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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近一群人 留住一段史——读《手铲释天书:与夏文化探索者的对话》

发布时间:2007-12-19文章出处:中国考古网作者: 许 宏

    在以手铲释天书的考古人中,夏文化探索者要算是最令人瞩目的一群了。
    这首先是因为,夏王朝的建立被看作是华夏民族告别史前孩提时代的成丁礼,是中国文明史上的一座里程碑。但这一民族的久远记忆,却因时光的流逝而变得黯淡模糊,人们甚至怀疑这一段辉煌是否曾经有过,夏王朝与夏文化成为国人心中一个拂不去的梦。从上个世纪前半叶开始走出书斋走向田野,“动手动脚找东西”(傅斯年语)的考古人,通过用手铲一页页地掀翻广袤大地上的无字天书,才使它的本来面目逐渐清晰起来。同时,研究对象的扑朔迷离与研究者的求索热情,又一度使夏文化探索成为中国考古与历史学界一个少有的研究热点,其参与人数和发表学说之多,历时日之长,讨论之热烈,都远超其他学术课题,为海内外学界乃至大众所关注。
    如果把上个世纪50年代徐旭生先生以调查“夏墟”为目的的豫西之行,作为考古学上有目的的探索夏文化的肇始,其探索历程迄今已近半个世纪。关于夏文化探索的成果,如果有兴趣,我们自可去翻检那数百篇(部)考古报告和专著论文。而这样一群执着于希望的田野上的耕耘者,必定有其不为人知的甘苦,有其丰富的心路历程,这些是我们在谨严而刻板的考古报告与学术论著中所读不到的。作为考古学的后学,从大学时代起,我就痴迷于学术史和考古学家传记,企望能从中感受到鲜活生动的而不是概念化的、一脸严肃的前辈们,汲取进一步前行的营养。这些生动的细节在上个世纪前半叶出版的考古报告中还是可  以读到的。此后,我们“业内”的行文格式逐渐变得惜墨如金,且不说心路历程,就是探索和研究过程(其实这从学术的角度讲也是极有价值的)也都省简了。由是我常常有一种“杞忧”,即再过一段时间,后人仅凭着我们这一代的出版物来写这一段的发现与研究史或考古人的传记时,许多过程大概要语焉不详,要想追求鲜活生动恐怕更是奢望了。在这样的心境下,捧读还散发着墨香的《手铲释天书》时的那份感动就是不难想象的了。
    作为学者,我首先是把这本书当成一本“史”书来读的。当想到在书中笔谈的25位学人中已有安金槐、张光直两位先生仙逝,黯然神伤的同时,更意识到这书“抢救”的价值,其于学术史上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同时,它又是一本专题性的传记,忠实地记录下了这些前辈作为学者的人生轨迹。这些学者绝大部分年逾耳顺,或至古稀,可以以平和、恬淡的心境来回顾研究历程。诚如编者所言,“作为过来人,当把个体放在历史的背景中定格的时候,他们彰显的是学人的坦诚,弘扬的是既坚持真理又宽容他人的学者品德。”他们在书中梳理、总结自己的研究历程,阐发个人观点思想,同时往往不乏对整个夏文化探索历程的宏观回顾与分析,以及对未来工作的殷切期望。一书在手,一部夏文化探索史几可尽览。
    这书又具有极强的可读性。这主要是因为笔谈者们往往是带情而书,对自己所从事事业的挚爱之情,再再溢于纸面。而编者最大限度地保留了笔谈内容与语言风格的真实,更使这本书具有贴近自然的亲和力。甚至对访谈者以出生年月顺序编排,都让人感受到贴近自然的传统文化气息,同时也具有“编年史”的韵味。一切都是在没有太多的修饰下进行的。笔者与25位先生中的绝大部分都有交往或曾谋面,捧读此书,如见其人,仿佛与其灯下促膝长谈,亲耳聆听他们追述以往。
    在世界几大文明发祥地中,中国是罕有的一处自现代考古学诞生伊始就以本国学者为主,建构起当地考古学文化架构的地区。这决定了中国考古学从一开始,就与探索其自身文明源流的“寻根问祖”密切相关,甚至可以说是将其作为主要目的和任务的。勿庸讳言,今日的夏文化探索者,与其研究对象间存在着某种由亲缘关系决定的、心灵间的交流与沟通,也正因此,前者就更易于理解、解读后者。在人文科学的研究中,这是所谓“纯客观”研究所无法比拟和企及的。这种得自造化的亲缘关系,与严谨求实的治学态度相结合,遂造就出了一批形成自身研究特色的、优秀的中国考古学者。由是我们也就容易理解,夏文化探索者是饱含着情感,投入到这一中国学界最大的、最重要的“寻根问祖”工程中来的。
    书的深意恐怕还不仅仅限于学术史的层面,笔谈者们对自己亲历的“文革”时代前后学人际遇的生动描绘,又使这书具有了当代史和社会学的价值。这本书引领我们走近了一群人,留住了一段历史。在二里头考古队,当我们翻检那些在粗糙发黄的底册上誊写得一丝不苟的一份份发掘记录,想到前辈们是在那样严酷、艰苦的环境中完成了这些寻找历史的业绩,敬重、感激之情油然而生。
    从某种意义上讲,考古学是一门残酷的学问。新的考古发现在时时检验着学者们观点的确切与否。在这里我们避免使用“正确与否”一词,是意识到我们的学术只能最大限度地迫近历史的真实,我们的认识总是具有一定的相对性。科学的态度是实事求是地面对新的材料而不断修正、完善自己的认识。在书中,不少学者就坦陈自己在研究过程中观点的转变,充分地显现出了求实的精神。其实就具体的观点而言,即使在夏文化探索已取得阶段性成果的今天,仍无正确与错误之分,我们距问题的最终解决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探索远无止境。而我们从这本书中获益最多的是一种精神,一种可贵的探索精神,这是我们在这一领域中进一步求索的动力所在。
    殷玮璋先生在书中回顾40年间夏文化探索工作时,有这样一段表述:“从另一个角度观察,在系统资料尚未发表的情况下能写出这么多文章,提出那么多观点,不能不说是个有趣的现象”。这是一种时代现象,也反映了20世纪下半叶我们的总体学术取向和研究思路,这同样会给未来的研究探索以有益的启迪,引发我们的思考。回顾夏文化的探索历程,可以从中得到这样的启示:首先,研究思路的拓宽与理论和方法论研究的加强,是关乎夏文化探索能否进一步深化的关键之所在;同时,考古资料不充分,仍是妨碍研究工作展开的最大的问题,夏文化探索的深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田野工作的突破。从书中,已可读出前辈们用他们的身体力行为我们指明的继续跋涉的方向。
    据笔者所知,这样的考古人自述集在国内还是第一本。就学界以外的读者而言,这本书是他们得以窥探考古学这片神秘土地的窗口,是他们了解古代文明及其发现与研究史的钥匙,是学界与大众相互理解的桥梁。
    这样的好书,希望能更多地问世。

