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时访谈：陶寺遗址——真实的王朝
导读：首都博物馆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联手推出大型考古专题展览——“考古中华”。在展出的400多件珍贵文物中，山西陶寺遗址出土的文物，首次展出。这些文物从考古学意义上证明了我国第一个朝代夏朝之前的文明的存在。距今4000年—4500年的山西襄汾陶寺遗址的考古发现，至少将文明时代形成的起点向前推进了500年。陶寺遗址第一次从考古学意义上证明了尧、舜、禹文明的实际存在。但现在社会热议纷纷，尤其是“朱书陶扁壶”，就此我们今天来请冯时先生谈谈他的看法。
最早的汉字体系，“邑”、“尧”之考证
中国文物网：我们知道您不仅是考古学家，而且还是一位“小学家”。“朱书陶扁壶”上的文字符号现在解读说法不一，您对这两个文字怎么释读？
冯时：陶扁壶最早发现的时候只释出了“文”字，第二个字是什么，我考虑了很久。李建民先生发这个材料的时候征求我的意见，我说第一个字“文”是没有问题的，而且我当时也告诉他“文”是什么意思，我怀疑可能跟禹有关。因为根据我的思考，觉得陶寺遗址可能和夏有很密切的关系。在先秦时期，当时的人们都认为禹的名字叫“文命”，所以我提出这样一个想法。后来有学者认为，第二个字是“阳”。因为在学术界也有很多学者认为陶寺遗址和陶唐氏有关，陶唐或以为号高阳，也就是尧了，所以把第二个字释成了“阳”。但从古文字材料上去比较，释成“阳”不太靠得住，那个字的笔势、结构和“阳”字有差别。后来又出现了一种新的释法，索性将第二字释为“尧”，这样看来似乎把陶寺与尧拉上了关系。但第二个字和尧舜禹的“尧”在字形上是完全不同的。在甲骨文、金文和战国文字里，“尧”字见得很多，这个字上边是一个土，或者两个土，底下一个人。这次展览已把这件器物展出来了，大家看得很清楚，字的上边不是土，土应该是在地上做封土的样子，是个象形字。而这个字上边是一个圆圈，或者是方框，与下面一横分开，所以它显然不是土。后来经过长时间的思考，我突然悟出来，这个字应该释成“邑”。所以后来我在08年发了篇文章，把这两个字正式考释成“文邑”。
对于“文邑”的考证，我认为有两方面的证据。第一个证据是从字形上来认定 “邑”字，我找出金文的材料比较，金文有的“邑”字跟朱书扁壶上的“邑”写法几乎一样，这是一点。第二点是从文例上找到了最早的“文邑”书证，在商代的甲骨文里就有“文邑”一词，而“文尧”在文献中找不到证据。刻有“文邑”的甲骨文，我当时看到有两版。其中一版的“文邑”写得很清楚。文章发表后，安阳队的刘一曼先生打电话给我，说安阳又发现一版甲骨刻有“文邑”。这个材料马上就要公布，后来她把那个材料给我看，这是一版完整的牛胛骨刻辞。所以在殷墟的甲骨文里，我们已经看到了三条关于“文邑”的材料，这是现在能够找到的最早的书证。不管是“文阳”还是“文尧”，都没有相应的文辞来对照，但是“文邑”在甲骨文里就有相应的材料佐证，因此从这两个角度，我把它们释成“文邑”。
中国文物网：现在公认它是最早的汉字体系，那它与甲骨文是怎样的一种传承关系？
