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刘老师好！您从1972年投身殷墟考古，参与和主持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队对殷墟的三次甲骨大发现，包括小屯南地甲骨、花园庄东地甲骨、小屯村中村南甲骨的发掘整理与研究。还参与或主持殷墟多处地点的考古发掘和整理工作，是殷墟考古的“功勋人物”，到今年正好50年了。在此，谨向您表示敬意！殷墟考古与甲骨学研究是您研究的重点课题，在您看来，这两者有怎样的关系？

　　答：殷墟考古与甲骨学研究的关系非常密切，它们互相依存、互相促进、共同发展。如殷墟文化分期的绝对年代确定、殷墟考古发现的许多重要遗迹遗物的年代和性质等考古学问题，都是依据甲骨文资料和甲骨学研究成果来探讨的。因此，应将二者有机结合起来，进行综合分析、比较，这样定会取得更大收获。

　　问：关于甲骨文的价值，有很多论述。您怎么看殷墟考古出土甲骨文的历史价值？

　　答：考古科学出土的甲骨的价值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考古出土甲骨的科学性。考古发掘出土的甲骨，可明确知道甲骨出土的具体地点、坑位、甲骨埋藏情况和同出的其他遗物等，还避免了鉴别真伪的问题。二是考古出土甲骨的集中性。1936年小屯北地YH127坑出土刻辞甲骨17096片。1973年小屯南地出土刻辞甲骨5335片。1991年花园庄东地H3坑出土刻辞甲骨689片。数量这么多的甲骨集中出土，为深入研究甲骨文提供了坚实的基础。三是出土甲骨的丰富性。考古出土的甲骨中，常见大块的，或完整的，以及文字比较多的甲骨。YH127坑甲骨涉及殷代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等各个方面，对甲骨学与商史研究起了巨大推动作用。小屯南地甲骨，内容丰富，为甲骨学和商史研究提供了又一批重要资料，而且出土时大多有可靠的地层关系，并与陶器共存，这对甲骨文断代，和殷墟文化分期研究都有重要意义。花园庄东地出土甲骨的最大的特点体现在占卜主体不是王，而是一位与王有血缘关系的高级贵族“子”。我和曹定云先生编的《殷墟花园庄东地甲骨》（云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出版后，激发了学术界对甲骨学研究、商史研究的热潮，特别是对非王卜辞和商代家族形态有了更深入的研究。总之，殷墟考古出土甲骨为甲骨文研究提供了新的材料、新的思路、新的视野和新的成果。

　　问：《殷墟花园庄东地甲骨》采用拓本、摹本、照片三位一体的办法公布花园庄东地甲骨，并附释文等研究，被视为甲骨著录的典范之作。花园庄东地甲骨卜辞有什么特点？

　　答：殷墟花园庄东地H3出土了刻辞甲骨689片，全部属非王卜辞，受到学术界的重视。该坑卜辞内容新颖，包括祭祀、田猎、天气、贡纳、疾病等方面，其中以祭祀卜辞最丰富。花东祭祀卜辞中有祖先称谓的卜辞近200片，在祖、妣称谓中,最常见的是祖乙、祖甲、妣庚、妣己、妣丁。花东祭祀卜辞中的祭名多,有79个，歲、禦、祝、宜祭比较多见。祭名与祭祀对象的性别有关系，伐、卯之祭只见于男性祖先，将、寮之祭只见于女性祖先。花东祭祀卜辞祭品多样,有人牲、动物牺牲、酒、玉器、纺织品、粢盛等。祭品的种类与数量因祭祀对象的不同而有差别，对重点祭祀对象使用的祭品种类与数量都比较多，如祭妣庚，一次用牛、公羊、鬯三种祭品,用牛数量高达105头。对重点的祭祀对象所用的祭牲的颜色也比较讲究，如对祖乙、祖甲、妣庚的祭祀，常用白豕、黑豕、白牡、黑牡、黑牝、白彘等。对其他的祖先一般不标明祭牲的颜色。与时代大体相同的两种较重要的非王卜辞——子组卜辞、午组卜辞比较，花东卜辞在称谓上有显著区别，就是花东卜辞重祖辈称谓，特别是近祖称谓，而轻父辈的称谓。花东卜辞与午组卜辞的占卜主体与时王的关系，相比子组卜辞要远一些。花东卜辞对祖辈的称谓基本上与宾组卜辞相同，这说明花东卜辞占卜主体在子姓贵族中的宗法地位及其社会地位均较高，有可能超过其他几位非王卜辞占卜主体。总的说来，花东祭祀卜辞的祭祀对象以近祖为主,祭名繁多、祭品丰富、用牲量大，反映出占卜主体“子”主持的祭祀仪式复杂、场面隆重、规格较高。表明“子”有强大的政治经济实力，其地位仅次于商王，远在子组、午组及其他非王卜辞的占卜主体之上。

