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聿云暮，马年的蹄声已隐约可闻。对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袁靖而言，马这个生肖有着特殊意义——不仅因为他曾对殷墟和雍山血池遗址的马骨进行过重要研究，更因为他人生的考古之路，正是从一个关于“特洛伊木马”的故事开始。

　　因“特洛伊木马”与考古结缘

　　“1977年，我姐姐（袁明，北京大学燕京学堂名誉院长）为备考北大国政系进行翻译练习。她翻译过一篇《消失的城市》给我看，文章有一段考古学者依据《荷马史诗》寻找‘特洛伊木马’的故事，这令我对考古产生了最初的向往。”20世纪70年代末，袁靖考入西北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当时的考古学主要关注人工遗迹和遗物的“形状”特征，最后依据这些特征总结、比较各个地区各个时期的各种文化之间的异同，在这个基础上建立古代的物质文化谱系。

　　1985年，袁靖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考古系，师从石兴邦先生学习新石器时代考古。他硕士论文的主要内容就是依据区分遗迹和遗物的形状特征这个基本思路，把甘肃地区马家窑文化马厂类型进一步细分为分布于不同区域的三个组，探讨了它们的相互关系。毕业后，他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参加过多次田野发掘，也写过一些发掘报告和论文，打下了比较扎实的考古学基础。

　　“我认识到日本、欧美的考古学界在完成考古学文化谱系建设后，通过加强考古学与人文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相关学科的紧密结合，建立起新的理论和方法，开辟新的研究领域，从多个崭新角度开展研究，把考古学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层次。”袁靖于1989年赴日本千叶大学攻读博士，在日本留学的1400多个日日夜夜里，袁靖刻苦钻研动物考古学的理论和方法。他总想着：“有朝一日，我要把自己学到的新方法、新知识应用于中国考古学之中。”

动物考古实验室展示的动物骨骼标本　记者 班晓悦/摄

　　回国后，袁靖第一次应用的舞台是内蒙古兴隆洼遗址。这是一个距今8000多年前的聚落，保留了大量房址和遗物。“当时在工地上第一眼看到动物骨骼时，我十分激动。”袁靖回忆道，“我能让这些沉默的骨骼讲述古人与动物相互关系的故事。”

　　在房址里，袁靖发现一堆猪和马鹿的头骨，头顶都有钻孔痕迹，记录了古人祭祀活动中利用动物与神灵或祖先沟通的历史。墓葬中，死者身旁放置着完整的公猪和母猪，可能反映了古人的生死观念。这些发现让袁靖确信：“我有能力在中国的考古工地上开展动物考古研究，这个贡献是中国考古学不可或缺的，祖国需要我。”

　　以马骨为钥解读古代社会

　　马是袁靖研究的重点动物之一。他的团队对殷墟遗址和血池遗址的马骨进行了全面研究，取得了突破性发现。

　　在商代晚期的河南殷墟遗址，袁靖团队发现这些马主要是5—10岁的壮年雄性马。马匹腰部脊椎骨上没有病变痕迹，表明它们可能仅用于驾车而非骑乘。古DNA研究显示，殷墟马群的母系遗传结构与中亚地区马群相近，暗示这些马可能来自欧亚草原。“毛色控制基因检测显示，殷墟家马仅有栗色和骝色两种暗红色毛色。”袁靖解释说，“我们推测商人可能有意识地选择相同毛色的马匹以保证仪式活动的整体一致性。以上这些关于商代用马的年龄、性别、毛色、来源、用马方式等认识在商代的甲骨文及后来的文献中都没有记载，完全是依靠动物考古的研究获得的，这对于商代的马的研究意义重大。自商代起，家马开始大量用于当时的交通和战争之中，在古代历史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而在陕西凤翔血池遗址——秦汉时期的国家级祭祀遗址，袁靖团队的发现更为精彩。这里的祭祀用马全是幼年马，线粒体DNA多样性极高，表明母系来源复杂。马匹中雄性略多，雌雄比为8:5，证明雌性马匹也是祭祀对象。最令人惊叹的是，通过检测马骨的肋骨与其他骨骼的碳同位素比值，袁靖团队发现这些马在祭祀前曾被特殊饲养了一段时间，饲料主要是粟、黍这类农作物。这与《周礼》记载的牺牲在祭祀前“则系于牢，刍之三月”“殊养之”相符。

