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仲殊先生最主要的学术贡献，集中在中国汉代考古和中日文化交流考古领域，这是公认的。尤其在中日文化交流考古方面，他是中国人里，成就最突出、影响最大者。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卢兆荫，98岁

　　王仲殊先生刚正不阿，坚持原则，严谨治学。他将一整套科学规范的考古工作规程传授给我们，是一位良师。我一到考古研究所，就在他手下工作三年。这是我人生中的大幸！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孙秉根，90岁

　　王仲殊先生治学严谨、扎实，其关于中日交流的研究水平是后人难以企及的。而且，他能够在重大问题上发表见解。但这些重大问题，不是赶时髦，而是站在学术前沿看到问题。真学者不在于当时名气有多大，而在于在学术史上留下什么成果，留下什么印记。不管别人如何评价，王仲殊都是现代考古学术史上绕不过去的人。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白云翔

　　在日本古代史学界和考古学界，王仲殊的声誉远比在国内大得多，可以说，是他们眼中最知名的中国考古学家，没有之一。一提起王仲殊，他们都竖大拇指，说：“了不起！”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王巍

　　中国学者真正做外国考古的，且受到当事国学者的认可和尊重的人，并不多。王仲殊先生在中日交流考古学领域，做了别人做不了的事，至少是不可替代的。但在国内，也许因为种种原因，人们对他的关注并不很多。似乎也不应该这样。他从1950年入行以来，一直工作到2015年去世，整整65年。65年的学术生涯，几人能有呢？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陈星灿

　　1950年8月，刚刚成立的中科院考古研究所里，进行了一场特殊的面试。副所长梁思永先生（1904—1954年）要考一考来报到的北大毕业生王仲殊。这学生是北大教授、史学家张政烺先生推荐来的，而且，梁思永从史学家周一良先生那里了解到，该生的日本语文造诣很深。于是，梁思永便将日本考古学家梅原末治的论文拿出来，让王仲殊翻译。然而，读了论文后，王仲殊却说：“论文内容虽好，但文章语法欠通，不宜作为考核语文水平的标准。”梁思永听了以后大笑说，梅原末治少年时代只在小学读书，以后不曾在中学和大学入学，以致所写文章在语法上欠通，这样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1

王仲殊先生（1925.10.15—2015.9.24）

　　这样的面试，就以一种非同寻常的方式结束了。王仲殊也被梁思永欣然接纳，从此成为考古所的新生力量。王仲殊的考古生涯也由此开始。

　　田野发掘

　　一个月后，夏鼐先生到考古所出任副所长之职，与梁思永共同主持所务，并担任王仲殊的导师。夏鼐曾于1949年短暂任教于浙江大学人类学系，2而这所学校也是王仲殊的母校。他于1946年-1949年间在此攻读史地系（历史部），后转入北京大学历史系。夏鼐早已听说王仲殊在历史文献和日语上的优势，就为他规划了学术研究方向：应专攻必须充分以历史文献与田野调查发掘相结合的中国汉唐时代考古学；又因汉唐时代日本与中国交往密切，日本的制度、文化多受中国影响，因此可兼攻日本考古学和日本古代史。3王仲殊听从了这一指导，并持续终生。

　　1950年10月8日，刚刚上任的夏鼐就率领一个考古队前往河南辉县进行发掘。王仲殊曾回忆说：“考古队中有不少像我这样初次参加考古工作的青年人。夏鼐先生作为考古队的队长，指挥全部发掘工作。他每天奔走于相隔10余里的两个工地之间，除亲自部署并检查每个工作环节以外，还手把手地指导我们学习发掘技术。”王仲殊清楚地记得夏鼐对田野发掘的重视，“他经常教导我们说，作为一门近代的科学，考古学必须以田野调查发掘工作为基础。”4

1950年10月，夏鼐率领全所业务人员前往河南辉县进行考古发掘。前排：白万玉（左三）、王仲殊（左四）、赵铨（右一）。后排右起：石兴邦（右一）、王伯洪（右二）、马得志（右三）、安志敏（右五）、夏鼐（右六）、苏秉琦（左五）、郭宝钧（左四）（图片来源：《夏鼐文集》第一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图录部分）

　　在夏鼐的亲自指导下，王仲殊学习田野发掘的基本理论和方法，掌握相关知识。在夏鼐的影响下，王仲殊坚定地认为，在田野工作中，必须按照地层学的原则发掘遗址和墓葬，按照考古年代学的方法判明遗址、墓葬的相对年代和绝对年代；任何细微的现象，如夯土中的杵痕、坑壁上的锹迹、房址中的柱穴、道路上的车辙、田地中的脚印之类，都要一一清理出来；同时，应该在全部发掘过程中及时做好记录工作。他深刻认同夏鼐的态度，“作为从事调查发掘的考古工作者，不仅必须始终在田野工作中亲临现场，而且必须在调查发掘中坚持亲自操作。”5

　　王仲殊对田野工作的态度，频繁采用“必须”“应该”“亲自”等字样来强调。现实中，他也是这样做的。

　　1951年10月至次年2月，考古所在湖南长沙近郊进行发掘，这是该地区历史上的首次科学考古发掘。6王仲殊参与其中，并参与编写了《长沙发掘报告》，其负责的部分名为《长沙西汉后期墓葬》，对38个墓葬的形制和出土随葬器物进行了详细阐述。7

　　1953年，考古所领导第二届考古工作人员训练班在河南洛阳进行发掘，在烧沟附近发掘了战国墓葬59座和部分汉代墓葬。1954年，王仲殊完成了发掘报告《洛阳烧沟附近的战国墓葬》。8

