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11月7日，我到河南新郑去开会，住在郑州大学。天黑上台阶时，摔了一跤。回到西安后照样去钻探和发掘现场，觉得没什么。后来觉得腿部不适，去做理疗。经拍片检查，医生诊断为股骨头骨折，建议我做手术置换，我当时坚决不同意。后经吃药、贴膏药等，我觉得病痛有所好转，认为没问题了，就照样在工地钻探发掘了。

　　天有不测风云。2016年春节过后，正月初八，午饭后，我照样去锻炼，顺便把垃圾带下楼去扔掉。在倒垃圾时，居然在平地上，由于右腿没站稳，摔倒了，滚了一溜滚。自己爬起来，回到位于12层楼的家里。当时觉得腿疼得不严重，但是到了晚上，感到疼痛加剧了。我老伴给女儿打了电话，决定第二天早晨陪我去医院拍片检查。负责拍片的刘医生看了片子后说：“赶快去住院吧！髋关节处都乱成一堆了。”我听了还不以为然，觉得要是经治疗医生诊断只是扭了筋，那我就可以取些药回家了。当医生仔细看了片子后说：“股骨头、股骨颈都骨折了，必须住院动手术。”当时我听了，如五雷轰顶，问医生：“做手术的话，我何时能恢复正常活动？何时能打乒乓球？”医生说：“一个月后，什么都行了。”而实际上这是不可能的，医生这样说，只是为了安慰我，说说而已。

　　很幸运，当时骨科还剩一个空的女床，我便顺利地住进了医院。那天是星期一，种种原因，要到星期五才能给我动手术。星期四是全骨科做病案分析。我的病例成了典型，医生还把我在陕西拍的片子要来，同北京拍的片子一起讲解，进行综合分析。医生们认为两次摔跤，摔了同一条腿的同一个地方，这在病例中很少见，此次摔跤，能把髋关节摔得这么严重，亦不多见。故治疗医生团队通过病情分析，做了详细的手术方案。主刀医生对我说：“鉴于你今后生活、工作的活动量还很大，你的体质还好，所以我们决定给你不但换股骨头、股骨颈，还要给你换股骨头上的盖。而其他年龄大的人，活动量小，体质较弱的人，我们就不给换盖了。换了盖后，你就会是用钢质的股骨头去摩钢质的盖，用的时间就延长了，也会适应你今后的大活动量。”我当时对医生说：“谢谢你们了，我只是希望你们快点把我从苦海中拯救出来。”当时我的右腿疼得已不能着地了，也疼得一点觉都不能睡觉了。

　　2月19日，是我难忘的日子。早晨7:30我被推进手术室。原定手术时是局麻，后改成了全麻。手术顺利完成。12:30我被推回了病房，成了“钢铁战士”。

　　第二天早晨，医生查房时，就叫我下地走。我拄着双拐在病房里走了一圈，腿一点都不疼了。从此，我在住院期间，就拄着双拐上厕所，每天还到楼道里活动几次，生活上完全自理了。同病房比我早做手术的人，都很羡慕我。因为种种原因，她们都做不到我这样。每天清晨4点左右，我就醒来，开始在床上做各种动作锻炼（腿好时一直这样）。手术后，医生要求卧床休息。但是在第二天清晨，我照样想坐起来，但很费劲。我想必须过这一关，不然老躺着，腰会躺坏的。我两手拉住病床两边的栏杆，咬紧牙关，一点一点往起坐，尽管很慢，可是终于自己能够坐起来了，我又能在床上做从头到脚的按摩和拍打动作了。从此以后，我既能在床上练，也能同时在地上拄拐练。这样手术一个星期后，医生非要我出院，我说：“希望拆线后（手术后18天拆线）再出院。”医生坚决不同意。我说：“为什么比我先做手术的同屋病友一个出院的都没有，而非让我出院了？”医生说：“这是病情需要，你比别人伤口长得好，就不能占床位了，有人还等着住院做手术呢！”于是，我女儿叫了救护车，连同我们请的护工一起回到家中。出院那天早晨，手术组组长还叮嘱我：“您一定要保证起码的六周时间是卧床，不然伤口长不好！”

