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筚路蓝缕开拓创新--李仰松先生访谈录

发布时间:2010-08-24文章出处:南方文物作者:

    李仰松,1932年生,陕西临潼人,1954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后留校任教,在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历任助教、讲师、副教授和教授,长期从事新石器时代田野考古、原始社会史与民族志、马恩著作选读等课程的教学工作,在新石器时代考古学特别是民族考古学研究上作出了突出贡献。1998年出版《民族考古学论文集》,是我国著名的民族考古学家和民族考古学的创始人之一。
    李先生在繁忙的教学当中,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曾深入云南佤族山区开展民族考古学调查,以后又率领研究生到达云南怒江独龙族、海南岛五指山黎族和苗族地区再度开展民族考古调查,取得了大量第一手资料。在多年的教学和科研工作当中,李先生结合民族学材料,对我国远古时代的陶器制作、谷物酿酒、生产工具以及岩画、彩陶等原始艺术等诸多领域,都提出了许多独到见解。此外,他还采用民族考古学的方法对我国原始社会的经济文化类型划分、军事民主制、中国文明起源以及民族考古学的理论方法等重大课题,都进行了富有创见性的研究,在学术界产生了广泛影响。
    前不久,《南方文物》编辑部特约记者梦古,在北大畅春园李先生窗明几净的家中就李先生的治学经验、以及李先生对今后民族考古学的发展方向等若干话题进行了采访。采访当中,李先生那谦和的态度、循循善诱的教导方式以及对民族考古学的真知灼见都给记者留下了深刻印象。

 

    特约记者梦古(以下简称记者):李先生,您是我国著名的民族考古学家,您在民族考古学上取得的一系列成就,为我们青年人树立了跨学科研究的典范,能不能谈谈您是如何从田野考古走上民族考古之路的,都有哪些真谛向我们青年人传授。
    李仰松(谦逊地笑笑,以下简称李):我只是一名普通的教师,谈不出什么成功的真谛,倒是乐意和年轻朋友们交流看法,互相学习。
    记者:您太谦虚了。那好,首先能不能谈谈您是如何开始民族考古研究的。
    李:我从事民族考古学研究可以说是机遇使然。我是1950年入校的北大文科学生,那时在北京大学博物馆专科和历史系执教的教师有裴文中、韩寿萱、阴法鲁、郑天挺、雷海宗、沈从文、启功、夏鼐、郭宝钧、张政烺、林耀华、唐兰等考古学、博物馆学、历史学和民族学界的一代学术巨匠,他们具有宽阔的学术视野、精湛的学术造诣,加上严肃认真的教学态度,使我们班里10名同学受益匪浅,也为我日后从事民族考古学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记者:是啊,如此教学队伍,真令人称羡啊。李老师的大学时代真幸福。
    李:是的,这些大师级的老师们,不仅重视课堂教育,还特别重视课堂外的教学,尤其是考古班的学生,强调不仅要学好课本知识,也要过田野关,即一定要搞好田野调查和发掘实习,力争每个学生毕业后都能够独立地开展田野考古工作。
    记者:听说您在校学习期间,因各方面表现优秀而于1954年夏季毕业留校,担任著名民族学家林耀华先生《原始社会史与民族志》课程的助教。
    李:是的,此外,我还担任安志敏先生《新石器时代考古》课程的助教,回顾我的学术经历,从那时起,就奠定了我后来的学术方向--新石器时代考古和民族学,最后汇合成民族考古学。
    记者:一位哲学家说过:人生虽长,但关键的时候往往只有几步,学者的学术之旅也常常如此。留校担任着两门课程的助教应该是您学术生涯中一个十分重要的转折吧?
    李:是的,在担任林先生助教的时候,无形中受林先生治学的影响很大。那时,林先生积极主张将民族志材料用于原始社会的研究之中,但苦于当时中国的民族志材料极为有限,许多问题无法得到圆满的解释,只能舍近求远地引用不少国外的民族学材料。因此,课堂内外,他常常鼓励年轻人尽可能地深入少数民族地区多开展一些实际调查,力图早日改变这一局面。

    ……


李仰松(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
梦古(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原文发表在《南方文物》2010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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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孙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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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专访