冯时：陶寺文字的出现非常有意义，它可以说是我们现在找到的汉字最早的物证。过去说最早出现的汉字是甲骨文，但是甲骨文已经是非常成熟的文字了，甲骨文的祖先是什么样子？过去很多人在研究。比如对于新石器时代发现的很多符号，大家都用甲骨文进行对读，但是很多内容我们根本读不出来。其实中国文字的起源不是简单的一元的状况，而可能呈现多元的局面。不同的族氏可能创造了不同的文字，这对传统的汉字一统的史观是一种颠覆。我们今天探讨甲骨文的祖先，甲骨文的来源，实际只是在探讨汉字的祖先。过去发现很多新石器时代刻划符号，其中有些可能是文字，但不是汉字，是汉字之外的一种文字，这些文字的起源可能悠久，但对我们探讨甲骨文的来源没有多大帮助。而陶寺的文字不一样，从字形上看，我们完全可以说它是汉字的祖先，这样的话，陶寺文化的文字实际使我们找到了比甲骨文更早的汉字，这涉及到文字起源与发展这样一个重要的问题。所以，陶寺文化虽然只发现两个字，但是由于它的文字结构可以和甲骨文比较，而内容又有甲骨文的辞例可为佐证，所以它是现在我们所能知道的最早的汉字。那么它的来源到底在哪儿，我们要追溯，这又是一个需要探讨的问题。
“邑”乃王庭所在，上古政治制度的体现
中国文物网：您能分别讲一下这两个字的文化内涵吗？
冯时： “文”字讲起来比较复杂，“邑”字相对简单，先说“邑”字。“邑”这个字实际反映了古代的一种制度，是王庭所在的区域，是古代政治制度史的一个概念。我们用后代的政治观去看，“王”所居住的地方叫作京师，它的性质是都城，而“城”一定要建起城墙。但 “邑”是一种没有城墙的居邑，这一特点从字形上就可以看得出来。“邑”字上面一个圆圈，有时也画成方形，这个形象就是围邑的象形。围邑是通过环形的壕沟围拢起来的一个居邑，这样一个特殊形式的区域，古人就把它叫做“邑”。邑不仅是人居住的地方，它还是王庭所在的政治中心。通过考古学和文献学的研究我们知道，在三代的时候，准确地说是夏商西周，当时的王庭所在都是这种没有城墙的邑。
考古学研究有一个传统，就是找城，找到城了，似乎就找到了文化的中心。但是如果用这个观念去衡量夏商西周的制度史，结果却会是错误的。我们可以通过早期的材料分析，甲骨文里有两个相关的词汇，一个叫“作邑”，就是建筑没有城墙的邑；另一个则叫“作墉”，或者叫“作郭”，“墉”或“郭”都指城郭，所以“作郭”便是建筑有墙的城郭。商代人的“作邑”和“作郭”，在甲骨文里所反映的事项完全不同。先说“作郭（作墉）”，古人之所以作郭（作墉），目的是为了打仗，所有这些“作郭”、“作墉”的卜辞都和战争有关。因此可以知道城墙的功能是为了防御，只有为了战争，人们才需要作郭，这意味着城郭一定不会在王朝的中心，而应是在王朝的边缘地带。而“作邑”只是建筑没有城的居邑，这样的邑不利于战争，因此只能分布于王朝的中心。显然，从三代制度史的背景考虑，王朝的中心是没有城的，这种王邑制度的建立取决于三代时期实行分封的国家政体。与秦所建立的大一统的国家不同，夏商西周的国家主体实际只是一个很小的王庭，王庭依靠其权威实行分封，建立内外服制度。王庭居中，然后在王庭周围分封同姓的子弟或异姓的贵族，建立很多所谓的国，这些国的作用之一就是拱卫王庭。所以分封的这些国，它们的重要义务就是要保卫王，所有这国都来保卫王了，王没有了内忧外患，没有了对王室的威胁，那么王室当然就不需要费劲地筑城保护自己了，这决定了王庭所在必须以没有城墙的邑的形制所呈现，这种都邑制度显然是由当时的政治制度决定的，而这个政治制度就是分封。所以你看到周代分封，目的是“选建明德，以蕃屏周”，藩屏就是对周王室的保卫，所以王庭根本不需要建立城墙自我保护。但是随着王权的衰落，诸侯的势力逐渐强大，王庭的安全受到了威胁，王庭于是需要竖立起城墙，自己保护自己。从而造成后世都邑制度的变化，而这种情况应该发生在西周后期。在此之前，王庭所在的区域都是以邑的形式出现的，它是一种没有城墙的居邑。所以邑涉及到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变化，不管是文献学还是考古学的证据，都可以证明这一点。
