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10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致信祝贺仰韶文化发现和中国现代考古学诞生100周年时指出：“100年来，几代考古人筚路蓝缕、不懈努力，取得一系列重大考古发现，展现了中华文明起源、发展脉络、灿烂成就和对世界文明的重大贡献，为更好认识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发挥了重要作用。”习近平总书记希望广大考古工作者要继续探索未知、揭示本源，更好展示中华文明风采，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出新的更大贡献。为了更好履行这一时代使命，《历史研究》编辑部采访了“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第一至四阶段项目负责人、执行专家组组长王巍研究员，请他结合探源工程成果，谈一谈对中华文明起源和发展脉络的最新认识。

　　一、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启动

　　《历史研究》：新时代以来，党中央更加重视考古工作。“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于2001年启动，至今已有20年了，您能否介绍一下工程的立项缘起？

　　王巍：通过现代科学手段探索中华文明起源，要从一百年前中国现代考古学诞生之日谈起。1921年，仰韶文化面世，这一重大发现打破了当时流行的中国无石器时代文化的结论，让世人实实在在“看见”了中华文明的远古根脉，可以说中国现代考古学自诞生之日起就与探索中华文明起源紧紧联系在一起。此后郭沫若等老一辈历史学家通过出土的商代甲骨文，结合历史文献研究古代社会，可以说是中国学者探索中华文明起源问题的发端。

　　20世纪80年代，在浙江余杭良渚、辽宁建平牛河梁、安徽含山凌家滩、山西襄汾陶寺等遗址，发现了体现社会分化的墓葬遗存，年代在公元前3500年到前2100年。这些考古发现引发了中华文明起源研究热潮，夏鼐发表《中国文明的起源》一文；苏秉琦提出了“满天星斗”和“古文化、古城、古国”、“古国—方国—帝国”等一系列关于文明起源的观点，开启了中华文明探源的新阶段。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组织了中华文明起源研究课题组，循着文字、冶金术、城市以及礼制等文明起源“要素”开展研究，尤其是关于礼制的出现及其与文明起源关系的研究颇具特色。与此同时，李学勤、张忠培、严文明、李伯谦等都提出了各自观点，掀起了中华文明起源研究的高潮。20世纪末，中国史学界大多以夏王朝的建立作为中华文明的肇始，将距今5000多年到距今4000年之间的社会阶段作为原始社会末期的部落联盟阶段。

　　这一时期的文明起源研究存在几个问题。其一，缺乏对文明形成标志的系统研究，有学者认为距今5000年前中国已经进入了文明社会，但争议仍然很大。其二，缺乏多学科合作，尤其是缺乏考古学与自然科学相关学科的有机结合。其三，研究重心往往集中于某区域的某一考古学文化的社会状况分析，缺乏区域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结构发展脉络——文明化进程的研究，各区域文明间的关系研究较为薄弱，较少涉及中华文明形成和发展的背景、机制、道路、模式和特点等深层次问题。这导致中华文明起源研究在世界文明研究领域缺乏话语权。

　　“夏商周断代工程”结束之后，一些参加工程的学者积极向科技部建议，开展中华文明起源的多学科综合研究。2001年底，“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综合研究”正式立项，科技部任命我和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赵辉教授为项目负责人。针对以往文明起源研究中存在的问题，探源工程将中华文明形成的标志特征，各地区的文明化进程，各区域文明之间的互动以及以中原地区为中心的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过程，中华文明起源、形成与早期发展的背景、原因、机制、特点等作为研究重点。探源工程力图揭示中华文明在什么样的自然环境背景、文化背景和社会背景下形成和发展起来；探索推动中华文明起源发展的动力或因素及其内在联系；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追问，中华文明起源形成与发展的道路呈现什么特点，其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二、建构文明判断标准

　　《历史研究》：有关“国家”和“文明”判断标准的问题，一直是国内外研究的热点。我们能否从探源工程20年的考古发掘和研究成果中，总结出符合中华文明发展特征的文明判断标准，进而构建中国特色的文明理论？

　　王巍：长期以来，国内外学术界一直以“三要素”——冶金术、文字和城市作为进入文明社会的标志。国际学界一般依据这个标准，以甲骨文的出现作为中华文明起源标志，即中华文明起源于商代晚期，仅有3300多年历史。探源工程实施期间，我们对世界几大原生文明进行了分析，发现它们并非都符合“三要素”标准。如中美洲玛雅文明并未掌握冶金术，南美洲印加文明尚未发现文字。所谓文明“三要素”，主要是从古埃及文明和两河流域文明提取出来的“标准”，并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

