欢迎国外学者参与我们的研究。同时我们也要积极参与到国际动物考古的研究中去。

（八）强化动物考古教学：不断培养学习过研究生课程的动物考古专门人才是我们的事业能够持续发展的根本保证。我们要通过给本科生和研究生开设动物考古课程，为培养专业人才或复合型人才打好基础。在培养学生的过程中，强化英语也是一个必要的训练。西方学者在动物考古领域有上百年的研究历史，在世界各地开展工作，对各个课题进行过深入研究，他们发表的许多英文文献值得我们认真阅读和思考。而要做到这一点，英语能力是必备的。我们必须从现在的学生抓起，要求他们向熟练运用英语的目标努力，鼓励他们逐步把握国际动物考古研究的动向，提高研究能力，在将来的国际学术大舞台上，展示中国文化、中国学者的风采。

 

记者：中国动物考古学或进一步讲中国考古学要走向世界，我们需要从哪些方面着手？

袁靖先生：中国考古学走向世界，是每一个学者个人研究的需要，也是研究机构发展的需要，更是国家利益的需要。从个人角度说，这样做可以在世界范围内实现自己学术研究的价值。从研究机构的角度说，这样做可以提高自身在国际学术界的地位。而从国家的角度说，这样做可以在世界范围内弘扬我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向世界展示我们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近年来，国家文物局等政府部门大大加强了对于考古学研究的经费投入，这对我们是一种鼓舞，是一种支持，更是一种鞭策。我们要珍惜这个大好时机，努力工作，刻苦钻研，为把中国动物考古研究推向深入，推向世界，贡献我们的全部力量。我认为以下六个方面都是我们需要思考的。

（一）充分认识西方动物考古学研究的优势：就像中国考古学的起步受到西方的影响一样，中国动物考古学的开创也是向西方学习的产物。我2006年曾经在英国做过4个月的访问学者，在参观访问几所大学的动物考古研究室时，我感觉到如果将双方的单个研究室相比，差距并不明显，有些方面我们还略占优势。比如我们收集的古代动物标本数量和种类就比他们任何一个大学的研究室都要多。但是从总体上看，把这几所大学的动物考古研究室的发展历程、研究力量及他们与相关研究机构的合作等综合起来，就从一个侧面明显地反映出整个欧美动物考古学研究的强大实力。他们有上百年的发展历史、拥有数百人的研究队伍；所涉及的研究地域非常广泛，除欧美以外，还包括非洲、大洋洲和西亚地区；他们的各种研究方法相当完备、仪器设备十分齐全。他们经过长期的研究，积累了相当丰富的研究成果，其中很多研究成果都具有原创性。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欧美学者凭借其强大的实力在世界动物考古学研究的领域里一统天下。

（二）客观评价西方动物考古学研究的不足：任何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西方学者的研究并非十全十美，研究地域的局限就是其不足之一。特别是他们对中国动物考古学研究的认识是相当有限的。究其原因，语言的障碍是一个重要的因素。正是由于他们对东亚地区涉猎极少，因而不能认识古代东方人类与动物各种关系的发展进程，无法开展东西方相关课题的比较研究，对于世界范围内的动物考古学研究而言，这无疑是很大的缺陷。这个问题迟早要解决，而由谁来解决还是一个未知数。我个人认为，中国学者对此应该当仁不让。

（三）发扬团队精神，开展中国动物考古学研究：中国国内现在从事动物考古学研究的人员已经超过10人，其中将近半数都有出国留学的背景。这也使我们对西方动物考古学研究的认识不断深入。中国作为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悠久的历史为我们积累了极为丰富的动物考古学研究资料，其中蕴含着古代东方文化的诸多特点，是世界动物考古学研究中不可缺少的一个重要方面。国内正在兴起的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相结合的趋势，也为我们的研究创造了极好的环境。现在，我和我的同事们正与中国科学院、吉林大学、中国农业大学等国内一流的科研和教学机构进行合作，在涉及动物考古学研究前沿的古DNA分析、稳定同位素和微量元素测试等方面开展研究。在研究中，我们要注意尽量发挥自己的优势。这些优势包括我们得到国家相关部门的大力支持，具有一支初步形成的研究队伍，比较全面地了解西方，和国内自然科学相关学科的优秀研究人员合作，使用先进的仪器设备开展研究，充分掌握中国考古发掘出土的珍贵资料等等。在此基础上，我们要有意识地加快发展的步伐，开拓创新，努力走向世界。

