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顾颉刚：近百年时距 竟一般心境

 

    近读王学典、孙延杰著《顾颉刚和他的弟子们》（山东画报出版社，2000年），感触颇多。一个真正的学者的真性情，实在令人感动。不敢与大师比附，但其数十年前所历情势与心境，很能引起身处今世的吾辈学人的共鸣。也许，这就是中国读书人的心结所系，也可以说是历史的宿命吧。

 

    在该书第一章的“学问：情感和生命的存在方式”一节中，有这样的描述：

 

    20年代初，有人称顾颉刚为“最富为学问而学问的趣味者”，而非“为生活而学问”、“为功利而学问”者。顾颉刚回书作答说：先生评我为“最富于为学问而学问的趣味者”，实为知我之言，我决不谦让。别人颂扬我的，每说我学问好，那是我最怕听的话……我自知我的学问实在浅薄幼稚得很……但学问是我的嗜好，我愿意用全力去研究它。

 

    20年代初，顾颉刚以各种研究所得，和由胡适介绍的为商务印书馆编纂中学本国史教科书，预支些酬金来维持生计。在此期间，他还就聘北大新成立的国学研究所，后又兼任北大预科国文讲师。对于这些大部分工作，顾颉刚都不喜欢，认为白白浪费自己的时间太不值得，不久便辞职。惟有研究所对顾颉刚具有很大的吸引力。一方面，在那里有比较多的自由时间，很少有人管制；另一方面，那里藏书丰富．很利于从事学术研究。顾颉刚可以随着自己的性情与趣味，徜徉于书海之中。“我这也弄弄．那也翻翻．不觉夜色已深．在黑暗的巨厦中往往扶墙摸壁而出。人家说我办公认真，哪知我只是为了自己!”当时北大研究所的薪水很少，但顾颉刚为了学术研究的便利，宁愿在经济上拮据一点。

 

    他说：“学问原是我的嗜好，我应当尊重它，不该把它屈做了我的生计的奴仆，以至有不忠实的倾向而生内疚。……与其对于学问负疚，还不如熬着困苦：这是我的意志的最后决定。”

    顾颉刚曾说：“我要过的生活，只有两种，一种是监禁式的，一种是充军式的。监禁式的生活是把我关在图书馆和研究室里，没有一点人事的纷扰；充军式的生活则是许我到各处地方去搜集材料，开辟学问的疆土。”在顾颉刚的心中，已自觉地将人生的跋涉与对学术的追求融为一体，学术追求成了他生命的目的。为此，他一直渴求一份自由平和的治学环境。 1928年8月20日，在致胡适的信中，顾倾述了自己的苦闷与追求：我这几年的烦闷、愤怒、希望、奋斗，我有一中心问题，便是想得到一个研究的境地。除了这件事，什么名，什么利，都不在我心上。（我有时也要—点名，也要—点利，但这是要求达到我的目的时的手段，并不是我的目的。手段可以改变，可以牺牲；目的则不能改变．不能牺牲。假如我轻易去掉这一点信仰和希望，我做人再有什么意义呢，再有什么趣味呢！) ……如果有一个地方能够供给我，我便用整月逐年的功夫研究我心中蓄积的几个问题并按日程用功读书，增加我的常识。如果有人毁坏我，我也不管。我深信如果能构成我理想中之作品，一定抵得过种种毁坏的损失。

 

    1936年．在为《禹贡》半月刊作《通讯一束》时，顾颉刚倾诉了自己的苦恼：

    颉刚所不幸者，为早岁知名；此固亦有其便利之处，但所得决不足以偿所失，如开会也，筵宴也，庆吊也．通信也，会谈也，无一非剥夺我时间之法术，虽欲读书．势实有所

不可。前数年在燕京大学，地处郊野，人事尚少，然一日工作时间最多半天。……然而一到城中，人事更排解不开，向之可以托辞郊居而不赴者，今则无所藉口矣。以是之故，心

中虽有许多待研究之问题．又有若干酝酿已近成熟之文字，如《五服考》、《五岳考》等，皆归停顿……

    从踏入学术领域之后，顾颉刚便对当时社会缺乏良好的治学风气感到悲哀。1924年，在给友人的信中，他抱怨道：“我现在所有的烦闷完全是志愿与生活的冲突。我自问在学问、亡是—个可以有为的人，只是社会上不能顺了我的性情用我，几乎把我的才具放在铁匣里封锁了。”以后在很多场合下．顾颉刚还曾发泄过类似的不满，流露出因生活忙乱无暇专心治学的苦闷。

 

    在动荡与战乱中，顾颉刚更加珍视自己的学术使命。“我辈生于今日，其所担之任务，乃经学之结束者而古史学之开创者。”“如果我们不把这一星星的火焰传衍下去，说不定我

们的后人竟会因此而度着一个长期的黑暗生涯。”

 

    顾颉刚诞生于一个动荡的时代，一个救亡图存压倒一切的时代，一个新旧文化交替转换的时代，这就注定了他“为学问而学问”的文化选择将充满了曲折和坎坷。但他却在动

乱中经受住了考验，为世人提供了一个立身学术、忠心报国的近代知识分子范本。

 

    数十年过去，尤其是历三十年来社会及思潮之剧变，始知不惟国家危急风雨飘摇之际，即便国泰民安之时，也可以“安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蒋南翔，1935年语）。

    为人为学，当师颉刚！

 

 

（责任编辑：孙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