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一带一路”倡议在全球范围内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丝路考古”是近年来我国考古学界的重要工作之一。针对“丝路考古”的基本内涵、发展历程、主要成就、考古视角下的文明互鉴以及中国考古“走出去”等问题，中国社会科学网记者采访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原副所长、博士生导师白云翔研究员。

白云翔先生接受采访 本网记者 齐泽垚/摄 

 

　　一、“丝路考古”有三个层面的基本内涵

 

　　中国社会科学网：白先生，您好！首先感谢您在百忙之中接受中国社会科学网的采访。“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在全球范围内引起了巨大的反响，短短几年的时间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丝路考古”是近年来我国考古学界的重要工作之一，请您为我们简单界定一下“丝路考古”的基本内涵？

 

　　白云翔：丝路考古是近年来一个很热的学术课题，也是社会很关注的话题。丝路考古的概念在学术界多有讨论，但还不够深入。

 

　　按照我的理解，丝绸之路考古应该包括几层含义。一是指历史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和地区重要遗址点的考古工作。既然丝绸之路称之为“路”，本身代表了一种“线”性的文化遗产。“线”本身难以保留下来，但是“线”是由若干点组成的，因此，丝绸之路沿线的古代城址、聚落、墓地、寺庙遗址等的考古，就是这条“线”上的一个一个“点”的考古，这是最基本的。二是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考古工作。“点”被串联成“线”，也就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和地区串联了起来。因此，丝路考古中“点”的考古是基本的，但又不能仅仅局限于这些孤立的“点”，而是要扩大到沿线国家和地区，也就是这些“点”所在国家和地区的考古。因为，这些“点”是作为所在地的“点”而存在的，是跟其所在地的社会、历史和文化密不可分的“点”。无论是陆上丝绸之路考古还是海上丝绸之路考古，都应该是这样。三是通过丝绸之路考古来了解、认识、研究历史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社会、历史和文化及其变迁。丝绸之路作为一个重要的路线把不同的国家和地区串联起来，人群的移动、人员的交往、经贸的往来、文化的交流、文明的互鉴等在广阔的范围内得以实现，不同程度地推动了各地社会历史的进步和文明的发展。因此，丝路考古并不仅仅是把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历史文化遗存发掘出来就行了，而且还要解释这些文化遗存所蕴含的历史、文化和人的活动，换句话说，就是要通过丝绸之路沿线城址、聚落、墓葬和寺庙等遗址及其所在地的考古发掘和研究，来揭示丝绸之路发生、发展和演变的历史过程，阐释丝绸之路在当地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中产生的作用、在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文化交流和文明互鉴中发挥的作用、在人类文明史上的地位和作用等。我想，丝路考古只有达到了这样的高度和深度，而不是仅仅局限于某些遗址点以及某些地区的考古发掘，丝路考古的重要性才能真正显现出来，丝绸之路的内涵尤其是它在人类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才能够真正揭示出来。

 

　　二、“丝路考古” 经历了三个研究阶段

 

　　中国社会科学网：近年“丝路考古”是学界关注的热点，请您为我们介绍一下“丝路考古” 经历了那些重要的研究阶段？

 

　　白云翔：据我的理解，丝路考古大体上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新中国成立以前。当时，没有“丝路考古”的概念，也谈不上“丝路考古”，但是，我国境内丝绸之路沿线地区的考古活动是有所开展的。譬如，20世纪初叶，瑞典学者斯文·赫定在新疆古楼兰遗址的发掘，英籍学者斯坦因在新疆尼雅遗址、丹丹乌里克遗址的发掘以及在甘肃敦煌、酒泉等地的考察，20世纪40年代，西北科学考察团在甘肃敦煌、武威等地的考察和考古发掘等，都是在丝绸之路沿线地区进行的考古活动。当然，这些考古活动还谈不上是“丝路考古”，尤其是外国人在新疆等地的考察活动大多带有探险的性质，但我国境内丝绸之路沿线地区的考古毕竟是由此肇始的。

 