（四）要进一步开展对外交流：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客观地说，我们的动物考古学研究能够取得现有的成果，除了自身的努力以外，也得益于多年来的中外交流和合作研究。在这样的过程中，我们开拓了视野，学习了方法，增长了才干，取得了成果。借鉴别人的经验可以帮助我们少走弯路，学习别人的长处可以帮助我们共享人类智慧的结晶。今后我们应该继续贯彻“请进来、走出去”的方针。更多地和世界一流的研究机构和专家开展交流，学习对方的新技术和新方法，认识对方的新资料和新观点，把握世界动物考古学研究的前沿动态，参与世界动物考古学研究。

（五）弘扬中国文化，宣传研究成果：由于西方学术界多年来对中国考古学界的诸多研究一直十分陌生，他们非常希望了解我们的研究现状。我在英国多所大学做的有关中国动物考古学研究历史与现状的讲演，就普遍受到好评。出版于英国的国际考古学界的一流刊物Antiquity（《古物志》）的编辑也明确表示，他们的杂志欢迎中国学者的稿件。我们要继续在世界一流的刊物上发表英文文章，这样做既对我们文章本身的科学性、规范化都提出了新的要求，又把有关中国古代人类与动物相互关系的研究成果推向世界，让各国学者了解古代东方文明的诸多特色，并由此带动国际学术界对中国文化的关注，推动东西方文化的比较研究，在世界范围内促进研究的逐步深入。

（六）加强队伍建设，确保学科发展：我们必须加大建设中国动物考古学研究队伍的力度。鼓励现有的研究人员苦练内功，做好研究工作，为中国动物考古学的发展贡献力量，努力在国际学术舞台上崭露头角。要调整、完善国内整个动物考古学研究团队的实力，在全国范围内实现理论国际化、方法标准化、资料信息化。我们必须认识到，真正缩短中国和国际动物考古学先进水平的差距，需要几代人的努力和积累。我们要积极培养年轻人，给他们创造各种成才的机会，保证我们的动物考古学研究不断后继有人。

 

能否更加广泛、更加有效地在考古学研究中运用各种自然科学研究手段已经成为21世纪衡量一个国家考古学研究能力与水平的极为重要的标尺之一。

 

袁靖先生在哈佛燕京学院

 

记者：如何将考古学与自然科学不断融合，请您谈一下您的看法？

袁靖先生：鉴于现代考古学已经逐渐演变成一个以人文科学研究为目的、包括大量自然科学研究手段的学科。能否更加广泛、更加有效地在考古学研究中运用各种自然科学研究手段已经成为21世纪衡量一个国家考古学研究能力与水平的极为重要的标尺之一。要强化考古学与自然科学的不断融合，我认为可以从以下四方面着手：

（一）努力加强与考古学的有机结合：现在要强调的是科技考古全面、系统地参与到每项考古调查、发掘中去。即在考古调查和发掘以前，科技考古的研究人员要共同参与设计和规划，结合不同的考古实际状况制定各种切实可行的技术路线，同时要一起开展野外工作，如考古勘探工作要结合探铲钻探，大致搞清楚遗址内的布局，为合理地布方、有计划地开展发掘提供思路。在考古发掘过程中要有计划地采集碳十四系列样品，保证碳十四年代测定的科学性。要对古代遗址形成及废弃过程中的自然环境状况进行研究，认识当时人的各种行为的自然环境背景。要采集出土的人骨和动植物遗存，开展形态学、DNA分析和食性分析，科学地把握当时人的形态、基因特征及包括病理现象在内的各种信息；认识当时人的食物资源的种类、比例及获取方式，了解当时人利用动植物进行祭祀、随葬及战争的行为。要对出土的青铜器、陶器、石器、玉器、容器内的残留物及特定环境里的土壤进行各种物理和化学分析，认识有关古代人类生产工艺、原材料来源及当时人的一些行为特征等内容。上述的各项认识都可以利用输入地理信息系统，再结合考古学发掘、研究的内容，进行各种分类或综合分析。最后，以考古学研究为主线，把包括科技考古在内的多学科研究的内容有机地结合在一起，这样才能全面认识古代社会。

（二）加强学科之间的相互沟通：考古学家和自然科学家分别属于不同的学科，这些不同的学科都有各自的研究目的和方法。因此，要把科技考古研究推向前进，考古学家和自然科学家互相都有一个学习对方的过程。考古学家要认真了解自然科学家探讨物质世界的各种方法和原理，开拓研究思路，充分调动各种积极因素。而自然科学家则要注重认识考古学家是如何去解释古代社会和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的，充分利用多种仪器设备的性能，开发各种考古资料的价值。研究人员只有通过这样一个知识结构更新的过程，才能把自然科学相关学科的方法全面、有效地运用在勘探、考察、鉴定、测试、分析各种与考古相关的资料中，而这样的研究结果才能与考古学的目的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充分展现出多学科研究的学术价值。现在一些大学和科研机构已经培养或正在培养科技考古的研究生，这是一个十分可喜的现象。今后，有条件的大学还要加强对本科生的教学工作，开设科技考古的课程，系统地培养复合型人才，引导他们以新的思维在今后的田野考古中开展工作，为在全国范围的考古实践中广泛开展科技考古研究打好基础。