“邑”和“城”两个名称在上古文献中有严格的分别。夏代的都邑在文献上叫作“夏邑”，不叫夏城，这在《尚书》里讲得很清楚。商代的都邑，如殷墟，叫作“大邑商”，或者叫“天邑商”，都叫“邑”。殷墟没有发现城墙，只发现了一个大围沟，这就是邑。古人作邑，在没有天然屏障的时候，要人为地围一个围沟，有天然屏障，便借用这个屏障作为蕃屏。殷墟的北面和东面有洹河，围沟只出现在西面和南面，也就是说商人利用了北面和东面的洹河形成了天然屏障。武王建立西周以后，成王定都在洛邑，建了成周，刚建好的时候叫“新邑”，也叫“洛邑”，后叫“大邑成周”，都名“邑”。我们在洛阳找了多年，也没有发现西周早期的城墙。《诗经》上讲文王“既伐于崇，作邑于丰”。文王所都名叫丰邑，文献上讲得清清楚楚，考古发掘在沣西进行了几十年，想找城墙也没找着，其实并不是没找到城墙，而是丰邑本身是邑，根本没有城墙。考古材料证明三代的王庭所在乃为邑，而邑本身并没有墙。王庭靠分封蕃屏以卫守，又以贡纳表现诸侯对王室的臣服，这决定了当时的都邑形式。
早期国家并没有严格的疆域概念。附庸或叛或离，是随时变化的，所以版图也是随时变化的，与我们今天国家的概念完全不同。在西周金文里，比如何尊铭文讲：“唯武王既克大邑商，则廷告于天”，周朝把商朝灭了，只灭掉王庭就可以了。从此人民会依附新的王庭。商朝晚期，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诸侯都去纣而依附了文王，也可以说明早期国家并没有严格的疆域概念。附庸从主总是可以随时变化的，所以何尊记载 “武王既克大邑商”，并不说灭亡了整个商国。当时国家灭亡的标志只是王庭的覆灭，也就是王庭所在的“邑”的覆灭，这涉及到上古时期很重要的政治制度。这是 “邑”字所表现的内涵。而“文”表现的思想更具有形上的意义。
先古时代之修心性，“文”字的内涵
中国文物网：从您刚才这么讲来说，“文邑”可以看作是尧的王庭吗？
冯时：不能。历史学研究必须凭材料说话。这个“文”字是什么意思？陶寺的“文”字实际已经是一个简化的字，也就是一个相对晚期的文字。“文”字的本形乃像一个人站立，胸间写了一个心，本义是讲人要修心。这是个什么观念呢？人要修心，这在中国的古典哲学中是属于儒家的思想。儒家强调人要修心，是要把人和动物区分开。人要繁衍，人要吃饭，动物也要，人和动物并没有区别。那怎样才能让人从动物中分离出来？关键就在于修心。所以“文”字的创造不单单是一个文字而已，它涉及到一系列完整观念的建立，所以，“文”字的本义既然是要使人别于动物，那么它所强调的其实就是朴素的“文明”的思想，显然，“文”字的内涵不是那么简单的。《礼记·表记》上讲，“夏道尊命” ，“殷人尊神”。尊命就是尊人道，重人道，就是要强调人的修养。而殷人尊神，信鬼神，遇事占卜，所以商代大量出现占卜的东西。这些记载过去大家说说而已，讲到殷人尊神，可能还信，而夏道尊命，可能没人相信这是事实。但是这个陶壶上出现了“文”字，显然和夏道尊命的思想完全吻合。夏人重人道，所以才创造出这个“文”字。先秦的人包括孔子，都说夏禹的名字叫“文命”，汉代的经学家把文命解释为“文德教命”，也与夏重文德的思想符合，所以我们知道，道德的提倡，从夏人就已经开始了。