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於2003年退休，今年整退休10年了(70岁)。10年来，我未离开我所钟爱的考古事业，未离开考古第一线。退休前，我女儿一直担忧，怕我退休后离开了几十年的田野考古工作呆在家里，非憋出病来不可，事实证明她的担心多余了。因为在我退休的前一年，国家文物局就把一项重大的考古任务交给了我，使我田野考古的生命得以延长，当然这也是国家考古事业的需要。

 

　　记得那是2002 年夏季的一天，我老伴刘庆柱对我说:“小白(白云翔，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让我转告你，国家文物局要你和西安市考古所一同去做阿房宫。”我一听就说：“我明年就退休了，还是让我在汉城队干到最后吧！再者，我脾气特别急，又心直口快，影响了和西安市文物部门的关系怎么办?”我老伴也认为我办事太较真，怕合作不好，说:“你不想去就算了。”过了几天，我老伴又对我说：“国家文物局还是坚持要你去做阿房宫，那你就去吧。”我说：“既然这样我只好去了。”事后，我在庆祝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所十周年大会参观完库房后的座谈会上，听国家文物局关司长说：“根据李岚清副总理‘赶快做好阿房宫的调查工作，以便进行保护’的指示，要尽快成立考古队，去做阿房宫的考古工作。当时考虑到在全国秦汉考古工作者中刘所长和李老师做都城考古对宫殿发掘经验丰富，去做阿房宫考古比较合适，因为刘所长不可能长期蹲在一个考古工地，而李老师有条件盯在考古现场，故我们请李老师去做这个工作了。”

 

　　2002年8月我到西安与市文物保护考古所协商组队问题。社科院考古所由我和张建锋参加。西安市所由所长孙福喜、副所长尚民杰及副研究员王自力参加，由我担任领队，孙福喜为副领队，我们一致同意聘请刘庆柱当顾问，自此阿房宫考古队正式成立。

 

　　王自力同志在赵家堡租到了一座农家小院，进行了简单修缮，买了床、桌椅、板凳、被褥等。市所派了两个技工（小王和小严）住进了考古队驻地，由女房东负责做饭。十月份考古队就地招进了民工，开始了对阿房宫遗址的勘探和发掘。

 

　　考古队工作的目的很明确，就是要确定阿房宫的范围，给国家制订保护阿房宫遗址的规划提供科学依据。

 

　　考古队首先选定了立有保护标志的阿房宫主殿即前殿遗址做工作。那一天，我、老刘、孙所长、王自力同志等同技工和全体民工扛着探铲浩浩荡荡一起登上了位于西安西郊、三桥镇西南的前殿遗址夯土台基。台基很大，除了果树以外全部是麦田。我们决定从殿址西部入手开始勘探。当时老刘还对大家说：“台基这么大，上面应该是个宏伟的宫殿建筑群，有皇帝办公的大朝正殿、下朝后休息的寝殿、皇后的宫殿及大臣们、警卫们、宫女们等等所呆的地方......”

 

　　因我在汉城队的发掘任务还没结束，故当时我还要回到那里去，但要经常到阿房宫队来。这里的日常工作就由王自力负责。

 

　　钻探了一个多月后，未发现秦代宫殿建筑遗迹。我决定发掘两个探方看看情况。结果在探方内也未见秦代文化层，未发现秦代建筑材料、也没有宫殿建筑遗迹，只有东汉乃至宋代的砖瓦残块。看到这情况，我觉得全身发凉，真是从头凉到脚了。站在探方内，我半天说不出话来。怎么会是这样？在阿房宫前殿遗址的夯土台基上居然没有秦代堆积层，没有秦代建筑材料，没有发现秦代宫殿建筑的一点遗迹，这太奇怪了。我发掘了几十年的秦、汉宫殿建筑，从没有出现过这样的事情。那么阿房宫的建筑哪里去了？春节回到北京，我也没跟老刘说此情况，心情一直很郁闷。春节刚过，我就到了阿房宫考古工地工作，加大力度，使钻探、发掘工作向夯土台基东部推进。我采取了密集以梅花布点的方式勘探，一平方米钻五个探孔。即使这样，我还是怕遗漏掉任何一点遗迹现象，密集之处，隔0.2米就钻个孔。钻探的同时，还开探沟数十条，最长的探沟长65米、探沟最宽为4米。
 

上林苑4号遗址宫殿建筑的发掘
 

　　2003年3月份，我彻底完成了在汉城队所担负的发掘任务，就与张建锋一起住进了阿房宫考古队驻地。就此，我的全部精力都放到了阿房宫遗址的考古工作上面。

 

　　当时因前殿遗址是位于西安市和长安县两不管的交接处，社会治安较乱。赌博、吸毒的很多，抢劫、偷盗事件多有发生。我时刻担心出事，故要求考古队驻地的大门总是处于紧闭状态。

 

