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早的中国(15~24)
<最早的中国15>为什么早期中国的纪年不确切
与其他文明发祥地发现了丰富的早期出土文献相比,在中国,最早的包含大量历史信息的出土文献——甲骨文,属于已高度发达了的商王朝晚期(约公元前1300~1050年),它本身并没有明确的纪年材料。其后的西周时代的铜器铭文,能够推定王年的也寥寥无几。根据《史记》的记载,确凿的中国历史纪年只能追溯到西周共和元年,即公元前841年。再往前,只能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推算了。
我们先看看西周王朝的始年,也就是著名的周武王讨伐商纣王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准确年代吧。据夏商周断代工程的统计,两千多年来,中外学者根据各自对文献和西周历法的理解推算,形成了至少44种结论。最早的是公元前1130年,最晚的是公元前1018年,前后相差112年。那么再往前推算,商王朝的第一代君王商汤起兵灭掉夏桀,以及大禹的儿子夏启建立夏王朝,都是在哪一年呢?各种文献说法不一。比如商王朝的存在时间,有的说458年,有的说496年,也有说500多年、600多年的,最长的是629年。又如夏王朝的存在时间,有的说431年或432年,有的说471年或472年。由于采用不同的说法,从西周初年开始的计算累计误差,各种结果相差就超过200年。
所以,以往中国历史年表上关于夏代的存在年代只能含糊地写着上限为公元前22世纪或公元前21世纪,夏商之交为公元前17世纪,后面时常再打上个“?”号以示慎重和留有余地。即使是今天看来,这也是合适的。国家级重大科研项目“夏商周断代工程”公布的年表,将夏、商、周王朝的建立的年代分别定为公元前2070年、1600年和1046年,也只能看作是一种说法而已。在“夏商周断代工程”启动之初,有学者曾推断说,几年后,或许会把上述诸多说法统一为一种说法,或许会再增添一种或数种新说法。现在看来,“工程”是通过验证讨论、斟酌比较,在以前的众多说法中选出了一个专家们心目中的最优解,专家们自己也没有说这是唯一解。这是一种科学的态度,探索是没有止境的。“定论”、“正确”、“错误”一类倾向于绝对定性的词,似乎并不适用于早期历史与考古研究领域。出土文字材料的匮乏、传世文献的不确定性,导致我们对早期中国的纪年只能作粗略的把握。“疑则疑之”既出于不得已,也是一种科学的态度
<最早的中国16>由已知推未知的探索
夏商周是中国古代文献中记载的最早的三个王朝。夏王朝的建立被看作是华夏民族告别史前孩提时代的成丁礼,是中国文明史上的一座里程碑。但这一民族的久远记忆,却因时光的流逝而变得黯淡模糊,人们甚至怀疑这一段辉煌是否曾经有过,夏王朝与夏文化成为国人心中一个拂不去的梦。
20世纪初叶,甲骨文的发现与释读,证明《史记·殷本纪》所记载的商王朝的事迹为信史。这给了中国学术界以极大的鼓舞。王国维先生本人即颇为乐观地推论到:“由殷周世系之确实,因之推想夏后氏世系之确实,此又当然之事也。”由《史记·殷本纪》被证明为信史,推断《史记·夏本纪》及先秦文献中关于夏王朝的记载也应属史实,进而相信夏王朝的存在。这一推论成为国内学术界的基本共识,也是夏文化探索的前提之所在。
丰富的文献典籍理所当然地成为中国第一代考古学家开展最初的田野工作的问路石。
中国学者独立进行的最早的田野考古活动,是1926年李济在山西夏县西阴村的发掘,其契机是循着文献记载寻找夏王朝的遗迹。由中国政府出资和组织的第一次大规模发掘,是始于1928年的河南安阳殷墟发掘,其目的是循着文献记载寻找甲骨文确认的商王朝的遗迹。
