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1974年以来，您长期在田野主持考古发掘工作，主持发掘了若干重要古代遗址，其中西藏拉萨曲贡遗址和青海民和喇家遗址先后被评为全国重大考古发现项目，在川、滇、藏地区的工作为建立区域史前文化发展序列，特别是为探索西藏高原原始农牧文明与早期冶金术的起源，作出了一定贡献，填补了中国考古学研究的地域空白。您能谈谈您数十载田野发掘的经验和体会吗？您致力于史前考古研究，《拉萨曲贡》、《临潼白家村》获得优秀成果奖，您能谈谈您的研究体会吗？

 

    王仁湘老师：田野考古很刺激，也很辛苦，偶尔见到一块陶片一件石器，都会让我们兴奋不已。我经历过一些调查与发掘，走了许多地方，但工作不算做得多的，还有不少同龄人的工作量比我大，也比我用功。有些发现如曲贡和喇家，也许更多靠的是运气，发现重要与否并不能显示水准高下。我的运气也真的是不错，在主持过田野考古工作的四川、云南、西藏、青海和内蒙地区，都至少有过一项我认为是比较重要的发现。当然所有调查与发掘，都是与同行合作的结果，本所与我有过合作经历的同仁应当不下30位，他们给了我许多无私的帮助，这是我的荣幸。《拉萨曲贡》和《临潼白家村》等考古报告也都是集体成果，体现了大家的智慧。

    对于考古发掘项目而言，我觉得课题设计的目标要明确，要解决什么问题，一定要做到心中有数。当初去西藏开展工作，那是填补空白，相对可能简单一点，开始调查范围较宽，但最后选定的目标是拉萨城郊外的曲贡。结果不仅了解了高原腹心地带的原始文化面貌，而且揭露的是农牧结合的土著文化，又找到了早期冶金术出现的证据，收获超出预期。在青海也是在广泛调查基础上，几经取舍之后才确定发掘喇家遗址。喇家所在的区域为一小盆地，古文化遗址分布密集，便于建立考古学文化时空架构，也便于开展区域聚落考古研究；又因为以往考古中对齐家文化墓地关注较多，居住址的揭露做得较少，而喇家正好可以弥补不足。结果不仅发掘出成群的窑洞式居址，而且清理出震撼人心的地震灾难遗迹，提升了环境考古的价值，收获也是大大超出预期，而且社会关注度也非常高。

    我的学术视野，主要在史前考古研究。除了发掘与调查，也进行过不太系统的综合研究。我用力较多的问题，主要限于精神与文化范畴。当然更多的是以晚近的资料臆想史前的情景，体现出一点人类学色彩。这样的努力在过去是不受欢迎的，现在的氛围约略有了些改善，所以前不久我才有勇气为“百年中国考古人类学民族学文库”选编了一卷《中国考古人类学百年文选》。人类学将考古学当作胞族，都是研究人的学问，彼此断不该排斥的，看着当代中国考古学中人类学色彩渐为浓厚，有一种特别舒展的心境。

    另外，在研究中似乎倾力更多的是一些个案研究，为了详尽地占有资料，反复翻检书刊，做出大量手绘卡片，耗去了许多的时光。现在想起来，那个功夫下得很值，也只有在少壮年代才有那个劲头，如今再要做成那些事是万不可能了。

 

    记者：您着力研究中国边疆地区考古学文化，边疆地区具有重要的研究空间，我们想知道，在研究边疆地区的同时，将中原地区与边疆地区文化互动结合起来，是否会有更大的研究领域？

 

    王仁湘老师：虽然从1989年在西藏地区作考古调查，我就算开始从事边疆地区考古研究了，真正在较大范围关注边疆考古，则是2001年担任边疆民族考古研究室主任以后。这些年来走了海南、两广、云贵、青藏、新疆、内蒙和东北，尤其是云南数千公里的边境考古调查，大开了眼界。有了这样开阔的领域，不仅接触到许多珍贵的资料，研究中更便于南北贯通、东西对比，可以找到不少新的课题线索来。

    在学术研究中，我还因为有在中原工作的基础，所以又可以多出一个层面的思考。我提出边疆考古不仅要研究边疆的课题，还要由边疆看中原，将中原与边疆对照起来研究。为此多次组队到中原考古基地考察，不仅学了工作经验，也感受了中原文化的磅礴气势。我的体会是，中原考古的深入有赖于边疆考古的发展，而边疆考古水准的提升也离不了中原考古的示范作用。