　　阿房宫遗址的考古勘探和发掘工作紧锣密鼓地进行着，每天都很累，可是租住的房子出了问题，故在2004年四月底，考古队又搬到了聚驾庄的一座院子里，并且另找了一位农村妇女做饭。一直到阿房宫考古队工作结束，我们都一直住在那里。

 

　　考古队的勘探和发掘工作抓得很紧，每年过了春节就开工，到第二年的春节前夕才停工，工作进展很快。到2003年12月，夯土台基上面没有被房屋、水泥路面等覆压的部分基本都进行了考古工作。在12月5日，考古队召开了新闻发布会，由我介绍了阿房宫考古队一年多来的考古收获。新华社、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文汇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及陕西省和西安市的电视台等国内多家新闻媒体都参加了。当我带着各路记者到夯土台基上面参观现场时，我很不经意地对记者说：“我们在台基夯面上面怎么没发现一点火烧痕迹呢？看来好像项羽并没有烧阿房宫。”不成想，就这样一句话，第二天，各电视台、报纸、网络，铺天盖地，都说我给项羽平反了，项羽根本就没有烧阿房宫等等。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驻陕西记者站的站长当时就让我在汽车里对全国人民说“项羽没有火烧阿房宫。”我在北京的一高中女同学也给我打电话告诉我说：“我在北京听到了你说阿房宫没有被火烧的事情。”一时间全国大江南北都知道了项羽没有火烧阿房宫的消息。那时考古队的电话都快打暴了。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一天晚上11点半的时候，我接到了浙江省电视台的一位女记者给我打来的电话，她非常激动，说：“太难了，今天是上天保佑我，终于给您打通了电话，我们这里早已准备好了画面，就是请您给这画面配音，让观众亲耳听到您这位阿房宫考古第一线的专家根据考古资料说出项羽根本就没有火烧阿房宫的事实。”当然我满足了她的要求。

 

　　届时，全国文物考古工作会议正在广州召开。有个别学者不了解情况，长期脱离田野工作，在那里居然说：“项羽火烧的垃圾在农业学大寨农民平整土地时被拉跑了，所以才没有发现火烧痕迹。”这话传到了我的耳朵里，我真为这些知名专家学者说出这样没有水平又无知的话感到悲哀。假如位于下面被火烧的秦文化堆积层（即火烧的垃圾）被农民拉走了，那为什么位于上面的东汉、唐、宋等时代的堆积层却还存在着？这是不可能有的事，这是最一般的、最普通的考古常识呀！为了找更有力的证据，我在村子里又进一步进行调查访问，功夫不负有心人，居然找到了当年在阿房宫夯土台基上面平整土地的两位生产队长。他们均回忆当年平整土地并没有把台子上的土都拉走，这就有力地回击了那些自以为是、不了解情况就胡说八道的人。社科院考古所科技中心主任赵志军研究员还特地去了那里，在夯土台基各部的不同深度取回土样，进行了植硅石分析，亦得出了该夯土基址未被大火烧过的结论。
 

在阿房宫前殿T19工作
 

　　我们在阿房宫前殿遗址上做了两年多的考古工作，彻底究明了前殿遗址的范围。其东西长1270米、南北宽426米，台基高12米（从秦代地面算起）。在台基南边缘还发现了汉、唐时代的壕沟。在其南还发现了一处秦到汉初的铺瓦遗迹。我们在台基上进行了密集钻探和发掘（凡是没有被房屋所压、水泥面所覆盖之处包括厕所、兔子窝旁、花池中、羊圈内）。发现夯土台基上西、北、东三面有夯筑土墙，南面还未筑墙。我们对北墙进行了发掘，墙顶部有护瓦塌下来。而在三面墙里的台基上面未发现秦代堆积层，未发现秦代砖、瓦、瓦当等基本的建筑材料；未发现廊道、散水和壁柱、明柱及其础石；未发现吃水、排水遗迹等等属于秦代宫殿建筑的内涵。这就是说在夯土台基上面根本就没有秦代宫殿建筑，当时只是建筑了一个庞大的夯土台基。

 

　　九十年代，西安市文物部门发表的考古资料说阿房宫前殿遗址台基南面是大广场，并且有三条向北的登殿大道。通过我们的钻探和发掘了解到不存在广场，台基南面全部为上下三层路土。最上面一层路土是在汉代文化层上之扰土上面的路土，质量不太好，即是后来的路土。下面两层路土均为当年修筑台基时劳役们踩踏而成，呈南低北高的坡状，进入台基内。当市文物局的副局长向德同志来参观时，我就问他：“向局长，你看哪一层路土是你们所说的登殿大道呀？”他说：“没有，没有，当时我们没有发掘，就以你们的考古资料为准吧！”国家文物局考古处的李培松同志来工地视察时还问我说：“李老师，登殿大道在哪里呀？”我向他做了详细介绍，告诉他考古资料表明根本就不存在登殿大道。他点头，表示认可。
 

