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以来，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及兴安县组织了多次考古发掘，在灵渠周边地区发现了大量历史遗迹和文物遗存，种类极为丰富，贯穿各个历史时期。近年来，广西文物保护与考古研究所研究馆员李珍长期深入广西考古一线，参与了很多重要的考古发掘工作。围绕灵渠周边地区的考古发现情况，采访了李珍。

　　中原文化向岭南传播的前沿

　　《中国社会科学报》：灵渠周边地区历史悠久，最早可以追溯到5000年前。该地区的史前考古都有哪些重要发现？

　　李珍：从目前的考古发现看，在灵渠周边地区调查发现了古文化遗址20余处，这些遗址主要分布在河流沿线的山坡上或洞穴中。在遗址中采集和出土了数量众多的磨制石器和陶器（片）等文化遗物，年代约为新石器时代晚期至商周时期。此外，还在这一区域零星发现商代的青铜器和战国时期的墓葬。将遗物对比分析发现，这些遗址的文化面貌和内涵与长江中游特别是湖南南部地区同时期的遗址相同，这说明二者间的关系十分密切。再从遗址和墓葬主要沿湘江及其上游的海阳河呈线状分布的现象来看，早在距今5000年前后，灵渠一带就已成为中原文化向岭南地区传播的前沿，中原文化从长江溯湘江向南，经上游的海阳河、越岭的交通线路，在先秦时期即灵渠修建之前已成为人群迁移往来、文化交流的重要通道，为随后秦代灵渠的开凿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秦城遗址引人瞩目

　　《中国社会科学报》：灵渠是秦代修建的重要水利工程，有着丰富的秦代遗迹和遗物，其中就包括兴安秦城遗址。请您介绍一下这一遗址的考古过程及相关考古成果。

　　李珍：秦城遗址位于兴安县城西南约20公里处的溶江镇境内，地处灵渠与大溶江交汇的三角洲上，是该地区除灵渠外最重要的秦代遗迹。秦城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史籍中有关秦城的记载较为丰富，从南朝至清代的史书中均有涉及，因此对秦城的文物考古调查研究工作也较多。1947年，当时的广西省文献委员会在兴安古迹采访报告书中，曾经分析过秦城遗址的形势。1957年广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对兴安文物古迹进行了调查，1965年进行全国第一次文物普查时，对秦城遗址进行了测绘。1990—1996年，广西文物工作队等对秦城城址之一的七里圩王城进行了一次全面的勘探和三次考古发掘。2013—2015年，为配合灵渠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广西文物保护与考古研究所对秦城遗址的通济城进行了二次考古发掘。

　　为弄清秦城具体的分布范围和城的数量，广西文物保护与考古研究所从1990年就开始对秦城进行全面系统的考古调查和勘探。经过多年的田野工作，现确证为秦汉时期的城址只有七里圩南的“王城”和通济城两处。两座城均用黄土夯筑而成，其中七里圩王城平面略呈不规则的长方形，面积约3.8万平方米。通济城位于七里圩王城东南约500米处，地处大溶江与灵渠相距最窄处，城呈长方形，南北长约900米，东西宽约450米，面积约45万平方米。

　　1990—2015年，广西文物保护与考古研究所对七里圩王城和通济城进行了多次发掘，对两座城址的范围、筑城方法、城墙结构以及城的布局、年代和性质等有了较为全面的认识，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在七里圩王城内发现多边形夯土建筑台基5处，出土了大量的陶板、筒瓦、铺地砖、瓦当和水管建筑材料，另有数量不多的陶、铁、铜、石制作的生活用具、生产工具和兵器等。从城的建筑形制、筑城方法、出土遗物分析，七里圩王城约始建于西汉中期，废弃于魏晋时期，为汉武帝平南越后所建的汉始安县治。

　　通济城的考古发掘发现柱洞、水井、水沟、灰坑、散水等遗迹现象，以及范围较大且较密集的瓦片堆积。出土陶制板瓦、筒瓦、瓦当等建筑材料，以及陶、铜、铁制生活用具、生产工具、兵器等遗物。发掘出土的遗物与七里圩王城有很大区别，绝大多数具有楚文化的风格，通过与湖南、湖北等地战国时期楚墓或城址中出土的器物对比分析发现，通济城出土的陶豆、盂、罐、鬲、鼎等器物，在陶质陶色、烧制火候、器物形态上与楚地所出几乎一模一样。另外，同时出土的还有一部分几何印纹陶，这些陶器在纹饰和器物形态上也多属战国时期。出土的陶瓦也具有战国时期的风格，特别是素面瓦当和饰同心圆纹的圆形瓦当、半圆形瓦当，多见于战国时期。铁、铜器的特征也同样属于战国至汉代初期。通过对地层堆积和出土的遗物分析，推测通济城的年代约为战国晚期至西汉初期，为秦攻岭南时所筑的秦城。

　　考古发掘见证灵渠历史功绩

　　《中国社会科学报》：唐宋时期，广西与中原经济文化交流日趋紧密。灵渠作为沟通中原与岭南的重要水上通道，也是连接中原与东南亚地区的纽带。这一时期灵渠地区的出土文物与之前有何不同，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

　　李珍：灵渠地区唐宋时期的考古工作做得不多，发现的主要有零星墓葬、城址和窑址，出土文物也与秦汉时期有很大不同，数量少且以陶瓷器为主。唐代墓葬主要有明竹、龙山湾、八仙坪的唐墓，出土盘口壶、碗、砚等青瓷器以及陶魂瓶、陶俑、铜碗等。

　　严关窑址的发现与调查发掘，是灵渠地区重要的考古工作。严关窑址位于兴安县城西约10公里处、灵渠左岸。自1956年发现后，进行过多次调查和小规模的考古发掘。出土遗物以青瓷碗、盘、盏、碟等日用器为主，还有杯、壶、瓶、罐、灯、炉、盏托等。釉有青、青灰、青黄、淡青、月白、酱、黑釉及天蓝、墨绿、兔毫、玳瑁等窑变釉和点洒褐彩等。装饰以印花为主，纹饰题材主要是植物花卉，以及鱼、禽等动物纹样，此外还有“寿山福海”“福寿嘉庆”“记”“福”等吉祥文字。严关窑在装烧工艺、器形以及装饰花纹方面与湖南湘江下游流域的窑址有许多相同或相似之处，因此，严关窑的源头应是湖南湘江下游地区。

　　《中国社会科学报》：灵渠两岸丰硕的考古成果，是其悠久历史的重要见证。从考古的角度看，您如何评价灵渠的历史功绩？

　　李珍：从考古发现看，灵渠的历史功绩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在考古上得到具体的体现和印证。

　　岭南地区考古发现了大量秦汉时期的城址，这些城址是秦统一岭南后，在这一地区大力推广郡县制，开启城池建设的结果。岭南地区在秦之前为百越杂居之地，秦朝第一次将岭南地区纳入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版图后，郡县制的设立和城池建设有效地维护了国家的统一和岭南社会的稳定。

　　灵渠连接了长江和珠江两大水系，打通了南北水上通道，连通了整个中国的水运网络，是南北往来的交通运输大动脉，是连接中原和岭南的重要通道。灵渠开通后，大量中原人通过这一高效便捷的通道南迁，并给岭南地区带来先进的文化和生产技术，推动了岭南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促进了各民族的融合与团结。

（图文转自：《中国社会科学报》2023年4月14日第A05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