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砥石”自古谁人识，峡谷深处藏“帝都”—商先王“照明之都”发现的经过与探索

 

 

                                                                                   

据《史记》载：“自契至汤八迁。汤始居毫，从先王居作《帝诰》。”《荀子·成相篇》云：“契玄王，生昭明，居於砥石迁於商。”金景芳先生认为：“昭明居砥石”的砥石为辽水发源处，即今辽宁省昭乌达盟克什克腾旗的白岔山。顾颉刚先生则认为：昭明所居之砥石，“疑近砥柱，在今陕州”。邹衡先生说：“今河北省石家庄以南、邢台以北一带即为契之子昭明迁居的‘砥石’”。前几年，曾经使用过的山西省中学生乡土教材上说：“商的始祖契到灭夏的汤共传14代，先后迁都8次，契的儿子昭明第二次迁都就在砥石，砥石就在平陆县东。”

    台湾中国文化研究所印行的《中文大辞典》“砥石”条：“砥石，地名，未祥，或以为砥柱。”《水经注·河水》云：“砥柱，山名也。昔禹治洪水，山陵当水者凿之，故破山以通河，河水分流，包山而过，山见水中若柱然，故曰砥柱也。三穿既决,水流疏分,指状表目、亦谓之三门矣。山在虢城东北,太阳城东也。”平陆古为虞国，战国属魏，秦为河东郡所辖，汉为大阳县。砥柱在平陆县东这是不容置疑的，但砥石究竟在那里。我们赞同“平陆县东说”和顾颉顾先生“疑近砥柱”的推测。“砥石”作为地名来讲，有可能与“砥柱”同源，所以说“砥石”的地望极有可能就在今平陆三门峡大坝以东地区——砥柱附近。但事实是否是这样呢

1990年初，平陆县在修东沿河公路时，地近“砥柱”的平陆县坡底乡崖底村前庄自然村南端、黄河边一个二级台地上，出土了一批商代早期珍贵文物。这批文物中有与举世闻名的郑州商城杜岭一、二号方鼎相媲美的青铜大方鼎、有商王室举行祭祀用的重要青铜礼器大圆鼎、罍和堪称商代乐器之最的大石磬。其中青铜大方鼎通高82厘米、口径50厘米见方，腹面四周主饰带状乳钉纹、上部夹饰带状饕餮纹、空心柱状足，足高23.5厘米，也饰带状饕餮纹。青铜大圆鼎两件，一件高73厘米、口外径47.5厘米；一件高70厘米、口外径45厘米；腹部均饰带状饕餮纹夹乳钉纹。其中一号圆鼎足高27厘米，饰兽面纹。罍、通高37厘米、口外径21厘米、平肩、“十”字形镂空圈足。颈部和腹部除饰阴线外，均有带状饕餮纹夹乳钉纹相饰。大石磬、通长101厘米、腰宽23厘米、厚4厘米、玉石质、颜色灰白。背中有一圆孔,孔径2.5厘米。表面光滑细腻，敲击音色极佳。随同这批文物一起出土的还有青铜爵、钅斤、陶鬲、纺轮、网坠等。

 

   1990年3月29日《中国文物报》第一版在显著位置，以《山西平陆发现商代前期遗址》为题公布了这一重大发现。继之，《人民画报》、《光明日报》、《山西日报》等多家媒体都从不同角度对这一发现进行了报道。引起了国内研究夏商史和商周青铜器权威专家的高度重视，北大考古系邹衡教授、故宫博物院张忠培研究员、山西考古研究所副所长陶正刚等多位专家都曾到平陆进行考察。次年春，原运城地区文物工作站和平陆县博物馆对该遗址铜器出土地点进行了抢救性清理发掘，开探方6个，发掘面积达100余平方米。清理剖面呈袋状和底部呈锅底状灰坑2个、半地穴式房址5座。出土陶器有：大口尊、三耳瓮、瓿、鬲、罐、簋、盆、甑、豆、觚、器盖、网坠、纺轮、陶环等；石器有石杵、石镰、石刀等；骨蚌器有：蚌镰、骨锥、骨匕、海贝、卜骨等；铜器有：针、镞、匕形器、钅斤等。证实这是一处商二里冈时期文化遗址。