2012年阿房宫遗址介绍
 

　　阿房宫前殿遗址的考古工作历时二年多全部完成，得出了没有建成和没有被火烧过的结论。反过来我在查找文献时，（去阿房宫工作前，我并没有查文献资料，因为我不愿意带着条条框框去做工作，而是要用实际的考古资料去说明问题。）看到《史记》载：（始皇）三十五年（公元前212年）乃营作朝宫渭南上林苑中，先作前殿阿房……阿房宫未成。”这里要说明一点，战国、秦、汉都是先建殿、再建宫、最后再建城。这里司马迁明确指出，秦始皇在修建阿房宫时，先建的前殿，而从考古资料来看，前殿根本没有建成，只夯筑了一座夯土台基，上面没有宫殿。南宋程大昌的《雍录》载：“上可坐万人，下可建五丈旗，乃其立模，期使及此。”就说明了这一点。故司马迁在《史记》里说：“阿房宫未成，成，欲更择令名名之。作宫阿房，故天下谓之阿房宫。”显而易见，阿房宫根本就没有建成。从考古资料来看，连前殿都没有建成。我和老刘心里都明白，从考古资料来看，前殿未建成，从文献分析来看，其它地方就不应再有阿房宫的建筑了。但是为了有更多考古资料做依据，我们还应该做更艰苦细致的考古工作。当年，中央电视台《发现之旅》、《走近科学》、《讲述》等栏目组和《光明日报》等都以这个主题思想进行了报道。考古队当时则以更加认真负责的态度在北到渭河、南到昆明池北岸、西到沣河、东到河约135平方公里的区域内进一步寻找阿房宫的其它建筑，以便确定阿房宫的范围。

 

　　在阿房宫前殿遗址西南1200米处，有立着“阿房宫烽火台遗址”保护标志的一座建筑遗址。我们对其就进行了勘探和发掘。确认该建筑的性质为一座高台宫殿建筑而非烽火台，从时代来看，它属于战国时代的秦国上林苑的建筑，即它比阿房宫建筑的时代要早。在前殿东500米处有立着“阿房宫上天台”保护标志的建筑遗址。通过勘探和发掘，我们确认这里是一处以此高台建筑为核心的宫殿建筑群，其时代从战国秦延续到汉代，属于秦汉上林苑的建筑。该遗址发掘结束后，陕西省考古所原焦所长和陕西省历史博物馆马馆长来参观时，我向他们做了详细介绍。对他们讲了阿房宫前殿没有建成的情况和所谓〝上天台”不是阿房宫的建筑等等。焦所长听了以后说：“我完全同意您的观点，可是假如阿房宫建成了，那么这些建筑是否会划到阿房宫的范围里面去呢？”我回答说：〝不可能实现的假设是毫无意义的，事实上是阿房宫根本就没有建成。这个问题只有去问秦始皇了。”焦所长再也没有说什么了。在前殿遗址东北2000米的地方有立着“阿房宫磁石门遗址”保护标志的遗址。通过考古工作，我们确认这里根本不是门址，而是一座秦、汉上林苑中的高台宫殿建筑。传说磁石门是阿房宫的北门，是一座能检验出铁兵器的安检门。可是从战国、秦代、汉代的考古资料来看，秦代是以铜兵器为主，故阿房宫也就没有必要设置磁石门了。

 

　　我们在对该遗址进行勘探发掘时，一位长者（武警学院离休干部），主动跟我说：“70年代，我在这里主持基建工作，要盖楼房，发现这个土台子都是层层土（夯土），就赶紧向市文物部门做了汇报。一位文物干部来了以后，查看了一下，就用手一指，说：‘这就是阿房宫的磁石门遗址’事后也没见他们像你们这样工作，就立起了‘阿房宫磁石门遗址’的保护标志碑。”听了他的话，我不禁联想到“阿房宫烽火台遗址”和‘阿房宫上天台遗址’的保护标志是否也是这样立起的呢？因该遗址在武警学院内，故得到了很好的保护。他们还建了一个大牌楼，凡是有外国武官来交流时，他们都会把这些武官带到这里来参观。现在牌楼外面立了不少拴马桩，在土台子上面安装了不少从农村找来的石磨和石碾子，这里已成了学员们早读的场所。当我把考古资料证实这里不是阿房宫的建筑更不是磁石门遗址而是战国时期秦国修筑的上林苑建筑告诉武警学院宣传处处长时，他当时很惊讶，进而就说：“这更好嘛，它比阿房宫的时代还早。”后来《解放军报》就登载了武警学院某宣传干事的文章，以我们的考古资料为基础，论述了该处不是阿房宫的磁石门遗址，而是战国时秦国修建的上林苑。其一直沿用到了汉代，自然又成了汉代上林苑的建筑。考古队开始在这里工作时，宣传处处长很冷淡，爱搭不理的样子。后来他被我们认真负责冒雨工作的精神所感动，要干部、学员都和我合影留念。每到课间休息时，学员们都会把我围起来，不停地问这问那。当他（她）们得知我是北大考古专业毕业、已经做了几十年的田野考古工作时都发出了赞叹的声音说：“老师，您真了不起呀！”当然我也不失时机地向他（她）们讲解考古知识和宣传每个公民都有保护文物古迹的义务等等。

