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度学者 王巍

　　获奖理由

　　他是荧幕上出镜率最高的考古学者之一，也是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首席专家；他是中国考古的“百事通”，也是热忱的科普者；他走遍众多考古遗址，亲手挖掘出中华文明的证据，也在书斋中著书立说，让冷僻孤高的考古能与众生对话。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历史学部主任，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2002年至2016年，担任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首席专家、执行专家组组长。

　　教育部请王巍参与审定初中历史课本，他翻开初一教材，开篇是中国史前史，依据的考古成果包括山顶洞人头盖骨、半坡和河姆渡遗址等。王巍一惊，1975年以后的考古进展一项都没写进去。孩子们学的史前史，竟然一直停留在半个世纪前。

　　作为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王巍对考古成果的普及不力感到担忧，继而深感失职。他着手修改课本，将万年前浙江浦江上山遗址的水稻栽培、八千年前河南舞阳贾湖遗址的骨笛、五千年前浙江余杭良渚遗址的巨型城和水利工程等等都加了进去。这都是最近几十年改写中国历史的重要发现。

　　那是2019年的事。那一年之后，形势突变，考古突然成了热门话题，全民关注度陡增。2020年启动的三星堆新一轮发掘最为典型，六个器物坑出土了上千件奇特的青铜器，鼎鼎大名的三星堆面具、大立人有了新的伙伴。央视罕见地将直播间搬进考古现场，先后三次直播，王巍都作为专家，在镜头前为公众现场解读。

　　他领衔的一项重大工程，去年也被聚光灯照射。2022年，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进入二十周年，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就深化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进行第39次集体学习，王巍作了报告，讲解工程的来龙去脉和成果。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汇集了20个不同学科，将大量自然科学与考古结合，寻找中华文明的源头。这是中国考古领域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联合研究项目。将这项学术味浓厚的项目深入浅出地介绍给老百姓，也是他2022年的一项重要工作。

　　与此同时，荧屏上突然出现了好几档以考古和文物为主题的综艺节目、纪录片和公开课。王巍忙不迭地到处串场，成了出镜率最高的考古学者之一。他也堪当此任，他当了十年中国社科院考古所所长，也当了十年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主编《中国考古学百年史》等丛书，一直站在高处纵览全局，可谓中国考古“百事通”。

　　从田野、书斋走上屏幕，王巍的转变也预示着中国考古的变化。2022年是中国现代考古学诞生第101年，进入第二个100年，中国考古不再满足于埋头发掘和整理，而是要走向阐释，见众生。

　　考古推手

　　去年下半年，王巍去了一趟安徽省马鞍山市凌家滩遗址。这次考察让他惊喜连连，凌家滩在早年发现了墓葬之后，近两年又找到了高等级公共建筑的踪迹。一个祭祀坑出土了六十多支象征军事权力的石钺，其中一件是中国发现的新石器时代最大的石钺。这些发现不得了，可能会增加中国文明史的长度。

　　深层意义得联系起来看。位于凌家滩不远的浙江良渚遗址，被视为证实中华五千年文明最有力的证据，遗址内城墙、墓葬、宫殿、祭坛等要素一应俱全。但五脏俱全的良渚文明像一个青年，它的童年时代在哪里，前身在何处？王巍一直希望这个地方能被找到。由于凌家滩此前出土了与良渚相似的玉器，早年就被推测是良渚的前身，现在证据链越发完整了。

　　“良渚遗址实证了五千年文明，凌家滩高等级建筑的年代是距今5500年到5350年。所以，凌家滩遗址可能是实证中华五千多年文明的证据。”王巍对《中国新闻周刊》说：“这一个‘多’字很了不得。”

　　王巍提醒凌家滩的考古人员赶紧发布消息，提高关注度。这么做有一个目的：出名以后，受到地方政府重视，或许能增强考古力量。凌家滩遗址一直只有一位专职考古人员负责，带着几名技师，进展缓慢，很多工作显得迟钝。