　　1956年至1962年，王仲殊任汉长安城工作队队长，率领队员们在陕西省西安市未央区的汉长安城遗址进行考古发掘。此次发掘“究明了城墙、城壕和全城的平面形状，城门的位置，街道的分布，长乐宫、未央宫、桂宫等主要宫殿的范围以及武库的所在。”同时，也“究明了城门本身的形制和结构，并可帮助了解自汉代至隋初的长安城的历史概况。”9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王巍先生说：“作为汉长安城工作队的第一任队长，王仲殊所取得的成果为以后该都城遗址的长期发掘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86年，西安唐城含光门遗址发掘现场。从左至右：马得志、王仲殊、安志敏、王廷芳（图片来源：陈星灿先生提供）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白云翔先生认为，王仲殊一开始就制定了完整而周密的计划，并通过对汉长安城的考古发掘，创立了一套都城研究上行之有效的工作模式。同时，他对汉代墓葬的研究，也是比较先行的。王仲殊在这阶段进行的墓葬和都城研究，奠定了其在汉代考古中的学术地位。

　　1963年8月至1965年8月，王仲殊参与领导了在吉林敦化和黑龙江宁安县进行的重要考古发掘。这次发掘是根据朝鲜方面的意愿进行的。当时，国际上有人称朝鲜“没有自己的历史和文化”。为了反击这样的声音，弄清本国历史，朝鲜政府多次向我方请求，希望能到中国东北地区进行考古调查和发掘。我国政府批准了这一要求，于是组成中朝联合考古队。10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现年90岁的孙秉根先生参加了此次发掘任务。他对这段往事记忆犹新。据他回忆，当时中朝双方各派遣队长和组员，中方以夏鼐为队长，但因其身体原因由牛兆勋任代理队长，安志敏和王仲殊为副队长。同时，中方考古队下设两个组，一组研究早期问题，以安志敏为组长。另一组主要研究高句丽和唐代渤海国的问题，以王仲殊为组长。他就在王仲殊这一组。

　　孙秉根回忆说，自己1962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当时虽已掌握了一些考古知识，但真正的田野工作经验，还是到了考古所后，且在王仲殊手下工作而慢慢积累起来的。他参加工作的第二年就跟着王仲殊去了东北。在发掘之前，王仲殊先带领第二队队员在吉林、辽宁和黑龙江省多地进行大规模调查和试掘。后在吉林敦化六顶山渤海墓葬和黑龙江省宁安县渤海上京龙泉府遗址进行正式发掘。

　　想起当时王仲殊的工作状态，孙秉根以略带江苏无锡口音的普通话讲道：“王先生是科班出身，在夏鼐先生手下工作，非常有经验。无论从调查发掘、记录整理到报告的撰写，都是按照考古所的一整套田野工作操作方法来进行的。每个组员所做的考古记录，王仲殊都要亲自审阅。他提出意见、做了补充后，我们再誊写在正式的考古调查记录本上。”孙秉根声音洪亮，接着说，“王先生继承了夏先生科学、规范、完整的操作方法。发掘方法规范正宗，做记录、写报告都十分严谨，实事求是，一是一，二是二。完全符合科学的精神和原则。”

　　说起“一是一，二是二”，孙秉根的语气格外坚定，字正腔圆。他认为这句话特别能描述王仲殊的风格：如果发掘中出现错误，他会严肃批评，不留情面；如果记录做错了，疏忽了，他也会严格指出来，让你补充进去。

　　孙秉根认为，王仲殊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对自己影响很深。他笑着说：“我这个门外汉，在他的领导下，也慢慢地入门了。”

　　在孙秉根看来，王仲殊坚持原则，不仅体现在对田野操作方法的严格要求上，更体现在对发掘材料的解读和研究中。当时朝方一心想找到朝鲜历史的源流，想要将唐代册封的少数民族政权——渤海国与高句丽历史联系起来，认为渤海国是高句丽建立的国家，渤海文化是高句丽文化的直接继承者。而我方则认为渤海国是由粟末靺鞨族为主体建立的封建地方政权。

　　对此，夏鼐曾多次与牛兆勋、安志敏、王仲殊探讨相关事宜。夏鼐也会同文化部、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和中国科学院学部的相关领导商讨应对事宜。11

　　孙秉根说：“基于历史事实，我们坚决不同意这一看法。尽管在政治上，我们要对朝方友好热情，发扬国际主义精神，但在科学问题上，要实事求是。科学是来不得任何虚假的。两个组长王仲殊和安志敏都是按照这个精神来办的。”

　　最后，面对分歧，双方书面协议，1965年7月完成的田野考古发掘报告初稿，仅供内部交流使用，不得公开发表。12

　　但是，协议的第二年，朝方就单方面发表了此次发掘材料，即朝鲜社会科学院编辑的《中国东北地方遗迹发掘报告》。13

　　而我方考古报告的出版则因文革延迟。再次准备出版时，王仲殊告诉孙秉根，一定要根据原始的记录照片进行发表。孙秉根也是这样做的。1997年，由王仲殊主编，孙秉根参与编写的《六顶山与渤海镇—唐代渤海国的贵族墓地与都城遗址》正式出版。报告中再现了复杂情况下取得的考古成果：对唐代渤海国都城上京龙泉府的总体设计和平面布局有了较全面的了解，对其中各类建筑遗址的形制、结构和内涵也有了较为清楚的认识。14该报告获得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优秀成果奖，第二届郭沫若中国历史学奖和中国社科院优秀成果追加奖。15

《六顶山与渤海镇——唐代渤海国的贵族墓地与都城遗址》发掘报告（1997年）（图片来源：https://book.douban.com/subject/3239593/）

　　特殊年代

　　1965年8月，东北考古事刚告一段落，考古所中又有不少人被派到农村去“四清”。他们不仅中断了学术研究，而且要到农村去劳动，见证阶级斗争扩大化所带来的种种变化。对于出身于书香门第的王仲殊来说，他的内心似乎有些没底。他曾对孙秉根说：“孙秉根啊，我是城里的，没到过农村，不知道农村是怎么回事。搞‘四清’的时候，你哪儿也别去，就跟我搭班子吧。”

　　8月11日，王仲殊和孙秉根被派到了山西永济县孙常公社干樊大队（今永济市孙常乡干樊村）。16王仲殊是队长，孙秉根是指导员。在这里，他们几乎可以说是朝夕相处，同吃同住。孙秉根说：“我和王仲殊先生是睡一个炕的。”

