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宾简介：王巍，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原所长、学部委员、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博士生导师，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主要从事夏商周考古、东亚地区古代文明起源研究、东亚地区古代文化交流的考古学研究。值此中国社会科学院成立40周年之际，中国社会科学网对王巍先生进行了专访。王巍先生结合自身的工作成长经历，从历史出发、站在学术的角度为我们系统梳理回顾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发展历程的点滴往事与不朽成就。

 

　　1　个人的成长进步源于中国社会科学院这块学术的沃土

 

　　中国社会科学网：王先生您好，首先感谢您在百忙之中接受中国社会科学网的采访，请您为我们简单介绍一下您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主要工作和科研经历。

 

　　王巍：我是1977年恢复高考之后第一年考上大学的，是在东北的吉林大学历史学考古专业，1982年2月毕业，毕业后分配到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工作，迄今为止我的全部工作生涯都在社科院考古所，我算了算今年正好是满35年。社科院作为我国最高的哲学社会科学学术科研机构，具有优良的学术氛围和学术传统，我个人的成长进步源于中国社会科学院这块学术的沃土，我由衷地感激中国社会科学院。35年的工作生涯在一定程度上讲是跟社科院的发展同步的。

 

　　1982年入所以后，一直到1987年我主要从事北京房山区琉璃河遗址的考古发掘工作，前后整整五年。这五年中我们取得了一系列的重要发现。比如我们发现了西周时期燕国的都城，发掘了一大批的贵族墓葬，其中包括燕侯的墓葬。燕侯的墓葬出土了带有青铜铭文的铜器，而且这个铭文正是西周周王册封燕国的铭文，这种铭文的发现非常重要。因为，在以往出土的青铜铭文当中，多数都是“子子孙孙永宝用”这样的吉祥话，但是这一次出土的铭文是记载了周王对燕侯的册封，这个是极其罕见的。在琉璃河遗址五年的实地考古发掘当中，从都城到墓葬到车马坑，再到一般聚落的发掘，使得我能够全面系统地把学校学到的知识运用于实践，打下了比较好的田野考古发掘的基础，为我后来领导偃师商城宫城、周原西周宗庙和殷墟居住区和冶铜作坊区等大规模发掘，乃至领导考古研究所的考古发掘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87年至1990年，我被公派到日本去进修留学，一共三年时间，这使我得以系统学习日本考古学知识。为了更好地从事考古研究我将自己原来的夏商周考古拓展到了东亚考古这样一个领域。东亚考古要研究整个东亚地区的文明进程、国家的产生发展、东亚地区之间的古代文化交流等问题，这些研究范畴当时在我们国家还相对比较欠缺。正如先生我的导师王仲殊先生所一贯主张的那样，考古学研究既要了解中国，又要了解国外，尤其是我们的邻国，我应该说贯彻了他这样的宗旨。在日本期间我取得了自己的第一个博士学位，研究内容是东亚地区的古代王权和国家形成过程的比较研究。回国后，1993年到1996年我又有幸到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在职攻读，取得了第二个博士学位，研究内容是东亚地区铁器和冶铁术的传播与交流，从铁器的角度研究中国、朝鲜半岛和日本古代文化的交流。由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关心和支持，我有幸成为中国考古界第一个同时获得两个博士学位的学者。1996年夏季，我开始担任夏商周考古研究室主任，1998年担任考古研究所副所长。2006年开始担任考古研究所所长，一直当到2017年年初。

 

　　2　创新工程为考古研究所的进步插上了腾飞的翅膀

 

　　中国社会科学网：王先生，请您为我们简单梳理一下社科院考古所近些年来在学科建设方面主要有哪些创新，取得了怎样的效果？

 

　　王巍：我从2006年开始担任考古研究所所长，前后10年多，应该说赶上了很好的时机。这个要说起来还挺有意思，2006年6月30号任命我担任考古研究所所长，2016年7月底参加社科院的暑期工作会议。那时候正好是要讨论“十一五”规划，那年暑期工作会议的主题就是各研究所向院领导和职能局汇报本所的“十一五”规划，那时候社科院院长是陈奎元同志。在我向全体院领导汇报我所“十一五”规划时，我提出“考古研究所总的工作方针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建立和丰富中国考古学的学科体系”。当时奎元院长询问，考古作为研究实物的学科，怎样体现以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当时我向院长介绍，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实际上主要体现在立场、观点和方法上。考古学虽说是研究实物的，但是这些实物除文字以外，其他的发掘材料本身不能直接传递历史文化信息，更多是要通过考古学研究者运用本学科的理论、体系和方法来进行阐述，所以对同一批考古资料，不同的人由于不同的立场、理论和方法的指导往往得出不同的认识。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主要体现在要联系的、全面的、发展的看问题，通过现象看实质，通过对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研究分析社会的变化。我的回答令奎元院长很满意，奎元院长询问考古所发展有什么困难。我回答说，现在主要是设备落后，不但是落后于国外先进水平，而且落后于很多省的机构，现在主要是缺乏科学测年设备（高精度测年的设备，具体来说就是制样系统）和DNA检测技术设备。奎元院长马上指示时任财计局局长的施鹤安要安排经费支持考古所购置设备。从2007年开始，院部就对考古所的设备购置给予大力支持，在院领导的亲自关心支持下，社科院考古所的设备有了很大的更新，改变了“中央军的装备和设备不如地方军”的状况。创新工程实施以来，科研手段的现代化又有了很大的提升，不但在全国领跑，很多方面已经居于世界领先地位。这主要得益于院党组的支持、院领导的关怀和创新工程的大力资助。

