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就深化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进行第三十九次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强调，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等重大工程的研究成果，实证了我国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成绩显著，但仍然任重而道远，必须继续推进、不断深化。

陈星灿（右三）在河南南阳黄山遗址考察 （资料图） 委员简介 陈星灿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考古研究所所长。

　　我国浩如烟海的文献典籍记录了中国3000多年的历史，同时在甲骨文发明以前在中华大地还有1000多年的文明发展史、超过百万年的人类发展史并没有文字记载。考古学者将埋藏于地下的古代遗存发掘出土，将尘封的历史揭示出来，将对它们的解读和认识转化为新的历史知识。

　　考古印证历史，也带来新知。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考古研究所所长陈星灿数十年来始终致力于中国史前考古学研究，与其他考古学者一道，通过考古发掘与研究，揭开一个个历史之谜，让考古工作成为“展示和构建中华民族历史、中华文明瑰宝的重要工作”。“对于考古人来说，前面永远都有下一个新发现。”陈星灿说。

　　开展科学考古，用实证与研究凝聚共识

　　记者：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作为牵头单位，组织相关科研人员，分阶段实施了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重大项目。目前研究已进入第五阶段，作为该阶段的负责人，请您讲讲该阶段有哪些重大问题需要通过实证与研究达成共识？

　　陈星灿：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是一项由国家支持的多学科综合研究项目，来自国内外70多家科研单位的约400位专家参与了研究，是迄今我国规模最大、参与学科最多、科技含量最高的有关古代文明的大型综合研究项目。研究证实，从距今5300年前后开始，包括长江、黄河和西辽河流域在内的广大地区，渐次进入文明社会。各地区密切互动，形成“多元一体”的“中国交互作用圈”，奠定了中华文明起源的基础。

　　项目第五阶段（2020-2024）开展以来，项目组不同团队持续围绕辽宁建平牛河梁、陕西神木石峁、延安芦山峁、广汉三星堆等遗址开展系统的田野工作，并取得了重大进展。年代学课题、古环境研究、文明起源生业经济模式研究、手工业经济专门化研究、文明理论综合研究等均取得重要收获，深化了对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宏大进程的认识。两年多的研究，也让我们进一步确认，中华大地内部具有多个地理单元，不同的环境导致了不同的经济形态、孕育了不同的文化，各地的文明化进程各具特色，呈现出多元起源、丰富多彩的样态。同时，各区域的史前文化密切联系，交流融合，形成了共同的文化基因，由此奠定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形成与发展的基础。中华文明在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始终保持开放包容的态度，积极吸收其他文明的先进文化因素，在此基础上不断创新、延绵不绝。

　　记者：您曾谈到，中华文明探源研究以田野考古工作为中心，以多学科联合攻关方式开展研究。作为亲历者，请谈谈在考古实践中，如何运用前沿学科的最新技术分析我国古代遗存。

　　陈星灿：考古学本身就是一门多学科合作的科学，从钻探、发掘、资料提取到资料分析，都离不开自然科学。比如通过植硅石分析、淀粉粒分析等研究古代人类的生业、气候与环境，利用骨骼中的同位素分析技术检测分析古人饮食习惯和饮食结构等。

　　当下很多最新技术都运用到了考古学中，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中亦然。比如项目组使用多种分析检测手段，与碳十四测年相结合，采用贝叶斯统计和核密度估计法对测年结果进行分析，综合分析考古遗存年代，对重点遗址的关键时间节点探索有了新的认识，尤其是在石峁遗址与三星堆遗址的测年工作中取得了重大突破。

　　发掘多重价值，探寻中华文明清晰图景

　　记者：在进一步同步做好我国古代文明理论和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研究成果的宣传、推广、转化工作同时，如何加强对出土文物和遗址的研究阐释和展示传播，提升中华文明的影响力与感召力？

　　陈星灿：近年来，随着文物活起来，我们逐渐意识到活起来的不仅是出土文物，还包括出土遗址，加强出土文物和遗址保护非常重要。因此当我们在遗址发掘时，增强了保护意识，不仅考虑它的研究价值，也考虑它的展示利用价值。

　　学术研究也不能脱离公众，公众需要得到正确的舆论引导和知识普及。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曾以考古新发现为主要内容，在多地举办过多次展览，引起了社会各界的高度重视。还有新建的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和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利用最新成果推进夏文化研究的科普教育，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提升了国际影响力。与此同时，考古研究所还与央视等媒体合作《考古进行时》等科普纪录片，让考古走进大众视野，走近人们生活。

　　至于如何进一步做好考古发现和研究新成果的利用、宣传和普及工作，我以前也多次谈到，希望能将以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为代表的新发现、新认识及时编入教材，培养爱国主义情感，坚定文化自信，增强年轻一代对祖国历史的认同感；通过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展览、纪录片、短视频等形式，传播中华优秀历史文化，增强国家认同感和民族凝聚力，打造中华民族共同的精神家园。

　　记者：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在做中华文明探源之前，开展了夏商周断代工程。以两个项目为例，如何拓宽研究时空范围和覆盖领域？

　　陈星灿：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开启时，夏商周断代工程刚刚告一段落。夏商周断代工程也是利用多学科合作的方法，研究分析夏、商、周三朝的年代。在这一过程中，考古学发挥了重要作用。通过建立不同课题，考古学者与其他学科的学者等一道努力，得到一个比较清楚的年表。

　　从某种程度而言，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比夏商周断代工程更向前追溯，其目的就是弄清中华文明起源和早期发展过程。这两个项目具有连续性又彼此独立，两者之间的过渡是考古研究的自然延伸。