　　问：花园庄东地卜辞属于非王卜辞，占卜主体一直是甲骨学界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子”究竟是谁？

　　答：花东卜辞虽然是非王卜辞，但花东卜辞中诸祖、诸妣的称谓系统基本上与王卜辞中的称谓系统相同，应属于王族成员卜辞。花东卜辞中有祖乙、祖甲、祖辛、祖庚、祖丙、祖丁、祖戊等先祖。其中祖辛为祖乙之子“祖辛”,祖庚为羌甲之子南庚,祖丁为祖辛之子“祖丁”，祖乙是中丁之子“祖乙”,祖甲应是祖乙之子“羌甲”。先妣有妣丙、妣癸、妣己、妣庚、妣甲、妣丁这六位。其中五位都可以和王卜辞中的诸妣对应，妣丙为大乙配偶,妣癸为中丁配偶,妣己可能是祖乙配偶,妣庚是祖乙或者羌甲的配偶,妣甲是祖辛的配偶。花东卜辞中,祭祀的重点对象是祖乙、祖甲和妣庚，这三人是中丁之子“祖乙”、祖乙之子“羌甲”(又称沃甲)和他们的配偶妣庚。花东卜辞占卜主体“子”应该是沃甲之后这一支的宗子,而沃甲可能是祖乙之配妣庚所生。花东卜辞的“子”称南庚为“祖庚”,他与商王武丁应是同辈,是武丁的远房堂兄弟。

　　问：过去的学者对殷墟甲骨的研究，主要依据刻辞甲骨，很少关注无字甲骨，这就很容易忽略甲骨的一般特征。您长期在殷墟进行考古发掘，一直留心无字卜甲与卜骨。可否谈谈殷墟不同地点出土的卜甲与卜骨的特征？

　　答：殷代社会生活的内容是相当广泛的，许多问题的研究单靠甲骨拓片、照片、摹本是不够的，还必须运用实物资料，如研究占卜这一类问题，只注意刻写文字的甲骨，忽略无字的甲骨，或只注意小屯出土的甲骨，不顾及小屯以外的其他殷墟遗址所出土的甲骨，由此而得出的一些结论，可能是片面的，或者不够完善。在殷墟范围内，发掘面积稍大的遗址都有卜甲、卜骨出土，可见占卜风俗在殷代极为流行。无字甲骨与刻辞甲骨出土最多的地点是王都的中心区小屯。小屯以外，花园庄东地、侯家庄南地出土的刻辞甲骨亦较多。另外，四盘磨、薛家庄南地、后冈、苗圃北地、花园庄南地、大司空村均出土过刻辞甲骨，但数量很少，且绝大多数属于习刻。在甲骨的大小方面，小屯、花园庄东地、侯家庄南地与其他遗址有所差异。小屯的卜甲，大版的较多。其他的地点，出土的卜甲，多是小片，完整的很少。小屯、花园庄东地、侯家庄南地的卜甲，均以腹甲占绝大多数，背甲较少。卜骨方面，殷墟各地点均以牛的肩胛骨为主，小屯卜骨还有极少猪、马、羊、鹿骨骼。苗圃北地发现人髋骨片，用人骨为占卜材料，这是极罕见的现象。小屯出土的牛胛骨卜骨，大版的数量较多。小屯以外的地点所出的卜骨大多较残破，小片居多。甲骨学者认为，殷墟卜甲，凿、钻、灼的分布是以龟甲反面的中缝，俗称“千里路”或中脊为轴，左右对称，很有规律。例如腹甲的右半部，钻与灼在凿的左侧。腹甲的左半部，钻与灼在凿之右侧，它们均向着中缝，这样，正面的兆枝也都指向中缝。对于小屯、侯家庄南地、花园庄东地所出的卜甲是适用的。殷王及少数王室地位高的大贵族，有专门的占卜机构。甲骨的整治、贞卜、契刻或占卜以后甲骨的处理等都有专人负责。这些人大多是经过专门训练、技术娴熟的卜者，在各项工作中都有一定的操作规程。所以王的卜甲、卜骨相当的规范化。但对于殷墟其他地点的卜甲则不然，比如苗圃北地和花园庄南地的卜甲，没有一片钻与灼全部指向中缝的。这与小屯、花园庄东地、侯家庄南地的卜甲存在明显的差别。中、小贵族及平民的占卜活动，没有专门的占卜机构。卜者的身份可能与现代纳西族、彝族的情况有些相似，他们擅长占卜，有一定的经验，但不是拿这个作为固定职业的人。他们在甲骨的选材、整治、占卜的程序、方法等主要的方面遵循殷民族传统的占卜习俗，但又表现出自己独特的风格。这类钻、灼在凿之外侧与中缝相背的卜甲，在河北台西遗址与山东济南大辛庄遗址都有发现，可见其分布的地域还是比较广泛的。