 

　　第二个方面的主要工作是改善了和地方考古科研机构的关系。1983年，国务院规定，古代都城必须由社科院考古所担当发掘任务，但是社科院考古所对于其他古遗址的发掘则比较少。当时社科院考古所在全国范围内一共才十几个队伍在进行发掘，远远不能满足科学研究的需求，也使我们国家队的地位和作用难以彰显和发挥。为了改善这种状况，促进发展，在不违反原则的前提下，社科院考古所通过各种场合和途径加强与地方研究院所的联系，形成了和谐共处、互利互惠的良好局面。创新工程的实施，我们可以自主的设置考古发掘项目，现在接近50项发掘在同时进行，我们研究的视野大大拓展，从边疆到内地，全面覆盖，很多项目都属于空白的区域，学术意义重大，我们的很多发掘项目都入选六大考古新发现和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可以说，考古所现在的发掘和研究规模的体量是很大的，工作范围逐步拓展，工作成果日渐突出。能够开创这样的局面，最主要的是通过社科院创新工程使长期困扰我们的科研经费严重不足的问题得到了根本解决。

 

　　另外，在院领导的非凡努力下，科研人员的很多生活方面的实际困难（如收入、子女入学、住房等）得到了有效解决，没有了后顾之忧，大家的科研积极性空前高涨，解放了科研生产力，取得了十分显著的成果。近年来，社科院也实施了很多的惠及一线科研人员的政策，比如研究经费预算可根据需要自主进行调整，出国从事科研活动和国际交流的天数可以根据实际需要予以决定等，都对科研人员产生了很大的感召。在建院40周年的时候能有这样一个良好的局面，我确实感到十分欣慰。

 

　　3　丰硕的考古科研成果是创新工程浇灌出的绚丽之花

 

　　中国社会科学网：通过您的介绍我们不难看出社科院考古所近年来在学科建设方面取得了突出的成绩，这些都是与社科院党组的关心支持以及社科院创新工程的资助分不开的。王先生能否为我们介绍一下近些年来社科院考古所主要取得了哪些创新工程成果？

 

　　王巍：近年来在社科院院党组的关怀下，在社科院院领导的关心支持下，在社科院创新工程的资助下，社科院考古所取得了一系列丰硕的考古科研成果。比如说《中国考古学大辞典》。中国作为一个拥有这么丰富考古资源的考古大国，原来仅有几本考古小辞典，还是十几年、二十年，甚至三十年前编的。现在我们在社科院创新工程的支持下得以设立了一个重大课题，《中国考古学大辞典》编纂成功，多次获奖，业界享有很高的声誉。再如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也是在社科院创新工程支持下才取得了很大的成绩，通过我们的科学研究，我们证实了中华文明五千年并非虚言。说实在的，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成功如果仅仅依靠探源工程本身的资金是远远不足的。幸好我们有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工程，我们可以根据需要给予比较大的经费的倾斜，从而取得了非常好的成果。举例来说，尧帝的所在地基本上被证实。通过我们的考古发掘基本上证实尧都就在山西南部临汾地区的襄汾县陶寺遗址。这里发现了280万平方米的大型城址，高等级的建筑，而且还使用了瓦之类的建筑构件，原来有一种说法叫做“秦砖汉瓦”，大家总觉得汉代才出现瓦，没有想到在4000多年前的陶寺已经开始使用了。而且陶寺地区大型的墓葬反映了等级的差别，鼓、罄以及包括军事权力象征的礼乐等随葬品说明在4000多年前已经形成了一整套礼仪的用具。然后是文字，铜器，传统意义上的文明的要素的发现。还包括观测天象，决定时令节气的观象台，可以说在世界上也是最早、最完备的。陶寺遗址在时间、空间、规模、性质上都跟故事传说的尧都相吻合，仅仅现在只差明确记录尧都这样一个文字的证据，但实际上中国考古学和历史学家绝大多数都认为这就是尧都平阳，一下子就把中国可信的历史往前大大的前提了，而一系列夏商的制度在尧这个时期已经形成了一些端倪。王伟光院长曾亲临陶寺遗址发掘现场视察，并到考古队员的驻地慰问大家，使全所考古职工备受鼓舞。

 

　　4　用考古的视角传播好中国话语

 