(原刊于《中国文物报》2002年2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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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随笔

走近一群人 留住一段史——读《手铲释天书:与夏文化探索者的对话》

发布时间:2007-12-19

    在以手铲释天书的考古人中,夏文化探索者要算是最令人瞩目的一群了。
    这首先是因为,夏王朝的建立被看作是华夏民族告别史前孩提时代的成丁礼,是中国文明史上的一座里程碑。但这一民族的久远记忆,却因时光的流逝而变得黯淡模糊,人们甚至怀疑这一段辉煌是否曾经有过,夏王朝与夏文化成为国人心中一个拂不去的梦。从上个世纪前半叶开始走出书斋走向田野,“动手动脚找东西”(傅斯年语)的考古人,通过用手铲一页页地掀翻广袤大地上的无字天书,才使它的本来面目逐渐清晰起来。同时,研究对象的扑朔迷离与研究者的求索热情,又一度使夏文化探索成为中国考古与历史学界一个少有的研究热点,其参与人数和发表学说之多,历时日之长,讨论之热烈,都远超其他学术课题,为海内外学界乃至大众所关注。
    如果把上个世纪50年代徐旭生先生以调查“夏墟”为目的的豫西之行,作为考古学上有目的的探索夏文化的肇始,其探索历程迄今已近半个世纪。关于夏文化探索的成果,如果有兴趣,我们自可去翻检那数百篇(部)考古报告和专著论文。而这样一群执着于希望的田野上的耕耘者,必定有其不为人知的甘苦,有其丰富的心路历程,这些是我们在谨严而刻板的考古报告与学术论著中所读不到的。作为考古学的后学,从大学时代起,我就痴迷于学术史和考古学家传记,企望能从中感受到鲜活生动的而不是概念化的、一脸严肃的前辈们,汲取进一步前行的营养。这些生动的细节在上个世纪前半叶出版的考古报告中还是可  以读到的。此后,我们“业内”的行文格式逐渐变得惜墨如金,且不说心路历程,就是探索和研究过程(其实这从学术的角度讲也是极有价值的)也都省简了。由是我常常有一种“杞忧”,即再过一段时间,后人仅凭着我们这一代的出版物来写这一段的发现与研究史或考古人的传记时,许多过程大概要语焉不详,要想追求鲜活生动恐怕更是奢望了。在这样的心境下,捧读还散发着墨香的《手铲释天书》时的那份感动就是不难想象的了。
    作为学者,我首先是把这本书当成一本“史”书来读的。当想到在书中笔谈的25位学人中已有安金槐、张光直两位先生仙逝,黯然神伤的同时,更意识到这书“抢救”的价值,其于学术史上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同时,它又是一本专题性的传记,忠实地记录下了这些前辈作为学者的人生轨迹。这些学者绝大部分年逾耳顺,或至古稀,可以以平和、恬淡的心境来回顾研究历程。诚如编者所言,“作为过来人,当把个体放在历史的背景中定格的时候,他们彰显的是学人的坦诚,弘扬的是既坚持真理又宽容他人的学者品德。”他们在书中梳理、总结自己的研究历程,阐发个人观点思想,同时往往不乏对整个夏文化探索历程的宏观回顾与分析,以及对未来工作的殷切期望。一书在手,一部夏文化探索史几可尽览。