（三）以考古学文化和区系类型观点为指导开展研究：考古学文化和区系类型的观点可以帮助我们把对特定遗址的某个科技考古研究领域的具体看法，放到这个遗址所属的由多个遗址组成的考古学文化层面上去认识。如果属于同一个文化的其他多个遗址已经开展了这方面的研究，那么我们要把新认识和从其他多个遗址里已经得出的认识进行比较，把握他们的同一性和差异性，以求更加客观、更加全面地提出自己的认识。如果其他遗址还没有做这方面的研究，或者所做的遗址数量不多，我们则要加强这方面的研究，在属于同一文化的其他遗址开展工作。从考古学文化层面上提出的科技考古的研究结果，必须建立在对一定数量的遗址进行全面、扎实的基础性研究工作上。另外，在系统总结一个考古学文化的某个科技考古领域研究的基础上，开展不同时期、不同地区的文化与文化间的同一领域的比较研究，从中归纳它们之间是否存在连续性、关联性、变异性、差异性等，以求在全国范围内全面认识这一领域的研究结果。同样，如果其他考古学文化还没有做这方面的研究，或者做的力度和深度还不够，我们则要努力去开展这方面的研究。从全国的范围内、在大跨度的时间框架里提出科技考古某个领域的研究结果，同样要建立在对多个文化内的同类遗存进行全面、扎实的基础性研究工作上。

（四）推动考古学研究方法的创新：总结考古地层学、类型学和年代学的发展过程，可以看到这些方法的形成首先都是依据考古学实践的需要，借鉴别的学科的方法，然后在考古实践中不断完善、充实这些方法，使之逐步适应考古学的研究，成为考古学自己的方法。重温这些方法的形成过程对我们应该有一个很大的启示。我们通过借鉴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地球科学和数学的研究方法，逐步建立起考古勘探、年代测定、环境考古学、体质人类学、动物考古学、植物考古学、食性分析、古DNA分析、成分和结构分析等诸多研究领域，获得了一系列有学术价值的成果。这些成果再一次证明科技考古的应用价值，强调了考古学的科学性，增强了考古学的科技含量，显示了考古学能够全方位地对古代社会开展研究。科技考古对深入开展考古学研究是一个极大地促进，符合考古学发展的方向。科技考古的实践过程正在带动考古学方法的进一步多样化，我们要以地层学、类型学和年代学的形成及发展过程为鉴，努力做好科技考古研究，有意识地完善研究方法，积极推进考古学方法多样化的创新过程。

 

在考古学与自然科学相关学科相结合的过程中，逐步形成了科技考古这样一门学科。严格地说，中国科技考古的大发展是开始于20世纪的90年代。这集中体现在以科技部为主的国家有关部委支持的多个大型课题上。

 

记者：随着“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二）”技术与经济研究课题的顺利完成，请您谈一下本课题所取得的主要收获和重要成果？

袁靖先生：在国家科技支撑计划“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二）”支持下，我们专门设立了“3500BC-1500BC中国文明形成与早期发展阶段的技术与经济研究”这个课题，开展了农作物种植、家畜饲养、人类食性、冶金技术、陶器制作、生产工具种类、玉器加工技术以及金属和盐等重要资源的获取与利用等八个子课题的研究，综合各子课题的研究结果，我们提出以下六点认识：

（一）公元前3500年至公元前1500年西辽河、黄河及长江流域的技术状况出现了相当明显的进步：技术进步首先表现在出现了多品种农作物种植技术，这些技术可以有效地使用可耕种土地，提高有限区域内的农业生产总量，而且可以在最大程度上减轻各种自然灾害对农业生产造成的损失。其次是出现多种家畜饲养技术，这些技术提高了人们比较稳定地获取由多种家养动物组成的肉食资源的能力，帮助人们获得除肉食以外的奶等副产品。其三是出现冶金技术，开始制作铜器，而在公元前1800年至公元前1500年出现的青铜礼器由合范制作而成，这是冶金术的划时代进步。其四是陶器制作工艺技术由泥条盘筑向快轮制作转变，开始具备控制烧制气氛的能力，能够制作多种特殊陶器和原始瓷，制陶开始专业化。其五是生产工具的形制由分别具有地区性特征逐渐趋于规范化，制作石器开始专业化。其六是玉器制作技术由线切割发展为片切割，提高了制作玉器的效率。其七是采矿技术和制盐技术逐步成熟，出现对重要资源进行专门开发的迹象。农业生产技术的进步为人口增长、社会发展奠定了物质基础，而手工业技术的进步则促进了各种生产领域的专业化，公元前3500年至公元前1500年各个地区的技术进步促进了整个社会的复杂化、文明化进程。

