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构造运动对考古发现的制约

    人类文化遗址的发现对于历史学研究具有不可多得的价值，而文化遗址的时空分布状态对于文明的产生与传播、文化区系的划分与对比等课题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学者们正是根据业已发现的文化遗址点的区域分布进行四维时空的解释与推断。
    人类文化遗址的形成、保存与被发现均需要一定的自然地质环境。除了气温、降水量和地层分布外，形成与保存期稳定而持续的区域地壳下降，发现期强烈的抬升，对文化遗址的保存与发现则是一种最为理想的外界条件，而新构造运动正是控制这一条件的最重要的地质因素。因为构造运动主导着一个地区的隆升与沉降、剥蚀与沉积。
    新构造运动也称近代构造运动或挽近构造运动，它起始于新第三纪中新世末期及晚新世，并贯穿整个第四纪，正是人类出现与发展的时期。新构造运动的结构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形成了中国西高东低逐级下降的地形地貌基本轮廓；二是差异性断块活动形成了高耸的断块山和新生的断陷盆地，如阳原蔚县盆地、汾渭盆地、银川—河套盆地、昆明—元谋盆地等，沉积成厚达数百米的泥河湾组、三门组和元谋组等地层；三是形成东部沉降平原及大型拗陷盆地，如华北平原、松辽平原、三江平原、淮河平原、苏北平原、江汉—洞庭湖盆地等；四是大规模的基性熔岩及火山碎屑岩喷发（杨子赓，1980，第四纪地质及地貌学）。
    总览中国新、旧石器时代人类文化遗址的空间分布（考古杂志社，2002，二十世纪中国百项考古大发现）可以看出，它们大多分布在大兴安岭—武夷山巨型北东向重力梯级带（燕山运动构造岩浆岩造山带或地貌上的第二台阶），特别是其中的山间盆地的不同时期不同形态的河谷阶地，大多经历了更新世的下沉和全新世晚期的抬升。如河北阳原泥河湾、北京周口店、山西襄汾丁村、河南新郑裴里岗、辽宁营口金牛山、河南陕县庙底沟、甘肃秦安大地湾、河南渑池仰韶、陕西西安半坡、陕西临潼姜寨等著名遗址。
    位于河北平原北部的廊坊地区文物古迹的时空分布同样受着基底构造的控制。在蒋福山断块山的边缘，多有新石器至商周时期文化遗址分布，如孟各庄、刘白塔等新石器遗址、西小汪、大坨头、东达屯商周遗址及大唐回战国墓等；在孤山隆起区（潜伏几十米至三百米的山岭地形）亦有商周时代遗址被发现，如冯家府商周遗址、大将台和西城子战国遗址等；在新集—昝辛屯隆起区则有庆功台商周遗址的发现；而大厂断陷（新生代以来的下降区）则仅有大厂和北坞两座明代清真寺。
    廊坊地区南六县情况也是如此。在牛驼凸起、文安斜坡至大城凸起一带，不乏商周至秦汉时期的文化遗存，如西盐河、东羊瞳等新石器遗址、小汪东、姜庄子商周遗址、张庄西周—春秋遗址、赵郭村战国—汉代遗址、汉参户县遗址及毛演马汉墓等；而新生代沉积物达8000—10000米的廊固凹陷区的廊坊、固安、永清一带，因处于张家口—北京—天津北西向最新沉降带上，永定河所携带的冲洪积物迅速地充填，其所发现的文化遗址多为唐宋元明清时代，如唐代隆福寺、宋辽古战道、南宋固城塔、禅房寺、明代刘尚书墓及清代回龙亭碑等。
    如果仅仅依据已有的文化遗址发掘资料，就得出某些历史文化推断，其结果便难以成为定论。如张兆祥主编、廊坊市文物管理所编著（2000年）的《廊坊文物》一书介绍新石器时代文物时认为，“自成陆以来，廊坊绝大多数地区地势低洼，水系纷乱，距今6000年左右，渤海湾西岸曾发生大范围海侵，使燕山南麓山地与平原边缘以外的广大地区不具备人类生产、生活所需的环境条件。当然，也可能与历史时期河流改道所形成的淤积作用将史前遗存掩埋在现地表深处有关。”在地铁修建过程中，于北京市区中心的王府井距今2.4万年的旧石器时代遗址中发现有石器、骨器、动物化石及用火遗迹；渤海湾西岸海相地层中人类遗迹的发现，都说明河流淤积掩埋的重要性。
    又如，王若柏（2004年第1期地学前缘：白洋淀流域特殊地貌—撞击成因及相关问题探讨）把白洋淀地区缺乏先秦文化遗址作为陨击成因的支持证据。实际上，该区为北东向与北西向构造交汇而成的沉降区（详见宫进忠：诘问白洋淀陨击假说，2004年第4期地学前缘）。
    再如，赵世瑜、周尚意（1991年）《在中国文化地理概说》中，根据开远小龙潭早期腊玛古猿—禄丰晚期腊玛古猿—云南元谋—四川巫山人—湖北郧县龙骨洞—陕西蓝田公王岭—北京周口店，地点越向北，时代越晚的现象，推断巫山、郧县、蓝田、北京猿人都是元谋人的后裔，随着环境的变迁，人类曾有意识的从南向北迁徙。1998年，中国地质科学院在阳原泥河湾地区发现距今150万年前人类活动的遗迹，这种推断便受到动摇。
    此外，古人类学界根据最古老化石的发现地点，推断人类起源中心的做法，也是需要置疑的。

2007.01.06.

（河北省地球物理勘查院， 廊坊 065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