　　探源工程坚持恩格斯关于“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概括”的观点，以国家形成作为文明社会的最重要标志和最本质特征。在此基础上，我们进一步认为，除作为直接证据的共时性文字资料以外，还可以通过遗迹和遗物，判断是否出现国家。我们主要基于良渚、陶寺、石峁、石家河等几处都邑性遗址的考古发现，结合其他中心性遗址的考古成果，并参考世界其他古代文明的情况，归纳出在尚未发现共时性文字材料的情况下，判断是否进入文明社会的8个关键特征。

　　一是农业显著发展，人口不断繁衍。例如，良渚文化比较普遍地使用犁耕，并发明了多种生产工具。良渚文化的水田规模很大，灌溉系统比较完备，早已超过最初的小水田阶段。农业的显著进步可以促进人口繁衍，使少部分人脱离农业生产，专门从事手工业制作以及社会管理和原始宗教祭祀等活动。

　　二是手工业技术显著进步，专业化进一步发展，被权贵阶层所掌控。例如，大汶口和龙山文化时期的陶器制作工艺高超，龙山文化时期的蛋壳陶器壁最薄者仅0.3毫米。良渚的玉琮、玉璧制作工艺精湛，反山墓地中，被认为极有可能是“王墓”的12号墓，出土形体最大、制作最精致的“玉琮王”，其表面的人兽合体“神徽”图案，在1毫米宽度内竟有五条宽0.2毫米的刻纹。这些精致的手工业制品显然出自技艺高超的工匠之手，说明当时高技术含量的手工业出现了专业化。这些精美的手工业制品多数作为礼器，有理由推测，这些高端器物的制作已经被权贵阶层所掌控。

　　三是人口显著集中，形成都邑。一些发展较快的地区，聚落数量显著增加，并出现人口非自然原因的集中现象。在一些中心地区，出现了作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都邑，面积数十万乃至上百万平方米。聚落内有明确的功能分区，有宫殿区、手工业作坊区、墓葬区、一般居民区等。例如，良渚遗址内城面积达300万平方米，外城更是达620万平方米；陶寺城址面积也达280万平方米；石峁城址面积达400万平方米。几座城址内都有比较明确的功能分区，并发现宫城或宫殿区。

　　四是社会分化程度高，形成贵族阶层及以礼器体现尊贵身份的初期礼制。如良渚城址反山12号墓内就随葬多件玉石钺，其中有一件制作精致、带有短柄的权杖，以及玉琮和数十件玉璧。陶寺遗址大墓中，随葬有陶鼓、木鼓、石磬、龙盘和玉石钺。在黄河下游地区的龙山文化墓葬中，发现有制作精美的陶质酒器和玉石钺以及多重木质棺椁。

　　五是形成金字塔式的社会结构，出现集军事指挥权、社会管理权和宗教祭祀权于一体的王权。这一特征，主要体现为巨型都邑、大型高等级建筑（宫殿）的出现。如良渚遗址内城中部有人工堆筑的面积为30万平方米、高近10米的高台，上有数组大型建筑。古城以北修筑了长数千米、宽10余米的水坝。陶寺城址已发掘的一座宫城内，高等级建筑基址的面积达8000平方米。

　　六是血缘关系仍然保留并与地缘关系相结合，维系社会发展。王及其亲族仍然与社会大众保持着名义上的亲缘关系，但实际已成为统治者，这从墓葬可以得到证明——高等级墓葬分布区域向着独立化方向发展。如陶寺遗址早期大墓就是位于公共墓地中的一个区域，由几座大型墓和几十座中型墓构成，不见小型墓。陶寺城址兴盛时期，大型墓脱离公共墓地，集中于南城墙附近，四周围墙环绕，单独成区。良渚古城内外，发现反山、瑶山、汇观山等高等级贵族墓地，说明良渚最高统治者及其亲属的墓葬，已经脱离了公共墓地。