（二）技术的进步为社会等级化的形成提供了物质保证：由于饲养技术的发展，提高了牛和羊的繁殖数量。使牛和羊除食用外，还可以作为祭祀活动中的祭品，牛和羊逐步成为高等级人物进行祭祀的专有用品，这是后来商周时期王和贵族实行“太牢”和“少牢”祭祀制度的雏形。青铜礼器、属于酒器的特殊陶器、牙璋等作为仪仗用的玉器等等都具有特殊的含义，这与当时政治或军事的权威及权力相关。这些器物的发现，说明当时的社会开始出现等级化现象。这里附带要强调的一点是西坡遗址的食性分析结果显示出规格较高的墓葬中死者的营养级要高于一般墓葬中的死者，这是两者所食用的食物种类不同造成的，也与社会出现等级化相关。饲养业和手工业技术的发展，从多种物质形态上为确立整个社会的等级制度奠定了基础。

（三）技术的进步促进了以中原地区为中心的文化交流：技术的进步推动了各个地区生产具有地域性特征的产品，促进了地区之间文化交流的发展。包括古DNA测试在内的研究表明，到公元前2000年左右，原产于西亚地区的小麦、绵羊、黄牛等均已跨过中国西北及北部地区，进入黄河中游地区。另外，在西北和内蒙古地区都发现家马存在的证据，说明家马可能也是从中国境外传入的动物。冶金术研究、陶器成分分析证实，当时几个地区之间存在文化交流的现象。西辽河流域的红山文化的玉器制作技术传播到黄河下游地区的山东龙山文化，而后又传播到黄河中游地区和长江下游地区。在多个地区都能够看到由于技术进步而带来的文化交流现象，但是相比之下，中原地区是各种文化交流最为集中的地区，这对中国文明的形成和发展也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

（四）北方地区的经济状况比南方地区发达：从北方地区考古遗址中出土的农作物种类看，包括粟、黍、稻谷、大豆和小麦。而从南方地区考古遗址出土的农作物种类看，只见稻谷。可见北方地区的农作物种类明显比南方地区丰富。从家畜种类看，北方地区包括狗、猪、牛和羊。而南方地区只见狗和猪。相比之下，不但北方地区的家养动物种类比南方地区丰富，而且在数量上也明显占据多数。迄今为止的冶金遗物集中出土于北方地区。所以，从整个经济状况看，以黄河流域为主的北方地区明显要比以长江流域为主的南方地区发达。这是中国古代经济发展的独特现象，与夏商周三代均以黄河流域为中心建国存在必然联系。

（五）黄河中下游地区以外的各个地区的经济形态随着时间推进逐步衰退或转型：西辽河流域的农业经济一直属于比较单一的农作物种植制度，到夏家店下层以后，出现明显的衰退。黄河上游地区的农业经济自齐家文化晚期开始，逐步转为游牧型经济。长江流域的农作物种植一直是单一品种，而家畜饲养长期没有发展起来，尽管在良渚文化时期养猪业有过一个快速发展阶段，但是在随后的马桥文化中又明显地出现衰退的迹象。参考对古代自然环境研究的结果，可以看到这些地区经济形态的变化和当时自然环境的变化有着密切联系。我们现在还不能明确认定是自然环境的恶化或突发的自然灾害导致了这些地区原有经济形态的衰退或转型，但是从这些地区均种植比较单一或完全单一的农作物种类看，他们很可能承受不住当时自然环境变化的压力，进而影响到整个文化的发展进程。总而言之，自公元前1800年以来，上述这些地区的经济形态都没有在保持原来状态的基础上，进一步形成可持续发展的趋势，而唯独黄河中下游地区的经济形态呈现出持续发展的态势。