　　他们跟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只能到各个“贫下中农”家中吃饭，也不能吃鱼吃肉，连鸡蛋都不能吃。孙秉根回忆说：“永济有个伍姓湖，里面产鱼。当时的鱼，一分钱一斤。我们都不能吃。”孙秉根提起当年的情形，历历在目，“我们当时住在一个‘贫下中农协会’副主任家里。他把猪养到五六十斤，然后一块钱买了一百斤鱼，人不能吃，专门喂猪吃。那个猪很快就长大了，长得很肥。那鱼太便宜了，一分钱一斤。我是南方人，心里羡慕得不行。”说到这里，孙秉根的羡慕之情溢于言表。

　　然而，他话锋一转，沉稳地说：“但是我们严格按照规定来办，吃派饭，从来不提任何要求。”他又想起了干樊大队的梨园，“那里梨树很有名，当年产了40万斤梨。我们帮着社员一起摘梨，但我们一个都不吃的，也不买。就是严格按照要求和规定来办。”

　　与王仲殊的朝夕相处，让他对王仲殊的了解可谓深刻。“王仲殊先生在调查时，不人云亦云，不虚报东西。有人夸夸其谈，内容经不起核实。王仲殊实事求是，和做学问是一样的，脚踏实地的，经得起考验的。这一点我还是很佩服。”

　　文革开始后，他们回到北京。1968年，中国人民解放军4749部队在河北满城县陵山施工时，发现了一个坑洞，里面有很多器物，一个铜鼎上有“中山内府”字样的铭文。此事引起了政府高层的重视。后经周恩来总理批示，由北京军区协助发掘此墓。这就是著名的满城汉墓，即中山靖王墓。当时的发掘团队，以考古所人员为主，最先确定参与发掘的三个人为王仲殊、卢兆荫和张子明，后又增加了照相、绘图和技术人员，以及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两人。正式发掘前，王仲殊和卢兆荫曾经拜访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的郭沫若，向其汇报了考古所的工作进展和发掘设想，得到了郭沫若的赞同。17

　　满城汉墓是开凿在石山中的一座大型崖墓。卢兆荫曾回忆这一发掘经过：当时正值盛夏，十分炎热，山上又没有树木遮阴，上山时汗流浃背，气喘吁吁。但到了墓洞内，则非常阴冷潮湿，队员要穿着军用棉大衣。但过一两个小时后，大衣就变得湿漉漉。里面湿度很大，包文物的麻纸不一会儿就湿透了。工作十多天后，王仲殊的关节炎发作，走路也困难了，被搀扶下山后，不得不离开发掘队回北京治疗。此后，发掘队的业务工作则由卢兆荫负责。

　　年近99岁的卢兆荫回想当年，仍然不忘王仲殊在其中发挥的作用。他说：“起初，王仲殊是发掘队的主要业务负责人，在工作伊始，曾向全体人员讲述操作中应注意的问题。他为发掘工作开了好头，对后续工作的顺利进行起着很重要的作用。”而满城汉墓的成功发掘，其中长信宫灯、金缕玉衣等珍贵文物带给世人的震撼，成就了卢兆荫考古生涯中的高光时刻。

　　文革期间，考古所的大部分人受到冲击，有的被打倒，有的被下放。1970年5月，夏鼐被下放至河南息县“五七干校”。18王仲殊则担起所务，留在了北京。王巍说：“王仲殊主持所务期间，尽力保护遭受迫害的老一辈学者。夏鼐不久即返回北京。后为了给阿尔巴尼亚修复古羊皮书，夏鼐得以留在所中工作。之后，他们还争取《考古》《考古学报》的尽快复刊。这为改革开放后中国考古事业的飞速发展打下了极为重要的基础。”

　　1971年10月，中国重返联合国；1972年，时任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中美关系解冻。从这一年开始，考古所频繁参与外交活动，开始了活跃的对外沟通交往。同年，王仲殊曾与夏鼐一起出访阿尔巴尼亚，参加第一次伊里尔人研究会议。19第二年，他们还出访美洲秘鲁、墨西哥等多国。为了此次出行，夏鼐还专门带着王仲殊到出国人员服务部，定制毛料衣服。20

　　出国的次数增多，来中国的外国代表团也多了。仅1973年至1976年间，先后就有日本、美国、墨西哥、英国、朝鲜、秘鲁、肯尼亚、伊朗、伊拉克、越南、菲律宾和意大利的考古文博领域的机构和专家学者来所访问。21

　　文革期间的这些活动，也刊登在了报纸上。当时还身处干校的钱锺书先生（1910—1998年），见到报纸上刊登夏鼐带领代表团赴阿尔巴尼亚，不禁低吟吴梅村《圆圆曲》中诗句：“旧巢同是衔泥燕，飞上枝头变凤凰。”22

　　当时的考古机构，很少像考古所这样，能有如此多的机会出国访问。考古所也代表着中国考古界接待外国代表团。王仲殊去过美洲、欧洲、北非、中东、东亚等地的很多国家，而去的次数最多的，则是日本。

　　中日交流考古学

　　中美关系解冻后，1972年，日本新上任首相田中角荣访问中国，并在故宫博物院参观了文革期间出土文物展。此行的重大举动是，中日双方发表联合声明，宣布结束不正常交往状态，迎来中日邦交正常化。23

　　也是从这时开始，王仲殊开始了中日交流考古学的研究。1972年，王仲殊发表中文和日文版的《日本高松塚古坟简介》。之后的1981和1982年又相继发表三篇相关文章，探讨高松塚古坟的年代问题。