　　第二个阶段，是新中国成立后一直到上世纪末，前后持续大约半个世纪。这一时期，我国境内的丝绸之路沿线地区进行了大量的考古发掘和研究工作。就陆上丝绸之路考古来说，从丝路起点西安汉长安城遗址、唐长安城遗址，东端的汉魏洛阳城和隋唐洛阳城遗址，到河西走廊地区、新疆地区等的考古工作大规模展开；在新疆地区，从1957年黄文弼率队考察哈密、伊犁、焉耆、库车和阿克苏、喀什、和阗等地的100多处古城址和寺庙遗址，到后来高昌故城、交河故城和北庭故城等古城址、古墓葬和寺庙遗址等的考古发掘，都逐步展开。就海上丝绸之路考古来说，从南海沿岸的广州（汉代的番禺）、合浦，到东海沿岸的厦门、泉州、宁波等地，也都进行了大量的考古工作。当然，这一时期丝绸之路沿线地区的考古主要是着眼于中华文明研究、区域文化研究和中西文化交流研究等开展的，并不是作为“丝路考古”进行的。尽管如此，也正是这一时期丝绸之路沿线地区及重要遗址点的考古工作及其成果，为后来的“丝路考古”的提出和深入开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第三个阶段，是新世纪以来的十多年，“丝路考古”被明确提出，丝路考古进一步深入。进入新世纪之后，中西文化交流研究更加受到学术界关注，而丝绸之路是首当其冲的课题；同时，丝绸之路申遗被正式提上国家文化遗产事业的议事日程。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丝绸之路沿线各遗址点的田野考古继续进行，而更多的是以前50年的考古为基础进行综合研究和深化研究，以及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展示，丝路考古作为一个体系逐渐构建起来。

 

　　中国社会科学网：取得了哪些主要成就？

 

　　白云翔：我国的丝路考古成就巨大，三言两语难以说清楚，但大体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一方面，是丝绸之路沿线重要遗址点的考古成就，如陆上丝绸之路上的河南汉魏洛阳城遗址和隋唐洛阳城遗址，西安的汉长安城遗址和唐长安城遗址，甘肃的锁阳城遗址、悬泉置遗址和玉门关遗址，新疆的高昌故城、交河古城和北庭故城遗址等，通过大量的考古发掘和研究，揭示了其文化内涵，于是成为“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路网”世界文化遗产的重要节点；海上丝绸之路沿线的合浦、广州、厦门、泉州、福州和宁波等港口城市的若干重要遗址和墓地，也开展了大量的考古工作，取得了丰硕成果，从而为海上丝绸之路申遗提供了强有力的学术支撑。另一方面，是丝绸之路沿线地区的考古成就，包括考古调查、发掘和研究，如陆上丝绸之路沿线，从中原地区、关中地区到河西走廊、新疆地区，海上丝绸之路沿线，从南海沿岸地区到东海以及黄海沿岸地区，历史时期的考古全面展开，综合研究成果丰硕，从考古学上深刻揭示了这些地区的古代文化及其发展演变，为全面了解丝绸之路开辟、形成和发展演变的历史文化背景，为深刻认识丝绸之路与各个地区乃至整个中华文明发展的内在联系等，提供了丰富而翔实的实物资料和考古学认知。

 

　　三、两种历史资料互动，加强丝路考古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网：“丝路考古”属于历史时期的考古发掘和研究，历史时期的文献记载对于进行考古研究工作有哪些主要的帮助？

 

　　白云翔：历史时期考古和史前考古有着很大的区别。历史时期考古和史前考古都是运用科学发掘等手段来获取实物资料，但对实物资料的科学阐释，史前考古主要依靠考古学研究本身以及同自然科学、人类学等学科的结合，而历史时期有了文字记录，因此历史时期考古必须要和文献记载结合起来，这是历史时期考古有别于史前考古的根本特征之一。尽管史前时期的不同地区之间也存在着文化交流，但丝绸之路的形成和发展完全是历史时期的事情，因此，丝路考古就离不开文献，并且两者需要紧密结合。

 