安阳殷墟的发掘,确认这里是商王朝的晚期都城遗址,从而在考古学上确立了高度发达的殷商文明。这就给探索中国早期文明提供了一个可靠的时间和文化特征上的基点。殷墟发掘的主持人、被称为“中国考古学之父”的李济先生在上世纪30年代即指出:“殷商以前仰韶以后黄河流域一定尚有一种青铜文化,等于欧洲青铜文化的早中二期,即中国传统历史的夏及商的前期。这个文化埋藏在什么地方,固然尚待考古学家的发现;但对于它的存在,我们根据我们考虑各方面事实的结果,却可以抱十分的信心。”这一预言在20年后果真应验了。
以商王朝都城殷墟为基点,循着由已知推未知的思路,考古学家又继续探索商王朝前期乃至夏王朝的遗迹。20世纪50年代在河南郑州发现了早于殷墟文化又与其一脉相承的新的考古学文化,即二里冈文化。面积巨大的夯土城垣及青铜重器等重要遗存的出土,表明这是一处大型都邑,应属于商代前期的商王朝都城。至此,考古学上的商文化被上推至二里冈期。受到这一发现与研究进展的鼓舞,中国学者又制订了一项矢志追求的重要学术目标,即结合古代文献,从考古学上寻找夏族和夏王朝的文化遗存,进而恢复夏代历史的本来面貌。
<最早的中国17>徐旭生寻“夏墟”找到二里头
说来有趣,中国考古学上的许多重大发现,都出于偶然的机遇,而不是按着既定的学术目的探查所得。然而,二里头遗址的发现却恰恰属于后者,它是历史学家与考古学家在踏查传说中的“夏墟”时发现的。
徐旭生先生是20世纪前半叶活跃于学界的著名古史学家,国学功底深厚,又兼有留学法国的背景,学术视野开阔。他的代表作《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初版于1943年,在学界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该书在其后的数十年中多次重印。进入50年代,为从考古学上探索夏王朝,身为中国科学院(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的徐旭生,先把成书较早、可信度较高的上古文献中关于夏王朝都城和主要活动地域的记载加以排比梳理,指出最有可能找到夏文化遗存的有两个区域:“第一是河南中部的洛阳平原及其附近……第二是山西西南部汾水下游一带”。以此为线索,1959年夏,他以70多岁的高龄率队寻找“夏墟”,踏查了河南省登封、禹州、巩义、偃师等地的数处遗址。偃师二里头遗址的发现就是这次调查中最重要的收获。徐旭生先生在调查报告中感叹道:“如果乡人所说不虚,那在当时实为一大都会”。
鉴于二里头遗址出土物丰富、面积广大,且位于史籍记载的商王朝的第一座都城“西亳”所在地,徐旭生认为该遗址“为商汤都城的可能性很不小”,于是引起学术界的极大关注。当年秋季,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和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分别进驻二里头遗址进行发掘,其后发掘工作由后者独立承担。
徐旭生凭传世文献“摸”到二里头,其中一个最大的启示是:文献中关于古史的传说并非全是无稽之谈;经过系统梳理考证的文献,可以作为我们探索中国早期文明的有益线索。
<最早的中国18>半个世纪的巨大收获
自1959年秋季以来的50年里,二里头遗址的田野工作持续不断,在30多个年份中进行了60余次发掘,累计发掘面积达4万多平方米,取得了一系列重要的成果。考古工作者在这里发现了大面积的宫殿建筑基址群和宫城城垣,以及纵横交错的道路遗迹;发掘了大型宫殿建筑基址数座,大型青铜冶铸作坊遗址1处,绿松石器制造作坊1处以及其外围的围垣设施,与制陶、制骨有关的遗迹若干处,与宗教祭祀有关的建筑遗迹若干处,以及中小型墓葬400多座,其中包括出土成组青铜礼器和玉器的贵族墓葬。此外还发现并发掘了大量中小型房址、窖穴、水井、灰坑等遗迹,获取了大量陶、石、骨、蚌、铜、玉、漆器和铸铜陶范等遗物。
