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评前辈难免被讥为不厚道，批评已经过世的前辈，就更难免此讥。但是，厚道也罢，不厚道也罢，我忍了几天，觉得最好还是先放下这个顾虑，把这本书摊给读者看看，以免还有读者像我这样，看到封面上“史学大师讲述通俗历史故事，靓图美文演绎袖珍中国通史”的响亮文字，就匆忙买回家来，既浪费金钱，也浪费感情。

    按照编者说明，这本书是作者——旅美历史学家黎东方先生（1907-1998），为全世界华人、华裔青少年撰写的中国通史简明读本，也是他毕生最后一部著作，1998年曾在台湾以中英文对照本的形式出版。本次出版，编者对有些人名、地名等资料作了核对、修正，对某些提法稍作修改。但又强调“书中有些叙述仅代表作者个人的观点”。这说明编者的改动有限。编者所作的第三点说明，是“添加了插图和图注，并对原书的简图作了必要的删改”。这点说明为我们辨别到底是谁的错误增加了困难，但我无心再去找来1998年的台湾版，就事论事，就说眼前这个版本的问题吧。

    这本书的问题可真不少。很多说法是靠不住的，比如自序中说：“我这书中的中华民族，有多过全人类五分之一的人口，又有其长度足以与其他民族的历史加起来的长度相比的历史。”看自序，这本书写于1992年。读者大概闹不明白怎么中华民族的历史就有“其他民族的历史”相加起来的长度。这“其他民族”是指中华民族以外的所有民族吗？还是另有所指？如果单举这类问题，也许会有读者说我吹毛求疵，不是编者已经说过“书中有些叙述仅代表作者个人的观点”吗？他这么认为，有何不可？

    所以，这篇书评，只谈硬伤，只谈考古的部分，而且只举那些最典型的例子，以免浪费读者的时间。

    一、第9页插图明明是“北京人”的复原头像，图注却说是“‘北京人’化石”，有谁见过这样的化石？

    二、第15页下方插图明明是甘肃甘谷西坪遗址出土的鲵鱼纹彩陶瓶，图注却说是“半坡出土的‘素陶’”。这是典型的张冠李戴。

    三、第16页插图，明明是长江中游湖北天门石家河遗址出土的屈家岭文化陶纺轮，图注却说是“半坡出土的彩绘陶器”。这样的插图，除了误导读者，真不知道还有什么用？

    四、第22页插图，明明是一个彩陶罐，图注却说是“齐家坪玉琮”。这样的错误，令人匪夷所思。

    一、第14页倒数最后一段是这样说的：“磁山的最特色的陶器，是所谓‘物架’，放东西的架子，很像倒立的皮靴。用它来放着的东西，可能是衣服，或兽肉。”很遗憾这里没有插图，要不是作者说它像一个倒立的皮靴，无论如何我们猜不出它究竟是什么。实际上考古学家一般称之为“支架”，把三个这样的支架摆成鼎立之势，就能把陶器放在上面，下面再点上柴火，就能把陶器内的食物煮熟，根本不是放着什么“可能是衣服，或兽肉”。

    二、第20页第六段说：“在浙江湖州钱山漾与余姚县河姆渡的新石器晚期遗址，是开始于公元前三千年左右。”河姆渡遗址涵盖了很长的时间，无论如何，它开始的时间一般认为在公元前五千年前后，绝不可能晚到公元前三千年左右。

    三、第21页第一、二段说：“东南地区新石器时代的突出石器，可以举出下列几个例子：（1）北阴阳营的七孔石刀；（2）河姆渡的圆底缸；（3）钱山漾的耘草器；（4）杭州老和山良渚型的石锄；（5）苏州草鞋山的马家浜的豆以及河姆渡的刻纹陶片。”且不管其他问题，前面说的是“突出石器”，后面举的竟然是“圆底缸”、豆和刻纹陶片，不知道读者是否也会相信这些用土烧成的陶器，怎么忽然就变成了石器？

    四、第23页第二段说：“在广大的新疆地区，安特生和继他而往的若干中国考古学家，作了初步的考察，找到了若干东西，足以证明其彩陶花纹与甘肃等地的彩陶花纹有关。”安特生（1874-1960）确曾在甘青地区考古（1923-1924），但从未到新疆工作过。他倒是计划填补新疆考古的空白，但最后却未能如愿（马思中、陈星灿：《中国之前的中国》，瑞典东方博物馆专刊系列第十五号，斯德哥尔摩，2004年，第67页）。