　　在家里护工负责护理我，做饭、洗衣服、收拾房子。此外，一项重要的任务就是对我严加看管，不让我轻举妄动，主要是卧床。当时我除了有“言论自由”外，行动上一点自由都没有，如同住进了监狱。加之当时社科院对家属院进行改造、修缮，每天敲砸声、电机声吵得两人当面说话都听不见。我心里特别烦躁，又不能出去躲一下，感觉这样的日子何时了呀！直后悔不应去倒垃圾，不该栽这个跟头……觉得自己快要疯了。刚开始，我还让来看我的人看在医院拍的片子，后来因太伤心，就不拿出片子让别人看了。经过我的哀求，护工才同意我每天中午12:00~13:00在凉台上开一扇窗户，拄着双拐站在那里“放风”。当我看到了窗外的马路、行人、大小车辆……心里才稍微平静了下来。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逐渐冷静下来了。认识到自己要承认现在不能动的现实，并且要面对这个现实。既来之则安之，要在战略上要藐视敌人，战术上要重视病情这个“敌人”。我相信自己能行，我有信心和决心将来会有一天能和正常人一样生活、工作，不要给别人添麻烦。现在我躺在床上也不能坐以待毙，要干些事情。出院才四五天，我的伤腿就全部消肿了。护工认为这是因我体质较好的原因，这给了我很大的鼓舞，据护工说其他人消肿没有这么快。手术后十几天，我又顺利地拆了线（当然去医院都是叫救护车往返的，免得因为颠簸而改变全套钢的髋关节在体内正确位置，这会再次受到损伤，严重了还要重新开刀），这些都让我更加增强了能够快些好起来的决心。于是我加紧了在床上的各种动作训练，把时间延长，次数也增多了，并且还在床上半躺着翻阅了各种新的《考古》《文物》杂志及相关书籍。根据我们所担负的社科基金课题的需求，我把汉长安城未央宫三号遗址的出土遗物全部审阅了一遍，并逐一登记了各探方武器类遗物。总结出了各种武器类遗物的具体出土地点，为进一步确定该遗址的性质提供了极为重要的资料，这将会有力证实未央宫三号遗址是武库而不是档案馆，捍卫了考古实事求是的尊严。

　　我不但加紧床上训练，同时开始腿部训练。每天早晨下床后我拄着拐练习高抬膝的动作，踢腿、抡腿的动作从25次增加到50次、100次、200次、300次……当然，这些都不能让护工看见。每天早、中、晚三顿饭后，我都要拄着拐在屋子里走一会儿，护工不放心，怕我滑倒，在后面跟着走，时间长了，她就不跟着走了。我也就得寸进尺，把练习走的时间加长，每次走的时间从10分钟增到了30分钟，甚至40分钟。后来又在早饭与午饭之间，午饭与晚饭之间，各增加了半小时的活动。后来我在中午“放风”阶段，乘护工休息不管我的空当，就扔掉双拐，在凉台上走来走去，一开始走50步、100步，后来增到了200步、300步……我看自己能脱离拐棍走路了，就乘护工出去买菜时，扔掉双拐，在屋子里自由地走来走去，当听到护工回来的脚步声时赶紧上床躺下。就这样两个半月过去了，护工看我拄着拐走得相当平稳了，说：“你先扔一个拐，练习走吧。”我说：“要扔掉两个拐，用单拐我不会走。”护工同意了。但是为了保险起见，她坚持要我拄一个拐棍走路。我同意了。过了几天，我便提出：“我能扔掉拐棍出楼去走吗？”护工说：“你行吗？”我说：“就得出去练习呀！不能三个月后到医院复查时，拄着拐去，出租车司机见了都不愿意拉咱们。我就跟着你到外面练习走路吧！”护工觉得我说得有理，想了想，就同意了。

