蚌埠西郊的涂山脚下有个禹会村，呈南北狭长形的坐落于淮河之滨，为北纬30°53´07.5″，东经117°11´50.6″。提到禹会，尽管不被众人所知，但那可是一个名见经传的地方。因为早在《汉书》中就有记载，相传在距今四千年前后，大禹在治水过程中曾经在此招会万国诸侯共商治水大计，是禹王会诸侯的地方，故“禹会”而得名。禹会又叫禹墟，禹墟的称谓在北魏时郦道元的《水经注》中的 “禹墟在（涂）山西南八里”中得到了确指，这就给了涂山和禹会一个准确的坐标定位，所以证实禹会的称谓由来已久。据说，禹会村人们为缅怀大禹的功绩，村里自古就建有大禹庙。解放初期，人们在禹墟的土堆上还能看到大禹庙的遗迹和残留的石墙，经过一场“文革”浩劫，庙宇的痕迹荡然无存。

    从众多的史书记载中我们可以看到，有关大禹的事迹总会与涂山关系密切，而涂山又与禹迹密不可分，这样才能证实大禹和治水的关系。然而，我国拥有涂山之称的地方不为少数，如四川（重庆）、浙江（绍兴）、安徽（怀远，今属蚌埠）等等，而拥有地上禹迹的地方也是比比皆是，但是，涂山能与地下禹迹相关的地点却是为数不多，都往往是有涂山，没有禹迹，有禹迹没有涂山，既是涂山上存有禹迹，如禹王宫、禹王庙等等建筑，也多为后人根据传说而为，同样，具有禹迹的地方，也都是根据民间传说确立为与大禹有关的地名或塑有大禹治水像，以托福大禹的内在价值。可见，大禹其人其事，在我国历史上的分量是举足轻重。

    蚌埠西郊的禹会村却与众不同，与之相关的不仅有涂山和山上的禹迹，更值得注意的是在禹会村的地下埋藏着一处面积之大的史前遗址，其文化时代正与大禹时代相吻合，这处遗址是否是当年的禹迹，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因为在涂山不远的地方有叫做禹会村的地名和称作禹墟的则未见记载，也就是说，蚌埠西郊的禹会村其名字能流传几千年应该说是有其缘由的。这就客观的给我们增加了探索大禹文化的自信和底气，又因为大禹生活的年代，正是中国国家形成的关键时期，相当于考古学上的龙山文化中晚期，这个时代在社会发展史上处于大变革、大转折时期，寻求这段历史，对探索和研究我国古代文明和国家的形成与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又因为淮河流域一直是学术研究的空白，尚存许多未知，不为人知的历史事件和有待开发的古代文化，也正是考古学多少年来所苦苦追寻的目标，想寄希望以考古的手段找到解开谜团的钥匙。

    然而，坐落于涂山南麓的禹会村，却静静的沉睡了几千年不曾引人注意，而村旁一个大大的土堆，远远望去清晰可见，它似乎提醒人们土堆里覆盖着一个久远的故事。这地下究竟埋藏着哪些不为人知的密码，没有人说得清，禹会是否与大禹有关，仍然是一个大问号。当地农民祖祖辈辈都流传着不少有关大禹治水的传说，甚至能描绘的神乎其神，但是，一直没有得到社会或学术界的认可。几千年的神秘传说依旧在，几千年的风雨侵蚀不留痕。在禹会村走一遭，你会情不自禁地感叹：禹墟上还有多少世风没有被历史甄灭，地表下还有多少真实没有被泥土尘封，可是，禹会，仍属于一片净土，多少年来，当地农民始终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劳作在这块古老的土地上。谁也没有感受到在禹会村抓一把泥土就能诉说一段历史，捡一片瓦砾，就能讲述一段动人故的事，每当耕种季节，那俯首捡起的瓦片又随手扔到田边地头时，谁又能注意到了上面的花纹所折射的含义，没有人能联想到这片土地和大禹的故事缘由，更无人知道这地下埋藏的秘密，时间就这样年复一年的过去了。

    上世纪八十年代，考古工作者的足迹终于踏上了这块土地，考古人员从地上捡到的陶片一眼就认出了这就是龙山文化的遗物，对研究淮河流域龙山文化的传播和发展，具有重要的价值。当地的文物部门，蚌埠市博物馆的业务人员曾多次亲密接触这块久违的土地，采集标本，观察地形地貌，对遗址给了一个初步的定性。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实施以来，学术界的目光开始聚焦禹会村，2006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开始组织力量对禹会村进行详细的钻探，2007年春季、2008年春季又组织力量对禹会村遗址进行科学发掘，从此，原属平静的禹会村已不再平静，随着考古发掘的进展，媒体的报道，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关注，学术界信心百倍的寄希望能发掘出有价值的资料，人们更希望能找到禹迹，再现“禹会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的壮观场面。

    考古发掘，让我们对禹会村另眼相看，没想到这处不曾被人关注的村庄，地下真的埋藏着惊天动地的故事。考古钻探和发掘告诉我们，当时我们的祖先曾在这里繁盛一时，在发展自身文化的同时，也接受着南来北往文化的影响，特殊的文化迹象，显示了并重的研究价值和社会价值，并且有很多值得我们深思的东西。