作为中国文明与早期国家形成期的大型都邑遗存,二里头遗址的重要学术地位得到了国内外学术界的公认。同时,二里头遗址地处古代文献所记载的夏王朝的中心区域,二里头文化的年代也大体在夏王朝的纪年范围内。因此,二里头遗址理所当然地成为探索夏文化和夏商王朝分界的关键性遗址。学者们在夏文化的探索上倾注了极大的热情,呈现出百家争鸣的盛况,其参与人数和发表学说之多,历时日之长,讨论之热烈,都远超其他学术课题,为海内外学术界所瞩目。目前学术界倾向于认为它是夏王朝中晚期的都城之所在,也有人认为其主要遗存应属商王朝前期。二里头的王朝归属问题,至今应是一个待解之谜。
<最早的中国19>文献记载的早期王朝史可信吗
中国历史源远流长,有丰富的文献典籍流传于世。它的厚重、连贯和详尽历来是我们民族引为自豪的。但有关早期王朝历史的文献掺杂传说,且经数千年的口传手抄,甚至人为改篡,究竟能否一概被视为信史,历来都有学者提出质疑。
中国的早期王朝国家形成于何时?西汉时代的太史公司马迁在中国最早的通史巨著《史记》中,记有夏、商(殷)、周三个相继崛起的王朝。最后的周王朝因有详细的记载并出土有青铜器铭文和甲骨文,自西周末期的公元前841年之后更有确切的纪年,已经可以确证。但司马迁所处的汉代,已离夏、商时代千年有余,相当于我们现在写唐宋史。谁能证明太史公描绘的夏、商时期发生的种种事件,以及历代夏王、商王的传承谱系是可靠的呢?甚至历史上究竟有没有过夏、商王朝存在,从现代史学的角度看,都是值得怀疑的。
清代以后,学者们逐渐考证清楚,即使公认的最早的文献《尚书》,其中谈论上古史的《虞夏书》,包括《尧典》、《皋陶谟》、《禹贡》等名篇,也大都是战国时代的作品,保留古意最多的《商书》之《盘庚》篇,也经周人改写过。进入战国时代,随着周王朝的式微,谋求重新统一的各诸侯国相互征战,各国的君主都自诩本国为中国之正宗,因此都把祖先谱系上溯至传说中的圣王,其中伪造圣王传说的例子也不少。
关于夏、商王朝的制度,到春秋时代已说不清楚了。孔子即曾慨叹道:“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论语》)。作为夏人、商人后代的杞国和宋国,都没有留下关于王朝制度的充足的证据。连夏、商王朝的追忆都变得十分模糊,更不必说它们以前的尧、舜时代了。况且,流传下来的这些文献记载比孔子的时代还晚,即便夏王朝曾经存在过,要想从古文献中得知它的确切状况也是相当困难的。
<最早的中国20>王系的疑窦
据《竹书纪年》、《左传》、《史记·夏本纪》的记载,夏王朝自禹至桀共十七王。其中,除了外敌入侵导致太康迁都之际,以及第十一、十二代王时两度兄弟相继外,王位继承上都是采取非常安定的父子相继的传位法。然而,这与以兄弟相继为主的商的王系相比,确实给人以不太自然的感觉。因为从王位继承法的演化进程看,兄弟相继较父子相继是较为原始的、容易产生动乱的方式。当然不能排除这样的可能性,即商人有兄弟相继的习俗,相反夏人则有父子相继的相对进步的习俗。因族属的不同而有不同的社会习俗,是很正常的。然而,如果以父子相继为准则,那么未成年的王和昏庸的王即位,王权的不稳定就是无法避免的,所以必须确立稳定的国家制度。夏王朝是否已确立了这样的体制,就是个问题。
依王国维的考证,《史记·殷本纪》所记载的商王的系谱,与由殷墟甲骨文中复原出的王系大体一致。包括商先公(前王朝时代的统治者)在内的王系能被确切地传承下来,与商王朝及其后代举行定期的祖先祭祀的传统有关。不过,兄弟相继的情况,见于开国之君汤(大乙)至第二十六代王庚丁;总计十四代先公以及庚丁至第三十代帝辛(纣)的五代商王则是父子相继。商代末期这五代父子相继的商王统治时期,显示出稳定的王权的确立。问题是商先公即前王朝时代的父子相继。
夏—启—○—相 —○—○—槐—芒—○—不降—……履癸
‖ ‖ ‖ ↘ ↙ ‖ ‖
