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星灿:深化中华文明起源与形成研究
作为中国考古学界一个具有国际文化影响力的高端学术论坛,“中国考古·郑州论坛”已于2017、2019年在郑州成功举办两届,成为最新考古发现、研究成果展示、交流的优秀平台,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本次论坛以习近平总书记“5·27”重要讲话精神和党的二十大报告精神为根本遵循,致力于深化中华文明起源与形成研究,分享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最新成果,弘扬中华文明的灿烂成就,提升中华文明的国际影响力。
开幕式现场
闭幕式现场
本次论坛共有全国各地50多家文物部门、考古科研机构、高校和新闻媒体的代表参会,本次论坛共有12位专家围绕中华文明起源与形成的重大考古发现与研究进行了精彩报告和深入交流,充分展示了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相关重要遗址的最新重大发现、前沿研究成果、多学科研究理论与方法等,异彩纷呈。
2022年5月2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九次集体学习时强调: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是当代中国文化的根基,是维系全世界华人的精神纽带,也是中国文化创新的宝藏。要深入了解中华文明五千多年发展史,把中国文明历史研究引向深入,推动全党全社会增强历史自觉、坚定文化自信。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考古研究所所长、研究员陈星灿在会上发言
本次论坛共邀请到12位来自不同考古研究机构的专家学者就“中华文明起源与形成”的最新考古发现与研究成果进行主题报告,呈现了中华文明起源与发展的不同模式与丰富文化内涵,也为各位带来了一场精彩绝伦的考古盛宴。
临淄赵家徐姚遗址的发现填补了山东地区史前考古的关键缺环,是华北地区乃至东北亚旧新石器过渡阶段的重大考古发现,改变了东亚地区农业起源模式的观察维度,更深刻地揭示了东西方农业起源路径的差异。
尚义四台遗址突破了以往对我国北方区域考古学文化的认识,为燕山南北和西辽河流域找到了共同的文化根源,也为探索旧新石器过渡的中国北方模式、旱作农业起源提供了关键性证据。
凌家滩遗址最新发现的大型高等级公共建筑、祭祀遗存、独特的玉石陶器,进一步刷新了学术界对该遗址社会背景、规划布局、功能性质、社会组织结构、社会发展程度、对于中华文明起源与形成的重要作用等核心内涵价值的认识。
庆阳南佐遗址作为黄土高原上仰韶文化晚期的大型高等级都邑性聚落,其封闭式中轴对称的宫殿格局,出土遗物展现出的较高水平专业化分工和等级分化,以及该遗址展现出与长江中下游、黄河下游的远距离联系,改变了以往对黄土高原地区和黄河流域文明进程的认知。
主题报告现场
兴县碧村遗址作为晋陕大峡谷东岸一处拥有双重城墙的大型石城,其以中为尊的核心院落建筑和严密规整的线性城防系统展现了特殊的屏障和枢纽作用,并与同期的石峁古国在时空上遥相呼应,为解读晋陕黄河两岸地区的政治结构和文明形态提供了关键材料。
太平遗址作为迄今关中地区发现的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客省庄文化聚落,其大量房屋建筑、墓葬及高等级玉器、陶器、卜骨等展示出该遗址中心性聚邑的地位,填补了关中地区文明化进程研究的空白,并奠定了该区域以周、秦、汉、唐为代表的都城文明的史前基础。
新砦遗址作为早期夏文化的代表性遗址,其完整的龙山文化晚期城墙、护城河、城址和巨型祭祀遗迹,以及一批带有浓厚夏代早期都邑礼制色彩的高等级文物,彰显出新砦遗址对探寻夏王朝早期都城与文化的重要价值。
二里头遗址中心区新发现的多条主干道路揭示出其多网格式都邑布局,形成作坊、宫殿、祭祀等独立的功能分区,居葬合一的布局形态,井然有序、严谨明显的社会结构,是二里头进入王朝国家的重要标志,也为先秦时期其他城址布局的探索提供了有益参考。
山西绛县西吴壁商代贵族墓地的发现,印证了西吴壁作为商代前期晋南地区中心聚落的重要区域地位,为探讨晋南地区商代人群构成、礼制源流,以及商王朝国家形态等学术问题提供了直接证据。
郑州书院街墓地作为商代白家庄期(中商)的高等级贵族墓地,其出土的金覆面、高等级铜礼器组合及殉狗葬俗,对研究商代王都贵族葬制具有重要价值。其附近的多组夯土建筑基址填补了郑州商城内城东南聚落结构形态的空白。该墓地对于研究商代都城建制、郑州商城兴废及其与小双桥遗址的关系等具有重要学术价值和意义。
殷墟商王陵园隍壕的发现,对商代陵墓制度乃至商文化、商史的研究均具有重大推动作用。晚商时期大邑商都干道、人狗组合祭祀坑及王陵区西周遗址的发现,为研究商代社会性质、祭祀活动及周灭商后的国家治理方式等均具有重要价值。