　　袁靖团队通过研究祭祀用马的年龄、性别、毛色、来源及饲养方式，佐证了秦汉帝国强大的资源调度和社会管理能力。袁靖认为，司马迁在《史记》中详细论述了他跟随皇帝出巡，祭祀天地各种神灵和名山大川，参与封禅的情况，但是有司记载的与祭祀相关的文献却没有保留下来，成了千古之谜。我们的动物考古研究提供了秦汉时期国家祭祀用马的各种细节，成为新的珍贵的史料，有助于秦汉史的深入研究。

　　为中国动物考古学发展立汗马功劳

　　“认识动物的解剖学特征是动物考古学研究的基本前提，只有依据骨骼特征，动物考古学研究人员才能准确地鉴定考古遗址中出土的动物遗存的种属、部位、年龄和性别等，在此基础上开展深入研究。”1995年，在河南班村遗址，面对七八百块碎骨，袁靖如拼图般复原出七头完整的猪骨架。这是中国考古界首次成功拼对动物骨骼，其背后是袁靖对动物解剖学的精通，更是数十年如一日的积累与热爱。

袁靖（右一）与吕鹏（右二）等人在动物考古实验室工作　吕鹏/供图

　　他不仅深耕学术，更致力科普。他策划展览，登上央视《考古公开课》栏目，撰写《动物寻古：在生肖中发现中国》。在他看来，学术与科普如同鸟之双翼：“研究者有责任把成果转化为大众能懂的语言，让文化遗产滋养社会。”他的著作接连荣获“中国好书”“文津图书奖”，成为考古科普的标杆。

　　袁靖不仅是一位杰出的研究者，更是一位循循善诱的导师。“我开始写论文的时候，懒得修改。袁老师就对我说‘其实咱们都是比较笨的人，要出好的文章就得一点一点地去改’。袁老师出了那么多成果，他肯定不是笨的人。他只是自谦且很有策略地告诉我，做学问应该比别人出更多的力气。”作为袁靖的学生，中国社会科学院科技考古与文化遗产保护重点实验室副主任吕鹏回忆道：“袁老师对我的影响是方方面面的，无论是做事还是做人。”

　　更让吕鹏感动的是袁靖的学术共享精神。2019年底，国家文物局委托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作为首批试点单位建设中国动物遗存数据库，即将退休的袁靖将这个任务交给了吕鹏。“这个项目工作量巨大，我比较犯难。但袁老师目光远大：学科发展到一定程度，需要把学者们的智慧积累起来，实现数据互通和学术共享。”在袁靖支持下，吕鹏建成了中国第一个动物遗存标本数据库。在退休后，袁靖还将个人收集整理的全部研究资料，无私地留在了实验室。

　　袁靖对年轻一代动物考古工作者提出三点希望：常怀感恩之心，充实知识结构，具备世界眼光。谈到未来突破方向，袁靖提出探讨古代利用动物祭祀、随葬的特征模式，加强多学科综合研究和数据库建设等都是重要领域。他说：“我培养的学生，以及学生培养的学生们，在这些领域一定会取得创新性突破。”

　　在他昔日工作的实验室里，各种动物骨骼标本静静地陈列着，仿佛在诉说着文明进程中人与动物相互依存的悠久历史。而袁靖，这位与兽骨对话的考古人，依然在这条路上马不停蹄地坚定前行，用动物骨骼中的秘密，拼接出华夏大地上生生不息的文明图谱。

　　记者：班晓悦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2025年11月6日 第A02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