　　他每年在全国考古工地跑，捉襟见肘、人手紧缺的项目占多数。绝大多数项目只有一两个专职考古人员负责，有时一人要同时盯两三个工地，带着技工，招募民工，每年几百平方米小规模发掘。跟动辄百万平方米的遗址总面积相比，简直是龟速。王巍着急，希望地方上多支持，壮大考古队伍，把速度提起来。

　　一直以来，考古发掘都是这种手工作坊式的模式，与他入行时相比，在这方面几十年间差别不大。1979年春天，他在吉林大学考古专业读书，跟同学集体去河北张家口蔚县的史前遗址实习。那是他们第一次进考古现场，兴奋不已。遗址在村子里，考古队请来生产队的农民发掘，一天几毛钱，积极性不高。王巍看着着急，自己在探方里发奋挖掘，农民也不好意思磨洋工了，跟着勤快起来。

　　现在，王巍有了更大的推动力。以前他觉得有些项目现场他不必去，但地方考古单位跟他说，你来了市里领导就得来，地方政府才会重视。中国考古项目绝大多数由地方考古机构负责，人手与资金多寡取决于当地政府。他想想也是，他是社科院学部委员，也当了十年全国人大代表，确实能起些作用。每次见到地方领导，他都要详细提醒遗址的价值，希望对方倾斜些资源。给地方作讲座时，他会特意加上几页展示当地考古项目的幻灯片，不为拉近关系，而是为了提醒注意。

　　去年，某市请他去作讲座，市委书记也会去听。准备讲座时，当地考古所跟他诉苦，整个市只有十几个考古人手，这两年考古关注度上升，全国各地考古单位都在扩编，他们市却迟迟没动作，市里没批。讲座那天，王巍讲到最后说，我要特别说一个情况。翻到幻灯片最后一页，是同省周边地市考古编制增长图，有的增了一倍，有的增了1.5倍，但该市的增长率是一个尴尬的零。市委书记脸色都变了，很快就开会讨论，加了十个编制。

　　主战场与文明源

　　王巍入行整整四十年，经历了改革开放以来考古发展的全过程。他将四十年分成前后两段，前二十年是东亚考古和夏商周考古，他的田野考古生涯主要在这二十年中。

　　考进吉林大学考古专业那年，他已经23岁。1977年秋季，恢复高考第一年，他正在长春一个公社当副书记，瞒着同事们偷偷报了名。他出生在长春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母都是大学生。他初二就插队了，后来回城当工人，陆续当过厂工会宣传委员、工会副主任、区工会副主席、公社副书记。他扎扎实实当过五年钳工，当时以为一辈子就在工厂了，一心苦练技术，打手锤把手打得伤痕累累。三年出徒时，已经达到八级工应知应会的水平。

　　有一天，他在电视里看到一个专题片，讲的是十年来中国考古成就，满屏幕秦兵马俑、马王堆汉墓、满城汉墓、殷墟妇好墓壮观的出土场景。他觉得这还挺有意思，转身拿起扳手接着上工。

　　高考结束后报志愿，他想报理科，但中学课缺得多，基础不好。厂里一个老领导无意说了一句：考古是文科中的理科。他一听，想起那部专题片，立马报了吉林大学考古专业。

2022年，王巍（右）在三星堆遗址考古现场查看新出土的文物。图片来自受访者

　　吉大考古专业由考古学家张忠培坐镇，张忠培毕业于北大考古系，师从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造诣颇深，后来调入北京当过故宫博物院院长。张忠培亲自给白纸一张的学生们上课，王巍近视，总坐第一排，瞪大眼睛看板书，记笔记时用不同颜色标记重点，被很多同学借去做参考资料。张忠培不带讲义，有浓重的湖南口音，王巍后来成了张忠培的“翻译”，同学们听不懂的专业术语就问他。