    这书又具有极强的可读性。这主要是因为笔谈者们往往是带情而书,对自己所从事事业的挚爱之情,再再溢于纸面。而编者最大限度地保留了笔谈内容与语言风格的真实,更使这本书具有贴近自然的亲和力。甚至对访谈者以出生年月顺序编排,都让人感受到贴近自然的传统文化气息,同时也具有“编年史”的韵味。一切都是在没有太多的修饰下进行的。笔者与25位先生中的绝大部分都有交往或曾谋面,捧读此书,如见其人,仿佛与其灯下促膝长谈,亲耳聆听他们追述以往。
    在世界几大文明发祥地中,中国是罕有的一处自现代考古学诞生伊始就以本国学者为主,建构起当地考古学文化架构的地区。这决定了中国考古学从一开始,就与探索其自身文明源流的“寻根问祖”密切相关,甚至可以说是将其作为主要目的和任务的。勿庸讳言,今日的夏文化探索者,与其研究对象间存在着某种由亲缘关系决定的、心灵间的交流与沟通,也正因此,前者就更易于理解、解读后者。在人文科学的研究中,这是所谓“纯客观”研究所无法比拟和企及的。这种得自造化的亲缘关系,与严谨求实的治学态度相结合,遂造就出了一批形成自身研究特色的、优秀的中国考古学者。由是我们也就容易理解,夏文化探索者是饱含着情感,投入到这一中国学界最大的、最重要的“寻根问祖”工程中来的。
    书的深意恐怕还不仅仅限于学术史的层面,笔谈者们对自己亲历的“文革”时代前后学人际遇的生动描绘,又使这书具有了当代史和社会学的价值。这本书引领我们走近了一群人,留住了一段历史。在二里头考古队,当我们翻检那些在粗糙发黄的底册上誊写得一丝不苟的一份份发掘记录,想到前辈们是在那样严酷、艰苦的环境中完成了这些寻找历史的业绩,敬重、感激之情油然而生。
    从某种意义上讲,考古学是一门残酷的学问。新的考古发现在时时检验着学者们观点的确切与否。在这里我们避免使用“正确与否”一词,是意识到我们的学术只能最大限度地迫近历史的真实,我们的认识总是具有一定的相对性。科学的态度是实事求是地面对新的材料而不断修正、完善自己的认识。在书中,不少学者就坦陈自己在研究过程中观点的转变,充分地显现出了求实的精神。其实就具体的观点而言,即使在夏文化探索已取得阶段性成果的今天,仍无正确与错误之分,我们距问题的最终解决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探索远无止境。而我们从这本书中获益最多的是一种精神,一种可贵的探索精神,这是我们在这一领域中进一步求索的动力所在。
    殷玮璋先生在书中回顾40年间夏文化探索工作时,有这样一段表述:“从另一个角度观察,在系统资料尚未发表的情况下能写出这么多文章,提出那么多观点,不能不说是个有趣的现象”。这是一种时代现象,也反映了20世纪下半叶我们的总体学术取向和研究思路,这同样会给未来的研究探索以有益的启迪,引发我们的思考。回顾夏文化的探索历程,可以从中得到这样的启示:首先,研究思路的拓宽与理论和方法论研究的加强,是关乎夏文化探索能否进一步深化的关键之所在;同时,考古资料不充分,仍是妨碍研究工作展开的最大的问题,夏文化探索的深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田野工作的突破。从书中,已可读出前辈们用他们的身体力行为我们指明的继续跋涉的方向。
    据笔者所知,这样的考古人自述集在国内还是第一本。就学界以外的读者而言,这本书是他们得以窥探考古学这片神秘土地的窗口,是他们了解古代文明及其发现与研究史的钥匙,是学界与大众相互理解的桥梁。
    这样的好书,希望能更多地问世。

(原刊于《中国文物报》2002年2月22日)

作者: 许 宏

文章出处:中国考古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