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所知，陶器大多带有微孔、且具有吸水的特性，因此它们具有一定程度的渗水性。但同时，陶器主要作为盛放物质的一种容器，对于防渗水能力又有着较高的要求。这就意味着，陶器制作者必须采取一定的措施获取不渗水的效果或降低陶器的渗水率。就目前的认识来看，提高烧制火候、使其达到一定温度就可以获得不渗水的效果。但范黛华教授等人在临淄附近所做的实验表明，此时的烧制火候必须“高于1100度、摩氏硬度达到5度”（范黛华等：《山东日照市两城镇龙山文化陶器的初步研究》，《考古》2005年8期）。而中国新石器时代普通陶器的烧成温度一般只有600—900度，最高者不超过1000度（张宏彦：《中国史前考古学导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也就是说当时的陶器制作者采取提高烧制火候的方式使陶器不渗水是很困难的。因此，他们只能通过其他方法来降低陶器的渗水率，如拍压、加厚器壁、加固结合部位、磨压器表、湿手抹泥、抛光等，也有可能采取施加有机物质（如树脂、植物汁液、食物及相关物质、动物脂肪等）的方法。这些方法中的大多数在陶器上或多或少都能留下明显的痕迹，所以我们很容易对其进行直接的观察。唯有施加有机物质的方法在考古遗存中很难留下直观的痕迹，以致长久以来我们对此方法缺乏全面的认识。所幸的是，民族志中保存着大量有关此类技术的信息，这些信息的辑集对于我们了解史前陶器防渗技术是有所裨益的。

 

    从民族志的记载看，施加有机物质的方式一般都是在陶器烧制结束后进行的，其目的无一例外的是为了密封器壁孔隙、降低陶器渗水率。例如云南西盟佤族的土著居民在陶器堆烧结束后用木杆把陶器从火炭里挑出来，将一种称作“斯然”（佤语）的树胶涂抹在酒坛的内外壁以达到防止水酒渗透的效果（李仰松：《云南西盟佤族制陶概况》，《考古通讯》1958年2期）。此外，在世界其他地方，如尼日利亚、菲律宾群岛、新几内亚巴布亚岛、埃塞俄比亚、美国南部以及秘鲁东部，一些制陶者都习惯在陶器烧制结束后将树脂涂抹到发热的陶容器上（辑于Prudence M. RICE. Pottery Analysis. Chicago and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7；部分来自网络）。尤其是秘鲁东部的一些土著居民，分别使用两种树脂涂抹在新烧制的陶器上，一种是为“增加器表的光亮程度”，另一种树脂的功效则是“防止容器内壁的渗水”。可以看出，树脂作为一种防渗物质，被经常应用到陶器的制作过程中。但是，可能因地域的差异，不同民族使用的树脂种类却有所不同，如尼日利亚的伊比比奥族采用的是鳄梨树的树脂，而巴布亚岛的土著居民则采用一种叫做“milky tree”的树脂作为防渗物质。

 

    除了树脂，一些植物汁液也被用以降低陶器的渗水率。例如，陶器烧制结束后，海南黎族妇女就会将一种称作“塞柴涯”（黎语）的植物树皮捣烂，取其汁液与一种叫“柴构仁”（黎语）的植物放在一起，浸泡后用树叶淋在刚出火的陶器上，使坚固质密（何纪生：《海南岛昌江县大坡村黎族制陶调查记》，《广东民族研究通讯》1984年3期；胡亚玲：《即将失落的记忆——体验神奇的古老黎族制陶术》，《海南日报》2005年8月9日）。而北美印第安部落中的祖尼人在陶器从火里取出的时候，用仙人掌叶子的汁液和矮松果树脂施加于陶器内壁以减少渗漏(Anna O. SHEPARD. Cermics for the Archaeologist. Carnegie Institution of Washington, 1957)。同时，我们知道，非洲西部的一些制陶者将洋槐树上的豆荚状果实在水里烧煮，然后将这种混合液体洒到红热的陶器上，据说以此封住陶器壁上的孔隙（Cardew, M.. 1985. The fatal impact. Ceramics Monthly 33(6): 33-38）。我们也注意到，依然是新几内亚巴布亚岛，一些制陶者用香蕉叶将煮沸的的山药、香蕉、椰子粉溶液涂抹在陶器壁上。

 

    更有意思的是，陶器在烧制结束后、被使用之前，一些食物或与食物关联甚密的物质也被应用到陶器的防渗处理中。例如，在埃塞俄比亚，很多土著居民将牛奶浇向刚烧制的陶器，可能就是用来增强陶器内壁表面的密封性；拉丁美洲的部分制陶者在淘器烧制结束后，用浸泡过玉米的石灰水（当地称作agua de masa，制作玉米粉圆饼时所留）施于陶器器表。我国云南迪庆州香格里拉县汤堆村藏族居民将刚烧制的陶器放在地上，用松叶蘸滚烫的酸奶渣水或米汤水刷抹在炊煮器内壁（李月英：《汤堆村藏族黑陶技艺》，《今日民族》2006年7期）。而同样在云南迪庆州，中甸县多依古村的藏族同胞为降低陶器渗水率，在陶器初次使用前，要作两次复烧，并盛入淘米水或酥油茶，以堵塞小的孔隙（杨莉：《云南民间制陶技术的调查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3期29卷）。

 

    同时，据我们所知，四川丹巴县藏族制陶者为增加陶器的坚硬度、亮度，提高防渗透能力，一般都要将已经烧成的陶器内部装上牛油，然后再用火烧。通过高温烧制后，牛油浸入陶壁，从而使陶器具有了极强的防渗透能力（曾雪玫：《丹巴县家庭手工业调查》，《康定民族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6年15卷5期）。诸如这样的例子也很多，北美印第安人中就有将动物脂肪之类的物质抹向陶容器以填塞孔隙的现象。而且，有的民族志记载了将猪的血液涂抹在炊煮器上的例子。

 

    如前所述，这些有机物质的施加对象均为日常所用的陶容器，而且都是在陶器烧制结束后、具有一定温度的时候进行的，其目的无一例外的是为了降低陶器的渗水率，有时也具有增强陶器强度或器表亮度的功效。从考古层面讲，我们很难直观的从陶器遗存中辨析当时有没有采取施加有机物质的方式来降低陶容器的渗水率。但是，民族志提及的这些信息对于我们分析陶器遗留物、判断史前陶器的功能及使用情况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