 

　　2007年12月，考古队确定阿房宫范围的工作基本完成。在135平方公里范围内，除了前殿以外，再也没有发现与其同时代的建筑。却发现了多处秦汉上林苑的建筑和一处新石器时代遗存。这表明从考古资料来看，秦阿房宫的范围与前殿夯土台基的四至是一致的。也就是说现在立着“阿房宫前殿遗址”保护标志的建筑遗址就是后来人们所看到的、文献里所记载的秦始皇在二千多年前修建的阿房宫遗址。《水经注•河水》载：“池水北经镐京东，秦阿房宫西。”这里的“池水”指西周已有的“彪池”。虽历经沧桑，但池水低洼的地势仍清晰可见。它向北恰流经的就是“阿房宫前殿遗址”。这充分说明了《水经注》里所叙述的秦阿房宫指的就是阿房宫前殿。此外，在不少文献中叙述阿房宫的时候，都把秦阿房宫称作“阿城”。《汉书•东方朔》载：“举籍阿城以南……”师古曰：“阿城，本秦阿房宫也。”唐《扩地志》载：“秦阿房宫亦曰阿城。”又宋敏求《长安志》载：“秦阿房一名阿城。……西、北、东三面有墙、南面无墙。”而考古资料表明，“阿房宫前殿遗址”夯土台基上面东部、北部、西部三边缘都有夯筑土墙，而南部边缘未见夯筑土墙遗迹。这与《长安志》中所描述的“阿城”是一致的，这充分说明了“阿城”当时指的就是阿房宫前殿，也就是后来人们所认为的秦阿房宫。

 

　　考古资料表明，阿房宫前殿没有建成，即后来人们所认为的秦阿房宫没有建成。司马迁当时亦看到了没有建成的“阿房宫前殿遗址。”故他认为秦阿房宫是一个没有完成的宏伟工程。所以他在《史记》里明确地指出：“阿房宫未成”。《汉书•五行志》亦论述了秦阿房宫没有建成：秦“复起阿房，未成而亡。”

 

　　同时，考古资料表明阿房宫前殿没有遭到大火焚烧，即后来人们所认为的秦始皇未修成的阿房宫没有遭到大火焚烧。《史记•秦始皇本记》载：“项籍为从长，……遂屠咸阳，烧其宫室，虏其子女，收其珍宝货财，诸侯共分之。”这说明项羽烧的是咸阳宫，20世纪 70年代在咸阳的考古发掘充分证实了这一点。现在看来，因为秦阿房宫只是一个上面东、西、北三边缘有墙的夯土台基，没有建成宫殿，项羽也就没有必要焚烧了。

 