　　七是暴力现象和战争频繁发生。除社会分化程度之外，还可以从另外两方面印证王权的出现。其一，战争频发。自距今5500年左右开始，墓葬普遍出现随葬石钺的现象。陶寺遗址小型墓葬几乎没有任何随葬品，但在一些青年男性的墓葬中，常随葬石钺。高等级墓葬中往往随葬制作精致、没有使用痕迹的玉石钺。随着战争频率加快和规模逐渐扩大，军事首领的地位不断提高。军事指挥权逐渐拓展到社会生活各领域，转化为王权。其二，各地都出现了暴力导致的非正常死亡现象。在陶寺遗址宫城中的大型夯土建筑基址内，发现了人骨和动物骨骼。这种习俗一直延续至夏商时期。江苏昆山赵陵山遗址发现罕见的人殉墓葬。这在良渚文化遗址乃至夏王朝之前的墓葬中都是罕见的。

　　八是形成了王权管理的区域性政体和服从于王的管理机构。各区域文明都有一个比较稳定的范围，内部存在共同的生活习俗、文化基因，也许还存在共同的原始宗教信仰。不同的小区域之间有密切的亲缘关系，以该区域最高等级的聚落——都邑为中心，形成了一个政治、经济、文化的社会网络。

　　三、中华大地的文明化进程

　　《历史研究》：文明的起源和发展，本质上可以视为人类活动与自然环境相互作用的过程，探源工程对中华文明发生和早期发展时期的生态环境、中华先民的生业基础和模式进行了怎样的探索？

　　王巍：探源工程专门设立环境变化与文明演进关系课题，系统考察距今10000—3500年（特别是距今6000—4000年）各区域文明起源和形成阶段的农业和手工业发展状况，探研其与文明起源的关系。

　　考古发现表明，距今1万年前，我国北方地区已经开始栽培粟、黍，长江中下游地区已开始栽培水稻。距今8000—6000年，中国大部分地区气候温暖湿润，黄河流域、辽河流域的粟作农业和长江流域的稻作农业显著发展，进入耜耕农业阶段。黄河中下游地区主要种植粟和黍，兼种水稻。长江中下游地区始终以水稻为主要作物。距今6000年前后，农业进一步发展。各区域文明形成时期，农业取得两方面进步。一是生产工具的进步。在长江下游地区，距今5500年左右的崧泽文化晚期，出现了犁耕。距今5100—4500年的良渚文化时期，发现有石犁、耘田器等多种稻田农具。其后的广富林文化时期水田遗迹上还发现了水牛脚印，可知当时长江下游地区犁耕已经比较普遍。二是生产技术的进步。这方面资料在考古学上往往难以辨识。通过观察，良渚文化的稻田规模大，田埂、沟渠规整，较之稻作农业初期已有显著发展，在良渚古城内出土的稻谷堆积，总重量约达两万斤。

　　《历史研究》：文明起源并非一蹴而就，在文明曙光到来之前，中华大地各区域经历了怎样的发展过程？

　　王巍：通过对黄河流域、长江流域和辽河流域距今5800—4000年的中心性遗址及其所在地区的考古调查和重点发掘，我们对各区域文明化进程有了较为清晰的认识。大约在距今5800年前后，中原地区、长江下游地区、辽河流域、黄河下游地区、陕北地区相继出现明显的社会分化，标志各地区进入文明起源的加速阶段。

　　首先谈一谈中原地区的文明化进程和模式。中原地区在裴李岗文化时期（距今9000—7000年）农业发展，人口增加。当时已经开始种植水稻，饲养家猪，制作陶器、石器和骨器。氏族内部出现掌握刻划文字和骨笛制作技能的人，但尚未出现明显的社会分化。距今5800—5400年，以河南灵宝铸鼎原遗址群为代表，中原地区出现明显社会分化。铸鼎原遗址群发现了数个面积达百万平方米左右的超大型聚落和一批中小型聚落，反映当时人口出现显著增长并集中的现象。遗址群中有数个面积在数十万平方米的大型遗址，周围有宽达10米的围沟环绕。遗址中心部位有大型建筑址，应是首领居住和举行仪式的场所。壕沟外侧发现有公共墓地，其中一座墓葬，根据规模和随葬器物来看，墓主人可能是军事首领。10余件随葬陶器为低温烧制，显然不是实用器，而是专用于陪葬的明器，这是全国范围内迄今所见年代较早的明器。值得注意的是，这座墓葬的规模虽凌驾于其他墓葬之上，但随葬品并不丰富，这与同时期长江下游大型墓葬中出土近百件随葬品的情况形成鲜明对比。我们认为，中原地区在文明起源过程中，是以首领居址规模和墓葬规模彰显地位，并非以占有和随葬大量财富来显示尊贵。还有一种可能是，当时中原地区的社会分化还处于初级阶段，统治阶层尚未占有大量社会财富。

