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夏县“禹王台”原为东周魏国之“观象台”

      山西夏县“禹王台”，又称“禹王庙”，偶有人称“青台”。位于山西夏县“禹王城”遗址内。“禹王城”即春秋战国时的魏国国都安邑城，也是秦、汉及晋时的河东郡治所。禹王城遗址为全国第三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禹王城遗址共分大城、中城、小城和“禹王台”四部分。大城整体呈梯形，方向50°，总面积13平方公里。中城在大城的西南部，形状略呈方形，总面积约6平方公里。小城在大城的中央，总面积约754000平方米。禹王台在小城的东南角，基本属一个方形夯土台 ，台现高9米，南北长70米，东西长65米。传说“禹王台”为夏禹所筑，是涂山氏望夫之处，夏桀玩乐之地。据笔者实地调查：清康熙四十九年曾在此建“禹王庙”，咸丰九年又在此创建“神禹行宫”。均有碑记为证。原台上建筑系解放前毁于战火，现台面上的三间小庙为今人所建。
      从夯土台的剖面上看，其上部夯土较晚，但下部夯土则较早。下部夯层厚6～9厘米，夯窝直径4～6厘米，深且清晰。另外，尚可看出夹棍使用情况，其两棍左右间隔1.6米，上下仅有50厘米，夹棍直径3.5～5厘米；但另一处使用情况较乱，约为转角处，上下四排，间隔距离约在30～70厘米之间，左右相隔35～75厘米，夹棍直径6～10厘米不等（参见《山西考古四十年》山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7月）。很明显，“禹王台”的始建年代，上限可以追溯到东周时期。它既不是夏禹所筑，也不曾为夏桀玩乐之地。其上虽曾建过大禹庙，但并不为大禹建庙所筑。综合各方面因素考虑，笔者认为：夏县“禹王台”实为战国时期魏都安邑城中的一座“天文台”，或曰“观象台”。为什么这样讲？其理由如下：
    一、从“禹王台”的建筑年代，构造特点及其在“安邑城”大城中所处的地理位置来看，符合我国历史上早期天文台的基本特点。据天文史学家研究：中国的天文台，长期以来有两大功能：其一是祭天，其二是观测天象，而且二者是联系在一起的，因此早期的高台型建筑都有这个性质。例如红山文化金字塔式的平定高台建筑，积石冢顶部的平台；良渚文化的高台建筑；1956年成都羊子山发现的一座西周土台都具有这种性质。《诗经》、《三辅黄图》、《括地志》等史藉中所记载的西周初期周文王所建造的灵台，被认为是我国最早的天文台。也不过是一个人工堆成的“高二丈，周回百二十步。”的夯土台而已。按周代的尺度折合，周一尺大约是今16～20厘米，该灵台高度大约在3.2～4米之间。当年，周文王曾登上这座由“庶人”建成的灵台祭天和观测天象（陆思贤、李迪：《天文考古通论·天文台遗迹和遗址》紫禁城出版社2000年11月235页）。那么，当时魏国在其都城之中建造这样一个高9米，南北长70米，东西长65米的夯土台做什么用呢？恐怕任何人都找不出比“天文台”更合适的解释来（斯按：当时“禹王台”可能没有那么高大，后来在建禹王庙时又进行了加高）。虽然我们现在看到的并不是东周时期魏国天文台的原貌，但可以肯定，现在的“禹王台”就是在废弃了的魏国天文台基址上建起来的。
    二、追寻“禹王台”别名的来由。为什么“禹王台”偶有人称其为“青台”，而不是“清台”。大家知道，我国历史上的天文台有多种名称，如清台、神台、观台、灵台、瞻星台、瞻象台、观星台、观象台、司天台、候台、云台、天台、渐台、观景（影）台等等。天文史学家陈遵妫说：“相传在夏朝已有专门观测天象的场所，叫做清台，商朝叫做神台，周朝叫做灵台。春秋时代，有些诸侯设立的天文台，叫做观台。”（陈遵妫：《中国天文学史》第四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为什么“禹王台”会有热偶称其为“青台”而不是“清台”呢？追其来由，说明魏都安邑城中的“清台”原本就是当时魏国的天文台。公元前331年，当魏惠王迁都大梁（今开封）以后，此天文台并未废弃，有可能还在继续使用。最初，当人们称其或记其为“清台”时，是因为知道它的用途和在历史上所起的作用。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当它的用途与历史作用渐渐地在传说中被人们淡忘了的时候。年复一年，“清台”上又长满了青草，人们就把“清台”误认为是“青台”了。据《三辅黄图·五》云：“汉灵台，在长安西北八里，汉始曰清台，本为候者观阴阳天文之变，更名曰灵台”。但魏都安邑城中的天文台始称“清台”绝不会自汉代始。不然，它为什么没有其它与天文台相关的名字呢？笔者认为：当年魏国的天文台，有可能一开始就称清台，否则，不会有“清台”之名传与后世。“清台”与“青台”同音同声，在这里“青台”即“清台”。
    三、考察东周时期战国时代魏国的天文学成就，大家知道，战国时代魏国有一位著名的天文学、占星学家，叫石申，其生卒年月虽然不详，但通过现代天文学家计算，“石氏星表”中的二十八宿距度等则的确与公元前四世纪，即石申的生活的时代吻合。即他生活的年代约相当于魏武侯、魏惠王三十一年（前395～331年）在魏国未迁都大梁之前，即魏国定都安邑期间。石申著有《天文》八卷、《浑天图》等，西汉以后其著作被尊称为《石氏星经》。他曾系统地观察、记录了金、木、水、火、土五大行星的运行、出没规律，测定出121颗恒星的方位。其数据被后世天文学家所用。《石氏星经》在宋代失传，但其中一些片断，在唐代人所编著的《开元占经》中有记载，后人以此辑录一份“石氏星表”，记载有28宿和121颗恒星的位置，这是世界上最早的星表。在距今两千三百多年以前，石申能取得如此辉煌的成就，这不得不提醒人们去思考：石申当时所在的国家为其提供的基础条件是什么？这个国家当时的天文学、占星学水平如何？魏国当时所设立的天文台会不会与石申观测天象有关？石申的《天文》、《浑天图》是不是借助这座清台完成的？笔者认为：从石申生活的年代和所取得的成就上看，魏武侯、魏惠王时期魏国的这座天文台完全有可能为石申所使用。
      综上所述，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现在山西夏县“禹王城遗址”中的“禹王台”就是当年魏国都城中的天文台，或曰“观象台”。
     “禹王城遗址”为全国重点保护单位，“禹王台”是其保护范围内的重点保护对象，1976年秋，笔者在夏县东下冯遗址考古发掘期间，曾参观过禹王城遗址，当时的“禹王台”西面并未遭到人为掏洞的破坏，其台面上也没有所谓的“禹王庙”三间小房。时过三十年，故地重游，遍地蓬蒿，回首往事，感慨万端！“禹王台”作为我国少有的一处古代天文台遗址应加大其保护力度。

作者E-mail：sivvei@yahoo.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