　　问：您提到不同地点的甲骨的钻、凿形态的差异，其实与它们使用者的身份是相关的。关于身份等级，甲骨形态上还有怎样的表现？

　　答：殷代不同等级不同身份的人使用的卜龟存在一定的差异。侯家庄南地、小屯卜甲属王的卜辞。花园庄东卜甲的主体是“子”，是一位与殷王关系密切、地位极高的贵族。而苗圃北地、花园庄南地所出的卜甲均无刻辞，从这些遗址尚未发现大的房基来看，那里的居民身份不太高，遗址中出的卜甲，可能属平民或小贵族占卜后的遗物。殷王卜用的龟甲，大多属各地的贡品。不少卜甲的甲桥记事刻辞有外地贡龟的记载。这些龟甲多来自南方。苗圃北地、花园庄南地等一般遗址所出的卜甲，尚未发现甲桥刻辞，且卜甲尺寸较小。这表明，殷代的平民及小贵族是难于享用作为贡品中的大龟，他们占卜，用本地或附近产的尺寸较小的龟。我认为，殷墟殷代遗址所出的大卜龟，大概与青铜礼器一样，也是等级、权力、地位的一种标示物。

　　问：甲骨的出土地与甲骨的埋藏情况密切相关。关于殷墟甲骨的埋藏状况，董作宾、陈梦家等先生都有过归纳，认为可分为存储、埋藏、散佚等情况。也有学者对是否存在甲骨“档案库”说提出质疑。就殷墟甲骨发掘出土情况，您怎么看？

　　答：各家分歧主要是对一些出土甲骨数量较多的灰坑的性质有不同的看法。有认为这些坑是垃圾坑的，也有认为是有意存储或埋藏的。殷墟甲骨坑中确实存在不少这样的坑，坑内的甲骨大多较破碎，甲骨出土时与兽骨、木炭、陶片等夹杂在一起。这些应该就是遗弃的。但也有坑内大版的或完整的甲骨比较多，而其他的遗物很少，与垃圾坑有明显区别的坑，并不是垃圾坑。这里面，有没有真正作为存储甲骨的窖穴，就是存放甲骨的档案库？那应该是没有的。部分遗迹所出的甲骨属于“埋藏”或是“有意识的埋藏”，这种遗迹一般都是窖穴，比如花东H3、小屯北H251、小屯南地H103，出土的甲骨以大版的为主，通常是成堆甲骨集中地出土。这三个坑，甲骨堆积层的上方的填土都经过加工、夯打，这样做的原因是什么？在殷墟墓葬，绝大多数墓葬的填土都经过夯打，越是形制大、随葬品丰富的墓，填土夯打得越坚硬，夯打墓葬填土的目的是保护墓主与墓中随葬品的安全。甲骨坑上部的填土被夯打，说明这是有意识的埋藏。从遗迹总体而言，这类埋藏甲骨的窖穴不多，但坑内所出的甲骨数量大，是殷墟甲骨主要的埋藏方式。

　　问：甲骨文分期断代研究，是甲骨学研究的重点，也是您一直以来的研究重心之一。您提出把考古地层学引入甲骨分期断代研究中，强调考古地层学在甲骨文断代中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请您具体谈谈考古学背景对甲骨分期断代的作用与意义。