　　1972年，日本奈良发掘高松塚古坟，墓室内壁画丰富、精美，成为当年轰动日本的重大考古发现。但墓主人身份不明。王仲殊从郭沫若处读到这一新闻，便开始着手研究。王仲殊发现，古坟出土的一面铜镜“海兽葡萄镜”与西安市东郊唐代独孤思贞墓出土的“海兽葡萄镜”无论在大小、形制还是纹饰上，都完全相同，属“同范镜”。根据独孤思贞墓墓主人去世时间和下葬时间，参阅当时中日文献，王仲殊判定高松塚古坟的墓主人是热衷于仿效唐代制度和文化的、负责编纂日本法律《大宝律令》的忍壁亲王（刑部亲王）。这一考论立即受到日本学术界的重视，有的学者明确表示赞同。直到2004年，王仲殊还应邀到日本京都就这一话题进行演讲，并受到热烈欢迎。24

　　值得一提的是，王仲殊在文章中写了这样一段话：“为了郑重起见，我要表明的是，判定刑部亲王为高松塚古坟的被葬者，这是日本学者直木孝次郎先生的创见。我在这里讲述的，主要是关于海兽葡萄镜的铸造时间及其自中国传入日本的年份，从而认定刑部亲王为高松塚古坟的墓主人。”25

　　白云翔注意到王仲殊的相关研究有着宏大的历史背景。他说：“中日邦交正常化之前，王仲殊先生并不做中日交流的考古，这些议题受到历史环境的限制，没有开展起来。邦交正常化后，中日交流成为一个重大学术问题，同时，带有一定的政治意义和国际关系意义。从这以后，王仲殊把中日交流提到重要位置上来。”

　　1981年2月，应日方邀请，王仲殊随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古代史学者代表团访问日本，参加了日本第5次古代史讨论会。会上，有人就中国湖北是否出土三角缘神兽镜的问题向王仲殊提问。王仲殊当场给予了详细的解答。当年，王仲殊就发表《关于日本三角缘神兽镜的问题》一文，系统阐述了自己的观点。26

　　此文引起了日本学者西田守夫的关注，并致信王仲殊进行探讨。随后，王仲殊又撰文回应。此后，他又接连发表六篇长文，共计约10万余字深入探讨这一问题。

　　长期以来，日本学者根据《三国志·魏书·东夷传》中的记载，认为三角缘神兽镜就是文献中所说的三国时期魏国皇帝赐给日本邪马台国女王卑弥呼的铜镜。这一观点即为“魏镜说”。王仲殊从此种铜镜的形制、纹样、铭文等方面进行考察，主张其不是魏镜，也不是吴镜，亦不是日本独创的铜镜，而是三国时期吴国的工匠东渡日本后所制造。他认为只有如此，三角缘神兽镜上所出现的部分铭文“本是京师，绝地亡出”“景初四年”等问题才能说得通。而且，长期以来，中国全境和朝鲜半岛都始终不见一枚三角缘神兽镜出土，而日本境内出土的这类铜镜却越来越多，达500多枚。27

　　王巍说：“王仲殊先生的这一观点和研究在日本学术界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因为这不仅颠覆了以往‘魏镜’或‘吴镜’的说法，同时因为这一议题也是日本古代史领域的大问题。早年日本京都大学学者小林行雄最早开始对三角缘神兽镜的研究，后逐渐形成了一个理论体系。”王巍也从事中日交流考古学研究，他认为，“王仲殊的观点，对日本古代史领域是一种地震式的冲击。如果他的观点成立，起码日本古坟时代的历史要改写。”

　　白云翔也从事这一领域的比较研究，他说：“王仲殊的观点之所以在日本引起巨大反响，实际上，有其历史和学术背景。”他详细介绍说，日本寺院有三宝：铜镜、玉器和刀剑。铜镜在日本古代生活中，不是普通的日常用品，是一种礼器。虽然也具有照人的功能，但它被赋予了浓厚的身份地位色彩。同时，据史书记载，古代的中日交流，除了秦始皇时期的徐福东渡，还有汉光武帝刘秀时期日本列岛古国使臣来访，然后就是魏明帝时期赐给日本邪马台国女王卑弥呼许多珍宝，其中包括了“铜镜百枚”。所以，铜镜的研究，无论是出于其传统上的象征意义，还是在研究古代中日关系上，都具有特殊意义。日本对这一问题的研究进行了几十年，但最初中国学者没有给予关注，是因为当时没有把铜镜作为重要课题来对待。而中日邦交正常化之后，王仲殊以这一问题为切入点，进行深入研究。这个看似简单的铜镜问题，实际上蕴藏着诸多的论证过程，关乎日本古代史和日中古代交流的重大历史问题。王仲殊结合深厚的文献功底，得出逻辑性极强的论断，这种扎实的研究自然也就产生了巨大影响力。

　　白云翔说：“无论从史学界、考古界到日本普通国民，对这一问题都十分关注。从此种意义上来说，王仲殊先生在日本的影响力，比在中国还大。”

　　1983年，被誉为“世界推理小说三巨匠”之一的日本作家松本清张还到考古所拜访王仲殊。《夏鼐日记》中是这样记载的：“日本作家松本清张来所访问，主要是与王仲殊同志谈论三角缘神兽镜问题，徐苹芳同志作陪。”28

　　在日本学术界，一些学者尽管无法批驳王仲殊的观点，但仍然有所犹豫，正如西田守夫致信王仲殊所言：“如果按照你的看法，认为三角缘神兽镜是吴的工匠来到日本制作的，至少也是在日本制作了偶像，这就要牵涉日本古代史上的大问题。从这一点上，也就使我等迄今不能转而下决心肯定三角缘神兽镜系在日本所作之说，即使制作者是中国的工匠也罢。”29

　　而王仲殊认为，虽然他能够理解其想法，但不管牵涉多大的问题，“只要有充分的事实作根据，我们还是应该勇于突破各种旧框框，提出自己的新的论断的。”30

　　在这一问题上，白云翔赞同王仲殊的观点，同时，他认为现在的中国几乎没有人再做这样的研究。“即便偶尔有人做一点，但都已经不成气候，不成体系了。”他认为，“任何一个学术问题，尤其是人文科学学术问题，都有个阶段性。当一个时期内，大家研究到一定深度后，如果没有新的方法、新的手段、新的材料，就很难继续推进。”