    但是，问题并没有结束，凡是见过这批青铜礼器的所有考古学者都认为，这是一批商王室祭祀所用的重要礼器。既然是商王室所用重要礼器，那么究竟是商代那一个王或王室的那一支在此祭祀、又为何将这批贵重礼器留在此地呢？从前庄遗址北与陡峭的石崖相连，南、西两边二十余米外的悬崖下即为波涛汹涌的黄河，东侧有“石膏河”山涧流过，遗址北高南低，呈东西带状，总面积仅一万平方米的情况来看。陶正刚先生在实地考察时说：前庄遗址出土的青铜重器可能是商某王祭河之用器。那么，是商那一位王跋山涉水、不畏艰险到如此偏僻的三门峡大峡谷中设坛祭祀呢？随同陶正刚先生考察的原平陆县博物馆馆长、著名考古专家卫斯先生不以为然，他怀疑：前庄遗址出土的青铜重器会不会与商先王“昭明”有某种联系呢？

 

    带着这个疑问，历经10年努力，卫斯先生的足迹踏遍了砥柱以东地区大约20平方公里延河一带的沟沟坎坎、梁梁峁峁。先后在前庄遗址西约2公里处发现了大祁商代遗址、在距前庄遗址东约5公里发现了鱼林商代遗址。最后，于在二OO三年元月十二日，在粮宿村东部发现了一座商代前期城址，从而为解决前庄遗址出土的这批商王室重器的归宿问题提供了重要线索。

    粮宿村：包括东粮宿、中粮宿、西粮宿三个自然村，总面积约45万平方米。西面（西粮宿村）与前庄遗址搭界，此处是三门峡谷中一块面积最大的黄河二级台地，是古代人类居住活动、栖息的理想之地。

    城址位居粮宿村的东部。南濒黄河，北面靠山，东面临沟，西面与“中粮宿”为邻。城址北高南低，东西宽200余米，南北长300余米，总面积6万平方米以上。城垣现发现东、西、北三面。城垣北墙保存在地面上的长约170米，宽6——12米，残存高度2——5.5米。城垣北墙外侧被淹埋，现在可以看到的是已遭受人为破坏的北墙内侧。北墙内侧的西段有当地居民在墙体上直接开凿的窑洞，东段也有当地居民在墙体下部开凿的洞式羊圈。北墙的中部，从西往东约60米处有一宽25米的缺口，疑为北城门。出北门通往山顶的路壕大致还可以看出其基本轮廓，路壕底宽5——7米。深浅随地势，浅则5、6米，深则十几米。东城墙与西城墙在地面上几乎看不到。但由于该城址东面临沟，东城垣东北拐弯处临沟的一面，即墙的外侧，还可以清楚地看到城墙下部的夯土层及城墙走向。在城东南角临沟的一面，还可以时断时续地看出东城墙南段的下部夯土层。从城垣的西北角往南约160米处，在当地一居民窑院的崖眉上还保存有长约3米、厚约2米的城墙夯土层，实为城垣西墙留下的遗迹。南城墙在此次调查中未能发现。不过，从整个城址的地理形势来看，该城东面临沟，仍留有版筑痕迹，卫斯先生怀疑，该城南面可能也有城墙。

    从当地居民在城垣北墙东段开凿的洞式羊圈洞壁剖面上看，墙体下面的生土基槽，口宽约11米，底略平，宽约6.5米，深约1.4——1.5米。基槽内夯土较松，夯层厚约15厘米。墙体比基槽稍宽，向上斜收。采用分段版筑，每段长约2.3——2.7米。夯层平且匀称，褐红色粘土与黄沙土质掺和，土质坚硬，孔隙很小，夯层厚4——7厘米，夯窝小而密集，圆形凹底，直径约5厘米。此外，在墙体的表面，其腰部还留有当年固定夹板拴绳楔榫留下的孔洞，其孔径一般在6厘米左右。该城由于所处的地理位置特殊，卫斯先生推断：其西墙外侧与中粮宿村之间的界沟，即为当年西墙外的护城壕。此次调查，仅采集到少量夹沙粗绳纹灰、黑陶片和泥制灰、黑、红陶片。可以判定的器物有尊、鬲、盆、罐等，与前庄遗址出土的同类陶器基本一致。