    中原与边疆考古学文化是互动发展的，所以我们考虑到了用学术的互动来研究中原与边疆古代文化之间的互动。我特别注意到游牧文化对于农耕文化产生的影响，感觉这种文化互动是中国古代文化发展的基调。进入到青铜时代，游牧文化成熟起来，羊和马的传入让游牧文化插上了翅膀。三代文明受到过蒙古利亚人种和汉藏语系内部的一些游牧民族的入侵，商代就有来自西北方的游牧民族的频频入侵，西戎北狄构成了黄河流域文明的主要威胁。在这样的威胁下，周王室不得不东迁洛阳，北方列国不得不修筑坚固的长城，秦始皇统一后不得不连筑万里长城。有的研究者认为，秦汉帝国是游牧民族与农耕世界冲突、融合的历史结果，这是一个不容忽视的观点。到了后来，历史前行的方向依然没有明显改变，即使是强大的汉唐时代，还有宋明时代，中原农耕文化依然要面对来自北方和西方游牧文化的入侵，在一定意义上说，两种文化的碰撞与融合成为了历史的主动脉。面对骠悍的游牧文化，柔弱的农耕文化不断融入游牧文化血液，也不断强盛起来。农牧文化互动，是古代文明演进的历史模式，也是一个通例，这种互动不仅是文明形成的动力，也是文明进化的动力。在过去的考古研究中，我们对游猎与游牧文化的研究重视不够，不论调查与发掘工作都显得比较薄弱。进一步推动边疆地区考古研究，反过来对中原地区的考古研究也一定会有所促进。用学术的互动，来研究古代两大文化的互动，新研究成果是可以期待的。

 

   洞 穴 考 古

 

 

    记者：边疆地区涉及古代不同的环境、种族、文化类型，不同的心理趋向（文化传统），来自各方面不同文化的交流与碰撞，应该是一种多维的视野，您认为边疆地区考古研究应该注意哪些问题呢？如何将更多的信息纳入到我们的研究中来？

 

    王仁湘老师：边疆是个比较特别的范畴，边疆考古也是个特别的范畴。边疆古代和现代多为少数族聚居区，边疆考古可以看作是民族地区考古。从广义的层面上看，一切地域的考古，都可以称为民族考古。因为任一考古遗存都应当是属于某一民族的历史遗存，而不能说仅是边疆少数族地区的考古研究才是民族考古，而中原地区的考古就不能称作民族考古。但是就中国的情形而言，所谓的民族考古是将主要居住在内地的汉族排除在外的，如果我们说的民族考古其实指的是少数族地区考古，而少数民族又大体都是居住在边远地区，可以更明确地称之为“边疆民族考古”。我们研究室现在的名字正是“边疆民族考古研究室”，民族考古，正是特色所在。当然民族考古与“民族考古学”，两者并不能简单地划等号。

    相对于内地来说，边疆民族考古尽管还有不少空白与缺环，但取得的成果也是相当丰硕。边疆考古越来越受到关注，人们对边疆民族地区古代文化的发展有了更深入的认识。边疆地区古代文化发展虽然不平衡，但远比过去人们估计的水平要高得多，边疆古代民族对中原文明的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对中外文化交流做出了很大贡献。边疆民族考古以其目标与方法而言，与内地考古并无本质区别，却也并非是一点区别也没有。主要的区别是有边疆的特点，有民族的特点，各地各族的考古学文化体现有独特的面貌。另外边疆民族考古涉及的范围更广，它要面向内地，还要关乎境外，边疆是历史上中外文化交流的中转站。

    从事边疆民族考古的学者，在素质上更高的要求，要知晓中原，要了解边疆，要了解民族，也要了解周边国家的考古学文化。

 

    记者：最近两年，边疆考古研究中心引进了多位专门性研究人才，在人员配置上更加完备。您对边疆中心未来的工作有什么设想？

 

    王仁湘老师：就边疆考古中心来说，在我国如此广袤的边疆地区开展工作，我们最缺乏的是人才。最近研究人员充实了好几位，而且都是学有所成的博士，现在差不多成了全博士阵营了。学术研究有了这些朝气蓬勃的后来者，众人拾柴火焰高，成批新成果是可以期待的。