　　关于当下日本学术界对王仲殊观点的态度，王巍说，尽管日本京都学派对其观点还有所保留，但非京都学派的学者则对此表示认同，起码认为这是非常值得重视的。王巍本人也认同王仲殊的观点。他觉得，目前国内难有像王仲殊这样的学者有能力继续深入探讨这一问题。

　　王仲殊的研究还远不止于此，其所撰《说滇王之印与汉委奴国王印》，证明了日本出土的“汉委奴国王”金印为真品，消除了此前的怀疑论。其在中日两国都城、宫殿的比较研究中，亦着墨甚多，共撰写8篇论文，明确了日本平安京宫内大极殿龙尾坛的真实形制，也打破了历来关于中日两国古代都城制度的比较研究局限于都城内部的旧例。王仲殊还结合古代文献，对牵涉古代中国、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交流历史的“好太王碑”中有争议的内容，进行了重新的断句和释读，得到日本学者的普遍认同。“以研究好太王碑著称的日本学者武田幸男对这一论说赞誉有加，深表钦佩。”此外，王仲殊还撰文否定日本史学界普遍承认的“倭面土国”这一说法，继续补充了首先提出这一观点的西岛定生先生的论述。西岛定生在病逝前三天发表的最后论文中，引用和称赞了王仲殊的观点。“王仲殊感激之余，不觉泪下。”31

　　1986年，应日本福冈县前原市市长的要求，王仲殊书写了一首七律，名为《伊都怀古》。这首诗被刻成石碑，竖立在伊都国历史博物馆门前。

　　1996年9月，王仲殊获得日本“福冈亚洲文化奖”大奖，是继巴金、费孝通之后第三位获此殊荣的中国人。

1996年，王仲殊到日本领奖（图片来源：《王仲殊文集》第1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卷首）

　　王巍认为，“在日本古代史学界和考古学界，王仲殊的声誉远比在国内大得多，可以说，是他们眼中最知名的中国考古学家，没有之一。包括夏鼐先生也如此，因为他不做这一领域。”王巍也懂日语，当他对日本学者提起王仲殊时，他们都竖大拇指，并用日语说：“了不起！”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陈星灿先生说：“中国学者真正做外国考古的，且受到当事国学者的认可和尊重的人，并不多。王仲殊先生在中日交流考古学领域，做了别人做不了的事，至少是不可替代的。”

　　做学者、做领导

　　1978年，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中美两国的文化和学术交流逐渐频繁。同年10月，美国汉代研究考察团访问中国，并到考古所参观。考察团的成员之一是刚刚调任哈佛大学的张光直教授。第二年，美方邀请中国社会科学院（1977年考古研究所改属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学者前去讲学，王仲殊是其中之一，主要任务是在各大学做讲演，主题为中国汉代考古学。王仲殊选了9个专题作为演讲题目，在动身前两个月起准备讲稿。主题分别为：西汉都城长安、东汉都城雒阳、汉代农业、漆器、铜器、铁器、陶器和墓葬（上下）。32

　　王仲殊此次访问美国，张光直给予他热情接待，还约请几位汉学家翻译了这些讲稿，他自己则亲自翻译了其中3个专题。

　　讲演选在大教室，座无虚席。尤其那场《西汉的都城——长安》演讲，因为主办方知道王仲殊曾主持汉长安城遗址的发掘，又由张光直任翻译，所以借用了一个更大的会议室，以示隆重。据王仲殊回忆，“因为听讲人数众多，有的人不得不席地而坐，但仍然不停地做笔记。”

　　另外，张光直还安排王仲殊到美国科学院讲演《汉代的墓葬》。讲演持续了3个小时，听众达400余人。而身为美国科学院院士的张光直则站在王仲殊身旁，继续担任口译。33

　　1982年，张光直将王仲殊的专题讲稿编成一本书《汉代文明》，由耶鲁大学出版社出版。1984年，这本书的中文版《汉代考古学概说》出版。

　　王巍认为，当时美国学术界对我国汉代是不了解的。在这方面，张光直真是一个桥梁。而王仲殊，就像代言人一样，去讲汉代考古学。

　　白云翔1978年入所。他清楚记得，当时王仲殊早来晚走，就是为了整理他的讲演稿。他说：“这本《汉代考古学概说》出来后，他在汉代考古学领域的地位就立住了。”

　　后来，在陈星灿的帮助下，外研社还将中英版的内容合二为一再版，即《汉代考古学概说（汉英对照）》（2014年）。此书因“王仲殊著、张光直译”而受到关注，更因为内容“流畅，逻辑清晰”“基本结论仍无可辩驳”而广受好评。34

1988年考古研究所学术委员会部分成员与当年毕业的硕士研究生合影。前排自左向右为：王仲殊、苏秉琦、安志敏、佟柱臣。后排自左至右为冯浩璋、卢兆荫、张长寿、曹勇、米如田、陈星灿、仇士华，郭振录。（图片来源：卢兆荫先生提供）

　　1979年，王仲殊被破格提拔为研究员，并担任中国考古学会理事兼秘书长。1980至1985年，他还参与《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的编写工作，担任编辑委员会副主任，并承担《中国古代墓葬制度》《秦汉考古》《秦汉墓葬》等20多个条目的撰写，还与夏鼐共同撰写了提纲挈领的卷首序目——《考古学》。王巍说：“我听老同志讲，当得知自己要和夏先生一起合写考古学这一条目时，王先生非常高兴，可以说是‘手舞足蹈’。因为所有人都知道，夏先生的要求是很高的。”

　　1988年，德国考古学研究院授予王仲殊通讯院士称号。1990年，亚洲史学会推举王仲殊为评议员。学术成就的积累、年龄的增长并没有改变王仲殊事必躬亲的风格。有一年，亚洲史学会要在中国开会，王仲殊为了找到合适的开会地点——既要离社会科学院近，又要吃住都方便——他叫上孙秉根一起去找。孙秉根印象深刻：“我们一起乘公交车到达朝阳门，从这里步行，一直往南，走到建国门，沿路调查研究各个宾馆，哪个更合适。他非常认真。最后，我们选择了离社科院不远、离北京站也不远的北京市政协礼堂。这是我们一步一步走着找到的。”王仲殊也将田野调查的方法用在了这里。

