宿白先生长期从事历史考古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研究范围较广博，专长魏晋南北朝隋唐考古、宋元考古、佛教考古和古代建筑，是当今我国在历史考古学上的一位集大成者。先生既重视考古学的实践，又重视历史文献的研究和两者结合，对于文献的研究，先生常说，对于出土文物而言，历史文献可以帮助你找到解决疑难问题的线索和根据。先生对中国古代印刷术和古籍版本学也颇有成就，1999年文物出版社出版先生的《唐宋时期的雕版印刷》，是先生在版本学及古籍目录学的代表著作。我虽是考古专业毕业，但我跟先生真正学习的却是版本学。在北大图书馆工作的几十年间，一直受到先生的教导，1978年先生招研究生，我也去听先生的佛教目录学课程。我的研究题目许多都是先生指导的。

先生的版本目录学水平和他曾在图书馆工作分不开的。1944年先生在北大历史系毕业，后在北大的文科研究所考古组做研究生，这期间先生学习多门课程，包括中西交通、民族学、中国古代神话、卜辞研究、金石学，还有版本目录学。1940年北京大学图书馆收得我国著名藏书家李盛铎木樨轩的藏书9千多种。这些书一直没有编目。抗战胜利以后，宿白先生被分配到北大图书馆，参加李盛铎藏书编目。多年的编目工作，使得先生对李氏书非常熟悉，在李氏书编成书本目录时，先生在为李氏书目起草的引言中对李氏书做了十分正确的评价：“李氏木樨轩藏书9087种，58385册，其中名贵的旧刊本和罕见本占全书三分之一强，这批书是北京大学藏书中最有学术价值的专藏之一”，“李盛铎氏是一个近代最负重望的的藏书家，……尽收湘人袁漱六（芳瑛）藏书，又因光绪年间出使日本……尽购国内不常见或久佚之书以归。其中日本古活字本、古刻本和古抄本，以及朝鲜古刻本尤多。1911年以后，旅居京津，又经常到琉璃厂访书，当时著名私家藏书散入厂市者如曲阜孔氏、商丘宋氏、意园盛氏、聊城杨氏，藏书中的精华亦多转归李氏。他又喜欢校勘书籍，数十年如一日，一书一校再校至于三四校，牢守苏州派藏书家死校之法，不轻下断语，每书后多自写题跋，述得书经过，版本源流，和书林遗事甚详，有黄荛圃、顾千里遗风。在近代藏书家中，方面既广，质量又高，当首推李氏矣。”此文对李氏书中纯版本性的古书，包括佛教经典的古籍、应用科学的古籍，以及抄本、稿本、名人手校题跋本都做了论述和评说，文虽然字数不多，但却看出先生对李氏书研究情况。在1948年纪念北京大学五十周年出版的《北京大学图书馆善本书录》中，收录先生撰写的朝鲜、日本版部分。不仅如此，先生对原老北大和老燕大所藏古籍也都很熟悉。


壹  初学版本

1973年我从郑州市博物馆调回北大，在图书馆善本室工作。当时由于原来负责善本室的蔡成瑛老师去劳动锻炼，就我一个人负责，既管库取书，又借阅。那时文革尚未结束，整天还是搞运动、开会，到图书馆读书的人不多，但先生却是善本室的常客，他为教学和研究经常查阅古籍，于是我有了请教先生的机会。我是考古专业毕业，对图书馆并不熟悉，先生给我订了学习计划，让我先读几本书，如叶德辉的《书林清话》，刘国均先生的《中国书史简编》，张秀民先生的《印刷术的发明及其影响》等等。我认真的读并仔细做笔记。1976年的一天，先生到图书馆，手里拿着一个很破旧的笔记本对我说，这是30年代赵万里先生在清华大学讲课时，孙作云先生的听课笔记，你把它抄一遍。我翻看了一下，虽是听课笔记，字迹比较潦草，但基本上可以看懂。有版本学、目录学，还有关于词曲的内容，其中也有孙先生的按语。于是，我利用工作之余，仔细地抄写，到1978年我把笔记全部抄完，还给先生，先生说，孙先生已作古，啥时候给他的家人寄回去。先生还看了我抄的笔记，中间有我不懂画问号的地方，先生用铅笔注出，并改正其中的错别字。这些书籍的学习，为我奠定了版本目录学的基础知识。先生告我说，北大的善本藏书都很重要，尤其是李氏书，要研究。


1981年，我从原北大藏的善本书中找到《李盛铎藏书书目提要》，此书是李盛铎手稿，全书24册，黄绿格纸书写，行草，其中勾画涂抹处不少，大都记述原书序跋、卷帙编次、行格字数、版心题字、刻工姓名、讳字、牌记等等。我把书拿给先生看，我问先生，李氏的手稿为什么在老北大的书中，而不在李氏书中？先生说，李氏书也有少量散出，此书建国初期由科学院图书馆购得，因李氏书藏在北大，承科学院图书馆转让给北大图书馆。又说很重要，要把它整理出来，另外还有一部分内容也要加进去，那就是把李氏的题记也要辑录出来。先生说，“提要”之名不正确，是图书馆编目时自定的，称“书录”比较恰当；如再加入“题记”，可称作《木樨轩藏书题记及书录》。于是，我利用工作之余，一边核对书籍一边整理，有问题便请教先生，1983年完成，1985年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此书的整理对我来说是业务上的一次很大提高。