喾—契—○—相土—○—○—冥—亥———王恒—……示癸
夏王世系与商先公世系的比较
如果把兄弟、从兄弟等同代人作为一代加以统计,那么夏王朝从禹到桀(履癸)共十四代王。与其同时代的商先公帝喾到示癸也恰好是十四代,其中七人的名号也与夏王的名号相类。这一点早已由著名学者陈梦家先生指出。
十四代中有半数的人名如此相似,这恐怕难以看作偶然的一致。何况夏王朝与商的先公时代在时间上是重合的,而且都是父子相继。鉴于此,陈梦家推断夏与商本属同族,而后才有了将夏和商在系谱上一分为二的作伪行为。
<最早的中国21>“古史辨”扫荡传统古史
20世纪初年,一批热心追寻真理的知识分子,受西方现代治学方法的熏陶,以“离经叛道”的反传统精神,开始对国史典籍进行全面的梳理和检讨,从而搅动了以“信古”为主流的中国学界的一潭死水。
其代表人物顾颉刚,在1923年提出了著名的“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的论点。他尖锐地指出:“时代愈后,传说的古史期愈长”;“时代愈后,传说的中心人物愈放愈大”。例如周人只谈论过禹,孔子至多提到尧、舜,战国时开始谈论黄帝、神农,到汉代才加上盘古。所以,我们“即不能知道某一件事的真确的状况,但可以知道某一件事在传说中的最早的状况”。此后,他发表文章,系统地对先秦古史的主要说法予以逐条批驳,认为后人奉为金科玉律的那些传统古史的说法,都是出于儒生们的伪造。这导致史学界围绕古代史料真伪问题展开了一场大论战。
从1926年起,顾颉刚等学者把当时持各种观点的论文陆续结集出版,这就是著名的《古史辨》。到1941年,共出版了七大册。“古史辨”,成为20世纪上半叶中国史学界乃至知识界的一个最大的亮点。
古史辨运动让传统史学彻底摆脱了儒家“经学”框架的沉重束缚,动摇了历代相传的三皇五帝体系,在客观上引起人们对用现代科学的眼光重新考察中国文明起源和进程的兴趣,推动了中国早期历史的研究。正如顾颉刚先生自己总结的那样,这场古史之辨“对于今日研究古史的人们,在审查材料和提出问题上给予了许多的方便,同时也可给读者一种崭新的历史观念”。
与此同时,由盲目信古到全盘否定式的疑古,也颇受矫枉过正、“疑古过头”之讥。但正如有的学者指出的那样,也许对于沉疴太重的中国传统史学,不下此烈药不足以使其猛醒。也许正是借助于这场有点儿不分青红皂白的扫荡,后来的学者才有足够的空间对古史作比较从容、比较客观的剖析,真正做到择其善者而从之。
<最早的中国22>现代考古学在中国应运而生
这一疑古思潮在20世纪前半叶达于极盛。“上古茫昧无稽”(康有为语)是从学界到公众社会的共同感慨。
客观地看,对于古籍,我们既不能无条件地尽信,也没有充分的证据认为其全系伪造。对其辨伪或证实工作,只能就一事论一事,逐一搞清,而无法举一反三,从某书或某事之可信推定其他的书或其他的事也都可信。既不能证实又不能证伪者,肯定不在少数,权且存疑,也不失为科学的态度。
古史辨运动留给后人的最大遗产,在于其疑古精神。无“疑”则无现代之学问。
在这样的学术背景下,源于西方的现代考古学在中国应运而生。与世界上其他原生文明发祥地不同,中国考古学在诞生伊始,就以本国学者而非西方学者为研究的主力。中国考古学家与其研究对象间的亲缘关系,决定了中国考古学的探索不同于西方学者对其他文明的所谓“客观研究”。通过考古学这一现代学问寻根问祖,重建中国上古史,探索中国文化和文明的本源,成为中国考古学自诞生伊始直至今日的一个最大的学术目标。
<最早的中国23>二里头:究竟姓夏还是姓商
如前所述,二里头遗址是在探索“夏墟”和夏文化的过程中被发现的。如此巨大、辉煌的一座都邑,使得严谨而保守的学者们也禁不住感叹它所透出的浓重的“王气”。大家都同意它已进入了文明时代,但这到底是谁留下的都城呢?中国考古学家对此抱有浓厚的兴趣。