　　关于阿房宫考古队得出的秦阿房宫既没有建成亦没有被火烧的结论由新华社、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各频道、《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人民政协报》、各省市电视台、报纸等等中央和地方新闻媒体都做了详尽报导，中央电视台还拍了七个专题片滚动播出，直到现在也没有停止过。《新华文摘》还全文转载了我给《文史知识》写的文章。由于各家媒体开足马力的报导，秦阿房宫没有建成亦没有被火烧的结论在国内引起了很大的轰动，因为凡是学过中国历史的人都知道秦始皇在2000多年前修建了宏伟壮丽的阿房宫，后来被项羽的一把大火给烧了，刘晓庆还拍了火烧阿房宫的电影等等。考古队得出的新结论就如同发生了地震一样。我到外地出差时，很多人都认出了我，并和我合影留念，到现在还是热情不减。去年冬天，我和老刘在悬空寺考察时，一对旅游的中年夫妇正在顶层摄影，老刘先上去了，他们立刻认出了他，说：“您就是在电视上讲曹操墓的刘老师吧？”老刘说：“是呀。”他们马上就说：“我们和您合个影行吗？”老刘说：“可以”。当他们正在合影时，我也爬上了顶层，并和老刘打招呼。这对夫妻马上就说：“这不是在电视上说秦始皇修的阿房宫没有建成也没有被火烧的李老师吗？原来两位老师是一家子呀！我们一起合影吧。真没想到今天能在这里碰上你们这对名人夫妻，太高兴了。我们要把这张照片拿给家人、亲戚、朋友、单位同事及周围所有的人去看，让他（她）们都共同分享我们的快乐。”我去河北某市开会吃早餐时，一位女副市长问我：“老师，您是做考古工作的吧？”我说：“对呀。”她说：“我是在电视上看到您的，是介绍您怎样在艰苦的条件下，克服种种困难坚持干考古工作的，我看了非常感动。”饭后她立刻与我合影，并说：“真没想到今天在这里遇到您本人，太幸运了。”今年春天，我去西安出差，在回京的火车上同车厢内，一位40岁左右的男青年问我说：“老师，您是考古工作者吧？”我说：“对呀。”他接着说：“我是在到西安办事下火车时就认出了您，但是当时见您走得很匆忙，就没好意思去打搅您，在电视上我多次见到您讲秦阿房宫、汉未央宫等等。考古太神秘了，考古工作者太伟大了，尤其您又是年龄很大的女同志，还坚持在考古一线工作，让我太佩服了。”接着他马上就给爱人打电话，说：“你猜我在火车上遇到谁了？是咱们在电视上多次看到的讲阿房宫考古的李老师！太好了，我今天可有机会能向她老人家请教考古方面的各种问题了。回家后我再给你转达。”当晚，我们俩在火车上聊了几个小时有关考古的种种问题。有时我在火车站等车时候被人认出来了，他（她们）还主动地帮我看行李。几次我在火车上被人们认出来了，下火车后，他们就非常热情地用出租车或是自家车把我送回了家，并说：“您能坐我们的车，我们能为您办点事，我们感到非常荣幸。”我参加全国劳模团去外地休养时，居然成了核心人物，所到之处的省市领导都会认真听我介绍阿房宫考古的最新成果。一次，我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做节目，时间为一小时，可以和群众互动、问答。节目开始，先由我介绍阿房宫考古情况，可时间还不到一半，主持人就对我说：“李老师，电话都打爆了，是从全国四面八方打来的，各个层面的人都有，都在询问阿房宫到底被烧了没有？”如此看来，阿房宫的问题在全国影响之大。当然我实事求是地、斩钉截铁地回答了他们：“项羽根本就没有烧阿房宫，烧的是秦咸阳宫和其它秦宫室。”我很钦佩的一位德高望重的老知识分子对我说：“李队长，你们改变了历史，真了不起！”我说：“我们只是用客观的考古资料还原了历史的本来面目。”我还陆续受邀在清华大学、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上海博物馆、复旦大学、西安多所大学、台湾十几所大学和广州市文物工作会上做了40多场演讲，均受到了热烈欢迎。在大学里演讲时，因座位不够，很多同学是站着听完的，我非常感动。每当这个时候，我都会给他们深深地鞠一个躬，表示感谢。在台湾辅仁大学演讲时，其间学生们又拍手又跺脚，可把我吓坏了，以为要把我赶下讲台，我站在那里不知所措，因为我从来没有见过这种阵势。他们的老师见状，赶紧告诉我：“学生们拍手、跺脚是对你精彩的演讲表示热烈欢呼。”《中国日报》（英文版）以一版的篇幅向海外做了阿房宫考古最新成果的报导，并登载了我在工地现场的一张大照片。一次在我家所住楼房的电梯里，一个小伙子对我说：“阿姨，是您在做阿房宫的考古吗？”我说：“对呀。”他又说：“我是在英国读书时，看到一本英文杂志登载了您的照片和阿房宫考古的事。”看来阿房宫的事在国外影响也很大。

 

　　考古队做出了关于阿房宫的新结论后，某些极个别根本就不懂考古或没做过宫殿建筑考古的人或是被触动了一些利益的人发出了一些与事实不和谐的声音：“什么地方还有土台子哪，哪些地方还出土了瓦当呀，哪些地方还出土了玉杯呀，这些地方都应该是阿房宫呀！”等等。这些人错误地认为只要是土台子、只要是出土了瓦当、玉杯等的地方就都应该是阿房宫。而他们根本就没有分清建筑遗址的时代。阿房宫是建在秦上林苑内的，而当时上林苑里已有不少高台宫、观建筑。但是它们都比阿房宫建得早。汉代武帝又扩大了秦上林苑。那么秦汉上林苑里的宫、观建筑遗址中都会有大量的瓦片、瓦当、金、银、铜、铁、玉和陶器等出土。但那都不属于阿房宫的建筑。所以在判定某一个建筑遗址的时代和性质时，都要做认真细致的考古工作。在取得全面的考古资料之前，千万不要胡言乱语，免得被人耻笑。

 

　　阿房宫考古队通过几年来艰苦细致的工作，用详实的考古资料证实了秦阿房宫既没有建成亦没有遭到大火焚烧。这得到了广大考古工作者的认可和赞许。首先，阿房宫考古队在几年的工作中，考古所就是我的坚强后盾。我每年都在考古所年终汇报大会上做汇报，每次汇报都没有人提问或表示疑义。特别是2008年1月，我做最后的总结汇报时，从所领导到学者都表示赞同。他们都认为：“考古队的工作细致入微，勘探、发掘资料扎实可靠，所得结论明白无误，这是中国考古史上的一件大事。”在我每次汇报时，不少物业人员都站在那里听。他（她）们文化水平不太高，又是百分之百的外行。但是他们见了我都说“您说得太清楚了，因为阿房宫根本就没有建成，所以项羽就没有去烧。”

