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形成的标志

     
    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中国学者对文明形成的标志的认识,多集中于文字、青铜器、城址等，并将其称作“文明的要素”。对文明起源研究，往往成为对这些“文明要素”的追溯。但是，纵观世界各古老文明，可以看出，上述要素在各文明中都非缺一不可，倒是好几个文明都缺乏其中的某一项。这就带来了一个问题，到底文明形成有没有统一的标志？如果有，那么标志是什么？中国学者中，很多人根据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提出的“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概括”的著名论断，提出以国家的出现作为文明形成的标志。但是，如何在没有文字明确记载的情况下，通过考古资料来判断是否出现了国家，是一个尚未形成共识的问题。这个问题既是一个理论问题，也是一个实践问题。我认为，文明可以分为文化的和社会的两个方面。文化的方面又可以分为物质的和精神的两部分。决定文明性质的，是文明的社会层面，也可称为“制度文明”或“政治文明”。也就是社会的结构、官僚机构的出现、强制性权力的形成、维护统治秩序的一系列制度的建立，也就是国家的出现。而判断国家是否出现，根据中国的资料，应当是看是否出现了反映专制权力形成的那些遗迹和遗物，如面积达数百万平方米的大型城邑的兴建所表现出的对大量人力的组织和协调，规模巨大的宫殿或宗庙的兴建所反映的对王权的强化，规模大且随葬品丰富的显贵墓葬所表明的社会贵贱贫富的悬殊差别，制作精美的各种“礼器”所体现的等级制度渗透到社会的方方面面，这些都应当是国家出现的最为直接的物化表征。至于青铜器制作、文字的使用等，则是中华文明在物质层面和精神层面的表现。任何文明尽管其文化发展的表现会各有不同，但无一例外都是以权力的强化及其结果———国家的出现作为基本特征的。因此，权力的强化和国家的出现应当是世界上各个古代文明的共同特点。对文明起源的研究，应当以对权力形成发展过程的考察为重点。判断一个社会是否进入了文明社会，也应当以此为基本标准。
     
原文发表于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

 

 

（责任编辑：孙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