2004年，亚洲史学会第十三次会议在北京召开，前排中央穿深蓝色西服者为王仲殊（图片来源：孙秉根先生提供）

　　在进行学术研究的同时，王仲殊也担任考古所领导。1978年，他升任考古研究所副所长，1982至1988年担任考古所所长，并任《考古学报》和《考古学集刊》主编。

　　其治学风格也延伸到他的工作中。白云翔回忆自己在编辑室工作时，写一些文章发表。当时像他这样年轻的人发表文章是很罕见的。于是，有人私下议论他，“小白不安心编辑工作。”王仲殊知道此事后，找编辑室主任问情况，得到的回答是：“小白不错啊，干得挺好的。”王仲殊没有说话。到了年底大会上，王仲殊讲了一段话。他说，考古所是个研究所，但没有一个专门的岗位来写文章，大家都是一边做其他的工作，一边做研究的。你看领导整天忙事务，但也要写文章。做野外考古的，同样要写文章。所以说，所里的业务人员，做好本职工作的同时，提倡大家做研究。而且，研究的成果，质量越高越好，数量越多越好。

　　白云翔说：“当时很多人不知道王先生这段话的背景，但我知道。我也因此佩服他的正直和讲原则。同时，这也对扭转当时所里的一些风气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

　　王仲殊“一是一，二是二”的学术风格也一样扩展到处理所务上。白云翔说：“王先生认准的事，不怕担责任，说话也很冲。”文革后，评职称的事被积压了不少。有的人评在前头，有的人就落在后头。这时，就有人来找他。王仲殊对这人说，嗯，可以，你的职称应该解决。只要你把那本报告、那本该出的书拿出来，我就给你解决！白云翔说，先生一句话，当时就把人噎回去了。

　　白云翔评职称比较早，反而得益于王仲殊的这一风格。王仲殊看重白云翔的学术水平和为人，对他也多有指点。

　　1997年，白云翔担任《考古》杂志社社长。王仲殊专门找他说了一句话。王仲殊说：“我们是学术刊物，是要学者来办的。你不能整天陷到事务里头去，要及时把学术做上去，这个刊物才能办好。”

　　2001年，白云翔升任考古所副所长。王仲殊又找他谈话，说：“你现在是所领导了，但是，领导可不是官员！你一定不能把学术疏忽了。因为你们几个的学术水平不是代表你们个人，而是代表整个考古所。”

　　“领导可不是官员！”白云翔回忆这句时，语气格外重。这句也入了心。白云翔立刻表态说：“王先生你放心，我肯定不会把学术放下。这也是我的兴趣。”

　　王仲殊看他说得比较随意，继续追问：“那你能保证一年拿出一篇学术论文吗？”他继续补充，“我说的文章，可不是你凑数的文章。是二十年后，你敢收入你文集的文章。”

　　白云翔不敢随意回答，想了想，回说：“我争取！”事后想来，白云翔感慨，在领导岗位上，一年写出一两篇像样的学术文章并不容易。“静下心来，用心血研究一个学术问题，而且多年后，自认为还能拿得出手，真的不容易。”

　　这些话，白云翔一直记得。他觉得，这是鞭策，是压力，也让人脑子更清醒了。

　　潜心学术65年

　　在卢兆荫眼里，王仲殊为人正派，但个性较强，工作与私人关系截然分开。尽管卢兆荫只比他小两岁，但对王仲殊的早年生活也知之甚少，只知道其父是个诗人。因为有一次在车上聊天，王仲殊聊起父亲，说他是诗人，还从包里拿出一本书，说是其父的诗集。

　　卢兆荫的女儿卢红也见过王仲殊。因为父母都在考古所上班，儿时的她经常去考古所，也常与王仲殊见面。她说：“说心里话，小时候的我很怕他。当时和他打招呼，他一般微笑点头。”有一次她在单位车里玩，正赶上王仲殊要用车出门，结果，她溜得慢了，被看见。卢红说：“当时王伯伯板着脸，我好紧张。”

　　而等到王仲殊晚年，性情似乎温和了不少。卢红后来北大毕业后分配到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工作，再和王仲殊打招呼时，老先生就会笑着问她：“卢红啊，大百科现在怎么样啊？”

　　在卢红眼里，王伯伯严肃，而且极有毅力。她说：“王伯伯烟瘾极大，每天三包烟。一根吸完立刻接下一根。他的办公室里烟味呛人。但他晚年决定不吸了，说戒就戒，立竿见影。就再也没吸了。”

　　她也感受到王仲殊的严谨治学。“有一本工具书，王伯伯家里没有，曾问我父亲借过好几次。而且，他借阅时看到书已破旧，还给包了书皮。那本书叫《二十史朔闰表：附西历回历》。”

王仲殊给包了书皮的《二十史朔闰表：附西历回历》。（图片来源：卢兆荫先生提供）

　　卢兆荫年近99周岁，但提起王仲殊，依然想表达自己对老同事的认可：“王仲殊先生最主要的学术贡献，集中在中国汉代考古和中日文化交流考古领域，这是公认的。尤其在中日文化交流考古方面，他是中国人里，成就最突出、影响最大者。”

王仲殊（前排右一）与考古所及其他院所同仁合影。前排有夏鼐（左三）、苏秉琦（左四）、宿白（左一）。后排有安志敏（左五）、卢兆荫（左九）、徐苹芳（左八）等人。（图片来源：卢兆荫先生提供）

　　孙秉根后来去了新疆搞发掘。面对规模巨大的高昌回鹘时期的王室佛教寺庙遗址，有人对他说：“这个规模，我可不敢挖，没这个胆，也没这个能力。”

　　可是，孙秉根敢。他说：“自己继承了考古所的一套科学发掘方法，而且，我们队里的力量也够，所以，我敢挖！”果然，这一遗址的发掘取得成功，该地后来还成为当地重要的景点。孙秉根说：“如果我不是跟着王仲殊先生学习了这一套方法，我就没有这个能力，也不敢挖。他将一整套科学规范的考古工作规程传授给我们，是一位良师。我一到考古研究所，就在他手下工作三年。这是我人生中的大幸！”