　　答：甲骨本身是通过发掘出土的，而卜辞断代又是通过科学发掘的启示才得以提出，所以，考古地层学对甲骨文分期断代有重要价值。而甲骨的分期研究成果又为确定殷墟各期文化的绝对年代，研究遗迹、遗物的年代和性质提供可靠的依据。甲骨卜辞年代的确定，不是光靠字体特征就能够解决的，而要依据层位、共存遗物等考古学背景加以确定。至于方国遗址出土的甲骨文，比如济南大辛庄遗址出土甲骨文，更无法与殷墟甲骨文的字体特征直接对应，只能依据考古学背景加以解决。出土甲骨文的灰坑可以分为早期坑、中期坑与晚期坑三类，其中早期坑对断定甲骨的时代有重要价值。因为中、晚期之遗物不会出现于早期坑中。运用这个原理，董作宾先生所划定的文武丁时期的组卜辞、午组卜辞、子组卜辞，就提前到了武丁时期。这是因为它出土于YH127、YH005、YH448等早期坑里，它的年代不会晚到文武丁时期。1973年，在小屯南地的发掘中，发现组与午组卜辞出土于小屯南地早期，相当于殷墟文化一期晚段的地层与灰坑中，表明它们的时代较早。这就从考古发掘层位，彻底解决了组卜辞与午组卜辞的年代争论。还有，历组卜辞的年代，很多学者都认为是早的，但殷墟发掘90多年，科学发掘甲骨数以万计，却没有一片历组卜辞出土在早期坑的例子，可见历组卜辞的年代不会早到武丁、祖庚、祖甲时期。这是我们根据发掘和整理殷墟甲骨文经验所得出的认识。甲骨学研究中要运用地层学，地层学与类型学是考古学最常用的两种方法，它们互相配合，互相补充，相得益彰。但二者的关系，地层学是基础，是根本，地层学决定着类型学。甲骨文是从地下出土的，其中有相当一部分又是经科学发掘而获得的。它们与商代的陶器、铜器、玉石器、骨器、蚌器一样。所以，若要研究甲骨文的分期断代，即便是不从事田野考古的学者，也应当了解甲骨文所处的坑位和地层关系，并将它作为断代的一个重要依据，这才是科学的态度。当然，地层、坑位只能判断卜辞的相对年代，要判断它属于具体哪个王，还要通过对卜辞的内容、世系、称谓、贞人、字体以及同出的其他遗物等作多方面的分析，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

　　问：您参加了夏商周断代工程甲骨测年的工作，请谈一下相关的经验和感想。

　　答：我参加断代工程殷墟甲骨分期与年代测年专题组的工作，共工作四年。我认为夏商周断代工程工作是取得了很大成绩的。我的感想和体会有如下四点：（一）研究我国古代文明或古代历史的重大问题，靠专家个人独自研究难于较快地取得成果，而靠国家力量，把研究人员组织起来搞一个学术工程就能较快地取得成绩；（二）开展多学科合作，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学者相互合作的办法很好，应当推广；（三）断代工程内部经常召开学术讨论会，学者们畅所欲言，展开争论，通过学术讨论，对不少问题，取得较一致的看法；（四）有一个好的组织机构，好的领导班子协调各方面的力量。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与断代工程项目办公室发挥了很好的领导与协调作用。

　　问：殷墟甲骨卜辞的年代上限，一般都定在商王武丁时期。对早于武丁时期的甲骨卜辞的探索，是甲骨学研究以及文字起源研究的重要内容。对这个问题，您的意见如何？

　　答：对于早于武丁的盘庚、小辛、小乙三王时期刻辞的探索，也不能完全依靠字形字体特征来判断，而只能从考古的地层和坑位入手，注意那些地层关系较早的发掘单位中出土的刻辞甲骨。我认为小屯南地H115所出《屯南》2777（《小屯南地甲骨》上册，中华书局，1980年），小屯YM331填土所出《乙》9099、小屯YM362填土所出《乙》9023—9024和《乙》9100、小屯YH090所出《乙》484（《殷墟文字乙编》，史语所，1948—1953年），小屯YH251、YH330所出的《合集》22197及《合集》21691刻辞甲骨（《甲骨文合集》，中华书局，1978—1982年），洹北商城的“戈亚”骨匕，都应早于武丁时期，属盘庚、小辛、小乙时期。