　　张忠培看重田野考古的当家本领，希望学生们毕业就能熟练上手，因此给他们找了很好的实习工地。在河北张家口蔚县实习发掘之余，王巍和同学们还承担了一项任务，调查全县的遗址。王巍跟另一个同学两人一组，在田野里四处跑，趴在沟坎、断崖前看横断面，分析地层，找史前遗物，就这样找到了张家口地区第一个夏代遗存。出门时，他们背上十斤面条，一块固体酱油，就是好几天的口粮，到处跟老百姓借锅煮面。

　　那时候，老百姓不了解考古，也不太会主动支持。他毕业后分到了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在北京郊区房山主持了五年琉璃河西周燕都遗址发掘。为了多要点占用耕地的补偿款，大队书记跟考古人员来回拉扯。王巍和同事请书记喝酒，酒酣耳热之际劝他答应了，然后两方都醉倒了。第二天一早，大队书记找上门来说，喝多了，不算数。

　　琉璃河的五年发掘，王巍因为一项绝技小有名气：发掘马车。琉璃河墓葬中的木制马车朽烂在泥土里，且随葬时已经拆卸，没有完整马车的样子。唯一的区别，是木头腐烂在泥土后，颜色、软度与正常泥土有细微差别。王巍愣是把腐烂的马车给找了出来，发现了21个车马坑。一个亚洲考古会议1983年在北京召开，四十多位外国专家来琉璃河参观，都震惊于他是怎么做到的。“没什么诀窍，就是土中找土，细致再细致。”他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80年代末期，他赴日本奈良留学三年，眼界大开，影响持续至今。奈良遗址众多，他参与过三个考古项目，说实话，那些遗址出土的东西很少，但日本同行工作细致入微。每一块陶片都要记录经纬度，使用先进的全站仪，数据输入电脑，而中国还是手工作坊阶段，用皮尺量位置，误差动辄二三十厘米。除了科技手段，日本同行还有两个特点让他印象深刻，一个是大专家给普通读者写小书，亲自做科普；另一个是国际视野，一旦有新发现，立马跟中国、韩国等地的发现对比。这些特点，中国过了一些年才追赶上。

　　在九州大学拿到第一个博士学位后，日本一个国立大学开出不菲的年薪请他留下当研究员，一年收入相当于他当时能在国内拿到的几十倍。但他回到了中国。回国后，他面临学术方向的抉择，是继续做东亚古代文化交流研究，还是回归中国考古学？他向老师张忠培请教，老师说了五个字：回归主战场。考古的主战场当然是中国考古学，具体而言，当时是在夏商周时期，遗址如云，谜团无数。一言点醒梦中人，他重新投身夏商周的历史迷宫。后来，他先后主持河南偃师商城、陕西周原西周宫殿宗庙、河南安阳殷墟孝民屯遗址等项目，均有重要收获。

　　那时，一个世纪工程已经上马——夏商周断代工程联合历史、考古与部分自然学科，为上古三代确立年谱。王巍承担了西周有关的研究课题。工程于2000年结项，但王巍和一些专家意犹未尽，觉得断代工程开辟了多学科参与的考古研究新范式，应该有更大作为。王巍与专家们策划，通过自然学科与考古学的广泛融合，尝试以黄河、长江、西辽河三大中国史前文明发源地带为轴心，全面探索中华文明起源阶段的图景。

　　这就是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王巍与北大考古文博学院教授赵辉共同担任执行专家组组长，主持这一宏大的项目，直到2016年底卸任。项目联合二十个学科、四百多位学者，勾勒出中华文明起源的脉络，用发掘成果构建理论，让中华五千年文明从传说变为实证。

