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宏，1963年7月生，辽宁省盖州市人。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夏商周考古研究室主任兼二里头工作队队长，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考古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考古学会理事，夏商考古专业委员会常务副主任。
1984年毕业于山东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留校任教，历任助教、讲师。1989年获硕士学位；同年，国家文物局考古领队培训班（第四期）结业。1992年，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考古系，师从徐苹芳教授，专攻城市考古学。其间，于1994～1995年在学赴日研修，任日本驹泽大学外国人研究员，从事中日早期城市考古学比较研究。1996年获博士学位，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工作。1998年晋升为副研究员，1999年任二里头工作队队长，2004年晋升为研究员。曾为日本驹泽大学、金泽大学、澳大利亚拉筹伯大学、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访问学者，台湾政治大学客座教授、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访问教授，现为山东大学客座教授。
先后参与主持过邹平丁公龙山文化城址、偃师商城遗址宫殿区的发掘，主持二里头遗址的钻探与发掘、洛阳盆地区域考古调查等田野工作项目。已出版专著5部，主编大型考古报告1部，发表相关学术论文百余篇。
研究方向：夏商周考古、中国古代城市考古、中国文明形成与早期国家的考古学研究
学术成果（1989-2017）
著作
《先秦城邑考古》，金城出版社、西苑出版社，2017年。
《大都无城——中国古都的动态解读》，三联书店，2016年。
《二里头（1999-2006）》（主编，合著），文物出版社，2014年。
《何以中国——公元前2000年的中原图景》，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2016年。
《最早的中国》，科学出版社，2009年。
《先秦城市考古学研究》，北京燕山出版社，2000年。
论文
《二里头遗址“1号大墓”学案综理》，《中原文物》2017年第5期。
《“围子”的中国史——先秦城邑7000年大势扫描》（之一～之四），《南方文物》2017年第1-4期。
《从证经补史到独步史前：考古学对“中国”诞生史的探索》，《南方文物》2016年第1期。
《中国考古学界国家起源探索的心路历程与相关思考》，《中原文化研究》2016年第2期。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历史学》2016年第11期。
《前中国时代与“中国”的初兴》，《读书》2016年第4期。
《从仰韶到齐家——东亚大陆早期用铜遗存的新观察》，《2015中国•广河齐家文化与华夏文明国际研讨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2016年。
《二里头M3及随葬绿松石龙形器的考古背景分析》，《古代文明》第10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
《关于二里头为早商都邑的假说》，《南方文物》2015年第3期。
《“大都无城”的余绪——对若干春秋都邑的聚落形态分析》，《三代考古》（六），科学出版社，2015年。
《二里头：中国早期国家形成中的一个关键点》，《中原文化研究》2015年第4期。
《“新中原中心论”的学术史解析》，《无限悠悠远古情——佟柱臣先生纪念文集》，科学出版社，2014年。日文版见《学術史からみる新中原中心論》，《中国考古学》第十四号，日本中国考古学会，2014年。
《“夏王朝”考古：学术史•新动向•新思考》，《夏商都邑与文化》（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
“The Erlitou Culture”, Anne P. Underhill ed. A Companion to Chinese Archaeology. Wiley-Blackwell, Oxford UK, 2013.
《大都无城——论中国古代都城的早期形态》，《文物》2013年第10期。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复印报刊资料•历史学》2014年第3期收载。
《宫室建筑与中原国家文明的形成》，《三代考古》（五），科学出版社，2013年。日文见《宫室建築と中原国家文明の形成》，《中華文明の考古学》，同成社（東京），2014年。
《三代文明与青铜时代考古——以概念和时空流变为中心》，《南方文物》2014年第1期。
《始创期的高度：20世纪上半叶中国城市考古述评》，《徐苹芳先生纪念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
《二里头文化聚落动态扫描》，《早期夏文化与先商文化研究论文集》，科学出版社，2012年。
《公元前2000年：中原大变局的考古学观察》，《东方考古》第9集，科学出版社，2012年。
《祀与戎：青铜中国的兴起》，《南方周末》2012年10月4日。
《城•都城•城郭•城墙——城市考古研究札记之一》，《三代考古》（四），科学出版社，2011年。
考古学科“十二五”规划调研报告课题组：《考古学科“十二五”规划调研报告》（执笔人之一），《南方文物》2011年第1期。
《二里头遗址文化分期再检讨——以出土铜、玉礼器的墓葬为中心》（合著），《南方文物》2010年第3期。
《二里头时代洛阳盆地环境考古的实践与思考——以孟津寺河南、大阳河剖面的研究为例》（合著），《东方考古》第7集，科学出版社，2010年。
《高度与情结——夏鼐关于夏商文化问题的思想轨迹》，《南方文物》2010年第2期。
《方法论视角下的夏商分界研究》，《三代考古》（三），科学出版社，2009年。
《再论城市（都邑）是文明时代到来的惟一标志——对早期文明探索中聚落研究方法的提倡》，《中国历史文物》2009年第4期。
《关于二里头遗址的省思》（合著），《文物》2008年第1期。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先秦、秦汉史》2008年第3期收载。
《商文明——中国“原史”与“历史”时代的分界点》，《东方考古》第4集，科学出版社，2008年。
“Rethinking Erlitou: Legend, History and Chinese Archaeology” (co-authored). Antiquity 81 (2007).