　　问：殷墟早期甲骨文之外，您对于早期商文字或文字起源探索有什么期待？

　　答：寻找武丁以前的甲骨文或其他文字资料，是学术界十分关注的重要课题。过去学者们的目光主要从小屯所出的甲骨去寻找。我认为我们的目光要放远一些，途径要多一些。既要分析已发现的武丁早期的王卜辞，同时更应注意从非王卜辞中去寻找。这些早期卜辞在小屯东北地、在宫殿区范围内以及洹北商城都会出土。我推测，相当于盘庚、小辛、小乙时代的王卜辞数量不会太少，很可能它们还沉睡在洹北商城某些宫殿基址附近的窖穴中，等待着殷墟考古工作者将之唤醒。

　　问：作为甲骨占卜时命龟的贞人，在殷代政治生活中有重要的地位。甲骨卜辞中的贞人不少，比较常见的有80多位。近年殷墟考古从墓葬中鉴识出两座“贞人墓”，这使我们对贞人的身份、地位、经济实力有了一些了解。请您谈谈具体的情况。

　　答：2009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队对殷墟王裕口村南进行发掘，其中M94、M103的墓主是族人。是甲骨文第一期宾组卜辞的贞人。发掘者何毓灵认为，M94、M103的墓主身份与甲骨卜辞所见的贞人极有可能是对应的。对这个意见，我是赞同的。另外，大司空村M663墓主为“甾”，是第一期组小字类卜辞中的贞人名。郭家庄M53，墓主可能是址族的卜者。这四座墓可被推断为“贞人”或“卜人”的墓。王裕口村南M103、大司空村M663都是有棺有椁、有殉人、墓室面积为五六平方米的长方形土坑竖穴墓，出土青铜器都是9件，有两套觚、爵。这种规格的墓葬墓主属于中等贵族。这两座墓的墓主和甾是武丁时期较常见的贞人，也许他们能代表大多数贞人的状况。

　　问：殷墟考古历年来发掘了大量的墓葬，其中的殷墓铜礼器组合问题是考古研究的核心议题之一。关于商周墓葬青铜礼器组合，一般认为殷人是“重酒组合”，周人是“重食组合”，也有人认为在殷商社会后期铜器组合的形式是“重酒重食组合”。您对商代墓葬有很多研究，请谈谈您的意见。

　　答：青铜礼器是商周“明贵贱，辨等列”的标志物，绝大部分出于商周时代的墓葬中，数量根据墓主身份的高低而差别。器类的组合也会有时代的变化。研究青铜礼器组合的变化，对研究贵族等级身份、当时的礼制，和由此反映的社会关系与意识形态的变化，都具有重要的意义。殷墟发掘，数十年来科学发掘的有数千座殷墓，为我们对殷墓铜礼器组合的研究提供了有利的条件。殷墟文化各期青铜礼器组合的变化，值得注意的是，那些墓室较大、出土青铜礼器较多、墓主身份较高的墓，出方形器皿的就较多，或较精。方形器的使用者是王室成员，也有高、中级的贵族，普通平民及小贵族是难以问津的。妇好墓的墓主为王室成员，郭家庄160号墓墓主是较高级的武将，后冈墓主是地位极高的大贵族。由此可见，方形青铜礼器，特别是一些形体硕大、制作精良的方礼器，是殷代统治阶级的权力与地位的标示物。殷墟文化各期墓葬青铜礼器的组合都以觚、爵为核心，但与觚、爵搭配的器物有所不同。较大的墓的器类多，组合也稳定，各期特别是二期以后的主体器类的变化不大，而小墓的器类少，而且组合变化比较迅速。较大的墓，在随葬铜器的组合、一些主要器类配以不同的形式或某些器类相互间之比例，从早期到晚期变化不大，这表明中、高级贵族，特别是高级贵族，在礼制方面的保守性。较小的墓铜器组合变化快，新的组合形式也很多，这反映出一些小贵族，可能还有一些富裕的平民，在礼制方面敢于冲破旧的传统，具有革新的精神。在殷代后期的青铜器组合中，鼎、簋的数量呈上升的趋势，在墓中的地位仅次于觚、爵，鼎、簋组合在四期出现，延续到西周时代，并得到进一步的发展。但在出土礼器较多的墓中，炊食器与全部礼器的比例，一般不超过三分之一，酒器的数量仍相当多，约占墓中青铜礼器的三分之二。在小墓的铜礼器组合中，虽有鼎、簋、觚、爵或鼎、簋的组合，但数量还不算多。我认为，即使到殷代后期，殷墟墓葬仍是以“觚、爵”为核心的“重酒组合”，不宜改称“重酒重食组合”。

