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5年9月,作为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四大导师之一的王国维,发表了在学术界著名的题为《古史新证》的演讲：“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材料之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种种材料，我辈因得据以补正纸上之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即百家不雅驯之言，亦无不表示一面之事实。此二重证据法，惟在今始得为之”。（转引自岳南《千古学案》，第96页，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年8月）

   上述即为国维先生开创二重证据法之话。数十年来，随着中国考古学的发展，二重证据法用于考古与历史资料的整合愈加广泛，成为构建中国古史的最主要的方法。一般而言，就是将文献记载和出土文物比对，若对应成功，则认为古文献记载正确，历史的原貌也是如此，此强调用实物检测文献；或根据文献记载启发，寻找与文献相同一的考古资料，若找到，则更能说明文献记载是信史，与之相同一的考古资料的属性也就有所定论，此强调的是借助文献资料求证考古资料的属性，即为考古资料寻求“婆家“，如徐老通过对文献的梳理，认为夏活动地应在晋西南、豫西北，发现二里头遗址，后学将其定为夏晚期都城。而且，此不仅在中国，国外的考古学研究也是潜意识的应用此思路，很著名的就是谢里曼通过荷马史诗记载，找到特洛伊城。

   但是，无论我们采取何种侧重的二重证据法，与王国维先生的初衷相比，我们可能有扩大其范围的嫌疑。王国维先生对于二重证据法的应用，是针对于甲骨文和文献的比对。与所有出土文物相比，甲骨文本身带有自证文字，在很大程度上其阐释考古遗存属性的功用较强。而我们现在所说的二重证据法，俨然已将国维先生的甲骨文替换成了绝大多数的出土文物。这是很危险的倾向，因为历史的发展存在很大的巧然性，对于新出土的、根本无所知的考古资料，这种巧然性对于判断历史的真实很可能产生误导，甚至以致产生相反的“真实”，如在探讨二里头遗址的性质中，由于考古新资料的不断发现和认识的不断深入而产生的数次易帜。

   因此，在考古学研究中，对于二重证据法的双方都应认真谨慎。一方面应对文献本身进行严格的考据；另一方面在选择考古资料参与二重证据法应用的时候，应对材料进行全面的考虑和筛选，类似于甲骨文的带有文字的自证材料应是最佳选择，而其他的参与二重证据法的考古材料也应该是能够自证本身属性的材料。我们禁忌将文献资料求证考古遗存属性的方法肯定化，文献对于考古遗存属性的解释只能为我们提供线索和可能，对于或真实、或背离的这种可能我们只能理性的、审慎的看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