　　距今5300年左右，豫西地区的铸鼎原遗址群衰落，在河南中部的郑州地区出现了双槐树、青台、汪沟等数个大中型聚落云集的现象，暗示这一时期中原地区的政治中心由河南西部转移至河南中部。近年发现的巩义双槐树遗址是该时期河南中部规模最大、等级最高的遗址，应是当时中原地区的政治中心。双槐树遗址有三重环壕，最内侧发现成组的大型建筑，其布局呈现中轴线理念的端倪，这与铸鼎原西坡遗址4座大型建筑基址围绕广场分布的格局迥然有别。高等级建筑群位于正中，几座建筑沿同一方向分布，贯穿中轴线，前后递进。最前面的两座大型建筑基址以中轴线为中心，东西并排，已经初步显现出中国古代都城宫室布局特点，有学者认为是后代宫室制度的滥觞。双槐树遗址发现的公共墓地，墓主人头向一致，成排分布。房址集中分布和几处公共墓地的存在表明，当时的社会仍然以血缘关系为纽带。值得注意的是，这几座规模较大的墓葬中随葬品并不丰富，只有少量装饰品。这与铸鼎原遗址群的情况如出一辙，也许仍然延续着以居址和墓葬规模彰显身份的传统。双槐树遗址反映的情况表明，距今5300年前，中原地区的社会分化更加明显。

　　其次，长江下游地区文明化进程经历了如下阶段。距今1万年前，长江下游地区已经开始栽培水稻，为该区域的文明起源奠定物质基础。在浙江浦江上山遗址发现了经营早期稻作的定居村落。浙江义乌桥头遗址发现上山文化晚期的聚落和墓葬，出土器物制作精美，反映出当时审美和信仰的进步。到距今8000年前，稻作农业有了初步发展，人口显著增加。这几处遗址的居址和墓葬没有明显的贫富贵贱差别。

　　长江下游地区最早出现明显社会分化的遗址是江苏张家港东山村遗址。该遗址发现了距今5800—5500年的崧泽文化的村落和公共墓地。近百座墓葬中，几座大型墓集中在一个区域，周围有数座中型墓，与其他小型墓分布区域明显分隔。大型墓随葬器物多达近百件，而为数众多的小型墓不仅墓圹狭小，随葬品也仅有两三件日用陶器。与同时期其他区域相比，该墓地所反映的社会分化程度十分突出。

　　长江下游地区的凌家滩遗址（距今5500—5300年），是安徽南部乃至长江下游地区同时期规模最大的遗址，存在时间与张家港东山村遗址前后衔接。遗址分为贵族墓葬区、高等级建筑区、祭祀区。高等级墓葬规模大，随葬品多达数百件，显示社会分化程度进一步加深。大量玉钺的出土暗示当时的首领掌握了军事指挥权，玉龙、玉鸟、玉龟、玉人等反映其权力的宗教色彩，表明当时可能已经跨入了文明社会的门槛。

　　再次，辽河流域文明化进程中，宗教权力要素十分突出。北方地区农业起源时间与长江流域相近，如在北京门头沟东胡林遗址发现了距今1万年的人工栽培的粟和黍。内蒙古赤峰敖汉旗兴隆洼遗址发现了距今8000年的围沟聚落，出土了炭化粟、黍以及陶器、石器、骨器、家猪和各种野生动物骨骼。在部分房址内居住面以下发现了墓葬，随葬有陶器和玉器。从墓葬和居址来看，尚未出现明显的社会分化。距今5500年，牛河梁一带出现了红山文化晚期的大型高等级祭祀群，多为石块修筑的圆形祭坛和方形的积石墓。大型积石墓只随葬玉器，个别墓葬还发现了玉人。在一处较高的山头上，发现一组用石块砌筑的巨大平台，面积达上万平方米，应是举行祭祀等大型仪式的场所。在该平台同一山头的南坡，有一个形状特殊的建筑，内有数量众多、大小不等的泥塑人像和龙、熊、猛禽残块，还出土了真人大小的女性头部泥塑像，被认为是辽西地区的一处中心性神庙。牛河梁遗址群一带没有发现居住遗迹，可能是当时专门埋葬贵族和祭祀神灵的宗教区域。近年，辽宁朝阳半拉山遗址发现红山文化积石墓地和祭坛，出土数件石人头像，最高达40厘米，再次印证红山文化晚期的宗教色彩。考古发现表明，当时的辽河流域已经出现明显的阶级分化，牛河梁墓地的墓主人应是权贵阶层。值得注意的是，他们的墓葬中只随葬具有宗教色彩的玉器，不见生活用具和武器，暗示祭祀权力是该地区文明的核心要素。