　　问：安阳地区的殷墓在什么时候开始随葬明器化铜器？

　　答：殷墟文化一期晚段已有明器化的武器。在殷墟文化第二期的墓中，已出现随葬明器化的铜礼器。殷墟所出的明器化铜礼器，以觚、爵最多，其次为鼎、簋。这些器物质地轻薄，铸造粗糙。这类明器化铜礼器，可能就产于族的聚居区的这种小型的铸铜作坊。殷代后期墓葬，随葬器物明器化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方面，与墓主生前的社会地位和财富有关。随葬铜明礼器最先见于小墓，殷代后期以墓室较小、出一套觚爵的墓最为流行。殷代锡贵而铅便宜，那些社会地位不高、经济不富裕的小贵族或平民，不能为死者置备贵重的锡青铜，或铜、锡、铅三元合金的青铜器殉葬，便以价格较低的铅青铜、铅器，甚至仿铜陶器去代替。但另一方面，我发现在殷代后期，一些墓室较大、随葬品较丰富、墓主身份与经济实力都较高的墓，如M1713，也出了较多的铜明礼器。这类墓出土铜明器，显然不能用墓主经济贫困来解释，而应是受当时社会风尚的影响所致。《史记·殷本纪》中“武乙射天”的故事，说明殷代后期存在着对天、对鬼神怀疑的思想。在殷墟卜辞中，在殷王武丁时期，对祖先、神灵的祭祀很隆重，用人、用牲的数目很大，一次祭祀最高用千人、千牛、五百牢。康丁至文丁时期，一次最高用二百人、百牛、百牢。而到了帝乙、帝辛时期，一次用人最多三十名，用牲的数在百头以下。从早期到晚期，祭祀用人、用牲的数目都呈递减的趋势，这也是社会发展进步的一个反映。在祭祀所用的祭器方面，早、晚期也有差异。早期多用铜器，而晚期则大量用陶器。殷代后期，特别是殷代末年，对祖先、鬼神的祭祀已经不像早期那样隆重，在用人、用牲、用器物方面都趋于简化。大概在这种风气的影响下，人们为死者殉葬的器物，便从质地较精良的实用器，逐渐改变为简陋的明器。

　　问：殷商时代，祭祀与战争是国家政治生活中极其重要的两件大事。青铜兵器的组合，对研究殷商时代武官和士兵的武器装备、军制都具有重要的意义。请介绍一下您对安阳殷墟墓葬中出土的青铜兵器组合的研究。

　　答：在各期殷墓中，铜戈是最常见的一种武器，出土数量多，分布地点很普遍。在殷墟洹河南北十多个地点的大、中、小各种类型的殷墓中均有发现。铜戈是殷墟青铜兵器组合中的核心器物。以戈为偏旁的甲骨文达95个，说明铜戈在当时非常流行，殷人对这种武器很喜爱。铜矛被殷人重视的时间较晚，推测商文化的铜矛是从长江以南的青铜文化传入的。在殷代的甲骨文中亦未见“矛”字，这从另一个角度反映出铜矛原非商文化的因素。到了殷墟文化第三期，铜矛才广为流行。第四期单独随葬铜矛的墓数量逐渐增加，铜矛的作用日益重要。与铜矛一样，随着时间的推移，铜镞的数量呈递增的趋势，到第三期时，增长速度很快，出土的数量也多。这表明从第三期开始，射手在战争中的作用更重要了。镞又是一种消耗性的武器，射出去以后难以回收，只有青铜铸造业相当发达的时候才可能大量使用铜镞。所以，铜镞数量的大幅度增加，反映出殷代后期青铜铸造业有较大的发展。从铜钺、大刀出土的情况看，它们不是一般战士的常用兵器。铜钺是军事统帅权的象征。一般情况下，铜钺的多少与大小是成正比的，即墓中出土三把以上的铜钺，必有一两把是大钺。而郭家庄的资料，使我们认识到铜钺的大小、质地的优劣比出土的数量更为重要。质地精良的大铜钺，才是墓主生前具有较大的军事统帅权的最重要标志。铜大刀的件数、大小、质地与铜钺的件数、大小、质地是成正比的。由此可见铜大刀与铜钺一样，既是贵族身份的标志，亦是军事统帅权的象征，是一种明贵贱、辨等列的礼兵器。

