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农业起源理论--共同进化模型

    进化论作为19世纪学术界最重大的成就,曾经像人口压力说一样统治了19世纪下半叶与20世纪上半叶农业起源的研究,到了20世纪中叶前后的三四十年间,这种理论才逐渐被学者们所放弃。到了80年代,又被一些学者所重新重视。但是这一时期的进化论与前期有所区别,传统达尔文主义认为人类能有意识地控制环境及我们的命运,进化过程是人类有意识控制的过程。因此关于农业的起源,也是人类在预先知道农业的好处后一种有意识地控制进化的过程。但实际上进化是无意识的,因此农业起源实际上是种无意识的进化过程。

    瑞达斯关注驯化过程中动植物间和植物与人之间(无意识)的共同进化关系。他认为驯化是植物和人之间互惠共生协同进化的结果。他将驯化过程分为三个阶段: (1)偶然的驯化,指的是野生植物的传播和保护,最后导致一些野生植物发生变化; (2)专门化驯化,指人工环境中人和植物间的密切关系; (3)农业驯化,表示进化过程的结果,导致形成驯化植物。驯化首先是基于遗传突变;其次是基于专门的预适应植物的出现(有硬花轴)和人为环境及行为,包括突变体的选择(植物和人共生)在内。因此,农业是人--植物长期共生协同进化过程中的晚期阶段。农业技术跨越了人--植物间相互关系中存在的环境局限性。由于驯化植物,区域环境载能增大,这导致人口增长及农业社会的扩张。这样就形成了一种正反馈机制,在这种机制中驯化植物和农业促进了人口增长,而人口增长反过来促进了农业。

    瑞达斯因此提出了新达尔文进化模型,它强调无意识的选择压力。他明确反对人类在农业起源过程中有意向性。正如沃森所指出的:瑞达斯否认驯化过程中人类的积极性作用损害了他的理论。在驯化过程中,有意识活动和(无意识的)共同进化关系很可能以复杂的方式相互作用。

    提切诺夫也赞同动植物驯化过程中缓慢的无意识进化,但他包括了文化因素:驯养动物(和植物)的出现是进化过程中的必然结果(而其是偶然出现的)。有意识的操纵动物(不管是已驯化的还是野生的)仅仅是后来出现的,其发生仅是在社会文化发展成熟之后。

    总之,共同进化模型也是一种直线式进化理论,其农业起源的主要触发机制是人与动植物间的共同进化,否认农业起源过程中人类有意向性,将农业起源看作是自然进化的结果。尽管现在许多考古学家不接受其降低人类意向的观点,但是人类适应动植物如同动植物适应人类一样的观点,提供了另一种理解驯化过程的视角。

 

引自：张修龙、吴文祥、周扬：《西方农业起源理论评述》，《中原文物》2010年第2期

 

（责任编辑：孙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