　　复次，黄河下游海岱地区的社会发展，与黄河中游地区和长江下游地区大体同步。8000年前，黄河下游地区已经栽培粟、黍，出现定居村落。距今5500年前后，出现社会分化。距今5000年以后，贫富分化日益严重，如泰安大汶口遗址公共墓地中的大型墓葬，不仅规模明显大于一般墓葬，随葬品也更加丰富。近年，济南市章丘区焦家遗址公共墓地中发现多座高等级墓葬，不仅墓圹规模较大，而且使用木质棺椁，有的使用两重椁和一重棺，随葬有精美的陶器和玉器。从玉器种类看，每个大墓都随葬玉石钺；这几座大型墓的墓主人都是青年男性，骨骼粗壮，有的身高竟达190厘米，很可能是军事首领。值得一提的是，海岱地区最先发明了木质棺椁葬具，以及鬶、盉、觚等带有三个空袋足的陶质酒器，这些因素被中原地区吸收，成为尧舜禹时期棺椁葬制和陶质酒器的组成部分。

　　最后谈一谈陕北地区文明化进程。近十年来，石峁遗址巨型史前城址的发掘，使陕北地区成为研究北方地区文明化进程的焦点。芦山峁遗址是这一时期陕北地区规模最大的聚落。其中大营盘梁位于芦山峁遗址的核心区，是由坡状的自然山梁垫土夯筑而成的巨大台基。在台基顶部三座院落呈“品”字形分布，出土了筒瓦和板瓦，把我国使用瓦的历史提前到距今4300年。在这组建筑的南端有一小型广场。芦山峁遗址大规模的聚落体量，特别是“宫殿”式建筑群落的出现，显然是当时陕北地区最高统治者的居所或祭祀场所，标志着当时这一地区社会分化程度已相当明显。

　　四、都邑性聚落与早期国家诞生

　　《历史研究》：距今5500—5300年，黄河中下游和长江中下游地区出现了超大型聚落，这一现象意味着什么？

　　王巍：超大型聚落的进一步发展就是早期国家，与此同时，核心聚落便演化成国家的政治中心——都邑。根据“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概括”这一马克思主义经典论述，早期国家的诞生就意味着踏入了文明大门。经过多方面发掘研究，我们认为，距今5000—4000年，各地区进入文明社会。这一判断可以通过对浙江余杭良渚、湖北天门石家河、山西襄汾陶寺、陕西神木石峁、河南偃师二里头等都邑性遗址的考古研究加以证实。

　　一是浙江余杭良渚城址。良渚遗址巨型都城、水利系统及相关遗存的发现，显示当时良渚社会的最高统治者已具有很强的动员和组织能力。良渚都城遗址发现了长10余千米、宽10余米、高数米的大型水坝，具有防洪和灌溉功能。在良渚古城中心位置发现了长630米、宽450米、高10余米的高台，台上建有多组高等级建筑群。良渚内城墙墙基宽达40—60米。经估算，修建城内高台、内城、外城和巨型水坝的工程量十分巨大，如果动用劳动力1万人，需耗时10余年。仅靠良渚古城及附近居民，是不可能完成的。良渚最高统治者显然动员了相当广阔地域的人口参加劳动。这一时期的居住址和墓葬规模、随葬品数量与种类，都明显反映阶级分化的巨大差异。高等级建筑建立在高出周围10余米的巨大高台之上，单体建筑面积达近千平方米；高等级墓地位于专门砌筑的大型祭坛之上，一座高等级墓葬往往随葬近百件器物。其中，最高等级墓葬随葬制作精致的玉石钺、玉璧和玉琮。在江苏南部的武进寺墩和苏州草鞋山、上海福泉山等遗址，也发现良渚文化的大型建筑基址和随葬多件玉璧、玉琮和玉石钺的高等级墓葬，有的大墓还发现人殉现象。良渚控制了长江下游（今江苏南部、浙江北部和上海）的广阔区域，形成了一个以良渚古城为中心、次中心聚落和中小型聚落构成的早期国家，进入文明社会。