筚路蓝缕开拓创新--李仰松先生访谈录

发布时间:2010-08-24

    李仰松,1932年生,陕西临潼人,1954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后留校任教,在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历任助教、讲师、副教授和教授,长期从事新石器时代田野考古、原始社会史与民族志、马恩著作选读等课程的教学工作,在新石器时代考古学特别是民族考古学研究上作出了突出贡献。1998年出版《民族考古学论文集》,是我国著名的民族考古学家和民族考古学的创始人之一。
    李先生在繁忙的教学当中,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曾深入云南佤族山区开展民族考古学调查,以后又率领研究生到达云南怒江独龙族、海南岛五指山黎族和苗族地区再度开展民族考古调查,取得了大量第一手资料。在多年的教学和科研工作当中,李先生结合民族学材料,对我国远古时代的陶器制作、谷物酿酒、生产工具以及岩画、彩陶等原始艺术等诸多领域,都提出了许多独到见解。此外,他还采用民族考古学的方法对我国原始社会的经济文化类型划分、军事民主制、中国文明起源以及民族考古学的理论方法等重大课题,都进行了富有创见性的研究,在学术界产生了广泛影响。
    前不久,《南方文物》编辑部特约记者梦古,在北大畅春园李先生窗明几净的家中就李先生的治学经验、以及李先生对今后民族考古学的发展方向等若干话题进行了采访。采访当中,李先生那谦和的态度、循循善诱的教导方式以及对民族考古学的真知灼见都给记者留下了深刻印象。

 

    特约记者梦古(以下简称记者):李先生,您是我国著名的民族考古学家,您在民族考古学上取得的一系列成就,为我们青年人树立了跨学科研究的典范,能不能谈谈您是如何从田野考古走上民族考古之路的,都有哪些真谛向我们青年人传授。
    李仰松(谦逊地笑笑,以下简称李):我只是一名普通的教师,谈不出什么成功的真谛,倒是乐意和年轻朋友们交流看法,互相学习。
    记者:您太谦虚了。那好,首先能不能谈谈您是如何开始民族考古研究的。
    李:我从事民族考古学研究可以说是机遇使然。我是1950年入校的北大文科学生,那时在北京大学博物馆专科和历史系执教的教师有裴文中、韩寿萱、阴法鲁、郑天挺、雷海宗、沈从文、启功、夏鼐、郭宝钧、张政烺、林耀华、唐兰等考古学、博物馆学、历史学和民族学界的一代学术巨匠,他们具有宽阔的学术视野、精湛的学术造诣,加上严肃认真的教学态度,使我们班里10名同学受益匪浅,也为我日后从事民族考古学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记者:是啊,如此教学队伍,真令人称羡啊。李老师的大学时代真幸福。
    李:是的,这些大师级的老师们,不仅重视课堂教育,还特别重视课堂外的教学,尤其是考古班的学生,强调不仅要学好课本知识,也要过田野关,即一定要搞好田野调查和发掘实习,力争每个学生毕业后都能够独立地开展田野考古工作。
    记者:听说您在校学习期间,因各方面表现优秀而于1954年夏季毕业留校,担任著名民族学家林耀华先生《原始社会史与民族志》课程的助教。
    李:是的,此外,我还担任安志敏先生《新石器时代考古》课程的助教,回顾我的学术经历,从那时起,就奠定了我后来的学术方向--新石器时代考古和民族学,最后汇合成民族考古学。
    记者:一位哲学家说过:人生虽长,但关键的时候往往只有几步,学者的学术之旅也常常如此。留校担任着两门课程的助教应该是您学术生涯中一个十分重要的转折吧?
    李:是的,在担任林先生助教的时候,无形中受林先生治学的影响很大。那时,林先生积极主张将民族志材料用于原始社会的研究之中,但苦于当时中国的民族志材料极为有限,许多问题无法得到圆满的解释,只能舍近求远地引用不少国外的民族学材料。因此,课堂内外,他常常鼓励年轻人尽可能地深入少数民族地区多开展一些实际调查,力图早日改变这一局面。

    ……


李仰松(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
梦古(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原文发表在《南方文物》2010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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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孙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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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出处:南方文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