　　问：殷墟考古在发现大量墓葬之外，也发现了许多建筑遗存。殷人生前以族为单位进行各种活动，其中祭祀祖先是最重要的礼仪活动。您提出殷代各族有祭祀本族祖先的族宗庙，请问您是如何辨析出来的？

　　答：甲骨文的非王卜辞中，有不少关于宗庙的记载，反映出殷人各宗族都有自己的宗庙，并在宗庙内举行祭祀活动。小屯西北地的F29，面积约96平方米，在F29的南面、东南分布着17座小葬坑，排列较密集，不见葬具，填土未经夯打，与殷墟一般长方竖穴墓有显著区别，应是祭祀坑。我认为可能是与王有密切血缘关系的某一个子族的宗庙。大司空村东南、豫北纱厂厂区中部偏北C区四合院建筑基址群，该建筑群总面积2800多平方米。其中的F22，前后护坡上散落着大量特殊的遗物，如螺蛳摆成的图案，有的似凤，有的像鹰，有的似兽首，还有卜骨、卜甲。附近的M303是一座出土遗物很丰富的中型墓葬。发掘者认为墓主为“马危”族的首领或高级贵族，C区建筑群的性质可能与“马危”族的族宗庙有关。我同意C区建筑基址确与M303等墓有着密切的关系。其中的F22，位置居中，夯土台基较高，房基较宽大，其护坡上有螺蛳摆成的图案，还有卜骨卜甲等，相当特殊，这个基址，包括F19、F24、F34等组成的四合院，可能是马危族的族宗庙。

　　问：您提出对甲骨文字形体进行考古学研究，是释读甲骨文字的一种有效的方法。可否具体举例说明是怎样的研究方法？

　　答：甲骨文中的象形字，有的犹如图画，直接地、形象地描绘出殷商社会存在的客观事物的主要特征。甲骨文中的会意字，具体地反映了殷商社会生活的状况或古人的思想意识。所以，如果我们对殷商考古发现的文化遗物或遗迹现象有所了解，便会对这些字的造字本义有更深入的认识。如“爵”字，甲骨文的爵字很像殷墟所出的铜爵，口部有流，近流处有短柱，腹较深，平底或圜底，下有三足。有的爵字，它的特征是长流上翘，瘦长腹、平底，与商代前期及河南偃师二里头所出的某些铜爵相似。有学者认为，这个“爵”字很可能是在二里头时期就创造出来了，一直延续到了商代晚期。我认为这个说法很有道理。但因为青铜容器是重要的礼器，坚固、耐用，有传代性。所以也存在另一种可能性，那就是殷墟时期，殷人还能见到一些二里头晚期和商代早期的铜爵，所以在甲骨文中将这种样式的铜爵的特征，形象地描绘出来。又比如“浴”，甲骨文的浴字作，像人站于器皿之内，人之两侧各有两小点，表示水滴形。也有较多的学者将这个字隶释为温。我认为从字形看，应该是“浴”字。既然甲骨文有浴字，在殷墟文物中就应有可供沐浴的大盆。但是，数十年的殷墟发掘出土了不少铜盘或陶盘或盆，口径都在50厘米以下。2004年，在殷墟孝民屯铸铜遗址的发掘中，发现了一件大型范芯座，直径达154厘米。后来岳洪彬、岳占伟通过将范芯座与考古发掘出土的铜鼎和铜盘实物的铸造工艺和器形特征对比分析，认为它是铸造大型铜盘的范芯座残面。由此证明商代后期已经有可供人整体沐浴的大型铜盘了。这一新的考古发现为甲骨文浴字提供了佐证。又如“執”字，甲骨文作形，像人之两手戴上手枷的样子。小屯北的H358坑中，出土了七件小陶俑，双手戴有手枷，女俑手枷戴在胸前，男俑手枷戴在背后。陶俑的形象是執字的写真。