 

　　阿房宫考古队进行勘探和发掘期间，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官员及美国、日本、韩国等外宾，有部分全国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国家文物局和陕西省、市、区领导及各级文物部门的领导和相关同志都曾到了现场，特别是省内外不少考古界同行都到过我们的发掘工地，中国社科院考古所汉唐研究室所属的各个考古队都到过我们的现场。他们均对我们的工作给与了充分的肯定和认可。秦俑博物馆40多位同行由馆领导带队曾到我们发掘现场参观。考古队长刘占成在夯土台基上对我说：“李老师，你们探得太密了，”我说：“这样钻探，就是为了不漏掉任何一点遗迹现象，就可以做到万无一失了。”后来张仲立副馆长还接受了中央电视台和《光明日报》的采访，对我们的工作给与了很大的支持。陕西著名秦汉考古专家王学理先生在考古专家石兴邦老先生80岁生日的聚会上对我说：“我们考古工作者支持你！”后来王先生还和考古专家巩启明先生到我们的工地去参观。王先生在接受中央电视台《发现之旅》栏目采访时说：“我们相信李毓芳对出土瓦片、瓦当的分期，因为几十年来，她主要是挖了宫殿了，光和瓦片、瓦当打交道了。”在中央文史馆和陕西人民政府合办的《长安雅集研讨会》上，听了我关于秦阿房宫的发言后，一位台湾学者张先生问王学理先生：“李先生对阿房宫做出的结论有问题吗？”王先生肯定地回答说：“没问题。”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副院长、原秦俑考古队队长段清波先生在参观了我们的考古工地后，很快就在相关杂志上发表文章全面论述了秦阿房宫没有建成的问题等等。 原西安市文物局文物处张达宏先生1993年曾负责在阿房宫做了三个月的考古勘探工作，他也来到了我们阿房宫考古队勘探发掘现场，并对我说：“你们勘探比我们密得多，当年勘探时，我们基本上是10米一个探眼，所以不可能得出什么正确结论。”陕西师大历史系的师生来到我们的发掘工地，认为值得他们学习的东西太多了。后来他们又邀请我去师大做了关于阿房宫的演讲。2007年12月回北京的头天晚上，我给西安市文物局总工韩保全先生打了一个多小时的电话，向他详细叙述了阿房宫考古队六年多来所做的考古工作情况及所得出的秦阿房宫既没有建成也没有被火烧的结论。他说：“我曾经写过一些关于阿房宫的文章，但是都没有正式的考古资料做依据，现在阿房宫的问题应该以你们的考古资料为准。”

 

　　2007年12月，我参加了全国政协文史委组织的视察中国大运河活动。在河南开封清明上河园内碰到了国家文物局局长单霁翔同志。他立刻对我说：“李老师，我在《光明日报》上面看到了有关阿房宫的报导，我们就承认这个考古事实吧！”他的话像一股暖流，流遍了我的全身。六年多以来，我所承受的巨大压力一扫而光。风吹日晒雨淋；冬天在工地寒风刺骨，双脚冻得生疼；左胳膊从肩膀发麻到手指长达几个月；左膝盖不甚扭伤；胃肠功能紊乱的毛病多次复发……我仍然坚持在发掘现场。咬紧牙关终于挺过来了。当时只有一个信念，那就是坚持到底，要很好地完成国家文物局交给我的任务。关于阿房宫的问题要给全国人民一个满意的答复。因为精神压力太大，当年我的血压之高压已上升到了158—162。后来工作结束了，精神压力小了，我的血压也恢复到了正常水平。在清明上河园内，我还跟单局长说：“那些不属于秦阿房宫的秦、汉上林苑建筑也应该保护起来。”单局长说：“那当然，因为那些也是两千多年前的建筑呀。”听了他的回答，我一直提着的心终于放下来了。同时这也使市文物保护部门得到很大安慰，即不会因为阿房宫没有建成而缩小其保护范围，反而是应该保护的文物古迹范围更大了。

 