（六）中原地区的经济发展状况与中华文明演进的关系十分密切：自龙山文化时期开始，中原地区出现多品种农作物种植制度和多种饲养家畜的方式，这些不但为中原地区的经济发展奠定了比较坚实的基础，也保证了中原地区可以在最大程度上减轻自然灾害对农业生产的破坏。在中原地区多个遗址中发现砷铜和青铜器，出现合范技术，尤其是到了二里头时期，出现一定数量的青铜礼器，这是中国青铜文明的最核心的标志。各种陶礼器的制作技术也相当成熟，出现原始瓷。生产工具中用于收获的石器占据较大比例，石器制作规整化。玉器制作技法有了明显提高。可见其手工业生产也出现了划时代的进步。同时还发现了冶炼遗址，并出现与盐业相关的遗存。这些都意味着中原地区在控制资源方面考虑得当。从整体上看，中原地区在农业、手工业及资源配置方面都处于强势地位。依据中原地区整个经济形态的强势及文明起源于中原地区的事实，我们可以推测中原地区的技术与经济形态对文明的起源及演进起到了很强的促进作用。当然，这并不是中华文明形成的唯一因素，但绝对是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

 

记者：从“夏商周断代工程”到“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这些大型考古工程的开展对当前中国考古，尤其是科技考古研究的推动作用，主要体现在那些方面？

袁靖先生：在考古学与自然科学相关学科相结合的过程中，逐步形成了科技考古这样一门学科。严格地说，中国科技考古的大发展是开始于20世纪的90年代。这集中体现在以科技部为主的国家有关部委支持的多个大型课题上。

比如，1997年至2000年的国家“九五”重点科研项目“夏商周断代工程”，就是由来自历史、考古、天文、碳十四测定年代等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等不同学科的专家共同完成的。项目组最后提交的简表列出了商代后期自盘庚迁殷到西周共和元年这个近500年里各个王在位的时间，提出了商代前期自汤到阳甲这300年里比较详细的年代框架，提出了公元前2070年至公元前1600年这个夏代的基本年代框架。

如果说“夏商周断代工程”中体现的考古学与自然科学相关学科的结合仅仅表现在天文学和碳十四测定年代上。那么，自2002年到2003年实施的“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预研究”则又增加了环境考古和冶金考古这样两个新的研究领域。通过这样的研究，除了碳十四测定年代又有新的进展以外，对于豫西晋南地区龙山时期的自然环境研究，对于二里头时期的冶金技术研究都有了新的认识。

自2004年至2005年实施的“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一）”则在上述三个研究领域的基础上，又新增加了植物考古、动物考古、食性分析、DNA研究、陶器成分研究、玉器和石器的工艺研究等多个新的领域，涉及到地球科学、物理、化学、生物学、数学等五个自然科学基础学科。我们的研究结果进一步确立了碳十四年代系列样品的测试方法，完善了中原地区从龙山文化至二里头文化的绝对年代谱系；复原了中原地区特定时间段里的自然环境；填补了有关当时农业、手工业等技术和经济状况研究的空白。为我们在比较精确的年代框架里，认识自然环境特征及其变迁、探讨技术和经济发展状况与文明演进的关系提供了一系列实证性的资料。

如果说“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一）”中体现的考古学与自然科学相关学科的结合虽然比较全面，但这些还是属于初步尝试，包括DNA研究在内的一些方法尚属于探索阶段。另外，整个研究被限制在中原地区和1000年跨度的时间段里，时空范围比较有限的话。那么，刚刚完成的国家科技支撑计划启动的“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二）”的研究，则具有以下五个特点。

第一是在年代学、环境考古、植物考古、动物考古、食性分析、冶金考古、陶器成分分析、石器和玉器制作工艺研究等研究方法已经开始逐步成熟的领域里，我们把主要注意力放在野外调查、采样和分析资料上：由于此次“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二）”的研究范围扩展到西辽河流域、包括中原地区在内的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研究的时间延伸为2000年的跨度。因此，我们运用科学的方法对各个门类的数量极为丰富的原始资料进行分析，提出了一批带有原始创新和集成创新意义的成果。

第二是继续开辟新的研究领域：此次“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二）”新增加了推广地理信息系统在考古学研究中的应用课题。进一步拓宽了考古学与自然科学相关学科相结合的范围。我们做到了在实施“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一）”的过程中做到的那样，在新增加的研究领域里取得新成果，同时，进一步建设、完善新的研究方法。

第三是加强与自然科学相关学科中一流研究机构的合作：比如我们这次实施的古代家养动物的DNA研究，就是和吉林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古DNA实验室、中国农业大学农业生物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合作进行的。在“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二）”的实施过程中，逐步搭建出多个全国性的考古学和自然科学相关学科相结合的研究平台，努力做到了让一批最优秀的人员用一系列最先进的技术研究各种最珍贵的资料。获取有科学依据的考古学研究成果。

第四是加强国际交流：我们此次专门邀请了美国哈佛大学、加州大学、英国伦敦大学、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等世界一流学校的多位著名研究人员参与“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二）”的研究。在这次合作研究中发挥那些外国研究人员各自的学术优势，做到中外学者共同努力，一起为探讨中华文明的起源和发展过程，在世界范围内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贡献力量。