　　至于历史文献在丝路考古中的作用，大致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理解。首先，历史文献可以为丝路考古提供整体的、宏观的历史背景和历史发展脉络，使我们在丝路考古过程中，能够把具体的考古实物材料及其阐释放在大的历史框架和背景之下进行观察和分析。其次，在各种具体问题的研究中，譬如城址、墓葬、寺庙等丝绸之路节点以及路线等的研究中，历史文献可以起到十分重要的线索、引导和证据作用。比如，我们之所以认为陆上丝绸之路形成于汉武帝时期，是因为《史记·大宛列传》当中记述了张骞出使西域及其所到之处；海上丝绸之路形成于汉代，也是因为《汉书·地理志》和《后汉书·西域传》等记述了两汉时期开辟了通过南海、印度洋航路与西方进行海上贸易、人员往来等海上通路以及节点性港口城市等。这些记载为研究当时丝绸之路的路线、节点城市、贸易商品等各个方面提供了不可缺少的线索和证据。第三，各种考古材料的具体的梳理和解读，同样离不开与文献史料的紧密结合。考古实物资料和历史文献资料作为史学研究最基本的两种史料，都有其科学性，但也都存在着局限性。历史文献资料并不是历史的全部记录，并且经过了人为的加工整理；考古实物资料是客观存在的，但又是局部的、零散的和不完整的。承认其科学性，是从事历史研究的基础，但同时也应看到其局限性，两者是辩证统一的关系。正因为如此，在古代社会历史研究中，两者的结合就是必然的和必须的，也只有两者有机结合，才能把把古代史研究不断引向深入。历史上丝绸之路的研究，同样如此。这里需要说明的是，考古材料和文献材料在古代史研究中都是不可缺少的，但两者的功能和侧重点有所不同。就历史时期的考古材料来说，主要是在大的社会历史和文化发展脉络基本清晰的背景之下，用于物质文化的研究、精神文化的物化研究和社会生活的具象化、实证化研究，从而研究当时社会历史和文化的发展，因为考古材料是物质的、具体的、实实在在的，而不是抽象的。

 

　　四、“丝路考古”更好地揭示文明的互动、互鉴

 

　　中国社会科学网：在您看来“丝路考古”对于推动不同文化间的交流、对话产生了哪些积极的影响？

 

　　白云翔：在人类历史的发展过程当中，人群之间的交往、文化的交流、文明的对话和文明的互鉴是一种常见的现象，也是推动人类历史进步的重要动力。换句话说，人类文明是在相互借鉴、对话融合的过程中不断发展起来的。“丝路考古”可以更好地揭示历史上文明的互动和互鉴。

 

　　丝路考古可以通过考古发掘获得实物资料，通过解读实物资料来描述历史、阐释历史，通过历史的描述和阐释来揭示历史上丝绸之路形成的动因、发展过程及其作用，尤其是经由丝绸之路而发生的人群之间的交往、文化的交流和文明的互鉴，从而在一定意义上为当今世界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和对话提供历史的借鉴和理论支撑。

 

　　通过丝路考古，可以更加深刻地认识古代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古代文化，更加具体地展现不同人群、不同文明在一定的区域内的相互交流、相互碰撞和相互融合以及所呈现出的和而不同的景象。譬如，汉长安城遗址曾经发现一批带有外国字铭文的铅饼，据夏鼐先生研究是公元1～2世纪安息钱币的仿制品，并且是在中国境外生产的，说明当时境外钱币已经东传到了中国。又譬如，在西安地区曾发现多座北周时期入华粟特人的墓葬，这些墓葬既采用了当地流行的墓葬形制结构，又具有鲜明的异域文化色彩，墓主人都是来自中亚索格底亚那地区的粟特人，他们在这里居住、生活，死后埋葬于该地。再如，广西合浦汉墓出土了很多外来的物品，包括玻璃器、黄金饰品和陶器等，它们都不是当地所产，汉代合浦当地人使用这些物品说明对于外来物品及文化的接受。与此同时，汉唐时期中国以丝绸为代表的各种物品也传到了国外，尤其是宋元明时期中国的瓷器大量远销欧洲，中国物品的外传同样也具有文化传播和交流的意义。丝路考古从实物资料到历史认知，从历史认知再到揭示人的交往、文化的交流和文明的对话与融合等理论层面的认识，这就从考古学上证明不同文明间的交流、对话、共存乃至融合，是人类社会自古以来就有的文化现象，并且是人类文明进步的一个重要动力。