贰  先生指导我研究版本

1983年的一天，先生拿来《文物》1964年4期，其中一篇是先生撰《居庸关过街塔考稿》。先生说，“居庸关过街塔塔铭”原是《永乐大典·顺天府》记载的，李氏书中的抄本《顺天府志》是缪荃孙从《永乐大典》中抄出的，孤本，仅存八卷，很重要，让我好好看看。我仔细读了先生的文章。居庸关过街塔，即“居庸关云台”，1961年3月公布列为第一批全国文物保护单位，是元代的重要建筑物，现只存塔基。在元亡塔毁之后，其原来的情况亦不可知。先生搜集史料，发现元代熊梦祥记录此塔有关资料四则，其中缪抄《顺天府志》中竟发现已佚的欧阳玄撰《居庸关过街塔塔铭》全文。先生旁征史料，考证事迹，叙过街塔的兴建沿革，形制意义及券壁雕饰等，并绘出该塔形状示意图，加图说。文章考证极详，尤其是注文的考证，引用大量文献，好像许多文献先生都烂熟于心，就连缪荃孙的日记手稿有关抄写《顺天府志》内容先生也查到了。另“大金西京武州山重修大石窟寺碑”的碑文也是顺天府中记载的，先生也作了详细的校注，文章发表在1956年《北京大学学报》1期。我仔细地研究了缪抄本《顺天府志》，并在先生研究的基础上撰文一篇，考证了缪氏抄校《永乐大典·顺天府》的由来，又根据现存《大典》中的志书，推测《顺天府志》的缺卷子目和其它各府志撰修的时间，说明其是现存北京最早的志书，记录许多已佚的事迹，是研究北京历史的重要参考书。文章写好后，先生提了修改意见，又为我改了标题，说，就作为读书笔记吧，可名为《读缪荃孙抄校本<永乐大典·顺天府>》，并推荐到《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发表。因为此书的重要，先生说，可推荐出版。我与北大出版社联系，北大出版社王世厚和李一华老师十分重视，我又向他们推介了缪荃孙的《艺风老人日记》手稿，出版社将两书先后进行了影印。我还参加了《艺凤老人日记》书名索引的整理。


1987年，北大购买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本文渊阁《四库全书》一部，先生对我说，北大图书馆藏四库底本不少，有时间写写文章。又说，《四库全书》中收有宋楼钥《攻媿先生文集》，可用馆藏宋本对照一下。我馆藏本原为燕京大学图书馆旧藏，缺第一册目录第一卷，1961年，经中国书店帮助从天津购归。全书欧体大字，印制精美。作者楼钥，字大防，浙江鄞县人，宋隆兴元年（1163）进士。历官参知政事、资政殿大学士，逝于嘉定六年（1213）。钥学识渊博，文章淹雅。为官时，政府之制诰多出其手。在南宋词臣中，也是很有名的。楼钥不仅是一个文学家，又是政治家，是著名词臣，他的许多文章都涉及国家大事，因此《攻媿集》的史学价值也是很重要的。此书自宋代刻版以来，从未刻过。乾隆年间修文渊阁《四库全书》时，是用了"两淮盐政采进"的一个旧抄本，当时并未看到宋刻本。一开始时，我有空就把书从库中取出核对，先核对类目，发现四库本几乎将类目编次全部改变。全集30多个类目，只有两类顺序与宋本基本相同，其余均有改变。我数了一下，共有2700多篇文字，四库本几乎全部打散重编，要想搞清楚，必须作成卡片一篇篇地去核对(那时电脑尚未普及)，再加上文字部分，也要进行核对，工作量是相当大的。每次取书核对不了多少就要还库，宋版书是不可以在书库外过夜的，所以进展十分缓慢，真不知何时能完成。后来因王永兴先生让我整理馆藏敦煌卷子，就把这事耽误了。直到2002年北大购买了文渊阁四库全书电子版以后，我才把这件事做完，写成《<攻媿集>宋本、武英殿聚珍本、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之比较》一文。将宋刻本、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以及据《四库全书》排印的武英殿聚珍本作了全面的比较，发现不仅馆臣对底本的改易删削或增改很多，文渊阁本的错误也很多。在核对武英殿聚珍本时，发现聚珍本虽然是依据《四库全书》刊印，与四库本的编次类目均相同，但在文字校勘上，实际上比《四库全书》要好的多，四库本的许多错误，聚珍本都有改正。由于四库本使用的底本为旧抄本，流传既久，多所佚误，再加上馆臣的删削妄改，四库本、聚珍本已改变了原书的面貌，惟赖宋本之存在才得以还其本来。在比较过程中，发现三者还可以互补。宋本所缺中有11卷，可以以四库本、聚珍本补充之。宋本的一些缺叶，部分也可以补上。同时发现宋本的错误四库本也有校改者。如果以宋本为主，用聚珍本补充宋本就可以得到一部比较完整的（实际只缺六卷）《攻媿集》。初稿完成后，我请先生看，先生说，这篇文章你怎么写了这么多年？我笑而不答，心想，已经跨世纪了。先生看后说，还缺少档案中的史料，《纂修四库全书档案》已出版，可以查一下。我又查了档案史料，补充了有关修四库时“秉承圣训”掣毁、销毁、抽毁、改易、删削和增改图书的内容，从而对《四库全书》有了更明确的认识。我真佩服先生对史料的熟悉，不仅是古代文献，而且，他总能在繁多的出版史料中发现新的资料。那时候是没有网络的，先生的脑子就像计算机。文章改好后，先生将此文推荐到《国学研究》，发表在第11期。