第五是加强对研究生的培养：这次参加我们这个项目的博士生和硕士生人数超过30人。所属学校包括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北京大学、北京科技大学、中国科技大学、中国农业大学、吉林大学、山东大学、南京大学、兰州大学、西北大学等等。通过这次“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二）”的实施，逐步建设起一支研究生人数占有一定比例的科研队伍，保证了我们包括科技考古在内的考古学事业后继有人。

第六是科技考古方法论的建设卓有成效：我们通过此次执行国家科技支撑计划项目，在考古勘探、年代测定、环境考古、人类学研究、动植物考古、物质结构、成分和工艺分析、数字化技术在考古学中的应用等方面，尝试着总结、归纳科学地勘探、纪录、取样、鉴定、测试、分析和统计等操作规范。和全国广大科技考古工作者一起，努力做好科技考古方法论的建设工作。这可以当前正在开展的全国文物普查、三峡工程、南水北调工程中的考古学调查和发掘工作取得更大的收获贡献力量。可以为中国考古学的调查、发掘和研究水平向世界一流迈进贡献力量。

我们认为，科学技术方法和手段在考古学中的逐步推广，正在给中国考古学带来一场革命性的变化。我们相信，有科技部、国家文物局和有关部委的正确领导，有我们广大考古工作者和科技考古工作者的努力探索，通过加强考古学与自然科学相关学科的紧密结合，进一步提高考古学调查、发掘和研究中的科学技术含量，考古学运用的技术方法就会越来越科学，考古学提取的信息资料就会越来越丰富，考古学开辟的研究领域就会越来越广泛，考古学获得的研究成果就会越来越精彩，考古学的明天就一定会更加灿烂辉煌。

 

从1997年起，我担任了社科院考古所考古科技实验研究中心主任。今天的科技考古中心具备考古勘探、年代测定、树轮分析、环境考古、体质人类学、考古照相等12个部门，其中很多部门属于新的研究领域。

——《新京报》2006年2月16日

（考古科技中心将）逐步参与世界上科技考古的前沿研究，力争在5年之内，将考古科技实验研究中心建设成为整个东亚地区一流的科技考古的研究平台、培训中心、标本库、资料库和数据库，逐步发展成为世界一流的科技考古部门。

 

袁靖先生在延安干部学院

 

记者：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考古科技中心（以下简称中心）在中国科技考古研究中处于领先地位，这是否已达到您任中心主任之初的设想？请您介绍一下中心所取得的丰硕成果？

袁靖先生：在1995年创建中心时，我们的目标就是要推动考古学与自然科学相关学科的紧密结合。在后来几年的实践过程中，我们又把这个目标进一步明确为三个方面。那就是：第一，要在考古勘探、年代测定、环境考古、体质人类学、食性分析、植物考古、动物考古、物质结构和成分分析、计算机技术在考古中的应用、文物保护和修复、实验考古、考古绘图等领域里做好工作，提出新的认识。第二，要在上述领域里逐步建立一系列适合中国考古学发展的方法和标准，做到规范化、科学化、国际化。第三，要在国内和国际上同类研究的一级刊物上发表文章，宣传我们的研究成果。

多年来，中心先后被确定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重点扶持学科、重点学科和重点研究室。中心拥有一批活跃在国内外学术前沿的专家学者，主持完成过几十项省部级以上课题，出版了一批具有开创或完善学科建设价值的专著，用中文、英文、日文在国内外的核心期刊上发表过大量具有创新性的论文，获得多项省部级以上奖励，已经建成系统规范的标本库、资料库和数据库，《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和《中国文物报》对中心的研究都做过多次专门报道。多年来，中心一直在全国范围内运用科技方法开展考古学研究，为推进中国考古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我们所取得的重要成果主要表现在以下五方面：

（一）研究成果的创新性：中心的研究人员编著的多部专著和论文集或具有开创性，或完善了学科体系。例如，《胶东半岛贝丘遗址环境考古》是中国第一本区域性环境考古研究专著，首次系统地阐述了中国环境考古学研究的目标、理论、方法及胶东地区的古代人地关系。《科技考古（第一辑）》全面展示了中心在科技考古各个领域取得的优秀成就，11位中国科学院院士和11位考古学家专门为此撰文，在全国考古学界引起了很大反响。《科技考古（第二辑）》是中国第一本探讨中原地区技术、经济状况与文明起源互动关系的文集，填补了国内多年来研究史前时期技术与经济方面的空白。《考古与地理信息系统》是中国第一本将GIS的各种分析运用到聚落考古研究之中的创新之作。《考古测绘、遥感与GIS》是中国第一本关于考古空间信息技术方面的教材，已被多所大学考古专业采用。