    粮宿商城，虽然面积不大，筑城技术上既与河南偃师商城、郑州商城和湖北盘龙城有相似之处，又有不同之处，文化内涵与前庄遗址基本一致，其年代当为商代前期无疑。据此，卫斯先生认为：粮宿商城当年的主人就是前庄遗址出土的青铜器的主人。他说：“准确一点讲，以粮宿村为中心，西至砥柱，东到鱼林，这大约15公里范围之内的沿河一带，就是昭明当年所居‘砥石’的区域，‘粮宿商城’便是‘昭明之都’”。2003年8月下旬，在太原召开的中国古都学会2003年学术年会上，卫斯先生提交并宣读了《商“先王”昭明之都“砥石”初探》的论文，向与会学者公布了平陆粮宿商城这一重大考古发现及他的研究结论。受到了中国古都学会会长、著名历史地理学家朱士光教授等一批专家的高度评价。后这篇论文入选《古都研究》第二十辑。前庄遗址和粮宿商城于2003年和2004年也相继被公布为省第四批、市第一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前庄遗址出土的商代青铜大方鼎、大圆鼎作为山西文物之最也入选《三晋考古》、《山西馆藏青铜器选粹》等著作而频频亮相，同时作为国粹，曾先后被国家文化部、省政府调展出访到意大利的古罗马、奥地利等国，尽显我中华民族文化遗产之光辉。

    当然，这么重要的发现，必然带给人们更多的思考。卫斯先生认为“粮宿商城”便是昭明之都“砥石”，不仅仅是因为“粮宿商城”地近“砥柱”，而是因为在它身边发现了一批“商城主人”祭祀用的青铜礼器。而这批青铜礼器从规格上讲只有商王室才能拥有。正如卫斯先生指出的那样：“从厚重程度上看，前庄遗址出土的商代大方鼎明显比郑州商城杜岭一、二号方鼎为早。虽然它们在器形上、花纹上有相似之处，但在重量上悬殊甚大。杜岭一号方鼎高100厘米，重86.4公斤；二号方鼎高87厘米，重64.25公斤。而前庄遗址出土的方鼎高82厘米，重不到40公斤。从绝对年代上讲，前庄遗址出土的方鼎应属二里冈下层东西。但它并不是昭明居砥石时所用的礼器，因为昭明所处的相对年代即相当于夏初，即距今3900年到4000年的样子，而二里冈下层的相对年代最多距今3600年。那么这些青铜器到底为谁所用呢？从上述情况来看，这些青铜礼器为“粮宿商城”主人所用是肯定的，但主人并不是昭明。可以肯定，在昭明时代，商人还造不出这样精美庞大的青铜器。这就是说，距今3900年前，当昭明携带早商部落从蕃（山东滕县）迁到砥石居住一段，又从砥石迁到商（河北漳河）一带后，他当年所率的早商部落仍有一部分留居砥石。准确一点讲，粮宿商城始筑于昭明，但兴盛时期并非为昭明所居。当商汤王正式在中原地区建国安邦后，砥石这里的商部落作为商王公贵族先祖的直系后裔，理应享受王室的一切礼遇。所以说，商王室所用的重要礼器这里也有，王室经常举行的祭祀活动这里也同样举行。青铜大方鼎、大圆鼎、大石磬在前庄遗址的出土正说明了这一点”。

 

    关于前庄遗址出土的青铜大方鼎、大圆鼎的年代问题，有人对前庄遗址出土的铜器和陶器与河南诸处遗址出土的同类器物进行过比较分析，认为前庄遗址出土的这批铜器“其准确时代应定在二里冈期第三段第Ⅴ组到第Ⅵ组之间，而更接近于第Ⅵ组”。我们认为前庄遗址出土的大方鼎、大圆鼎应该与郑州商城西墙外出土的四件大方鼎的年代大体同时或略早，其铸造地应该在郑州。因为在前庄附近一带没有发现铜器作坊遗址，距离前庄遗址百里之内也无铜矿可采。由此推断：前庄遗址出土的这批青铜重器是商王室分送给砥石某王爷享用的。“砥石”虽然地处偏僻的三门峡大峡谷，但由于具有特殊的历史地位，当时仍是一个与商王室保持直接联系的重要“故都”。这个“故都”的主人，在商问鼎中原以后，管辖的范围不仅仅是平陆砥柱以东至鱼林沿河一带，极有可能对其周围方圆百里的土地都进行兼管。生活在这一地域之内的人们，都有可能对“砥石”主人进行纳贡。“砥石”虽小，但它可能拥有奴隶制国家控制下的一切权利机构。当时这里不仅有商某王爷主政，而且有保护商某王爷财产、维护商某王爷尊严、对外防止入侵、对内防止叛乱的军队，大祁遗址出土的兵器戈、以及前庄遗址出土的大量的铜镞即说明这里拥有武装力量存在，从一定程度上讲：这里可能还设有监狱。

    由此看来，粮宿商城当年绝非普普通通的山寨小城，而是一个与商王室保持密切联系的“要邑”，它的废弃大约与郑州商城王都的兴衰有关。它的发现，将为中国古代文明起源增添光辉的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