    人员充实后，我们除了提升一些老阵地的工作，还将寻求一些新的学术生长点。博士中有的出自本土，也有的出自欧美，他们的视野比较开阔，后生可畏。

当然，即便人员再多一点，多到几十人上百人，可能还是觉得不够用。为此对边疆考古的布局还需要论证，要设计好中短期课题，要保重点，要出成果出人才。此外还要联络相关研究部门与学校，开展经常性交流，开展合作研究。

    我们的工作重点区域是边疆，但也要关联到相邻国家的考古，现在已经开始做出规划，准备组队出境开展考古工作。当然最先考虑的是解决古代中西文化通道上的一些紧迫课题，我希望三五后内会传来捷报。

 

古 镇 来 客

 

 

    记者：史前彩陶与陶器纹饰研究是您的研究主要内容之一，您不同于多数学者对彩陶的研究视角，是不是和您有美术功底有关？这对您的研究取向有什么影响吗？

 

    王仁湘老师：我学习作彩陶研究，开始于二十多年前，但感到收获比较大的只是在最近十年，特别是这两三年。彩陶的研究，我觉得至少需要从三个方面入手，可以由考古学、艺术史、文化史和历史学层面作整体的阐述。

    考古学家最先得到了彩陶，首先要做的是要为这些彩陶定性，要明确考古学文化的归属，其次是判定它的大致年代，明确它在那个考古学文化中的时间位置。这样可以建立起彩陶演变的序列，彩陶本身也可以构建起年代学框架。彩陶不仅是评价某一考古学文化发展高度的一个标志，也是辨识考古学文化的重要标志。对于考古学家而言，彩陶研究的意义莫过于此。

    其次是艺术史层面的研究。中国古代艺术的发展史，可以划出两个大的阶段。前一阶段关乎神界与灵境，表达的是幻像，主要目的是为了娱神。后一阶段关乎人本与自然，师法的是现实，主要目的变成了娱人。两个阶段的分界，大体应当是在两周嬗递之际，而东周至汉代之时，则是两类艺术的混装时代。前后两个阶段的艺术，其实要表达的是同一的主题，这就是心之声，艺术是娱悦心灵的重要方式，艺术产品是精神之餐。彩陶正是表达了心之声的主题，它是史前时代的精神大餐。将彩陶放在整个艺术发展史的层面考察，它当然是处在前一发展阶段。彩陶关乎的是神界与灵境，表达的是幻像，主要目的是为了娱神。娱神的目的，也还是为了娱人，愉悦人的性灵，所以彩陶表达的也还是心之声的主题。

    彩陶艺术虽然是原始时代流行的艺术，但其实它并不原始了，已经是非常成熟的艺术，彩陶是存在于原始社会却并不那么原始的艺术。不论是题材的选择和纹饰的构图，彩陶已经达到非常完美的境界。彩陶的构图法则，彩陶的用色原理，庙底沟文化彩陶所建立的艺术体系，对中国古代艺术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即使是在今天，不少现代所见的时尚元素，与彩陶对照起来观察，我们会发现它们并没有发生什么根本的改变，艺术传统就是这样一脉相承。

    又其次是在文化史层面的研究，文化史家在彩陶上发现的是时代精神，他们看到史前人在饮食器皿上寄托的是信仰，营造在彩陶上的是精神家园。那一时代许多的文化信息都储存在彩陶上，都通过彩陶传递到远方。彩陶的魅力，绝不只是表现在它是一门史前创立的艺术形式，它是随着史前社会为着传承那些特别信息的需要而创造出来的，更重要的是这些信息本身给史前人带来的那些喜怒哀乐。

    还要倡导由史学层面作研究，这个研究至今还并没有受到重视。将彩陶的传播过程，放到一定的历史背景中考察，我们发现彩陶成了原史中的一个重要表象。彩陶文化浪潮般播散的结果，在将这种艺术形式与若干艺术主题传播到广大区域的同时，彩陶所携带和包纳的文化传统，也将这广大区域居民的精神聚集到了一起。作为象征艺术的彩陶明确画出了一个范围，这个范围内的人们统一了自己的信仰与信仰方式，在同一文化背景下历练提升，为历史时代的大一统局面的出现奠定了深厚的文化基础。由这一层面上看，彩陶书写的一定是中国历史的序章，或者说是那一序章中最美妙的乐章。彩陶的传播，不仅仅是一种艺术思潮的扩散，它标志着古代华夏族艺术思维与实践的趋同，也标志着更深刻的文化认同。从这一个意义上看，6000年前以彩陶传播为象征的艺术浪潮，也许正是标志了华夏历史上的一次文化大融合。彩陶传导给我们的信息，远不只是那些闪烁着艺术光芒的斑斓纹样，它还包容着逐渐集聚的文化意识，演化着戚速认同的象征符号，预示着一个伟大文明的开始形成。从这个意义上说，探讨中国文明的形成，彩陶应当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研究对象。