　　在我们做阿房宫考古工作期间，刘庆柱是考古队的顾问。所以当我们每做完一个遗址的发掘工作时，他都会在百忙之中，去现场考察。对我在发掘后所做出的结论都非常认可。这给了我很大的支持和鼓励，使我能够鼓足勇气，在种种压力下，克服重重困难，圆满地完成了国家文物局交给的秦阿房宫考古工作任务。同时，也交上了一份让考古工作者乃至全国人民都满意的答卷。人民出版社于2010年出版的《中国考古发现与研究》（1949—2009年）一书中充分肯定了我们对秦阿房宫遗址考古的最新成果；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于2010年出版的《中国考古学•秦汉卷》一书中详细论述了我们对秦阿房宫做出的没有建成亦没有被火烧的科学结论。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编辑的最新历史书《中国通史读本》就已经采用了我的关于阿房宫没有建成和没有被火烧的结论。2012年国家文物局已经通过了根据我们考古资料划出的阿房宫遗址范围所制定出的《关于阿房宫遗址的保护规划》。这表明我所做出的关于阿房宫的结论得到了国家正式承认。这是我退休后六年多的考古工作所取得的丰硕成果，六年多的血汗没有白流。完成了国家文物局交给我的阿房宫考古工作任务后，我于2008年3月彻底离开了考古队。阿房宫考古队的历史使命也已完成了。
 

汉长安城未央宫骨签的研究
 

　　我虽然离开了考古第一线的工作。但还继续从事考古及其相关的研究工作。我参加了社科基金重点课题和院重点课题“骨签的考古发现与研究”的工作；参加了院重大课题“中国古代都城的考古发现与研究”的工作；参加了院重点课题秦汉卷的编写工作；多次参加全国政协文史委组织的大运河、蜀道申遗的考察活动及其相关的学术研讨会；多次参加中国古都学会的学术研讨会、汉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秦文化学术研讨会、中国秦汉史学会、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会长联席会议及考古专业学生的博士论文答辩工作。在大陆、在台湾作了四十多场关于“秦阿房宫没有建成亦没有被火烧”的演讲，整天忙忙碌碌生活得特别充实。

 

　　但我还想着有朝一日能重返考古第一线。俗话说:“日有所思，夜有所梦”。我曾两次做梦梦见与汉长安城考古队的同事在工地发掘的情形，与阿房宫考古队的同事在阿房宫遗址钻探的场面。我高兴得从梦中醒来。 2010年11月，我应邀到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参加秦陵发掘的论证会。社科院考古所王巍所长说要成立上林苑考古队，2011年1月，在考古六大发现报告会前，王巍所长告诉我，我正式成为这一考古队中的一员。我心花怒放，激动之情难於言表。立刻把这消息告诉我老伴刘庆柱老先生。他同样为我有机会重返考古第一线感到高兴。

 

　　新考古队成立了，有很多手续要办，有很多准备工作要做。我做了充分准备，时刻听从召唤。2011年5月，我到医院做了肾囊肿微创手术，这样就轻松了，只要队长一声令下，我随时都可以打起背包就出发，没有任何后顾之忧了。                                  

 

　　2011年10月18号，我终于来到了考古队驻地，仍然住到了我在做阿房宫考古工作时的房子里，又重新开始了我朝思暮想的田野考古的生活。

 

　　有些外行人对我退休后还这样积极地去考古工地很不理解，认为我是为了挣钱(在工地有一定的补助费)，其实他们并不知道西安最大的一家拍卖行以比我在工地发的补助费高得多的价钱聘我当顾问，都让我婉言拒绝了。
 

2012年西安市东马坊遗址调查

 

上林苑4号遗址的发掘
 

　　到考古队后，我们开始的工作就是对阿房宫周围的上林苑遗址进行全面普查。我记得第一次去的就是沣河西侧的东马坊遗址。这是一处战国时代的高台宫殿建筑遗址。保存尚完整，我和刘瑞都爬到了最高处。虽然自己已是68岁了，但是面不改色心不跳。说明自己体力还行。我们又向老农询问了高台建筑原来的范围，时隔两年我又再次听到了40多年来听惯了的“秦腔”，倍感亲切。我们还要经常到现代的坟地里去调查，因为那里可能保存着较多的古代建筑上面的砖瓦等材料，以便我们判断建筑遗址的时代和分布范围。我印象最深的一次是头天夜里刚下过雨，路很滑，要跨过一条沟才能到一片坟地里。刘瑞怕我滑倒，就让我先在沟边等着，他去前面探路，然后再回来拽我。我们先下沟、再上沟，再爬坡才到坟地里，情景很瘆人。有人对我说:“您身体好可能跟长期在农村考古呼吸新鲜空气有关吧？我说：“考古不一定都是在新鲜空气中进行。2000年我们在汉长安城长乐宫发掘排水管道就是在垃圾坑内进行的。天气炎热，臭气熏天，发掘了一个多月才完工。2011年--2012年上半年我们在窝头寨钻探时，有些天一直在围着一个属于西安市西郊的又大又深的垃圾坑转悠，坑内冒着各种气味的黑烟，呛得嗓子眼儿出不来气，不断流泪。此外，我们在蚯蚓地里也钻探了很长时间，牛粪，马粪，猪粪...合在一起臭不可闻，都喘不过气来。更有甚者，在昆明池钻探时，我还一脚踩到了上面，可想而之，我当时感到非常恶心，下班回到驻地，我赶紧去刷鞋，要不是特别饿的话，我晚饭真是吃不下去了。〞当我问起养蚯蚓老板蚯蚓去向时，他们回答一是送往化肥厂，二是送往化工厂生产化妆品。我听了大吃一惊，难道那些爱美女士们往脸上抹的昂贵的化妆品就是用这些东西生产出来的吗?太不可思议了。此外，不管是三伏天还是三九天，考古队的工作从没有停止过。2012年三伏天，在发掘纪杨寨遗址时，我要每天全天候盯在那里，从登记男工、女工人数开始，还要统计架子车数目。发掘开始，就要看遗迹现象，要不断地挑选遗物。艳阳高照，汗珠掉到地上，衣服湿透了。一天午饭后，我觉得头很沉、发蒙。真想下午不去了，能够缓口气。可是想到当时队里实在没人了。队长刘瑞亦是忙得喘不过气来，我硬是咬紧牙关坚持下来了。我坚信，无论在什么情况下，坚持就是胜利!
 