咸阳旬邑西头遗址作为迄今泾河流域发现规模最大的西周聚落之一,其丰富的文化内涵为全面揭示商周时期泾河流域聚落布局、人群构成及社会组织等奠定了基础,也为探索周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提供了难得的考古学材料。
上述十二处重要遗址,文化内涵丰富,时间节点关键,区域地位突出,展现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起源与发展的精彩面貌,不仅为我们带来了中华文明起源研究的前沿成果,也促进了学术交流,推动了考古成果传播,为相关考古研究走向深入提供了动力。
主题报告现场
文明的起源、形成和发展是人类历史研究最为重要的课题之一。中华文明的起源、形成、发展道路及其特点等问题,不仅是中国古代历史研究的重大课题,也是世界历史研究的重要课题。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是一项由国家支持的多学科综合研究项目。自预研究启动以来,作为国家重点科技支撑项目,来自国内外70多家科研单位的近20个一级学科的约400位专家参与了研究,是迄今为止规模最大、参与学科最多、科技含量最高的有关古代文明的大型综合研究项目。
研究证实,从距今5300年前后开始,包括长江、黄河和西辽河流域在内的广大地区,渐次进入文明社会。各地区密切互动,形成“多元一体”的“中国交互作用圈”,奠定了中华文明起源的基础。包括良渚、凌家滩、牛河梁、石家河、石峁、陶寺、二里头等都邑性遗址在内的数十处核心遗址的考古新发现,实证了中华文明具有五千多年的历史。
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阶段性成果给予了充分肯定,他在“5·27”重要讲话中指出: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对中华文明的起源、形成、发展的历史脉络,对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和发展过程,对中华文明的特点及其形成原因等,都有了较为清晰的认识。“实证了我国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
主题报告现场
中华文明起源研究,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是我国文化遗产保护事业的缩影。包括文明起源阶段在内的众多遗址,是我国珍贵的文化遗产,理应加以充分的保护、管理和利用。我们应坚持正确的研究导向和研究方法,构建有中国特色的文明理论;加强多学科联合攻关,推动关于文明起源研究的田野考古工作高质量发展;加大对相关文化遗产的保护力度,全面促进考古成果面向全社会的科普和宣传。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曾以考古新发现为主要内容在多地举办过多次特别展览,引起了社会各界的高度重视。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和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利用最新成果,推进了夏文化研究的科普教育,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提升了国际影响力。在今后的考古工作中,我们要进一步做好考古发现和研究新成果的利用、宣传和普及工作,将以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为代表的新发现、新认识及时编入教材,培养爱国主义情感,坚定文化自信,增强年轻一代对祖国历史的认同感。要进一步通过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展览、纪录片、短视频等丰富的形式,传播中华优秀历史文化,增强国家认同感和民族凝聚力,打造中华民族共同的精神家园。新的时代,让我们携手将中华文明起源与发展研究推向新的高度,共同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注入考古人的力量,共铸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本文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考古研究所所长、研究员陈星灿在第三届“中国考古·郑州论坛”闭幕式上的总结发言整理)
整理:韩 翰
审核:刘国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