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文明研究一直以来都是备受学界关注的课题。周原遗址是周王朝最早的京城所在地，蕴含国家记忆，以出土大量卜骨、卜甲以及珍贵的国宝青铜器闻名于世，集中展示了中国历史文明的进程。周原考古70多年的风雨历程，始终与中国考古学的历史同频共振。在周原考古队办公室，记者采访了周原考古队队长、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研究员王占奎。
 

 

　　寻找西周早期都城

　　

　　《中国社会科学报》：建筑反映了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经济、文化的发展状况及历史特点和文化传统。西周建筑基址的发现为寻找早周都城提供了线索，对系统解决西周宫室制度等方面的学术问题提供了实物证据，填补了我国古代建筑史上的空白。请您谈谈这方面相关的考古与发现。

　　

　　王占奎：在西周社会里，由于王室贵族和平民所处的政治、经济地位不同，产生了贵族阶级和平民阶级在建筑享用上形制的悬殊差别。从以往出土的实物来看，一面是贵族的高台广室，另一面是平民的窖穴。周原齐家发掘的简陋窄小的平民住宅，与岐山凤雏村和扶风召陈村发掘的大型、豪华宫室的建筑群，形成了鲜明对照。周原西周大型建筑基址的发现，对探索西周社会政治、经济制度和物质文化的发展，以及当时的社会分层，具有重要价值。

　　

　　1976年周原两处西周建筑基址的发现，为系统解决西周宫室制度等方面的学术问题，提供了有力的实物证据，填补了我国古代建筑史上的空白。由岐山凤雏村西周建筑基址的布局，把我国成型的“四合院”形成时间提前了千年之久。这标志着我国群体建筑形成和发展有着更悠久的历史，西周时期就已相当成熟，并得到了普遍推广使用，纠正了认为我国群体建筑的形成始于秦汉的论点。西周的大型建筑用材和营造技术在我国古代建筑史上向来是空白点，周原两处西周建筑群中出土的西周空心砖和瓦，突破了“秦砖汉瓦”的框框，为我国砖、瓦发展史提供了新颖的实物资料。

　　

　　《中国社会科学报》：自周原遗址发现之初，人们都有一个合理的疑问，周原是都城吗？您如何看待这一问题？

　　

　　王占奎：周原先周遗存的发现为探索先周文化的起源提供了资料。西周建筑基址的发现为寻找西周早期都城提供了线索。国君之所居之邑，国君徙治之城，乃古代都城的政治规定属性。在《货殖列传》中，司马迁将周、秦、汉均放在关中地理整体上考察，邠、岐、丰、镐为周都，雍、栎邑、咸阳为秦都，长安为汉都。岐邑为都，不仅仅在于经济上的地位，重点在政治地理条件。古人另一判断都城的标准：“凡邑有宗庙先君之主者，曰都；无，曰邑。”“岐邑”称“邑”并不排斥其作为都城的地位和属性，故亦称“都”。在周平王东迁前，镐京为宗周，洛邑为成周，两都之制史籍记载确凿。

　　

　　考古不是“挖宝”

　　

　　《中国社会科学报》：周原遗址新一轮的考古工作有哪些进展？

　　

　　王占奎：以周原遗址为典型代表的周文化遗产，奠定了中华民族文化的历史基础，不仅对了解中国古代文明具有重大意义，而且对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上一代考古学者一直坚持考古研究的基础是田野工作，注重考古发掘的科学水平，切忌“挖宝”思想。他们对考古报告撰写字斟句酌，有九分把握只说七分话，为我们这一代树立了良好榜样。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组成的周原考古队，2014年9月启动了周原遗址新一轮的考古工作。基于对周原遗址都邑性聚落的理解，在以往考古调查勘探的基础上，考古队在工作启动之初制定了详细的工作计划。具体工作按照两个方向逐步展开：一是在贺家北以凤雏建筑群为中心，尽可能对该区域进行全面揭露，以期在整体布局中考察遗迹的性质；二是以厘清周原遗址内的池渠、城墙等大体量“框架性遗迹”为目标，了解周原遗址的聚落结构和功能分区。以上述工作为基础，建立遗址内诸如城墙、建筑、手工作坊、墓地等重要遗迹之间的有机联系，探索都邑性遗址田野发掘的新方法。截至2016年2月，在为期18个月阶段性工作中，凤雏、贺家、礼村及周边区域已完成300多万平方米的重点普探工作。通过考古勘探，大致摸清了该区域内夯土基址、城墙、壕沟、居址及墓葬等地下遗存的分布情况。针对水网系统中的池渠遗迹，通过追踪钻探的方式，已钻探约110万平方米。按照工作计划，依据勘探成果，考古队对贺家北区域的两座夯土基址、一处“居址—墓地”、一座车马坑、一座马坑以及水网系统中的五处池渠遗迹进行了发掘，取得许多成果。
 

　
 

　　《中国社会科学报》：周原遗址考古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考古人员对面积20多平方公里、包括20多个自然村落的周原核心区，进行了60多年考古发掘。您认为还会有新的重大发现吗？

 

　　王占奎：我们为什么对周原考古这么感兴趣？因为关于周朝能拿得出来的考古证据还太少。司马迁的《史记》留下一个辉煌，也留下一个遗憾。他把中国历史最早的编年，仅仅上推到公元前841年。这就是说，以该年为界，中华民族有确切编年的历史只有2858年。世界历史上，只有中华文明5000年绵延不断，可夏商周却长期处于“三代无信史”的局面，和别人讲起来底气不足。找到真实可靠的线索和证据，是当代考古工作者的使命与担当。

　　

　　透物见人，是考古学追求的境界。考古学常面对遗迹、遗物而无明确的文字记载可利用，但这并不意味着可以止步于“见物不见人”的阶段。考古学需要以物论史，透物见人，通过遗存揭示社会组织与社会制度的变化。“透物见人”的考古学研究至少包括五个推理环节：考古材料特征识别、形成过程研究、从考古材料到人类行为的推理、社会文化行为理论研究以及哲学层面的反思。这种研究的困难主要有推理环节缺失、视角单一和理论研究缺乏。解决策略有发展考古学理论、多学科深入合作、加强中程理论研究、完善考古推理理论等。因此我认为，周原考古，未有穷期。

（原文刊于：《中国社会科学报》2017年7月14日第1248期第6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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