《嵩山南北龙山文化向二里头文化演进过程管窥》，《中原地区文明化进程学术研讨会文集》，
科学出版社，2006年。
《“新砦文化”研究历程述评》，《三代考古》（二），科学出版社，2006年。
《二里头遗址及其周边区域的聚落考古学研究》，《中国考古学与瑞典考古学——第一届中瑞考古学论坛文集》，科学出版社，2006年。英文见Xu Hong. “Archaeological Research on the Settlement Patterns of the Erlitou Site and Its Periphery”.Archeaology in the East and the West: Papers Presented at the Sino-Sweden Archaeology Forum, Beijing in September 2005. National Heritage Board, Sweden, 2007.
《二里头1号宫殿基址使用年代刍议》，《二里头遗址与二里头文化研究——中国•二里头遗址与二里头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科学出版社，2006年。
《都邑变迁与商代考古学的阶段划分》，《二十一世纪的中国考古学──庆祝佟柱臣先生八十五华诞学术文集》，文物出版社，2006年。
《二里头文化时期人地关系研究的考古学检讨》，《新世纪的考古学──文化、区位、生态的多元互动》，紫禁城出版社，2006年。
《从二里头遗址看华夏早期国家的特质》，《中原文物》2006年第3期。
考古学科“十一五”规划调研报告课题组：《考古学科“十一五”规划调研报告》（执笔人之一），《中国文物报》2006年3月17日。
《二里头遗址聚落形态的初步考察》（合著），《考古》2004年第11期。
《二里头遗址发掘和研究的回顾与思考》，《考古》2004年第11期。
《略论二里头时代》，《2004年安阳殷商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
《礼制遗存与礼乐文化的起源》，《古代文明》第3卷，文物出版社，2004年。
《二里頭遺跡における考古学的新收穫とその初步的研究——集落形態を中心として》，《中国考古学》（福冈）第4號，2004年。
《早期城址研究中的几个问题》，《中国文物报》2002年6月14日。
《“连续”中的“断裂”——关于中国文明与早期国家形成过程的思考》，《文物》2001年第2期。
全国社科规划考古学科调查组：《中国考古学学科发展调研报告》（执笔人之一），《华夏考古》2001年第3期。
《东周考古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中国考古学跨世纪的回顾与前瞻》，科学出版社，2000年。
《论夏商西周三代城市之特质》，《三代文明研究（一）》，科学出版社，1999年。
《燕下都营建过程的考古学考察》，《考古》1999年第4期。
《东周城市考古的初步研究》，《刘敦愿先生纪念文集》，山东大学出版社，1998年。
《关于城市起源问题的几点思考》，《中国文物报》1997年1月26日。
《日本の早期都市に関する一考察——比較文明史の視點から——》，《駒沢史学》（東京）第49號，1996年。
《曲阜魯国故城をめぐる諸問題について》，《東洋学報》（東京）第77卷1、2号，1995年。
《对山东地区商代文化的几点认识》，《纪念山东大学考古专业创建20周年文集》，山东大学出版社，1992年。
《略论我国史前时期瓮棺葬》，《考古》1989年第4期。
文集
《夏商都邑与文化》（二）（主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
《夏商都邑与文化》（一）（主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
《三代考古》（三）（执行主编），科学出版社，2009年。
学术自传：
我个人的研究领域基本上可以用“中国文明化进程的考古学探索”来概括。主要的着眼点是文明化、城市化、国家化和社会复杂化。其中“三代都邑文明”是关注和研究的重点。