    我觉得彩陶是最感动自己的课题之一，在确认彩陶的地纹读解角度以后，我真的是非常激动，在一篇论文中我这样描述当时的心情：“当我眯缝着双眼，用近乎观看三维立体画的方法再一次读到仰韶文化的这些彩陶时，我无法抑制自己的激动。面前的彩陶映出了与以往全然不同的画面，满目是律动的旋纹，我几乎没有看到前人所说花朵的构图。于是连续数日，它让我如入迷途，让我寝食不思。那感觉又象是一种顿悟，如释重负”。

    我并没有什么像样的美术功底，但初入道时在考古绘图方面多少还是下过一些功夫的，所以对古器物上的纹饰常常会多端详一会儿。我个人的全部论文附图也基本都是自己手绘，在亲自动手绘图中自然可以多得一份收获。自以为我还是从考古的角度在研究彩陶，也许过去人们不大愿意下这种琐碎的功夫，也不愿意变换角度来考察习见的资料。有学者问我，他们摩挲了几十年的彩陶，为什么就没有看出一些新的感觉来，我想是因为思维方式固化了的缘故。考古人似乎只是追求用彩陶解决考古上的问题，例如文化归属与年代问题，却不大注意彩陶自身的内涵所在，所以我们眼中彩陶的价值不会完全体现出来。我的一部以《中国史前的艺术浪潮》为名的彩陶专著即将出版，而且已经列入国家“十一五”重点图书出版项目，觉得可以得意一点地说，又刚刚翻过了一座小山，前面也许有更美的风光。

 

 

 

 

    记者：您“客串”中国饮食文化研究，许多文章虽然着眼小器物，比如筷子、勺子等，总是离生活很近，将考古材料与现实生活距离拉近，能谈谈你研究物质文化方面的体会吗？

 

    王仁湘老师：中国饮食文化研究，是我的一个副业。在一篇文字中，形容我是“与往古飘香的滋味不期而遇”，这样的相遇似乎打动过不少读者，反过来又感动了我自己。香港商务印书馆零售总监关永圻先生在《凤凰周刊》撰文，他说细读了我的《饮食之旅》（人民出版社印行3版，港、台与日本都曾印行），“获益良多，对中国饮食文化历史的认识甚有增进”。台湾诚品书店“30秒网上短评”说：“若告诉你此书是本厚540页、由大陆考古学家写就的饮食考据史，包准你心底立时升起老学究的乏味感，望之生畏（老学究这个词是大大过奖了，那本书写成于我40岁之时）。不过这遭《饮食之旅》丝毫不是那么回事，作者统合数据的功力与书写的流畅度堪称一流，各类史料典故信手拈来丝毫不显拖曳累赘，反而予人大开眼界、恍然大悟的惊喜与趣味。特别是这些引文配图俱是咱所熟悉却不知其所以然的事物，比起现下流行过了头的浅白洋味料理书，此书真可说是既亲切又有学问，包你读得津津有味、欲罢不能。”而台湾商务印书馆也有类似的推荐词：“这部由大陆考古学家写就的饮食考据史，是一遭亲切有学问、读来欲罢不能的饮食之旅。”

    我研究饮食文化，起初还是以考古命题的。在收集资料时，一些出土的进食器具进入到我的视线内，从那些有着数千年古老历史的筷子、勺子和叉子上，我仿佛嗅到了从往古筵宴上飘来的丝丝香味。从那会儿开始，在一个杂志开了一个专栏“饮食考古论丛”，写了几年后结集为《饮食考古初集》。接着又陆续出版了《中国史前饮食史》和《饮茶史话》，还有《民以食为天》和《珍馐玉馔》先后在港台和内地出版。有的研究成果还选入高考复习大纲，列为考题。

    我曾由文物考古重新研究了古代的分餐制，文章在《文物天地》刊出后，又被《新华文摘》转载，有许多报刊都有反响。最近有一本小书出版后1年之中印行了3版，很快日本出版了日文版。有十多家报刊节选转载或发表评介，有的文字选入《中华活页文选》，有的文字入选高中（香港）课本。也有若干人等剽窃，剽窃者将稿子投到我们自己的“中国考古”网站。

