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简介：

　　龚国强，1984年7月获得南京大学历史学学士学位，2013年12月至2015年5月由国家教委公派至印度尼赫鲁大学留学，2002年7月获得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历史学博士学位。1984年7月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工作，曾任新疆考古队队长、汉唐考古研究室副主任、日本东北学院大学客座教授。现任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西安唐长安城考古队队长，兼任中国考古学会三国至隋唐考古专委会副主任、国家文物局国保工程方案审核专家库成员。

　　曾参与北京琉璃河商周燕国都城遗址、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新疆且末县加瓦艾日克墓地、和田尼雅遗址和拜城多岗墓地、西安唐长安城大明宫太液池遗址等考古发掘，主持了隋唐长安城西市遗址、东市遗址、唐大明宫国家遗址公园建设工程考古项目、大明宫丹凤门遗址、大明宫官署遗址等调查发掘工作。撰有《隋唐长安城佛寺研究》、《青龙寺与西明寺》（合作）等著作4部，主编《唐大明宫遗址考古发现与研究》，参与《中国考古学大辞典》的编写出版，参与大型考古报告《西域考古图记》、《亚洲腹地考古图记》、《龙门石窟》的翻译出版，另发表有简报论文等70余篇。　　

　　中国考古网:龚老师您好，感谢您接受中国考古网的采访。选定自己想要学习的学科其实是件很难的事情，您是怎样了解考古并且最终选择了考古这个专业作为您的学习方向呢？

　　龚国强老师：我在上大学之前对考古几乎是无知的。模糊记得少年时在看露天电影时曾看到过类似马王堆古墓发现这样的新闻纪录片，当时觉得挺神秘的，除此以外没有别的感觉，也想不到以后终身从事考古这个事业。后来考大学时，成绩出来后分数还是比较高的，但因必须要事先填报就学志愿及专业方向，本人对大学不太了解，就听从老师意见（历史分数高，考古可以到处走）填报了五所综合性重点大学。最终被第一志愿的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录取，一直到现在考古专业成为我的终身事业。所以某种程度上说我的专业方向不是选定的，而是特定时代和特定机遇所注定的。

在西安大明宫国家遗址公园建设期间，在现场向国家文物局专家组汇报考古工作（2009年）

　　中国考古网：您曾先后在北京、河南、新疆、陕西等地参与或主持过一些重要遗址的考古调查和发掘工作，在这过程中，有什么有趣而且难忘的事情？

　　龚国强老师：我到考古所以后，先后在商周研究室、汉唐研究室、边疆研究室三个研究室工作过。在自己成长过程中，得到了许多先生和同事的关心、帮助和指导，例如商周室的张长寿、殷玮璋、郑振香、高炜、郑光、王巍、杜金鹏等先生，汉唐室及边疆室的王仲殊、徐苹芳、刘庆柱、杨泓、孟凡人、段鹏琦、孙秉根、马文宽、李毓芳、蒋忠义、冯孝堂、赵超等先生，他们在做学问和为人处事等方面，都深深地影响了我，使我受益终身，这是我要首先感恩的。

　　我参加或主持过不同地区、不同时代的一些重要遗址的考古调查和发掘，总的感受是艰苦并快乐都有。例如我记得在新疆拜城考古时，遗址距村庄有一定距离，工作条件比较艰苦，住的是牧民的帐篷，没想到我在入住的第二天，就浑身出现了被跳蚤咬的小红点，痒得不行，喝的水是从水渠里打来的浑水，满桶水经沉淀后只有半桶水可喝，而且喝过以后，解手有问题，主要是含碱太重。还有，在参加且末县车尔臣河汉墓和塔克拉玛干沙漠腹地的尼雅遗址中日合作发掘中，每到下午，就要遇到风沙的吹刮，鞋帽、头发、脖子等都粘满了沙子，连眉毛都变成了黄色的，可以说，这些早年艰苦的条件和环境至今难以忘记。当然，随着我国经济和科技的发展，现在的考古条件已经大大改善，边疆地区考古人员都配备了房车这样的设施。