　　中国社会科学网：考古科研的进步使得中华文明的底蕴更加深厚，从而大大加强了中国人民的文化自信。优秀的科研成果不但要让国人知道，更要在国际上传播好中国话语，请问我们在这方面主要有哪些工作呢？

 

　　王巍：我们的院领导对于考古学如何讲好中国话语给予了高度的重视。伟光院长曾经深有感触地说，考古学确实有它的特点，可以冲破任何意识形态的壁垒，传播好中国话语。他进一步指出，考古学是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当中为数不多的、可以在国际上取得地位的学科，而且科技考古还是展现一个国家考古水平的重要的指标。

 

　　为了讲好中国话语我们主要是做了两方面的工作：一是打造国际学术交流平台——世界考古论坛（上海），让国外知道我们的考古科研成果，借助国外专家传播好中国的考古科研成果。二是派遣考古队伍赴国外进行考古发掘工作。打造国际学术交流平台的重要途径是创办世界考古论坛。论坛创办的过程中得到了世界顶级考古学家们的大力支持，他们认为世界考古一直需要有这样一个平台，中国是最有条件的。他们认为中国是文明古国，考古工作近年来取得巨大的发展，很愿意看到中国能够在世界考古论坛的平台上发挥作用。世界考古论坛已经举办了两届，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世界考古论坛的举办使中国考古从处于游离于边缘一举进入到核心，比如说每次论坛的主题是由我们确定的：第一次是“古老文明的比较研究”，中国理所当然要通过这样一个议题的设置让世界考古学界更好地了解中国的古老文明；第二次是“文化交流与文化多样性的考古学研究”，我们就是强调文化多样性，实际上渗透总书记的关于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的论断，通过大量的实际的例子证实，世界上的文明与文化自古以来就是多样性的，不能以哪个国家为统一的模式，文明文化的多样性、传统的多样性自然可以得出道路的多样性这样的结论。讲好中国话语的第二个途径是派遣考古队伍赴国外进行考古发掘工作。现在我们已经开始了乌兹别克斯坦、洪都拉斯的发掘项目。去年六月，我还陪同王伟光院长和我所在乌兹别克斯坦工作的考古队员一道，受到习近平主席的亲切接见，令我终生难忘！十年来，我所还进行了十多项中外合作研究的项目，通过跟外国考古学者的合作，用他们的嘴来介绍我们中国的考古、我们中国的考古学的成就、中国考古学家的科学态度和敬业精神，这样比我们自己说更有说服力。

 

　　5　任重道远 高举马克思主义旗帜走向未来

 

　　中国社会科学网：王先生，您觉得现在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在未来还需要开展哪些重要工作呢？

 

　　王巍：我觉得一个是要继续保持这种开放、开拓的态势。要巩固和扩展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遍及全国的考古发掘的工作点，巩固既有成果，然后去继续开拓。第二个方面是要紧跟并争取占领国际考古的学术前沿，在一系列的重大研究问题上要有中国学者的声音。第三是要加强中国考古走出去的力度，精心组织，做出成绩。第四个方面就是考古学的大众化，让考古走向民众。我所08年开始建立了公共考古中心，大力推进考古成果的宣传与普及。2013年考古学会换届，由我担任考古学会的理事长。我们改变了原来每年一次大年会的方式，成立了14个专业委员会，由这些专业委员会来组织学术活动，考古学术生态一下子就被激活了。第一个成立的专业委员会就是公共考古专业指导委员会。这一方面我们应该说中国考古学者还有很多工作要做，要让考古走出象牙塔，走向民众，在深入研究的前提下把我们的成果尽量地用通俗易懂、生动活泼的语言和形式介绍给公众。多年以来，我十分注意跟媒体的合作，因为媒体有媒体独特的角度，媒体更了解民众的想法和意愿，现代社会的新媒体、自媒体等确实可以极大的拉近考古工作者和民众的距离。

 

　　中国社会科学网：王先生，人都说四十不惑，今年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建院40周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已经走过40个春秋，未来还有很多事情要做。您能否简单地谈一下这方面的想法、感受。

 

　　王巍：好。中国社科院作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最高殿堂，求真务实、潜心钻研、不务虚名、敬业奉献一直是我们的优良传统，要把这种传统保持下去，成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每一位工作科研人员的根本遵循。

 

　　社科院强调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考古研究中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贯穿研究的各个领域、各个方面的，考古学在解释考古材料的过程中不同的观点会得出完全不同的认识，所以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考古研究所举办了多次马克思主义与中国考古学的论坛，我强调每一名发言的研究人员都要结合自己的研究来做发言，大家启发很大，觉得受益匪浅，纷纷认为考古学研究离不开马克思主义的指导。相信，经过十年、二十年的发展，一系列崭新举措的实施包括社科院大学的建立等，我们的人才培养会更加科学规范，学科之间横向交流的加强将更好地体现出社科院思想库、智囊团的作用。我觉得中国社会科学院会迎来一个更好的发展局面。作为社科院培养的一名学者，我十分热爱社科院，愿意为社科院今后的发展贡献余生。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责编：李来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