    这样的一些研究与现实生活关系更为紧密，也使得考古的价值有更充分更具体的展示。我们研究物质文化，其实有点像是在疏通文化古今传承的脉络，看着不变的与改变的历史细节在眼前变换着图景，其实也是一种难得的享受。

 

    记者：您策划的大型考古学丛书《华夏文明探秘》获得第11届中国图书奖并入选20世纪最佳文博图书，《20世纪中国考古大发现》获国家图书奖提名，这是对您为学科普及所做工作的肯定。曾有学者评价道，您和李伯谦先生开创了考古人编写我们专业的科普读物的先河，是公共考古的先声，08年您又担纲《奇迹天工——中国古代发明创造文物展》的总策划，您不辞辛苦地为传播考古知识而努力，您能谈谈您对公众考古或者考古普及的想法吗？

 

    王仁湘老师：近二十年用心学术普及，虽然有过一点规模效应，但“先声”可不敢当。先后组织编印的普及读物有50多部，超过了1000万字。

    对于科普，我觉得有种责任感，这是社会的需要，也是学科发展的需要。水涨船高，大众的相关素质提高了，本学科的发展就有了更雄厚的基础。

我还认为学术与科普是不可分的，如果我们做的研究大众不了解或者无法了解，那这学术的价值就要大打折扣。有一些大学问家都曾从事过普及工作，将自己的研究成果转化成新的营养剂，惠及大众。我的一些课题研究，有的也曾尽力这样做，也希望通过普及的方法让大众了解。还有一些研究我是先从科普做起的，如研究史前人口结构，是由普及入手的，普及工作也同样可以开拓一个研究领域。如研究筷子勺子，先是在报纸上写豆腐块，后来上了《考古学报》，再后来出了专著。学者可以将研究与普及著作同步进行，也可以普及先行。

    我曾用这样的话描述考古读物的出版状况：“可读的书太少，可读的好书更少。书读的人太少，书读懂的人更少”。有的考古报告可能普天下只有若干人读过，是过于高雅？当然不是。有作者的问题，也有编者的问题，读者的需求被忽视了。一部著作的价值何在？绝不在于束之高阁。首先作者和编者都是读者，都应当从读者的角度想一想。写出印出的书我们自己都不一定喜欢，不知道也不理会读者会不会喜欢，这种劳动意义何在？

    对于普及著作的出版，我主张作者要先打动自己，再打动编辑，然后才能打动读者。编者要先提升自己，再提升作者，然后才能提升读者。我在文物报发过86行诗，写金沙太阳鸟金箔，用了两天时间，两天后见报。我受过感动，也感动了一些读者，有人说他读着流泪了，我信，在考古读物中融入真实的情感就一定会打动读者。

    我写过普及本的《中国史前文化》，只有几万字的篇幅，已经在中央党校出版社、北京商务印书馆、四川教育出版社、香港和台湾商务印书馆5个出版社印行多个版本，第一版印37000册，最近又有一家出版社要签约重版。学术普及著作有市场，这个市场还可以开拓。

    我觉得平面媒体有一定的局限，也尝试做过一些普及类电视节目，同样收到很好的效果。

    学术普及要有信心做好，也有责任做好，但仅是个人力量太有限了。为此我联络全国各地的30多位作者，写成《华夏文明探秘》40册，意外获得第11届中国图书奖。这样的动静读者欢迎，也成就了各位作者，许多人成长为科研骨干，有的成了某一领域出色的专门家。

 

    记者：据粗略统计，截至目前，您的研究成果总计近1000万言。这些成果不仅涉及的领域相当广泛，而且相当多的成果在考古学界中产生了重要影响，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做到这两点是十分困难的，请问您是如何做到的？很多人惊异于您的精力为何如此过人，除了这方面以外您有什么独到的治学方法？

 

    王仁湘老师：多并不一定好，好也不一定须多。不过多了会有一种沉重感，沉重的是岁月，是辛劳，不一定是成功。

    我的学术研究，如饮食文化探讨，在行外的反响似乎更明显一些。至于本业考古，可能只有少部分课题关注度稍高，谈不上有太大的影响。记得有若干课题我是在十多年间做过重新研究的，也即是说至少撰写过两次论文，如花瓣纹彩陶、史前两性比例、房屋捐弃之风、带钩与带扣等，这些东西或许被关注过，有时也会沾沾自喜。其他的探讨都还有待深化，相信会有后来者继续研究。两性比例的课题近年就有不少学人作了更深入的研究，给我带来新的鼓励。