中国古代的谥号，最早出现的有两个，一个是文，一个是武。商代有一个王叫武丁，还有一个王叫文丁。甚至有时候 “文武”两个字可以合起来用，像“文武帝乙”。“武”字我们知道与战争有关。“武”作为谥号当然是强调人外力强勇的一面，这实际更多地表现了人的动物本能的一面，是对动物本能善武的原始精神的发展。但是“文”则强调了内在的文雅，是要修心，它是一种内在的修养，是心的修养，因此和“武”完全不同。所以中国古代以“文”开始作为谥号，实际已表现出人们强调人和动物的区别，这种思想在陶寺时代就已经有了，而这个时代如果根据文献学和考古学分析的话，它可能跟夏禹时代比较接近。
先秦儒者都认为夏禹的名字叫“文命”，文命也就是文德教命。《礼记》上又说夏重人道，重文教，即是强调人。文德教命也就是文教，可见夏人很重视这些东西。而陶寺遗址发现这个“文邑”扁壶，我考证“文邑”就是夏邑，这些证据于文字学、文献学、考古学、制度史以及思想史方面都是环环相扣的。不仅如此，我在商代的金文里发现夏的国号实际叫作“文夏”，传统文献有时称夏为“大夏”，我很怀疑这个“大”字可能是个讹字，“大”字的古文字写法和“文”字很像。所以我怀疑文献里把夏叫“大夏”可能就是“文夏”的讹变。而在金文里我们找到了夏的名号就叫“文夏”，夏之所以叫“文夏”，本质当然是夏道尊命，也就是重文德教命，所以它的都邑叫作文邑。
对于为什么不能说它是尧都，因为所谓尧舜，包括更早的颛顼、黄帝等人物是否确有其人，本身在史学界还是一个没有解决的问题。这一点可以用史料来证明。两周的金文资料表明，至少春秋早期的人们还不知道夏禹以上到底是谁，今天看到的西周金文，有关禹治水的说法是“天命禹”，禹以上就是天，帝系最早只追溯到禹，禹再往上，不得而知。春秋中期的人们才开始慢慢形成了禹以上的帝系史观，比如“颛顼”的说法。而尧舜的观念，到战国时期才彻底地明朗化，所以中国古代史观是有一个变化过程的。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古史辨派的很多学者对这个问题进行了非常深入的研究，提出了很多精辟的见解，他们的成果，值得今天的人们认真参考。我们可以看《尚书·尧典》，《尚书》是一篇早期文献，开篇讲神话，《尧典》里的帝尧就是天神。仅凭这些文献，我看不出它与陶寺文化有什么联系。对于考古学研究，用这样的文献去对证现有的考古材料，就把它说成帝尧，甚至把陶寺遗址坐实为尧都，这个问题我觉得应该格外慎重。
彩陶龙纹盘之夏社考究，古人对天文知识的反映
中国文物网：我们看到这次展览好多陶寺的文物都有展现，彩陶龙纹盘您是怎么看的？
冯时：对于这个问题，我过去也写过文章。我自己的观点实际是一个系统。我说文邑是夏邑，不是孤证，因为有彩陶龙纹盘的佐证。彩陶龙纹盘，我在2000年做过研究，那时候文邑的扁壶材料还没发表，但是我已经看到这个东西了。我认为彩陶龙纹盘画的龙就是夏社，就是夏代的社神。所以后来在2000年专门写了篇《夏社考》来考证这个问题。主要是这样一个思路：
首先，文献上讲夏代的社是句龙，而龙纹盘上那个龙就是蟠曲如句的形象。
第二，我后来研究商周时期的龙纹饰，发现其身上装饰有两种符号，一种是菱形纹，还有一种是鱼鳞状的纹样。菱形的纹样表现的龙是阳的属性，而鱼鳞状的纹样表示龙的阴的属性。这证明当时人们已经有了阴阳的观念，而且用龙这样一种图像来表述阴阳。陶寺的龙盘，上面的龙图像可以注意一下，身上装饰的就是鳞形的属阴的纹样，而这种阴性的龙，在古代的礼器里或即作为社神，社是土神，大地相对于天而言，当然是属阴的。