自发现以来的40余年间,有关二里头遗址与夏文化的争论持续不断。二里头早于郑州商城,但它究竟是夏都还是商都,抑或是前夏后商,学者们长期以来聚讼纷纭,争议不休。徐旭生先生本来是在踏查“夏墟”的过程中发现二里头遗址的。但他根据文献记载,以及50年代当时对二里冈文化及相关文化遗存的认识,仍推测二里头遗址“为商汤都城的可能性很不小”。此后,这一意见在学术界关于夏商分界的热烈讨论中占居主流地位达20年之久。70年代后期,北京大学邹衡教授独自提出“二里头遗址为夏都”说,学界遂群起而攻之。此后,各类观点层出不穷。从作为先行文化的中原龙山文化晚期到二里头一、二、三、四期,直至二里冈文化初期,每两者之间都有人尝试着切上一刀,作为夏、商文化的分界,而且也都有各自的道理。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不久前的学术界又一边倒地形成了以邹衡先生的观点为中心的共识。最近,这一共识又有所摇摆,人们开始认可二里头文化只是夏文化的一部分的观点。
说到这里,有人会问,“主流观点”和“共识”就更接近历史的真实或者真理吗?那么在原来的“主流观点”和现在的“共识”之间,哪一个更接近真实或者真理呢?而且,别忘了还有一句老话叫“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里”。夏商周考古学的大家邹衡教授,正是凭着这样的信念特立独行,坚持己见,才迎来了以他的观点为中心的学界的“共识”。然而这句老话是否又过时了呢?
可以这样讲,专家学者提出的每一种观点都有其道理和依据,而几乎每一种观点所依凭的证据又都能找出例外和反证来。你在读了本书和其他相关论著,了解了关于夏商之争的来龙去脉和焦点后,也可以提出自己的观点来。只不过所有提法都只是可备一说,代表一种可能性,你说服不了对方,对方也辩不倒你而已。用一句稍显正规的说法就是,这一问题暂时还不具有可验证性。由于迄今为止没有发现像甲骨文那样可以确证考古学文化主人身份的当时的文字材料,二里头的王朝归属问题仍旧是待解之谜。
<最早的中国24>研究史的启示
说到底,不会说话的考古遗存、后代的追述性文献、并不“绝对”的测年数据,以及整合各种手段的综合研究,都无法彻底解决都邑的族属与王朝归属问题。以往的相关讨论研究都还仅限于推论和假说的范畴。二里头都邑王朝归属之谜的最终廓清,仍有待于包含丰富历史信息的直接文字材料的发现和解读。
众所周知,碳十四测年技术这一物理学的测定方法,给考古学年代框架的确立带来了革命性的变化。它使缺乏直接文字材料的早期历史尤其是史前时代的研究,开始有了“绝对年代”的概念。但既有的研究表明,无法消除一定误差的测定值,能否满足偏于晚近、要求精确年代的夏商周时代的研究需求,仍是学术界关注的话题。
应当指出的是,在考古学家致力解决的一长串学术问题中,把考古学文化所代表的人群与历史文献中的国族或者王朝归属对号入座的研究,并不一定是最重要的。暂时不知道二里头姓夏还是姓商,丝毫不影响它在中国文明发展史上的地位和份量。说句实在话,这也不是考古学家所最擅长的。考古学家最拿手的,是对历史文化发展的长程观察;同时,尽管怀抱“由物见人”的理想,但说到底考古学家还是最擅长研究“物”的。对王朝更替这类带有明确时间概念的、个别事件的把握,肯定不是考古学家的强项。如果扬短避长,结果可想而知。回顾一下研究史,问题不言自明。话说回来,目前掌握的各方面的材料,也确实不足以彻底解决这类问题,换句话说条件还不成熟。那就不妨把它放一放,作为一个待解之谜,让它吊着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的胃口,引诱着他们去发现更多的奥秘,大家拭目以待,肯定还会有令人振奋的发现。
(责任编辑:孙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