 

　　当然，丝路考古揭示文明互动和互鉴，也为丝路考古的进一步开展提出了新的要求。无论是中国考古学者走出去到国外进行考古发掘，还是国外的考古学者到中国来进行考古研究，都需要有更广阔的视野来审视自己、审视别人，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进行比较研究，才能更深刻地理解和认识不同文明的交流和互鉴。在考古文化遗存中，究竟哪些文化因素是本土的？那些文化因素是外来的？哪些是本土文化受到外来文化影响后形成的？凡此种种，都是需要在丝路考古中研究和解决的。 

 

　　五、“一带一路”倡议为中国考古“走出去”提供崭新契机

 

　　中国社会科学网：“一带一路”倡议为中国考古实施“走出去”提供了崭新的发展契机，在您看来还需要在哪些方面加大工作的力度？

 

　　白云翔：在“一带一路”的倡议下，中国考古“走出去”的确迎来了千载难逢的机遇。我国的经济实力和科技实力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水平，为中国考古“走出去”提供了重要的物质基础。在我看来，“一带一路”倡议下做好中国考古“走出去”包括两个层面：一个是整个的中国考古如何“走出去”的问题，另一个是丝路考古如何走出去的问题。

 

　　当今的中国考古学界，总体上表现为一强一弱，中国学者做中国考古很强，但是做外国考古很弱，对于世界考古的发言权相对较少。这就迫切需要中国考古学者在做好中国本土考古研究的同时，加快国外考古的步伐，加强国外考古的研究。在上世纪90年代，中国考古就尝试着走向国外，但那时候很难做到在国外独立进行考古发掘，更多是参与到国外的考古发掘项目当中去。新世纪以来，在研究中华文明起源、中华古代文明、中西文化交流等重大课题的过程中，人们发现仅仅在国内进行考古发掘是不够的，还必须走出去到外国去进行考古发掘。于是，内蒙古、四川、陕西、湖南和云南等地的考古研究机构曾先后派遣考古队到蒙古国、越南、孟加拉国、柬埔寨、哈萨克斯坦等国进行考古调查和发掘，北京大学、西北大学、南京大学和中山大学等先后在肯尼亚、乌兹别克斯坦、伊朗和越南等国进行了考古调查和发掘等。就社科院考古研究所而言，目前在乌兹别克斯坦的明铁佩城址、洪都拉斯的科潘遗址的考古工作都取得了很大进展。应该说，在“一带一路”的大背景下，外国考古乘势而上，已经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今后，随着“一带一路”国家战略的进一步实施、我国经济的增长、学术研究的进步和国家的重视，我国的外国考古将进入一个快速发展时期。

 

　　从另外一个层面来讲,中国考古“走出去”首先要丝路考古“走出去”。过去，丝绸之路沿线考古主要集中在中国境内，这当然是最基本的，但现在需要逐步开展境外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和地区有关城址、墓葬和寺庙遗址的考古调查和发掘，这方面的工作亟待加强。陆上丝路考古是这样，海上丝路考古同样也是这样，东南亚、印度洋北海岸、非洲东海岸等地区的城址、港口以及沉船等的考古调查和发掘，也需要逐步介入。在做好国内丝路考古资料的获取和整理的基础上，要加强国外丝路考古资料的搜集和整理，加强外国丝路考古资料和国内丝路考古资料的比较研究，以便科学地区分和认识哪些是外来的，哪些是中国的，哪些是外来文化影响了中国，哪些是中国文化“走出去”影响了国外人们的生产和生活。

 

　　文明的交流和互鉴一定是双向的、相互的，但是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区域，这种对话和影响的主次差别很大。在中国历史上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中外文化交流的主旋律是中国文化“走出去”，从汉代丝绸、漆器和铜制品的外传到宋元明时期的瓷器外销等，其背后是中国文化不断走向世界。这方面的研究需要进一步加强，从而更好地阐释中华文明在世界文明发展进程中的地位和作用。
 

（责编：李来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