第三，这个龙的嘴里所叼的东西是社树的符号。我搜集了新石器时代直到汉代的有关社树的图案，都是这个样子，我在《夏社考》一文里已把它列了出来。
所以有这三点，我可以很清楚地说龙盘的图像就是夏代的社神。陶寺文化分早中晚三期，而龙盘的时代属于陶寺文化早期，正好是夏社句龙的时代，所以这个龙纹盘的图像，我认为就是夏代的社神。
中国文物网：这个龙纹盘是古代先人对天文知识的反映吗？
冯时：当然是。古人认为，龙就是天上的星象，龙可以表现阴阳，正是因为它既可以上天，也可以入地，斗转星移。龙在天上回天运行，当它升天的时候，也就表现出阳的属性，而入地不见的时候，则表现出阴的属性。人们以句龙作为社神的理解，就是根据龙星可以入地的特性。中国古代的龙，它的起源实际就是人们对于天上星象的认识。
中国文物网：我看您《中国古代天文与人文》这本书有一节是夏社研究，就是按您刚才说的那样？
冯时：其实就是根据我于2000年写的那篇文章，后来又把它进行了充实。夏代的句龙为社神，而禹其实就是社神，人们祭社的时候一定要配禹，禹后来治九州、平水土，都是社神做的事。所以禹就是社神。在古文字里，“禹”字像条虫子，实际也是龙的形象。这样的一些文化现象，我们都可以联系起来，而这些内容看不出和尧有什么关系。
铜齿轮形器，有待考证
中国文物网：陶寺出土好多文物，有一个铜齿轮形器，您是怎么看待的？和太阳有关系吗？
冯时：这件遗物所具有的确切含义目前还不好说，至少它还是一件孤证，凡属孤证，我们不宜作过度的推测。与它有关的材料只是简单介绍了一点儿，摆放的位置在手臂，更多的情况并不清楚。器上有29个齿，有学者推测跟朔望月有关。是不是一定有关系，我不敢说，也许不能排除这样一种可能性吧。但朔望月的长度不仅有29天，还有30天，所以还需要进一步研究。
中国文物网：我有这么一种猜测，如果说里边一个圆和外边一个圆也是一个同心圆，也是天文观的这么一个反映吗？
冯时：它好像和玉璧是叠放出土的，玉璧当然和天圆有关，是天盖的象征。但是铜齿轮形器有29个齿，到底怎么去解释，是不是像有的学者提出来的那样为朔望月的表现，我现在不敢肯定地说，还是等完整的发掘资料公布后再说吧。考古学研究，资料掌握不全是不能匆忙下结论的。
陶寺遗址，夏文明的重要佐证
中国文物网：这些陶寺出土的文物是首次展出的吗？
冯时：首次公开展览。
中国文物网：谈谈它的意义吧。
冯时：陶寺遗址发现的重要遗物很多，漂亮的东西拿出来一些，尤其是现在大家关心的，学术界存在争论的东西。其实还有很多东西没有展出，特别是对有关遗迹的动态变化的介绍，这对于陶寺文化的研究非常重要。
我通过对夏社和文邑的研究，初步认为陶寺遗址基本上就是从禹都阳城到夏都文邑转变的遗址。因为陶寺遗址早中期发现了城墙，但是城墙在晚期毁灭了。文献记载禹都阳城，而陶寺早中期文化的时间正好相当于夏禹的时代，所以此时存在的有墙的城可能就是所谓的阳城。阳城到陶寺晚期毁灭，建立了文邑，也就是夏邑，叫“邑”而不叫“城”，正好反映了从城到邑的变化。这种变化在陶寺时期反映得相当清楚。而且有意思的是，在《易经》这部书里有两条记载：一条是《夬》卦，它讲“扬于王庭，孚号有厉，告自邑，不利即戎，利有攸往”。王在王庭里发布命令，王庭在哪儿呢，经文说告自邑，在邑发布，又证明我们说的王庭应该就在邑。还有一条记载就是《泰》卦，说“城復于隍，自邑告命”。