    五、第29页第四段说：“最近中国有很多考古学家，认为在河南偃师县二里头（二里头在偃师城西二里）西门外遗址下面三层的遗物，有最下层与上层，或许连同中层，可能代表了夏朝的文化。而商朝则是来到今日偃师城的城里居。”这样的语无伦次，真是不知道从何说起。其实偃师县城西二里的遗址是偃师商城，一般认为可能是商人攻灭夏人都城二里头的一个据点。二里头遗址在今偃师县城西南约六公里左右。

    六、这一段下面提到：“这二里头的下面三层遗物之中的三件，有人已经用炭十四同位素测算的方法，考定其时代为公元前2393年至1885年之间，这正与我所假定的夏朝年代（公元前2202年至前1731年）大致符合。”且不管“碳十四”不叫“炭十四”，光这个年代就不知道作者是从哪里来的。二里头的年代一般认为在公元前1900-前1500年之间或略晚，偃师商城的年代更晚，怎么就有那“三层遗物之中的三件”，忽然向前推进了数百年？

    七、第31页第四段，说到殷墟妇好墓出土的玉器，说埋藏了“一万七千件之多”。妇好墓确是罕见的没经盗掘的商代王室墓葬，但全部的随葬品，加到一起，也就是一千九百二十八件，玉器不过七百五十五件，怎么一下子就变成了如此惊人的数字呢？

够啦，如果我再举例子，读者一定要厌烦了。除了上举的错误，书中还把一些地名弄错了，或者同一个遗址，竟然有两种不同的叫法。比如第20页的“马家滨”、“松泽”，正确的写法是“马家浜”和“崧泽”。这是长江下游两个著名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后来也以它们的名字命名了两个著名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又如第138页，把新郑裴李岗错写成了“裴李冈”；第167页把湖北黄陂盘龙城错写成了“蟠龙镇”。

    考古学上有许多问题没有定论，但严肃的学者一般都对未有定论的说法持比较谨慎的态度，或者根据常识做出自己的判断，这一点很重要。但是这本书经常采用比较不被大家接受或者需要更多证据证明的说法，比如第15页说“磁山添了牛和鸡，裴李岗添了山羊”，磁山的牛和鸡是否家养还需要证据，山羊是根本靠不住的。关于后者，原报告也不过说是出土了陶塑的“羊头一件，长角而粗，造型简单”，另外一件似“羊头”，实际上两者都不能判断为“山羊”的（参见开封地区文物管理委员会等：《裴李岗遗址一九七八年发掘简报》，《考古》1979年3期）。第21页倒数第一段，说钱山漾与河姆渡人吃的东西里面，有“花生”云云，这与新大陆发现之后花生才进入中国的历史相矛盾，虽然出土物看起来像花生，但并不为多数学者所认可（俞为杰：《饭稻衣麻——良渚人的饮食文化》，浙江摄影出版社，82－89页）。第138页，说到“灌溉的器具”，“自从一百个世纪之前，……中国的农民便已知道灌溉的重要，不亚于尼罗河流域的古埃及人，甚至比他们知道更多”。磁山、裴李岗文化是有不少陶器，但陶器是否就是用来灌溉的器具？凡经营农业是否就一定知道灌溉？怎样证明磁山、裴李岗时代的先民比古埃及人更懂灌溉？这样写史，可真有点像写小说啦。

    既然写史，又是标明给年轻人写的，就不能出史实方面的错误，否则就是一本不合格的书。在分工如此明确的现代学术界，要一个人既懂文献又懂考古，确是比较困难，但是在考古方面如此错误百出，不能不让我怀疑这本书在文献的利用方面究竟还存在多少错误。作者是前辈学者，著作等身，致谢名单里更有一长串大师级的人物，似乎每一章都扎实可信，不容置疑。不过我想这些被谢的人，是不该为上述错误负责任的，他们的名字放在致谢名单里，跟作者在正文里提到“中国考古学之父”李济“曾经跟他说起”什么云云（第30页），或者他在1977年11月在牛津大学就某个题目“作了演讲”一样（第23页），都是为了增加本书可信度的旁证，但是和致谢名单一样，李济和牛津大学也是不能也不该为作者的种种错误负责任的。

    写到这里，我想说的是，我们的某些出版社引进海外的著作，一定要下点功夫看看货色如何；如果确有可取之处，非要出版不可，至少也要把那些明显的硬伤消灭才好，否则就太对不起读者了，也会损伤出版社的清誉。

 

 

（《我们的根——简说五千年中国文明史》 黎东方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9年1月第一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