　　考古人员除了艰苦的条件以外，也会遇到一些值得回忆的有趣事情。记得2003年春季我们发掘唐大明宫太液池遗址，当时正值“非典”猖獗，各单位不让人员来回流动，怕交叉感染，连附近的城中村都设了检查站。我想既然已经发掘，也不能随便中断，那么我们就继续发掘吧。直到六月中旬发掘结束，我才买票乘坐绿皮火车回京。当时是晚上，车上空空荡荡的，没几个人。我有点感冒咳嗽，加上困乏，便睡了过去。但突然被人推醒，一看傍边的乘客已经不见，替代的是几个穿白大褂的医务人员。他们马上要我配合，问情况，测体温，折腾了十几分钟，最后说没事，便离去了。这时，我才意识到我被人当成“非典人员”举报了。

在唐大明宫丹凤门遗址发掘现场接受国家、省文物局领导的视察和检查（2005年）

　　考古是细致而又求实的活儿，就像公安破案一样，需要极大的耐心和打破砂锅问到底的精神。我感觉，每次发掘的中期，大概都要经过一段最困难的阶段，就是遗迹现象不明朗，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办？而季节天气、工期、民工费耗费等都不容长期磨耗。这时作为领队的自己，睡不踏实，吃不香饭，满脑子都是遗迹、现象，真是度日如年。但是熬过这一时期，迷雾散去，出现了自己意想之中的新的遗迹现象，谜底终于可以破解，这时候自己真是感到无比轻松，无比欢快，恨不得高兴得跳起来。

　　记得2005年年底唐长安城大明宫正南门丹凤门遗址发掘接近预期收工时间时，我来到发掘现场进行查看，突然发现所谓的东门墩的土台上有零散的红烧土，心中不禁怀疑起来，怎么会有火烧痕迹呢？随后，我便与其他队友一起用手铲刮查起来，越刮越清楚，最后还出现了其它门道常见的薄石片以及础坑，这就奇怪了？我们不禁七嘴八舌议论起来，有的认为这可能与东门墩上设置门房有关。不管怎样，我便坚持要查个水落石出，随后便向东扩方。在后来的一个月中，我们冒着寒冬天气，不时架柴烤火，还要翻越当时为保护而新筑的2米来高的夯土墙头，一点点向东钻探、发掘，一点点落实，最后找到了东面已经破坏不堪但尚清楚的两个门道以及东门墩遗迹，揭示出丹凤门五个门道的历史事实，从而否定了上世纪五十年代认为的丹凤门三个门道的定论，印证了宋代吕大防石刻图以及唐代文赋的史料记载，从而使大明宫中轴线等一系列问题得到了彻底的澄清。

西安唐城队队员与安家瑶老师在唐丹凤门遗址发掘现场（2005年）

　　中国考古网：我们都知道，您的主要研究方向为汉唐考古，您是怎样决定研究这一领域的呢？

　　龚国强老师：如上所述，我的专业研究方向曾经有三次改变，最后确定为汉唐考古。最后的确定，一方面与我大学学习基础有关，我所在大学的考古专长在六朝考古，我的大学学年论文所写的是六朝陵墓及其石刻，曾经实地调查过所有现存的陵墓石刻。另一方面，是与我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跟随导师安家瑶先生进行博士研究生课程学习有关。那时的实习主要安排在隋唐长安城遗址，毕业论文写的也是有关隋唐长安城。 缘此，2002年博士毕业以后，我便留在了汉唐研究室和西安唐城队，一直从事汉唐时期的考古研究。

　　中国考古网：您的《隋唐长安佛教考古》不仅系统地整合了隋唐长安城佛寺的有关文献记载和考古资料进行研究，并对隋唐长安城佛寺与早期都城佛寺和古印度佛寺的渊源关系、同时代朝鲜半岛和日本都城佛寺的影响等问题进行了纵向和横向的比较研究，您能谈谈这对于这一研究的考量吗？