　　90岁的孙秉根说：“王仲殊先生刚正不阿，坚持原则，严谨治学。他所取得的学术成就难以被超越。这是他脚踏实地，一点一点做出来的。是经得起考验，经得起检验的。”孙秉根用极富年代色彩的话，表达自己由衷的敬意：“他是我们光辉的榜样！”

孙秉根（右）与王仲殊在考古所内交流（图片来源：孙秉根先生提供）

　　王巍是王仲殊指导的唯一一位博士生。他回忆1982年于吉林大学毕业后进入考古所工作，想立刻报考王仲殊的研究生，并到日本留学。王仲殊明确说：“不要！”然后，他告诉王巍，需要先把国内的根基扎好，掌握考古的知识、技能和研究方法。于是，王巍在入所后首先参加了北京房山琉璃河西周城址和墓地的发掘。到了1987年，在王仲殊的推荐下，王巍被派遣到日本进行研修。1993年，他才终于考入王仲殊门下。如今，王巍十分认同老师的想法：如果没有学术根基和基础，出国留学，就会流于表面，成了浮萍。

　　在王巍看来，老师最大的学术贡献在于奠定了汉代考古的基础和框架，并在中日古代文化交流的考古学研究和历史研究上，做出了杰出贡献。他说：“王仲殊先生专注于学术，与学术无关的事，不牵扯精力。他也不宣扬自己，不表现自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中国学者。他是潜心治学的典范。”

　　白云翔认为，王仲殊的最大学术贡献，一是以都城和墓葬研究为代表的汉代考古，二是中日交流考古学和日本古代史研究。他说：“王仲殊治学严谨、扎实，其关于中日交流的研究水平是后人难以企及的。而且，他能够在重大问题上发表见解。但这些重大问题，不是赶时髦，而是站在学术前沿看到问题。真学者不在于当时名气有多大，而在于在学术史上留下什么成果，留下什么印记。不管别人如何评价，王仲殊都是现代考古学术史上绕不过去的人。”

晚年时的王仲殊（图片来源：https://news.jlu.edu.cn/info/1211/54382.htm）

　　如今，人们若试图了解王仲殊儿时的经历，会难有收获。他没有自传、日记，也不写散文、随笔，只有寥寥几篇访谈录或其传略中透露出一点点信息：1925年10月15日，王仲殊生于浙江省宁波市。父亲是宁波的一位中学语文老师，兼任报社的文艺副刊编辑，还是天一阁文献委员会委员。受到父亲的培养和熏陶，王仲殊在古典文学和历史文献上打下了良好基础。抗日战争期间，王仲殊辗转各地完成中学学业。1946年，他先后考取厦门大学、北京大学、武汉大学、复旦大学和浙江大学。只因后者离家近，就选择浙江大学，攻读历史学。1949年，浙江大学院系调整，王仲殊转入北京大学学习。1950年8月，王仲殊进入考古所，开始了考古生涯。35

　　陈星灿曾劝王仲殊写自传，而且王仲殊也写了。只是最后时刻，王仲殊决定不予公开，秘不示人。

　　王仲殊晚年时，陈星灿与他接触较多。他们的办公室只隔了两个房间。在陈星灿眼里，晚年的王仲殊一改往日的性情，像家里的长辈那样，变得亲切。有时还到他办公室聊聊天，但只是站在门口，不进来坐。王仲殊也曾经在年底年会上唱日文歌。而以往，不可能有这样的事。

　　过年过节，陈星灿曾与同事一起去看望他，王仲殊和夫人陈凯也给予热情接待。陈星灿看到，他的家不大，最多三房一厅，厅又很小，只是个过道。一间房既当客厅用，也是他的工作室。靠窗的桌子上摆满了书，有中文的，也有日文的。王仲殊讲起往事，与日本人的交往，甚至透露自己如何准备讲演稿。他说起一次重要讲演，其中不少内容其实是自己提前准备好背下来的。陈星灿还记得，这位老人穿着棉服，接送他们到电梯间。

　　王仲殊重视自己的学术成就。2005年，考古所组织出版了一本论文集《新世纪的中国考古学：王仲殊先生八十华诞纪念论文集》以庆祝他的八十寿辰。他对此事很认真，也在意。他晚年时，《王仲殊文集》出版，共四卷。他开玩笑似的对陈星灿说：“夏先生才出3本。”36

王仲殊八十寿诞前夕，孙秉根（右二）和所内离退休党支部支委赵信、谢端琚、张岱海到王仲殊（中间）家中祝寿。（图片来源：孙秉根先生提供）

　　陈星灿回忆，王仲殊获得“福冈亚洲文化奖”大奖时，是他最高兴的一段时光。因为他的学术成就获得了肯定。该奖项给予他的获奖理由是：“王仲殊教授是亚洲最杰出的考古学家之一。他为中国考古学的建立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此外，王教授在古代中日关系研究领域取得的卓越成就，对亚洲国际交流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他在提升世界对中国及亚洲文化重要性的认识方面，留下了极其宝贵的遗产。王仲殊教授向世界展示了亚洲文化的独特价值。”37

　　相比于在日本的声望，王仲殊在国内得到的关注似乎少了些。陈星灿坦诚地说：“也许因为种种原因，人们对他的关注并不很多。似乎也不应该这样。他从1950年入行以来，一直工作到2015年去世，整整65年。65年的学术生涯，几人能有呢？”

　　2015年春季，王仲殊跌倒后，从此卧床不起。他闭门谢客，不见任何外人，也不去医院。白云翔曾打电话问候，并请求看望。王仲殊夫人陈凯说：“我理解你的心情，但他那个脾气你还不知道啊？他说不行，就是不行。”陈星灿也是得到类似的回复。而当时的孙秉根在新疆，没办法回来。出发前，他曾打电话向王仲殊告别：“你90岁了，我也80岁了。多多保重啊！”谁知，这一“告别”竟成永别。