　　二是湖北天门石家河城址。石家河遗址位于江汉平原，是该地区发现的距今5000—4000年间规模最大的聚落，古城鼎盛时期面积达120万平方米。城址由高等级建筑区、祭祀区、墓葬区等功能区组成。发现大型祭祀遗迹、上万件红陶杯，以及大量人形和动物形象陶塑，原始宗教色彩浓厚，是长江中游地区这一阶段的突出特点。江汉平原同时期的其他城址面积在二三十万至五六十万平方米，还有数量众多的小型聚落遗址，可见当时的长江中游地区也和长江下游一样，形成了多层级的社会，社会分化进一步加剧，已进入文明社会。面积最大的石家河古城，已具有都城性质。

　　三是山西襄汾陶寺遗址。陶寺都城遗址总面积达280万平方米，是目前发现的这一时期中原地区规模最大、等级最高的都邑性遗址。城内高等级建筑区中，单体建筑基址面积最大者达8000平方米。宫殿区周围有围墙，是中原地区最早的宫城。在陶寺城址的早期大墓中，随葬近百件随葬品，有象征墓主人尊贵身份的鼍鼓、石磬、龙盘和代表军事指挥权的玉石钺。在该遗址兴盛时期的大墓中，带有精致漆木柄的六件玉石钺，沿墓壁呈一排摆放，应是彰显统治者军事权威的仪仗用具。在这座大墓旁边，发现了一座半圆形、由外向内逐渐升高的坛状遗迹，内层夯筑围墙上特意留出20道缝隙。据推测，该建筑可能是确定春分、夏至、秋分、冬至等农时节气的观象台，这与《尚书·尧典》尧“观象授时”的记载相吻合。该观象台与大型墓葬位于同一区域，有围墙环绕，形成一个独立空间。可见，当时的观测应伴随着庄严、神秘的仪式，是统治者彰显权威的重要途径之一。陶寺城址的年代、所处位置、城址规模和等级等，都与文献记载尧所居都城平阳相吻合。有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认为，它极有可能是尧都平阳。

　　四是陕西神木石峁城址。石峁巨型城址的发现，证明当时陕北地区已经出现了掌握强大军事力量的王权。石峁城址的始建年代为距今4100年左右，是一座面积达400万平方米的山城。古城由外城、内城和皇城构成，皇城位于城内最高处，城墙高达数十米。皇城内有面积达数千平方米的大型宫殿建筑、宽阔的广场及通向城内的道路和高大门楼。城址的军事防卫功能十分突出：依山而建，在外城和皇城城门附近，都发现有瓮城，外城城墙还发现了马面和角楼等防御设施。石峁遗址的一系列发现表明，距今4100年前后，陕北地区的阶级分化已相当突出，出现了王权。石峁城址存在时期的陕北高原，分布着为数众多的石城，规模大小不一。当时，应当存在一个以石峁古城为核心的早期国家。此外，陶寺都城于距今4000年左右被摧毁，宫殿、大墓和中型墓被破坏。此后，陶寺出现了与石峁城址群内出土陶器类似的生活用具。据此推测，摧毁陶寺都城的应该是石峁古城的统治者。

　　五、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生成机制

　　《历史研究》：夏商周三代以来的中国历史，总体上呈现出多元一体的发展趋势。从空间上看，这种一体性部分体现在中原地区在政治和文化上的核心地位。那么多元一体发展趋势的源头是否可以追溯到中华文明起源和早期发展阶段？经历了怎样的过程？发生机制又是什么？

　　王巍：中原地区成为中华文明的核心经历了一个逐步发展的过程。距今6000年左右开始，黄河中游地区的庙底沟文化向周围地区扩散，至距今5300年前后，其影响力南达长江中游，北抵河套，东到黄河下游，西至黄河上游地区，第一次出现了以中原地区为中心的一个文化圈。有学者认为，这一时期形成了“文化上的早期中国”，而笔者认为可称为文化上早期中国的雏形。恰在这一时期，在中原地区的河南灵宝铸鼎原一带，出现了上百万平方米的大型聚落集中的现象。这一现象发生的时间和地域，与古史传说中黄帝炎帝集团的兴起和活动范围恰相吻合，当非偶然。