　　这么多天第一次走出楼门，到了院子里，看见了熟人，打招呼，太高兴了，真有二次解放的感觉。因为是第一次出来走，我也很紧张，害怕摔倒，因此使劲拉着护工的手，不敢撒开。护工说：“阿姨，我胳膊都被拉疼了。”一开始出楼走时，我的腿打软，护工也害怕，怕不小心我就会摔跟头，所以她也死拽着我，不敢松开。我和她一起出去，她总是把我放到一个地方，千叮咛万嘱咐要我站着不要乱动后才去办事。但是等她走远了，我就在便道上练习躲车、躲人，慢慢地走。看到护工回来，我马上站到原位不动了。护工看我还在原地站着，特别高兴。就这样，我拽着护工走了三四天（每天早饭后、午饭后、晚饭后都出去练习走路）后，我跟护工说：“咱俩不用拉着走了，让我单独慢慢地练着走吧！”就这样我自己独立练习走路，一直到三个月后去医院拍片复查。医生看了片子后说：“肌肉已把髋关节的全部钢结构都包住了，现在每天能走多少路？”我说：“每天走三次，每次40分钟左右吧！”医生说：“很好，一次能走二里多地了，现在自己能穿鞋、穿袜子吗？”我说：“不能，都是护工给穿，我没练习过。”医生说：“只能给你打九十分，回去练习吧。”回家后，经过两天多的刻苦练习，我终于自己穿上了袜子，穿上了鞋（穿袜子比穿鞋费力的多），但是很费劲……

　　护工在我家呆了三个月后走了，一切都要自力更生了。我老伴的弟弟从天津赶来，又给做了一星期饭。他走后，我自己买菜做饭。每天三顿饭后我都要出去锻炼，做头部、腹部、四肢的运动。又练习过马路，上过街桥、下过街桥，爬坡上下台阶……我觉得自己已经能行了，就给我的领导——考古队队长刘瑞打了电话，说明情况，认为可以去西安工地了。他听了很高兴说：“我回北京所办事，然后和您一起返回西安吧，这几个月可把你憋得够呛了。”

　　在经过了这场磨难之后，于2016年6月17日，我和队长一起乘高铁又回到了我工作多年的考古队，太激动了。又见到了一起工作的小伙子们，又听到了陕西农民的乡音，倍感亲切……因当天的温度已达38℃的高温，晚上就起了一身痱子（尤其是脖子和肩膀、前胸居多）。

　　在考古队，我经历了西安几十年以来少见的持续达两个月的高温天气，每天都在38℃、40℃、42℃，最闷热的一天，屋子里开了两个电扇，室内温度还高达37℃多，可想而知，外面气温有多热了，人已喘不过气来了。人们见面说的话题，就是什么时候能降点温呀！都快挺不住了，快下点雨吧……在这样炎热的天气里，除了正常地去工地钻探发掘外，我仍然坚持每天三顿饭后的锻炼，咬紧牙关从不间断。现在我已经走得更硬梆、更稳当了，可以适应工地的各项工作了。

　　为了帮助我更好地回归生活，考古队的炊事员除了不断纠正我的走路姿势外，还利用午休时间陪我去练习乘坐公交车。在来西安工地之前，我在老伴的陪同下，练习了一次如何上下公交车，当时自己紧张、害怕。下车时站不稳，差一点摔了。回到考古队，某天中午饭后，我和炊事员去练习乘坐公交车，我们每两站就下来，共练习了八次上下车，取得显著效果。我心里不再紧张、不再害怕了，并总结出了上下车的经验：不管是上车、还是下车都要用左手扶住车门栏杆，然后一腿先上或先下车，站稳后，再动另一腿。这样就很稳当了，也不用害怕了。后来我回京到院工会办事，都是坐的公交车，很顺利地往返，基本上没问题了。