中心历年来发表论文及研究报告有350余篇，其中相当数量是在国内外的顶尖杂志上发表。这些文章涵盖科技考古的各个领域，或是多种科技方法在考古学研究中的首次运用，例如，遥感考古和地理信息系统、碳十四系列样品测定、树轮分析和木材鉴定、浮选法、食性分析、人骨小变异和病理分析、残留物分析等；或是系统探讨了考古学界一直关注而未能解决的诸多问题，例如，完善了史前和夏商周年代框架，探讨了中华文明起源与各地环境变迁之间的关系，解释了人类体质特征变化与经济模式和营养健康状况之间的关系，揭示了中国北方旱作农业和南方稻作农业及多种家养动物的起源和发展过程，分析了商周时期青铜器铸造技术演进与社会发展之间的互动关系，阐述了古代文化交流的方式与途径，研究了与中华文明进程相关的诸多重大问题。

（二）致力于中国考古学方法论的建设：当今的考古学已经逐渐演变成一个以人文科学研究为目的、包括大量自然科学研究方法的学科。中心一直致力于在全国范围内建设系统的科技考古理论和方法，强调自然科学相关学科与考古学的有机结合，利用中心全面的学科优势，通过授课、合作研究等方式，努力推动遥感考古、考古地理信息系统、年代测定、树轮分析、环境考古、人骨研究、动物考古、植物考古、化学分析、冶金考古、陶瓷考古、计算机图形图像学等一系列科技考古新方法在全国考古学界的应用和推广，开拓了传统考古学无法涉猎的多个研究领域，获取了传统考古学无法得到的大量信息，极大地提高了整个国家考古发掘、研究的效率和精确度。在夏商周断代工程、文明探源工程、指南针计划等国家重大科研项目的实施过程中，中心在方法论上起到了指导性的作用。中心在标准化建设方面也发挥了积极作用，建立了数个领域取样和研究的规范，获得国家文物局与考古学界的认可。方法论的创新推动了整个国家的考古学研究进一步走向科学化和规范化，也为中国考古学研究与国际考古学界发展的接轨提供了保证。

（三）参与国际学术交流，在世界范围内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中心的研究人员努力把最新的中国科技考古研究成果推向世界，在美国、英国属于SCI和SSCI的杂志上发表8篇英文文章。如作为第一作者在Antiquity（《古物志》）上发表4篇，在Journal of Anthropological Archaeology（《人类考古学》）、Journal of Archaeological Science（《考古科学杂志》）和Dendrochronologia（《树轮年代学》）上分别发表1篇，Science（科学）上专门报道1篇；作为合作者在Science（《科学》）上发表2篇；作为第一作者在其他英文杂志和论文集上发表8篇，作为合作者在其他英文杂志上发表论文4篇；还在日本考古学界的一流刊物上用日文发表多篇论文。

中心的多位研究人员多次到美国、英国、法国、希腊、墨西哥、日本等国的科研、教学机构做访问学者，参加各种国际学术会议，分别主持过植物考古和动物考古的国际学术会议，和多位国外学者合作开展多个课题研究。

（四）承担多项省部级以上课题：中心十多年来通过竞争，承担了包括国家科技攻关计划、国家科技支撑计划、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课题、国家文物局课题等省部级以上课题以及中外合作课题共计42项，累计资助金额1162万元。在国家“九五”重点科研项目“夏商周断代工程”中，中心承担了大量常规碳十四年代的测定工作，为顺利完成60年来首个以国家工程的形式开展的多学科交叉研究任务做出了重要贡献。在之后开展的“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各个阶段（2000年－2008年）的研究中，中心都是项目得以顺利开展的重要支柱。如在已经顺利结项的《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二）》的全部4个课题中，中心主持1项、参与主持1项、参加另外2项，成为在国内众多考古文博研究、教学机构中承担任务最多的一个研究室级别的部门。

（五）获奖情况：中心在发展过程中不断地得到国家和学术界的认可，历年来中心的研究人员获得的各种省部级以上奖励或行业的全国性奖励有18项。如“政府特殊津贴”、“全国留学回国人员先进个人”、“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全国优秀博士后”、“中国社会科学院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中国第四纪青年科学家奖”、中国社会科学院授予的“优秀科研成果奖”、国家文物局授予的“田野考古奖”、中国文物报评选的“最佳考古发掘报告”、“全国文博考古十佳图书”、“全国文博考古最佳文集”等。

 