    说到精力，主要应当指的是时间，其实上苍赐予每人的时间，原本应当是一样多的，只是因为消耗的当不当，最后才有多和少的不同。要在有限的时间里多做一点事情，就要提高单位时间效率，时间是挤出来的，效率是筹出来的。一抷沙在手，五指间别留有缝隙，缝隙越大沙粒流走得越快，时间就是这沙粒。我养成了同时做几件事的习惯，几篇论文同时写，不求一气呵成，但要反复改好，先由作者的角度改，再由读者的角度改，改得顺顺畅畅的。江南茶馆烧茶水的方法，是同一炉灶上同时烧十几壶水，火力早到的壶会早开，其他的壶预热了移到大火处也会很快开。学问之道有点像煮开水，一壶开了，另有几壶也预热了，效率自然提高了。当然也有的壶怎么也烧不开，也有的论文20年也没写完，这样的壶恐怕得留待后人去烧了。

    我的治学，似乎并无特别的方法，也许除了略为勤快一点，经常用的是一些笨办法。不过勤能补拙，不必吝惜力气。再就是要有好奇心和新鲜感，做学问要自觉得趣，在趣中取味，在新中见奇，忌老生常谈、人云亦云。还要有精细心和紧迫感，用心一定要细，事情可别不紧不慢地做，越磨蹭越做不成事，多做事就会越做越精，在精细中求快捷。当然也要有平常心和满足感，知足者乐，不要觉得什么没得到，什么该得到，不必斤斤计较，不要指望从计较中获得什么动力。

 

    记者：您自己曾说因为一两个偶然的原因，走上考古之途，如今您在边疆民族考古、史前考古、史前彩陶研究，中国饮食文化研究等方面已是硕果累累。您在您的《中国史前考古论文集》中曾感悟：“人生多少事，你愿做的又未必一定是当做，而不愿做的也不一定就是不当做的。”您能结合您的经历，谈谈您的研究心路历程吗？您能送青年学者一些建议吗？

 

    王仁湘老师：我学考古，是比较偶然，其实可能许多考古人也是这样，未必能找出多少是从小就立志非要学考古不可的人来。其实我不像许多考古人那样喜爱考古，并不曾将考古作为自己的最爱，当然更不敢标榜硕果累累。自己也觉得有些奇怪，做起并不喜欢的事情，为何在他人看来却是感到津津有味呢？旁人一定是有些错觉。本心原本经历过周折，最初学考古仍然是“为稻粱谋”，为安身立命找一个稳固的饭碗而已。有了饭碗，才寻思读书，也就有了些学而问道的机会。

    我说过并不算太热爱自己从事的专业，但总算还有些勤勉，做了一些愿意做与并不大愿意做的事情。我的孩子居然将他紧张的学习喻作游戏，他真正是得到了学习的乐趣，其实学术也可以比作游戏，是有趣的游戏。我有几个研究方向，不是多了几个游戏的场所么？这么想来，我又有些喜欢自己的专业。不论喜不喜欢，我的游戏之门已经到了接近关闭的时候，

    蓦然回首，居然已近花甲，似乎昨日还在顽皮，很快就要逃出游戏场了。

    此时此刻，虽然还不到检点个人学术的时候，但早已是穷途末路，并不敢对青年学者送出什么建议，因为自己没有什么成功者言。不过我自己要求过自己的道道，如“发人所未发”理念，也许有些学人会感兴趣。当然对旧有结论，试着变换一下角度思考，也会有新收获的。一个人只要安静下来，也一定能做成一些事，不怕做不成，就怕不愿做。我看到一些年青人无所事事，很为他们着急，不知他们在想什么，想干什么。如果他们并不热爱考古，其实也可以像我这样，干着试试，不知不觉就迎来了解甲归田的时辰，只是别虚度了年华。

    人生苦短，行色匆匆。形无象，色无彩，以无象为形，以无彩为色，这是彩陶艺术的境界，也可以是做学问的境界。于无形中意象，无形为大象；于无彩中显色，无彩为全色。

    人生几何，味趣悠悠。品无味，乐无趣，以无味得品，以无趣得乐，这是烹调艺术的境界，也可以是做人的境界。于无味中鉴品，无味为上品；于无趣中行乐，无趣为至乐。

    这里涉及的八个字：象—形，色—彩，品—味，乐—趣，与同仁共勉。

 

 

 

（责任编辑：孙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