　　今年9月我到山东烟台，如期参加了全国劳模一年一次的休养活动，往返都是乘的飞机，这也是手术后第一次坐飞机。事实证明，我以后乘飞机也没问题了，这样就为以后能够到全国各地去参加各种学术活动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正如主刀医生助理对我说的：“今后你坐火车、飞机，爬坡、上下台阶都不成问题，以后你想干什么都行，不会影响你的正常生活。”事实证明，我是在用行动逐步实践他说的话。

　　在西安考古队期间，除了正常工作外，我还参加了几次全国性的学术活动：如参加了“中国古代水利设施保护研讨会”；“全国秦汉史学会高峰论坛”；到洛阳参观考察了新发掘出来的曹魏后妃大墓、函谷关遗址、汉魏故城队新发掘出来的遗址；到广西北海市参加了“国际汉代文化学术研讨会”，并坐轮船乘风破浪去海岛上参观游览；到广西兴安县参观了红军湘江战役纪念馆、参观了秦城址及出土遗物、又参观了著名的秦灵渠遗迹；到广州参加了城市考古学术研讨会，后去阳江登上了“南海一号”宋代沉船；到陕西凤翔县参观了战国至汉代的国家级祭祀遗址；2017年元月受邀到广州参加了公共考古活动，并做了关于秦阿房宫的演讲。以上这些学术活动，我均没有因为腿伤受到影响，看来我已经与正常人的生活无异。

　　我的髋关节已换成了全套（股骨头、颈、盖）的钢结构，医生说这是不多见的。同事、熟人、朋友也都夸赞我腿功能恢复得比较快。我想这与我体质好，加强练习是分不开的；更与考古所领导、所老干办、阿房宫、汉长安城、汉魏洛阳城考古队以及所内在职的年轻同志和退休的老同志对我的种种关怀和爱护是分不开的。院里一些熟悉的老同志、老朋友及北京市、外省市相关单位的领导和朋友亦到医院和家中对我表示慰问。这亦是对我的一种很大的鼓励，我对此的感激之情难以言表。不管是在医院和还是在家里，领导、同事、熟人、朋友们的到来，都使我感到欢欣鼓舞，虽然在最艰难时刻，躺在床上不能动，但我并不感到孤独和寂寞。他们的到来使我深深感到自己仍是社会上的一员，是考古所的一员，更是考古队的一员。这样更增强了我能够快点儿好起来的决心和信心。更激励我克服种种困难，加紧练习、恢复腿功能，以便早日投入到正常的生活和工作中去。

　　我回到考古队以后，队长刘瑞到所内办事，领导和同事们还不断地向他打听我的身体状况，并嘱咐他要好好照顾我。实际上刘瑞队长对我一直是很关心、体贴入微，手术第二天他就到医院看我，给我加油打气。此后每次到所里办事，他都到家里看望我，还和我商量一些队里的事情……回到考古队，在发掘现场，他又不断提醒我要注意，不能滑倒，要小心、慢慢走……事实上，刘瑞数年如一日，在各方面对我照顾有加。限于篇幅，在这里我不多言表了。在考古队，无论是年轻小伙子，还是年长的炊事员，都很热心地陪着我去锻炼，还帮助我做一些生活上的零碎事情……这一切的一切都使得我在考古队走路走得越来越好了。

　　现在我虽然走路、小跑、上下台阶、爬坡、下坡、乘高铁、飞机基本上都可以了，但是一些激烈运动不能做，如弯腰拾物和一些生活上的事情做起来还有一定的难度，我想完全恢复到和正常人一样是不可能的了。我现在就是要小心，再小心，不能再摔跤，活动量要适度，不能忘乎所以。我要面对现实，要有自知之明，这样才能不给或少给他人找麻烦，才能基本保证能够在正常的生活、工作的轨道上走得更远一些。

2016年9月于阿房宫考古队工地

作者：李毓芳（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原文刊于：《庆芳华——刘庆柱、李毓芳考古五十年文集》，科学出版社，2022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