　　距今5500年左右，黄河中下游、长江中下游和辽河流域，都出现了文明化进程加速的情况，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区域文明。他们相互竞争，相互借鉴，展现出一幅丰富多彩、波澜壮阔的中华文明起源画卷。值得注意的是，正是在这一阶段，各区域文明逐渐形成了一些共同的文化元素。其一，各地普遍出现了龙的观念。在河南濮阳西水坡遗址距今6000多年前的墓葬中，发现有用贝壳堆塑的龙和虎形象。在凌家滩和牛河梁墓地的大墓中，都出土了大体呈C形的玉龙。山西陶寺遗址早期大型墓葬随葬一件彩绘盘龙纹陶盆。偃师二里头遗址出土了绿松石镶嵌的龙形饰物。其二，从“以玉为美”到“以玉为贵”的理念。在黑龙江饶河小南山遗址，出土了距今9000年的玉环等玉质饰品；在距今8000年前的内蒙古赤峰市敖汉旗兴隆洼遗址，出土了玉玦和玉坠等装饰品，说明当时已经出现了“以玉为美”的观念。距今5500年，在辽河流域的红山文化晚期和长江下游地区崧泽文化晚期的凌家滩高等级墓葬中，玉器形态存在相似因素，说明二者之间可能存在信息交流。

　　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演进机制和过程可分为两个阶段。夏王朝建立之前（距今约4000年），中华大地文化交流的主流趋势是周围地区先进文化因素向中原地区汇聚。在陶寺遗址，可以看到来自各地先进的文化因素，如黄河下游大汶口晚期特点的陶扁壶和陶质酒器、长江下游良渚文化的玉琮和玉璧、长江中游石家河文化的双翼形玉饰、来自西亚的冶铜技术等，表明这一时期中原地区积极吸纳周边地区先进文化因素，使得中原文化充满活力，不断发展壮大。

　　夏代后期（距今约3800年），在洛阳平原出现了超大型都邑——二里头遗址。二里头遗址是同时期全国范围内规模最大的都邑性遗址。在二里头遗址中部，发现了面积达10万平方米的宫城，城内发现多座体现中轴线理念、呈左右对称布局的宫殿。在宫城以南，发现了生产铜器和绿松石器等高等级产品的手工业作坊区，说明这一时期的王权已经完全控制了高等级手工业制品的原料、生产、分配，为礼乐制度提供了物质基础。二里头文化是中原地区文明中心地位的确立期。在二里头遗址，很多初见于陶寺、石峁等夏代之前的都邑性遗址的礼仪性用具，如玉璋、玉刀、石磬、铜铃等，得以规范化、制度化，形成华夏风格和文化内涵的礼器制度。突出例证是，这些礼仪用具在黄河上游和下游、长江上中下游地区、华南地区甚至远至越南北部都有发现。这表明夏代后期，中原王朝的实力显著增强，对中原地区之外广大地区的影响力明显加强，这与前述夏王朝建立之前各地先进文化因素向中原地区汇聚的状况形成鲜明对照，应当是中华文明从多元走向一体，从各地独具特色的区域文明——古国文明和邦国文明阶段，逐渐融入以夏、商、周王朝为中心的王国文明阶段这一历史性转变过程的具体体现。

　　《历史研究》：今天，我们已经迎来了中国考古学第二个百年征程，此时此刻，您对中国考古学、对中华文明起源研究，寄予怎样的期望？

　　王巍：中华文明起源研究是一个长期而艰巨的研究课题。虽然我们取得了可喜的成果，但仍存在不少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的问题。比如，促成中华文明起源、形成和发展的原因和内在动力是什么？良渚、石峁等盛极一时的区域文明为何衰落了？中华文明起源发展过程中形成了哪些文化基因？如何进一步明确中华文明起源和发展的特点？目前，我们特别缺乏对其他古老原生文明的系统了解，难以开展比较研究，限制了我们对中华文明自身特点的准确把握，更缺乏对世界其他古老文明研究的话语权。

　　中华文明起源研究需要几代人薪火相传、不断创新。2020年，“探源工程”开始实施第五阶段。我们希望探源工程能够在坚持“多学科、多角度、多层次、全方位”技术路线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强与政治学、经济学、人类学、社会学、法学等人文社会科学，特别是与文献史学的融合，共同阐释中华文明历史。我们相信，在几代学者们共同努力下，工程将会不断取得新的成果。辉煌灿烂、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的起源、形成和早期发展的过程、特点和机制，必将越来越清晰地展现在世人面前！

（作者：王巍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原文刊于《历史研究》2021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