　　龚国强老师：当初，在博士研究生毕业论文开题前，我曾想进行佛教舍利器具的研究，但导师安家瑶及杨泓、孟凡人等先生认为佛教舍利出土较散，研究基础较薄弱，两年的时间不足于完成如此宏大的研究任务，所以后来题目改变成“隋唐长安城佛教寺院研究”。开题和撰写过程中，杨泓、孟凡人、刘庆柱、白云翔诸先生，以及中国历史博物馆的孔祥星教授、北京大学马世长教授、高崇文教授和西北大学的李健超教授等，从研究方法、材料收集、论据讨论、论点提出等方方面面都给予了详尽的指导。先生们告诫我应用考古方法、立足于考古资料、结合历史文献来进行研究；鉴于隋唐长安城佛寺的历史地位和历史影响，除了要对隋唐长安城本身的佛寺进行研究以外，也要注重于其源流问题的考古学研究。如此，也有利于我毕业以后的深化发展。

　　撰写这篇论文过程中，我充分利用了我过去对印度、巴基斯坦以及我国新疆地区佛寺的考察经历。我曾留学于印度著名的尼赫鲁大学，并实地考察过印度、巴基斯坦北部的主要佛教遗址，另外在新疆考古队工作时也曾调查过大多数佛教遗址。同时我充分利用了考古所西安唐城队发掘的青龙寺、西明寺遗址的第一手考古资料，此外也利用了考古所东亚考古资料非常丰富的优越条件，查阅了最主要的东亚佛教考古资料和主要的论文论著。

作为国家文物局派出的考古代表团成员访问巴基斯坦巴沙瓦大学考古博物馆（2004年）

　　当然，要完成这篇博士论文，我深感相关专业基础知识的严重缺乏，学识能力的严重不足，为此，我进行了恶补。除了较仔细地研读了《唐两京城坊考》、《长安志》、《两京新记》、《雍录》、《玉海》、《类编长安志》、《历代名画记》等相关基础史料，我还较系统地从任继愈主编的《中国佛教史》、汤用彤《隋唐佛教史稿》、范文澜《唐代佛教》、季羡林《中印文化交流史》等论著中学习了相关的佛教发展史，还研读了《大唐西域传》、《南海归内法传》、《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入唐求法巡行礼记》、《唐大和上东征传》、《高僧传》、《续高僧传》等唐代时期中外高僧的著作，查阅了《大正藏》以及重要的佛教工具书等。

　　这篇论文中，我对隋唐长安城中所有佛寺进行了统计，对其分布规律以及变化发展进行了分析和论述，提出了自己的创新观点。同时，在源方面，着重讨论了隋唐长安城佛寺在分布等方面对魏晋南北朝时期都城佛寺的继承，而在流的方面主要讨论了对同时期朝鲜半岛和日本佛寺的影响。对此，北大教授马世长先生评论：“本文填补了隋唐长安城佛教寺院考古学研究的空白，具有新意和较高的学术价值”，杨泓教授也评曰：“论文的撰著具有了详实可靠的基础。”“（隋唐长安城佛寺）对东北亚地区，主要是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的古代佛寺有深刻影响，论文中也有很好的论述”，“在隋唐长安城佛寺研究方面获得了重要的阶段性成果”。

　　我自感资质平平，博士论文论述面又较宽广，故虽然用了很大的力气去撰写，但肯定离指导我论文的导师及诸位指导老师们所期望的要求和水平仍差之甚远。唯一值得欣慰的是，从博士论文的撰写过程中，我得到了较严格的学术研究训练，自己从事汉唐考古特别是隋唐长安城遗址考古研究的基础也由此而得到了奠定。

　　中国考古网：隋唐长安城遗址的保护起步较晚，几乎与城市建设同步进行的。尤其是近年来的老城区的改造和新城区的规划开辟，建设进度呈现出加速度趋势，遗址被蚕食破坏的现象时有发生，文物保护工作面临着日益严峻的局面。对于隋唐长安城的遗址保护您有什么看法？

　　龚国强老师：是的，您看到了这方面考古人员的忧愁。上世纪五十年代开始对隋唐长安城城址进行了大规模的考古调查工作，取得了重要的考古成果。但值得指出的是，当时的隋唐长安城遗址只是部分被城区建筑所覆盖，而到上世纪九十年代末，随着西安城市的发展，城址则完全被掩埋于现代城市之下。变化是极大的，城址破坏的情况是非常严重的。过去，为了避免隋唐长安城址成为城市发展的障碍，这处完全可列入最重要都城遗址之列的城址一直没能被列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仅唐大明宫列入），直到1994年，其他次要的遗址都列入了国保单位，再也说不过去时，才硬把这处城址列入了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文物保护工作的局面也是极其严峻的。