　　9月24日，王仲殊去世。按他生前要求，没有任何追悼仪式。考古所能做的，只是派人帮助将其遗体从家里送往殡仪馆而已。从他生病到去世的半年里，即便那些敬重他的，或者他信任的、激励过的人，也再没有见到过他。

　　致谢：

　　诚挚感谢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卢兆荫先生对本文写作的极大支持和提供宝贵照片。卢兆荫先生年近99周岁，通过女儿卢红的转述完成了此次采访。卢红老师也热情分享了对王仲殊先生的印象，并提供相关资料。他们为了纪念王仲殊先生所做的努力让人感佩。

　　诚挚感谢90岁的孙秉根先生对本文的极大支持和提供宝贵照片。他热情洋溢地回忆往事并提供宝贵资料，为我们了解王仲殊先生的治学与为人提供了无比细腻而真挚的视角。

　　诚挚感谢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陈星灿先生对本文写作给予的一如既往的巨大支持。感谢他提供严谨细致的建议和费心寻找珍贵的照片。

　　诚挚感谢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白云翔先生和王巍先生对本文的大力支持。无论在学术领域或是再现王仲殊形象上，他们都给予了十分热忱而精彩的回答。

　　诚挚感谢南京大学历史学院张良仁教授对本文写作前后所给予的一如既往的大力支持。王仲殊百年诞辰纪念文章，是他一年前就提起的。在陈星灿先生和他的共同鼓励下，此文才有了开始。

　　阅读注释

　　1.此处参考三个文献：王仲殊、姜波，“见微知著、博通中西——王仲殊先生访谈记”，《南方文物》，2007年第3期，第17页。庞小霞，“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筹设考析”，《三代考古》，2021年九月辑刊，第634页。王巍，“王仲殊先生传略”，载《王仲殊文集》第1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5-22页。

　　2.夏鼐生平事迹年表，载《夏鼐日记》卷十，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6页。

　　3.王仲殊、姜波，“见微知著、博通中西——王仲殊先生访谈记”，《南方文物》，2007年第3期，第16页。

　　4.王仲殊，“怀念杰出的考古学家夏鼐先生”，《王仲殊文集》第1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337页。

　　5.王仲殊，“怀念杰出的考古学家夏鼐先生”，《王仲殊文集》第1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335页。

　　6.高至喜，“评《长沙发掘报告》”，《考古》，1962年1月，第46-49页。

　　7.王仲殊，“长沙西汉后期墓葬”，《王仲殊文集》第4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85-139页。

　　8.王仲殊，“洛阳烧沟附近的战国墓葬”，《王仲殊文集》第4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1-39页。

　　9.王仲殊，“汉长安城城门遗址的发掘与研究”，《王仲殊文集》第4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140-195页。

　　10.涂文婧，《渤海上京城研究史论》，吉林大学硕士论文，2015年，第20页。

　　11.请参见《夏鼐日记》（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卷七中1965年的相关日记内容。

　　12.涂文婧，《渤海上京城研究史论》，吉林大学硕士论文，2015年，第21页。

　　13.http://www.silkroads.org.cn/portal.php?mod=view&aid=59465

　　14.孙秉根，“渤海上京龙泉府遗址考古主要收获”，《建筑历史与理论第六、七合辑》，1997年，第157-171页。

　　15.http://kaogu.cssn.cn/zwb/ryxxk/201303/t20130319_3925828.shtml

　　16.参考自孙秉根先生口述及《夏鼐日记》（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卷七中149页1965年8月11日日记内容。

　　17.卢兆荫，《回眸满城汉墓：西汉中山靖王陵》，三秦出版社，2019年，第1-4页。

　　18.参阅《夏鼐日记》（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卷十夏鼐“生平事迹年表”第33页。

　　19.夏鼐，1972年9月8日日记，《夏鼐日记》卷七，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298页。

　　20.夏鼐，1973年3月24日日记，《夏鼐日记》卷七，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337页。

　　21.参见《夏鼐日记》（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卷七中相关年份的日记记录。

　　22.夏鼐，1978年10月4日日记，《夏鼐日记》卷八，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244页。

　　23.董丹，“文物展览与中日邦交正常化进程”，《故宫博物院院刊》，2025年第8期，第31-49页。

　　24.王仲殊、姜波，“见微知著、博通中西——王仲殊先生访谈记”，《南方文物》，2007年第3期，第16-21页。

　　25.王仲殊，“再论日本高松冢古坟的年代及所葬何人的问题”，《王仲殊文集》第3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26页。

　　26.王仲殊，“关于日本三角缘神兽镜的问题”，《王仲殊文集》第2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111-134页。

　　27.王仲殊、姜波，“见微知著、博通中西——王仲殊先生访谈记”，《南方文物》，2007年第3期，第16-21页。

　　28.夏鼐，夏鼐1983年6月9日日记，《夏鼐日记》卷九，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248页。

　　29.王仲殊，“关于日本的三角缘神兽镜”，《王仲殊文集》第2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149页。

　　30.同上

　　31.此处参考了两个文献：王巍，“王仲殊先生传略”，载《王仲殊文集》第1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5-22页。王仲殊、姜波，“见微知著、博通中西——王仲殊先生访谈记”，《南方文物》，2007年第3期，第16-21页。

　　32.王仲殊，“怀念我的朋友光直”，《王仲殊文集》第1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362页。

　　33.王仲殊，“怀念我的朋友光直”，《王仲殊文集》第1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364-365页。

　　34.参考自豆瓣书评：https://book.douban.com/subject/26306572/comments/

　　35.王巍，“王仲殊先生传略”，载《王仲殊文集》第1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5-22页。

　　36.2000年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夏鼐文集》为三卷本，到了2017年再版时，为五册。

　　37.https://fukuoka-prize.org/en/laureates/detail/e160d0e0-8a59-4f02-8eb4-8b0e42ef68ce

　　作者：郭静超

　　来源：“世界考古”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