　　问：这是将甲骨文字与考古出土的遗物和遗迹相印证。在此之外，是否还有结合甲骨文与考古遗存所揭示的考古情境，进而研究阐释殷商社会生活的研究方法？

　　答：甲骨文中“工”字作形。邵英认为工字字形与北方农村民间造房使用的夯完全一样。我认为这个说法是合理的。甲骨刻辞中的“工”是一种人的身份或职业。作为人的身份的“工”，过去大多数学者都将它解释为官。我认为，对这个“工”字，要作具体分析，不能笼统地都释为官。工也常泛指手工工匠。卜辞中的“多工”“百工”不是官，而是指众多的工匠。卜辞有“右工”“左工”，右和左可能是工的一种编制。考古发掘发现了许多处生产工具的工匠墓，联系这些墓葬资料，我们对卜辞的“工”有更具体的了解。殷墟工匠墓可分三种情况：第一种墓面积较小，葬具只有棺，随葬工具与陶器少，在某些出铜工具的墓中还出了少量的青铜兵器或铜铃等物，但不见青铜礼器。这类墓的墓主是拥有少量生产资料与生活资料的普通平民工匠。第二种墓的面积稍大，有的有棺，有的棺椁齐备，墓中随葬成组的青铜工具，和几件青铜礼器、兵器，还有成组的陶器等。这种墓的墓主，生前有一定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可能是掌握熟练生产技术的高级工匠。第三种墓较特殊，死者无葬具，包括在大墓或较大的中型墓中随葬石质工具的殉人，或在手工业作坊内的一些灰坑、祭祀坑中发现的无任何随葬品的人骨，可能是处于最底层的无人身自由的工奴。殷代所见的工匠可以分为工奴、平民工匠及高级工匠三类。这样，我们对甲骨文中“工”的研究，就比过去单纯认为“工”是官名，更符合殷墟的考古发现。我期待有更多的学者能利用这种方法不断探求甲骨文字的奥秘。考古学与甲骨学相结合的研究，必将推进甲骨学、商代史及商代社会生活的研究更加深入。

　　问：您在2019年出版了专著《殷墟考古与甲骨学研究》（云南人民出版社），是将考古学与甲骨学有机结合进行系统研究的专著，也是一本让世界各国了解中国殷墟考古和甲骨学研究最新成果的重要著作，并入选国家社科基金中华学术外译项目。您提出并深刻贯彻的“将考古学与甲骨学有机结合进行研究”的理念，我觉得是此书的核心。请您谈谈这一理念提出的历程。

　　答：从1972年起，我长期在殷墟从事考古工作，有幸亲自发掘出数千片甲骨，对考古学与甲骨学的密切关系深有体会。科学发掘出土的甲骨将甲骨学研究推向新的阶段，而甲骨学研究的成果又推动殷墟考古不断向纵深发展。两者是互相依存、相互促进和共同发展的。在殷墟进行考古研究，青铜器、文字、陶器、遗迹等都需要懂一些，如果研究铜器，不懂文字也会影响研究的深入。考古学研究是一个整体性研究，要各方面都有一个很好的结合。对殷墟遗址、遗物的研究应与甲骨文、铜器铭文相结合，进行综合研究，这是我以前所做的，也是今后研究的一个目标。将考古学，特别是殷墟考古学，与甲骨学相结合进行研究，必将使相关问题的探索更为深入。我在这本书中提到的一些问题，如甲骨文字形体的考古学研究、卜法的研究、甲骨文方国、部族的研究、祭祀卜辞的研究等，都需要继续探讨。甲骨文中所见的动物、植物、建筑物、器物、各种人的身份等问题的考古学研究尚待开展或加强，将甲骨文与多学科结合研究殷墟发掘的遗迹、遗物的年代、性质等方面也需不断深入。所以，我的书只是抛砖引玉，十分祈望有志于此的学者继续努力，不断推进考古学与甲骨学的研究向纵深发展。

　　问：年青学子在学术研究的路上需要前辈的启示和导引，期盼您的寄语。

　　答：这几年研究甲骨文与古文字的年青学子比过去多了，这是一个可喜的现象。我希望他们首先要加深对甲骨文和其他古文字的热爱。认识甲骨文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作用、地位，就能更喜欢它、热爱它，研究就会有动力，愿意很好地钻研，很好地学习，就容易做出成绩。其次，我觉得年轻同志研究甲骨文要打好基础。比如学习文字学、文献学、音韵学、计算机等方面的综合知识。这样研究甲骨文，思路就会更开阔。另外，我认为还要持之以恒。研究甲骨文和古文字需要较长的时间才能做出成绩，因为需要读很多书，看很多甲骨文和古文字资料，这就要花很多时间。所以，要静下心来好好读书，好好看资料，要甘坐冷板凳，耐得住寂寞，持之以恒地去做这件事，才会做出成绩。（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严志斌采访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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