在唐大明宫官署遗址考古现场接受CCTV的采访和直播（2011年）

　　过去，我们在隋唐长安城遗址的考古工作主要是主动性的发掘，但近年来我们的考古工作逐渐有所改变，配合遗址保护进行的调查和发掘成为我们的主要工作。产生这种情况的原因一方面缘于国内经济的发展和城市建设的加强，建设项目逐渐增多，另一方面是过去我们主动性发掘的唐大明宫遗址已经建设成为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保护的压力、考古的紧迫性开始转到了隋唐长安城城址本身，如果我们不加紧考古，隋唐长安城遗址的损失将永远不可弥补，所以我们考古文物工作人员肩上的任务极其重大。

　　对于隋唐长安城的遗址保护，我个人认为至少有以下几方面值得我们去努力：

　　一、无论政府还是社会民众，都要充分认识到隋唐长安城遗址的重要性，它不仅是西安的、中国的，也是世界的。这处重要的千年遗产值得我们全力去保护。

　　二、要尽快制定隋唐长安城遗址保护规划，通过政府人大立法保护。

　　三、要保护和展示隋唐长安城的四至范围、中轴线及宫城和两市等主要格局，尽快划定重点保护区和潜在考古区。这些区域范围内尽可能维持只拆不建的原则。

　　四、严格城址范围内每一项基本建设项目的审批，加强对配合基建考古勘探项目的管理，把好考古勘探和发掘的质量关，从基建项目中抢救遗址、抢救考古资料，最大程度减少基建所造成的文物损失。

　　五、借鉴国内外一切先进理念和成果，在考古研究和保护展示中大力提倡和应用现代科技手段和设备，开展多学科合作研究。

参加中澳（澳大利亚）文化遗产论坛（2012年）

　　中国考古网：中国古代城市考古在中国考古学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田野工作量大，持续工作时间长，其学术成果对中国古代史研究之影响，也是被学术界所公认的。你们在这方面都做了哪些工作？

　　龚国强老师：如上所述，从事主动性、学术性的考古课题项目当然非常重要，但就隋唐长安城这个位处现代城市之下的城址而言，我个人认为现今眼下最重要、最紧迫的是从建设项目的铲土机下抢救隋唐长安城遗址考古资料。

　　当然，这些考古工作往往是在棚户改造区、房产建设区，现场杂乱，工期紧张，任务繁重，而且由于资料的零散和不完整，一定程度上还影响到个人研究成果的出产和年终考核指标的下降等，可谓吃力不讨好。但我认为，我们考古人员不但是城址的研究者，更是遗址的专业守护者，我们不能眼睁睁地任由城址被破坏殆尽。

与国家文物局城市考古培训班的学员们合影（2018年）

　　我从2002年开始以来，主要是参加和主持了唐大明宫遗址、隋唐长安城遗址的一些主动性发掘和较多的配合基建和保护项目的调查和发掘工作。

　　其中，我感受最深的是我主持的唐大明宫国家遗址公园建设项目中的考古勘探工作。大明宫国家遗址区是财政部和国家文物局确定和支持的“十一五”期间国家大遗址保护示范区，是国家和西安市的重点建设项目。大明宫遗址占地3.5平方公里，遗址区内覆盖了西安最大的城中村和棚户区，涉及人口15万，拆迁建筑面积950万平方米，拆迁工作难度大，建设投资巨大（达120亿人民币），工期要求紧张，工作要求很高。为此，在公园建设期间的三年内，我们采取边考古、边规划、边建设的方式，日夜苦干，及时勘探、及时定点定位、及时递交考古报告，从而按期按质地完成了遗址面积百分之八十多的考古勘探任务，保证了遗址的完整性保护和各项展示的需要，有力地保证了遗址公园的建成开放。