记者：您对本中心未来发展的定位如何？您为此有何长远的规划和想法？

袁靖先生：关于本中心今后的进一步发展，我们的设想可以概括为进一步加强科技考古各个领域的学科建设，培养一流的科技考古学术带头人和中青年学术骨干，制定重点研究内容，建立规范的研究方法，开展重大课题研究，坚持创新意识，扩大中心内部各个研究和技术领域之间的横向联系，加强与国内从事科技考古研究的部门和人员的合作，与国际科技考古界广泛建立联系，丰富、深化考古学探讨整个古代人类社会的研究内容，促使考古调查和发掘过程中的自然科学相关学科参与和整合研究进一步系统化、科学化、标准化、制度化，在国内考古学界起到典范的作用。逐步参与世界上科技考古的前沿研究，力争在5年之内，将考古科技实验研究中心建设成为整个东亚地区一流的科技考古的研究平台、培训中心、标本库、资料库和数据库，逐步发展成为世界一流的科技考古部门。具体措施可以概括为以下四个方面。

（一）明确学科发展定位：强调自然科学相关学科与考古学的有机结合，利用中心学科全面的优势，努力推动一系列科技考古新方法在全国考古学界的应用和推广，继续开拓传统考古学无法涉猎的研究领域，获取传统考古学无法得到的重要信息，提高整个国家考古发掘、研究的效率和精确度。

（二）确立主要研究方向和研究领域：立足于田野考古，通过对考古发掘和调查获取的人工遗物和自然遗物应用自然科学的方法和手段，测定遗址的绝对年代，研究自然环境变迁和人类生活方式演进的关系，分析古代人类的体质特征、血缘关系和食物结构，认识家养动物和栽培植物的起源和发展，探讨陶器、金属器制作工艺的发展过程，开展遥感、物探等各种勘探技术和地理信息系统在考古中的应用。

（三）加强科研队伍建设：主要是完善考古勘探、年代测定、树轮分析、环境考古学、体质人类学、动物考古学、植物考古学、物质结构和成分分析、食性分析、考古绘图、考古照相等11个部门的科研队伍，力争建立古DNA研究实验室。另外，根据课题的需要，定期聘请国内外的客座研究人员。加强与国外科研机构的合作，对双方共同感兴趣的课题开展研究。

（四）推进科研手段现代化：2008年和2009年，中国社会科学院通过财政部给我们争取到1300多万元的设备购置费。我们要利用国家大力发展科技考古研究的好机会，认真做好调研工作，购置或更新中心开展科技考古研究所必需的各种设备。建立各个研究部门的数据库，提高信息化、网络化、数字化装备水平。

 

（马克思说：）在科学上没有平坦的大道，只有不畏劳苦沿着陡峭山路攀登的人，才有希望达到光辉的顶点。我在这里再次用这段话和年青人共勉。

 

记者：现在，越来越多的年青人已投入到考古的队伍中来，您对他们有何期望和建议？

袁靖先生：与我们当年参加考古工作相比，现在参加考古工作的年青人在各个方面都要比我们那时好。我相信他们今后的发展一定会比我们这一代人更加优秀，为考古事业做出更大的贡献。我建议他们是否考虑做到以下三个方面。

（一）改善知识结构，成为复合型人才。考古学发展到今天，在发掘过程中提取的信息越来越丰富，在研究过程中涉及的领域越来越广泛，希望年青人能够跟上考古学发展的趋势，完善自己的知识结构，开拓自己的研究思路，找准适合自己发展的研究方向，以创新的意识要求自己，收集各种新的资料，用好各种新的资料，以新的视角面对过去的资料，以新的思考梳理过去的资料，真正拿出实实在在的研究成果，为把考古学研究逐步推向深入贡献自己的力量。

（二）熟练掌握外语，做好中外交流。国外学者的研究有许多独到之处，我们不能单纯地依靠别人翻译成中文的方式来认识他们的观点和理论，要争取做到能够阅读原版的外文书籍和文献，听懂他们在国际学术会议上的学术报告，提高自己的认识。另外，我们的研究成果也有走向世界的必要，我们也不能等着别人来帮助自己走向国际学术界。在世界范围内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是我们每个研究人员义不容辞的责任。要做到这两点，努力提高自己的外语水平是很重要的。

（三）刻苦努力，做好研究。年青人现在各方面的条件都比我们当时要好，但是年青人现在面临的挑战也比我们当时要多，要在这样的环境中胜出，刻苦努力是不可或缺的。我在我们编辑的两本《科技考古》专辑中都引用过马克思的话，在科学上没有平坦的大道，只有不畏劳苦沿着陡峭山路攀登的人，才有希望达到光辉的顶点。我在这里再次用这段话和年青人共勉。

 

（记者：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吕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