　　这是王巍职业生涯后二十年最重要的事。“探源工程确立了符合中国实际的文明标准，这个意义非同凡响。”王巍说，探源工程将散落在全国的史前考古项目结为“联盟”，从各自作战变为集体攻坚，最重要的变化是目标的统一。“各个遗址的工作开展都有了针对性，那就是寻找证明文明的证据，寻找各自欠缺的要素，最主要的就是城址、宫殿、高等级建筑等。”王巍说。

　　中国考古要从发掘走向阐释

　　考古人一半时间在工地，一半时间在书斋。当空头理论家不行，只顾埋头挖宝也不行，王巍将后者称为“考古匠”。从“考古匠”到考古学者的跨越，是每个有追求的考古人的必修课。王巍坦诚地说，中国考古的一个明显不足之处，不在发掘，而在阐释。

　　“大家都说考古是最实际的社会学科，是，我们研究的实物是实际的，但实物本身不说明问题，需要考古人去阐释。”王巍说，对于同一批考古资料，不同的人会得出不同解释，不同的学术体系、学术背景甚至师承，都会导致差异，非常正常。“所以我经常跟大家说，不要迷信考古学家，你要看他的分析是不是合乎逻辑，有没有说服力。”

　　对考古成果的阐释分为两种，一种是理论建构，一种是公众科普。

　　与中国考古的发掘进展相比，理论建设稍显落后，这是不少学者的共识——中国当代考古缺少独创性、系统性的理论，也欠缺高屋建瓴的考古学家。

　　在王巍眼里，前代考古学者中，苏秉琦是真正的理论大师。上世纪80年代的考古所，他的办公室在苏秉琦隔壁。全国各地考古队发现了新东西，都会来北京找苏秉琦给看看，答疑解惑。但苏秉琦说话爱绕圈子，总要从大背景讲起，绕着这个遗址讲一圈。访客听完云山雾罩，常常走进隔壁王巍和学者殷玮璋的办公室，请殷玮璋给翻译翻译。

　　苏秉琦有诗人气质，说话常用修辞。比如他对史前中国各地文明独立起源的著名论断，就是用“满天星斗”这样一个形象的比喻概括的。他晚年提出六大区系理论，石破天惊，格局恢宏。直到今天，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和考古中国等项目，依然在苏秉琦理论的底稿上丰富和延展。

　　如何能在理论上有进一步突破？王巍说，一定要扩大视野，今天的考古不仅要应用各种科技手段，也要有综合的人文社科知识，拓展出社会考古学、经济考古学、精神考古学等。即使在考古学内部，通晓不同时代和领域，相比于专精于一个领域，视角也会为之一变。

　　苏秉琦是做秦汉考古出身，后来才涉足史前考古。王巍觉得他能够以宏大视野将史前文明联系起来看，或许与对秦汉时期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整体把握有关。“再比如说以夏商周的视野，往前去看史前社会，也会有不同视角，因为夏商周时期有了王朝和地方更紧密的联系。”王巍说，“这一点，我是受益于苏先生。”

　　王巍今年68岁，含饴弄孙之龄，却依然每周都辗转在全国考古工地上，新认识的考古领队中已不乏“90后”。对于未来，他希望在普及方面还能再做一些事。

　　改写教科书只是普及的一步，他还想组织一批考古专家，编写几套考古科普书，面向各个年龄层的读者群，讲述考古最新成果所展现的中国历史。

　　前不久他刚从常州考察回来，常州正筹划建设一座中华文明主题乐园。不同于考古遗址公园和博物馆，主题乐园将另起炉灶，将正确的考古和历史知识转化为游乐项目，利用最新的多媒体技术寓教于乐。这是王巍最大的心愿。在他的构想中，主题乐园可大可小，形式灵活，可以在全国落地。

　　他记得三十多年前在日本，考古学者周末开讲座，市民买票入场，座无虚席。座中多是老人和家庭妇女，他们带着笔记本，记得认真。看到民众对考古如此亲近，他很羡慕。现在，中国也有了这样的土壤，需要努力的，是考古学者们了。

（图文转自：“中国新闻周刊”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