什么叫“城復于隍”，“復”应该读为“覆”，意思是城倒在了隍里面，隍是什么？就是护城沟，城墙被推倒了，倒在护城沟里，这说明城毁了，城毁了以后“自邑告命”，建立了邑。它告诉我们，古人毁城的目的是建立邑，而且王是在邑告命，这在《易经》的《泰》卦里讲的很明确。这个记载至少说明两个事实，第一，王庭在邑，第二，邑没有城墙。《易经》这本书形成很早，即使我们保守地说，它的卦爻辞的形成也应在西周早期，里面说的这些历史故事，都是西周早期以前发生的。“城復于隍，自邑告命”，显然不是说的周灭商，因为周灭商是灭大邑商，大邑商没有城，不存在“城復于隍”这样的事情。商代的王庭在邑，这个制度显然是对更早制度的继承，因为夏代的王庭已经为邑了，文献称为“夏邑”，所以也没有理由说《易经》的这个故事写的是商汤灭夏，而唯一可以解释的应该就是夏代的建立，因为最早称邑的就是夏，《尚书》里面就是这么讲的。所以我们只能说，对于世袭王朝，王庭所在的邑的制度是从夏开始创立的，后人继承了这个制度。如果是夏创立的，那又是怎么创立的呢？陶寺遗址反映的现象就提供了这个制度建立过程的活生生的例子，再现了这个史实。早中期有城，晚期毁城而建立邑，而文邑陶扁壶的出现正在晚期，一切都非常吻合。所以陶寺遗址的重要性就在于此，它提供了一组重要的物证，这组物证不仅对解决中国第一个家天下王朝的建立有决定性的作用，而且还涉及中国古代传统政治制度的研究。
展览没有拿出来，或者拿出来没有给予重视的还有一些有关天文观测的遗物，一些天文仪器。这些东西中有的很重要，比如圭表。人们怎么去建立天时呢？怎样定立王邑呢？都要利用仪器，这个仪器就是表。我写《中国天文考古学》，一直在找中国最早的圭表。结果在2004年，我有机会去陶寺遗址参观文物库房，终于找到了两支表，一支是早年发现的，一支是后来发现的。当时我对发掘者说这些东西是测量日影用的表，非常重要。后来我在多次演讲中，曾反复提及陶寺发现了很重要的遗物——圭表。有了表以后，基本的天文观测便可完成，人们可以测定方位、时间，甚至测得地中以定王邑，天文学最终为王权的建立奠定了基础。不仅如此，陶寺圭表的发现让我们重新建立了古代观象授时的制度和方法，所以它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相关的重要遗物还有一批，除了圭表，还有与圭表有关的一些遗物，也都很重要，很有意义。
人物简介：冯时，1958年10月生于北京。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毕业。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考古学报》副主编，中国古文字研究会理事。
主要研究方向：从事古文字和天文考古学研究，发表论著、论文70余种。入载英国剑桥国际传记中《世界名人录》及美国传记协会《世界五百名人录》。在天文考古方面将中国天文考古学有确证可考的历史自过去的公元前1000年提前至公元前4500年。所撰《中国天文考古学》在理论与实践方面初步建立了中国天文考古学体系。为中国文明起源的研究开辟了新的途径。主要代表作：《中国天文考古学》、《中国古代的天文与人文》、《出土古代天文学文献研究》、《古文字与古史新论》、主编《金文文献集成》。
中国文物网采编：田家宾 慧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