1998年是北京大学建校100周年，我和沈乃文老师商量出一本我馆藏善本书图录，我请先生帮助选书，并为此书写序。先生共选出宋元本90种，明刻本20种，抄本、稿本、校本31种，古代日本朝鲜本19种；只有活字本、套印本和彩绘本12种是我选的，先生问我为什么选这些书，我说是为了增加一些色彩，先生笑了。由于在拍照时，有一种书放错架，没有找到，只好换了另一种，所以出版时与先生所选目录略有出入。书名也是先生建议的，称《北京大学图书馆藏善本书录》，所收图书均为精品，代表北大图书馆的藏书水平。

叁  我读先生的《唐宋时期的雕版印刷》

雕版印刷术是我国的四大发明之一，对于雕版印刷术的起源和发展国内不乏研究者，而先生的研究则是内容最为全面，资料最为丰富，也是最能让人信服的。至今这方面的研究也无人能超越先生。

《唐宋时期的雕版印刷》文物出版社1999年3月出版，先生送给我一本，说“看着玩吧。”我认真地读了先生的书。这本书是一个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研究的唐宋时期的雕版印刷史，是当今一部研究雕版印刷史最高水平的著作。在第一章“唐五代时期雕版印刷手工业的发展”中，有关印刷术的发明，先生总结之前学者的研究，说明自己的认识。在“五代十国时期雕版印刷的发展”一节，先生一方面据敦煌发现的印刷品和历史文献，同时，结合近年新增的考古发现，丰富了五代刻书的内容。王国维先生的《五代两宋监本考》对北宋国子监刻书作了较为详细的考证，先生在此基础上，又根据新发表的史料重辑相关资料,研究又有较大扩展和更为详细，进一步全面地研究北宋汴梁雕版印刷术的发展，不仅有官府印书，还包括私人刻书和书坊刻书。对宋代印刷史的论述，北宋从太祖、太宗、真宗，及神宗、哲宗和徽宗六个时期雕版印刷，根据各个时期政治需求、经济状况，史书所记载的官私印书机构所刻印的图书种类、特点，按年代顺序一一用图表列出。分析考证极为详尽。南宋部分，先生在1960年出版的《宋元考古学·南宋的手工业》一文中已有论述，这里先生利用现存宋版书和版画，几乎使用了国家图书馆所藏全部宋版书，一一记录刻书地点、刻工姓名、版刻特点，进行全面探索，认为“雕版印刷业在南宋是一个全面发展的时期，中央和地方官府、学宫、寺院、私家和书坊都从事雕版印刷，雕版数量多，技艺高，印本流传范围广，不仅是空前的，甚至有些方面明清两代也很难与之相比”。对经济文化发达，又盛产纸张的两浙、福建、四川，以及发展较迟的江淮湖广，通过实例分析探究，将雕版印刷的地方特征和刊工的活动情况一一考证，并用了8个表格，列出各地区刻工互见情况。先生还根据现存的南宋四部私家目录的著录，分甲、乙、丙、丁（经、史、子、集）四类，按着书籍的刊刻地列表统计，以说明刻书类别、数量和刻印地点逐渐增加的情况。


通观全书，所用资料十分丰富，不仅有大量的史书，还有类书，古代目录学书籍，以及宋人的文集和新出土的考古材料等等。初步统计，全书引述的书名、篇名、论文和印刷品名称就达1370多种。先生对很多问题的论述，都是在文字叙述基础上再加分类列表，总共用了20多个表格详加分析，用功之深可见一斑。先生对史料的熟悉和运用达到令人惊叹的地步，可以看出先生广博的知识和严谨的治学态度。先生的水平是后人无法企及的。此书获得2003年第五届国家图书奖（国家奖）是当之无愧的。

此文在纪念先生九十大寿时写成，《版本目录学研究·第四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刊用，先生九十五大寿再次发表，略有修改。先生说，我是他在版本目录学上唯一的学生，在此感谢先生对对我多年的教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