1984年本科毕业留在山东大学任教时，研究方向就定在先秦。先是当辅导员，同时给讲新石器考古的老师当助教，准备幻灯片、辅导学生。当助教时又在职攻读了硕士学位，学位论文做的是山东地区的商代文化；攻读学位时又参加了国家文物局举办的田野考古领队培训班。1989年硕士毕业，同年领队培训班结业。第二年拿到了个人考古领队资格，提上了讲师。这期间多次带学生实习，发掘的是出有陶文的丁公城址，遗存属于新石器到商周这一段。后来因教学需要给学生上过《战国秦汉考古》课。专业领域上看都属于中国考古学的前段，这就是我在山东大学任教八年的经历，回想起来趁年轻还是干了不少事儿，挺充实的。从新石器到东汉考古的学习、发掘、教学和研究，初步奠定了日后业务发展的基础。
1992年到我院研究生院读博士，师从徐苹芳教授，专业方向是城市考古。我和徐先生商量学位论文选题的时候，先生建议我继续做先秦，研究下限定在战国。这样我的学术积累就全用上了。论文涉及范围从社会初步复杂化的仰韶时代后期开始（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将课题研究的上限定在公元前3500年），一直到战国，上下三千年，纵横几千里，要把中国城市的起源及其早期发展这么大一个主题梳理清楚。这一大“担子”压下来，“阵痛”了数年，四年之内（中间去日本研修一年，眼界进一步开阔）努力为之，论文也就做了出来。这使我对中国城市起源及其早期发展的宏观进程有了初步的把握，也就奠定了我的学术基础，让我对早期中国有了一种“通”的感觉。
1996年博士毕业后留考古所工作，所里把我安排在夏商周考古研究室，搞的还是早期中国。我个人本想避开精兵强将成堆的夏商考古，专攻东周考古。领导从学科布局上考虑也认可了我的想法，于是我接下了同仁们视为畏途的《中国考古学?两周卷》中的“周代墓葬”部分，准备在这个领域大干一场。东周城市是我博士论文中的重头戏，如果把墓葬再熟悉起来，这一块基本上就可以驾驭起来了。
当然最终还是要服从工作安排。那时正值夏商周断代工程实施阶段，王巍所长（当时是我们室主任）带队大规模发掘偃师商城宫殿区，我也受命作为“机动部队”的一员临时借调参与会战。没想到一干就是两年半的时间，五个季度。白天发掘，晚上和业余做东周墓葬的卡片。两年半下来，手写的发掘记录达数万字。正是由于这段经历，我与夏商考古，与河南偃师结下了不解之缘。1999年，我被任命为二里头工作队队长。从三代考古的尾端东周，跳到了三代考古的开端——二里头文化。这倒真的和在大学当教师、做博士论文一样，让我从二里头一直到战国有了一种“通”的感觉，而不是限于三代中的哪一段。
我是学城市考古的，研究的是聚落形态，而学界争议了数十年的二里头遗址的聚落形态并不清楚。接手二里头遗址就给了我一个理想的“解剖麻雀”的平台。于是二里头有了准确的现存范围和面积，有了中国最早的城市主干道网的发现、最早的宫城的发现、最早的带有中轴线的宫殿建筑群的发现、最早的多重院落大型基址的发现、最早的围垣作坊区的发现、最早的绿松石器作坊的发现、最早的车辙的发现等等。与此同时，我们又对二里头遗址所在的洛阳盆地中东部做了大范围的区域系统调查，大致摸清了这一区域先秦时期数千年人地关系、聚落形态的演变脉络。
总体来说，我的研究领域可以分成这么几大块：二里头遗址与二里头文化，早期城市研究，文明、礼制与国家形成，以及相关研究理论和方法论的思考。一个学者的研究要有点有面，既深且博。作为一个出身于田野的考古学者，田野是立身之本，我个人的这一个“点”就是二里头遗址，从这里钻进去，力争吃透，进而“感知早期中国”。“面”则是与其相关的城市、文明、礼制、国家，衍生出的副产品就是理论和方法论的思考。坦率地讲我几乎没有系统地读过纯理论的书，这些思考都是出自于田野的实践，一边发掘，一边思考。不甘沦为发掘匠，不敢成为思想家，起码要是个思考者吧。
知道自己天分并不高，于是崇尚的人生信条是：老老实实做人，踏踏实实做学问。
代表作阅读
《关于二里头遗址的省思》
《二里头：华夏王朝文明的开端》
《“夏王朝”考古：学术史·新动向·新思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