　　在遗址公园建设的考古工作中，我作为考古人员参与了遗址公园建设的全过程，其中包括规划、建设、展示等各种方案的讨论工作，从考古和文物保护的角度向规划方、建设方提出了许多修改意见和建议，对于有些破坏遗址的工程则通过有关部门直接叫停，有效地避免了工程施工期间文物遗迹的破坏。后来，大明宫遗址公园建成开放，于2010年被国家文物局公布为第一批国家级考古遗址公园之一，后于2014年又作为丝绸之路——天山廊道的遗址点被联合国列为世界遗产。所以，从这方面来说，我作为这项伟大事业的参与者，能在其中发挥自己应有的作用，心中感到无比的自豪和光荣。

西安市政府授予西安唐城考古队“大明宫国家遗址公园建设突出贡献奖”（2011年）

　　近些年来，在国家文物局、陕西省文物局和西安市文物局的支持下，我带领全队人员积极走出唐大明宫遗址，投入到隋唐长安城遗址的抢救性发掘和保护项目之中。我们先后开展了长安城西南隅和木塔寨佛教寺院遗址的调查、小雁塔东院的合作考古调查和发掘、大唐西市建设项目考古调查和发掘、圜丘遗址的调查和保护、隋唐东市遗址的调查和发掘、明德门遗址保护项目考古发掘、唐兴庆宫遗址考古勘探、地铁六号线建设兴庆宫段考古调查等一系列的考古工作，有效地促进了相关遗址的保护，例圜丘和西市遗址等都由此建立了遗址展示区和博物馆，明德门等遗址也即将建立保护性广场等。值得一提的是，东市遗址作为隋唐长安城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唐代丝绸之路的见证地，考古工作却长期缺乏，更没有像西市博物馆那样的遗址标志点。2015年，我们在国家文物局、陕西省及西安市政府的支持下，在房地产开发的铲车下，抢救发掘出道路、渠道、作坊、水井等重要遗迹及大量的珍贵遗物，证明东市遗址尽管大部分覆压于城市建筑之下，但东北隅遗址尚保存较好，值得开展考古、展示和保护利用。为此在各级政府的努力下，最终叫停了建设工程，并把130亩大小的建设预留地交给我们来开展考古工作，使得著名的东市遗址能得以部分保留和保护下来。故此，我深刻体会到，参与到遗址的保护并从中作出自己的贡献，也是每一名考古研究人员应尽的职责和义务。

参加国际古迹理事会“阿曼论坛”时作讲演（2015年）

　　中国考古网：作为一名老师，对于学习考古学科的学生们，您有什么建议？

　　龚国强老师：作为一名考古和文博专业的老师，我主要有几点意见跟同学们交流。

　　1、 考古是一项事业，既然选择了它，就要心无旁骛，全身心地投入进去，对此我很赞赏同事何驽先生把考古当成一门事业和艺术来做的说法。只有投入进去，才能有所成就。

　　2、 从事考古事业的人员素质要求很高，一方面知识面要求广泛，要求不断学习各种科学知识，以及处理好各种遗迹现象的分析判断，另一方面，考古工作需要多方面的实际能力，上至各级政府官员、中至各个机构单位，下至平民百姓，各个方面都得你去联络，后勤保障、人身和文物安全、各方面的矛盾纠纷、专业工作的把控、研究工作的开展、各种报表及汇报材料、学术交流等都得专业人员来自己处理。所以考古人员都得"三头六臂"，拥有多种能力才是。

　　3、 不管你野外工作再忙再累，你要始终牢记你是一名专业研究者，研究是你的本行和职责，所以不可只做一名工匠，更要花功夫抓紧搞科研，尽力提高自己的科研能力，早出成果、多出成果，成为一名合格的研究人员。

　　4、 考古是一门求实的学科，考古人员一定要端正学风，实事求是，扎扎实实，有一份材料说一份话，不得虚夸浮夸。考古研究所有着严谨求实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我们一定要继续巩固和发扬。

　　5、 考古人员不仅要加强考古学术研究，也要积极参与遗址的保护、展示中，要为政府和社会服务，做好政府的参谋。

　　中国考古网：谢谢龚老师，非常感谢您能接受中国考古网的采访！

策划：乔　玉

整理：荼　荼

图片：龚国强

审稿：龚国强

责编：荼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