　　记者：怎样进一步回答好中华文明起源、形成、发展的基本图景、内在机制以及各区域文明演进路径等重大问题？

　　陈星灿：虽然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始于2002年，但对中华文明起源问题的探索，早在考古学成立那一天，从1921年考古学者发掘仰韶村、发现仰韶文化时就已经开始了。

　　探讨中华文明起源，是中国考古学百余年来最重要的一个课题。仰韶文化刚开始发现时，“中国文化西来说”较为流行，因为考古学者认为仰韶文化中最有特色的彩陶，跟中亚地区出土的彩陶非常相似。到了20世纪三四十年代，随着山东城子崖遗址的开掘，考古学者建构出龙山文化在东、仰韶文化在西的“东西二元对立说”。50年代以后，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的关系逐渐被理清，并在六七十年代逐渐形成从仰韶文化发展到龙山文化，再发展到夏商周的“一元论”。到70年代以后，黄河下游、上游，长江中下游、西辽河地区等陆续发现长期的文化演变历史，其连续发展的脉络清楚，时代也不比中原地区晚，所以中国文明起源多元论逐渐代替一元论，特别是在费孝通、苏秉琦、夏鼐等考古学家的倡导下，中华文明起源“多元一体说”应运而生。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依然是在中华文明起源多元一体学说的总框架下开展的。当然，我们并不是在这个大框架下“打转转”止步不前，而是让其中的细节、过程更为清楚与透彻。比如20世纪80年代以前，划分中国史前文化区域时，一般并不包括长江上游。随着三星堆和川西北、四川盆地的一系列考古发掘与研究，现在知道其中有些文化因素是在五六千年前通过西北甘青地区进入川西北地区，再从川西北地区传入四川盆地，从而扩充了中国史前文化区域的版图。

　　中国文明的起源是多元的，不同地区的史前文化在互相碰撞中逐渐融合，最终演化发展为我们熟知的中华文明。中华文化演进的脉络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清楚过，中华文明演化的轨迹也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清楚过。虽然还有很多空白，还有很多地方模糊不清，但我坚信，未来的考古发现与考古研究，一定会让历史更清晰、更充实。

　　探索历史未知，构建中国特色考古学

　　记者：您不仅从事考古学研究，也从事考古学教育，在科学研究与人才培养上，有哪些思考与探索？

　　陈星灿：考古学本身是个小学科，但承载着大使命。这就导致一方面考古学相关岗位较少，无法承载太多人才；另一方面，诸多亟待保护的遗址遗迹和重大的学术问题，呼唤着更多考古人才。

　　考古学区别于其他学科的一点在于，它具有一种紧迫感，一些具有重要价值的遗址遗迹不断被盗掘或毁坏，亟须好好保护起来。否则当我们或后人想要发掘时，可能已被破坏殆尽。因此，这种紧迫感并不在于一定要尽快把遗址挖掘出来，而是要把遗址好好保护起来，然后循序渐进地发掘和研究。

　　记者：从事考古学研究和实践数十年来，有哪些令您印象深刻的瞬间？

　　陈星灿：具体到某件事或某个瞬间，我其实无法言说，因为考古学本身处处充满魅力。虽然好似每天都在重复发掘，但在遗迹、遗物被发掘出土之前，我们永远不知道还有什么意料之外的东西。

　　我始终认为，考古学是一门具有浪漫气质的科学。其浪漫的气质，就在于那对于未知的发掘与发现。也许你前一天还在垂头丧气，第二天就已发掘出惊喜，甚至是足够改写历史的惊喜。三星堆遗址不就是这样吗？本来是基建考古，忽然发掘出一坑足以石破天惊的象牙、金器、青铜器等等，从此历史在这里发生改变。

　　记者：您曾在一个演讲中谈到百年中国考古学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相较而言，新时代的中国考古学有哪些新发展新特色？在您看来，新时代中国考古学家的主要任务是什么，应该怎么做？

　　陈星灿：就它的学术属性来说，考古学跟物理学、化学等也没有太多区别，但它毕竟还是一种人文科学，因此具有强烈的时代性。二十五史等历史文献，记载的多是政治史，是王朝更替，对古人特别是底层民众的物质生活鲜少记载。从这一角度而言，中国考古学在过去百年来重写了一部中国史，起码重写了一部中国史前史。即便是主要由文献搭建起来的历史时期的历史，考古学家也作了很多贡献。

　　新时代以来，中国考古学发生了诸多变化，可以概括为科学化、大众化与国际化。科学化，主要体现在多学科合作在考古学应用中从来没有像现在如此充分。大众化，主要体现在遗址、遗物的保护、展示与利用，逐渐成为考古学的一部分，大众也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如此关心出土遗址、遗物的保护和利用。国际化，主要体现在随着考古力量、力度的不断加大，海外考古逐渐兴起。研究人类文化，不仅要研究自己，还要研究他人，并且通过研究其他文明加深加强对自身文明的研究。通过海外考古的不断发现，中国考古学研究的国际视野日益开阔，对外交流日益加深，这都与我国不断增强的国力密不可分。考古工作，其实也是国家软实力的一种体现。

　　随着中国考古学在理论方法方面的进步，以及中国考古学日益开放的步伐，用中国的考古材料重建有血有肉的中国古代历史，努力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更好展示中华文明风采，增强中国考古学在国际考古学界的影响力、话语权，是新时代中国考古学家义不容辞的责任，也是对世界文明发展应有的贡献。（图片来自受访者）

（图文转自：《人民政协报》2023年03月07日第09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