2012年窝头寨遗址发掘
 

　　我们的考古队正式工作人员所里就派了我和刘瑞队长二人，而我们的工作范围却有2千平方公里之大，人员少任务重。在2012年7月我们和陕西省考古研究院、西安市考古研究院联合组成了渭河古桥址发掘队。正式开始了对渭河古桥的发掘。目前为止，共发现了七座大桥。我们首先发掘了正对着汉长安城北墙中间城门的大挢，即厨城门大桥。通过发掘和钻探资料了解到该桥是长880米、宽20米的木梁柱石面桥。目前已发现了三百多根高9米、直径60厘米的木梁柱正矗立在谓河故道内，场面十分壮观。该桥建于秦汉，一直使用到宋代，是世界上最古老的规模最大的桥梁，是张骞通西域走过的大桥，即是丝绸之路第一桥。新华社、光明日报、中央电视台、省市电视台各大报纸等等几十家媒体都对此进行了专题报导。在中国乃至国际考古界影响非常大。国内同行及国际友人纷纷前来参观，热闹非凡，都感觉到非常〝震撼〞。现在对古桥址的发掘工作还在继续进行中。我们从2012年9月始至今还正在继续进行的另一项重大任务是汉武帝修建的昆明池钻探和发掘任务。此项工作是省市联合进行的重点项目，在确定昆明池范围过程中，我们还意外地找到了镐京的东侧壕沟，这样就确定了西周首都镐京的东界。社科院历史所副所长王震中先生在河南南阳开会时见到我说:“李老师，你们功不可没，解决了几代人都没有解决的问题呀!”我们于2013年四月又接受了西安市文物局交给的秦汉临时首都栎阳城的考古工作。目前这项工作正在继续进行中。任务一个接一个，虽然累一些，但是觉得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心情十分舒畅。
 

2012年西安市渭桥遗址发掘钻探

 

2012年昆明池遗址调查

 

2012年西安渭桥遗址调查

 

2013年西安市阎良区栎阳城遗址钻探
 

2012年西安周至汉代遗址调查
 

　　我现虽已是年愈古稀之人还仍然坚持在考古第一线，这实在是因为我难以割舍为之奋斗了几十年的考古事业呀！考古就是我的命，离开了它，我简直就活不成了。2013年4月7日《天津日报》继《中华英才》杂志后再一次介绍了我的生活工作情况。该文被我们小叔子的上司——天津市某单位领导见到了，他一口气读完了全文，很激动。就立刻给我们小叔子打电话，要他赶紧去买报纸，说该文写得真实可信，使他很受感动。当然，我能在考古一线干到现在除了一些重要因素外还有一个必要因素。那就是我身体较好，这缘于我长期坚持体育锻炼的结果。多年以来我以各种形式锻炼身体不间断，一年365天锻炼身体不间断。所以能够应对我们考古队大体量的工作量。不管是炎热高温的三伏天还是寒冷的三九天，虽是古稀之年，我都是〝我自岿然不动〞，没有累倒、没有病倒。经受住了各种严峻的考验，挺了下来。我吃了几十年老陕做的饭，听了几十年老陕的“秦腔”，我忘不了房东大娘担心我肚子着凉特地给我做了棉兜肚，我割舍不下三秦父老对我的抚育之情呀！这也是我能继续坚持在考古第一线的另一个因素吧！当然，我毕竞年龄大了，也要听从同事、朋友的好言相劝，做什么事都要有个度，不要过度劳累，俗话说细水长流，只有这样才会延长我干田野考古的年限，才能会为我一生钟爱的考古事业继续努力尽可能地多做些工作。

                    

二零一三年八月於上林苑考古队驻地

 

作者：李毓芳，生于一九四三年四月三十日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退休研究员。至今作者虽然已经75岁，但在考古第一线仍能见到她的身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