    山东龙山文化、河南龙山文化在这里共存，而相同的文化迹象又在长江流域展现，这不仅仅是单纯的文化渗透，而是较大规模的人口从北方侵入的结果，新的人群，到来了新的文化，造成了新石器时代晚期地方文化的重大震荡和变迁。禹会村的文化现象十分复杂，龙山文化阶段，在本地区发展的同时，自身的活动范围越来越大，与周围的交往十分密切。原始社会末期的禹会村遗址，到达了非常繁荣的时期，加上一些周边地区文化的因素，使得这个时期的文化内涵呈现出一种多样化交叉的特点。一方面它被其他文化影响，另一方面，它也影响了别的文化，在相互交融中发展壮大。

    以考古的方法发掘禹会村，是解密的最好途径，因为我们可以从风尘于地下数千年的地层中去寻找一些不为人知的故事。禹会村究竟有哪些值得我们作进一步的考证呢？

    根据禹会村遗址的木炭标本，经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碳14实验室测试，其年代为（半衰期5568）：3822±40BP（公元前1872±40），树轮校正年代：2350BC（68.2％）2190BC。这个时期，正是龙山文化晚期，也是在淮河流域最昌盛的时期，而龙山文化时期与大禹的时期刚好吻合，同时，又加上地理位置的吻合，正说明我们在一步一步的向大禹走进。

    作为黄河中、下游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龙山文化在淮河流域的出现，代表了一种新型的聚落形态，它应是当时政治、经济和宗教活动的重要区域。从考古资料去考察当时的社会发展和演进，探索各个地区文明起源的进程以及后来如何汇聚、如何加速王朝国家的形成过程，禹会村遗址的发掘自然的显示出了很重要的意义。

    禹会村遗址，是一处单纯的龙山文化遗址，分布的面积为南北约2500米，东西约200米，总面积至少有50万平方米。遗址呈南北狭长形分布于淮河东岸，成为目前所知的淮河流域首次发现的最大的一处龙山文化遗址，并且它的文化性质单纯，代表了在原始社会末期，龙山文化在当地具有旺盛的发展势头，并承担着周边文化的内侵和外传。如此大的面积，说明了当时的时空跨度，也说明了当时人们的活动时间和活动范围，是文明探源研究不可忽视的内容之一。

    禹会村遗址坐落于蚌埠西郊涂山脚下的淮河东岸。涂山一帶是古代典籍记载大禹活动的重要地区，如今的涂山山水秀丽，涡、淮两水交汇，水绕山环，林幽泉清，相传汉高祖刘邦过涂山，命立禹庙以镇涂山，命立启庙以镇荆山。眼下的荆、涂二山形成两壁对峙之势，淮水从荆涂两山之间川流而过，一泻千里，据说就是大禹在治水过程中劈开的通道。涂山之巅众多的名胜古迹和山脚下的禹会村，曾吸引着历代的文人墨客登临怀古，吟诗作赋。这里仍流传着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的许多动人故事。每年三月二十八的涂山庙会，既是纪念大禹的盛大节日。

    大禹在涂山会诸侯的时期，正是夏王朝成立的前期，也是中国古代王朝形成的最关键时期。所以，与大禹治水有关的禹会村遗址，也就自然成了关键时期的关键遗址。另外，史书中的记载，如 “禹合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左传·哀公七年》：）。“夏之兴，源于涂山” （《史记》）等等，也确立了涂山和遗址的重要历史位置。正是这里孕育了博大的淮河文化和大禹精神。因此，通过禹会村的考古资料，去研究淮河文化，研究中华文明起源，具有非常重要的学术意义。应该说，禹会村遗址在江淮地区的文明探源研究中，起到了一种支撑的作用。

    “禹墟”，作为夏王朝建都之前华夏族重要的活动区域，应该具备了重要的历史地位。然而，它和其他遗址所不同的是，遗址基本上分为祭祀场所和生活区两个部分：

    ①、遗址中存在着一处约两千平方米呈“甲”字形布局的祭祀台基，分别用灰土、黄土、白土，采用槽式堆筑法自下而上的堆筑而成，最后形成一个具有一定形状和范围的白色覆盖面，在白色堆筑面的北部中间，还有一处用作“燎祭”的火烧面。所谓“燎祭”，就是将薪柴积聚在一起，将动物、玉、帛等物置于其上，以烧燎之。这样牲体气味可上达于天，天神可享之。虽然这处遗迹的出土物不多，但却蕴藏着大量的信息：当年人们为何动用巨大的人力进行挖槽、堆筑成具有神秘色彩的台基？为什么又在台基之上的固定位置进行复杂的燎祭活动？为什么在燎祭场所的附近曾经摆放有陶杯、陶甗之类的器物，在如此大的范围内进行活动到底有多少人参加？谁具有如此大的号召力担当组织者？为何举行如此规模的活动？难道这一切真的与“禹会”的由来有关吗？

    ②、距祭祀台基不远的地方，存在着丰富的文化堆积，虽然多年的治淮工程使遗址的地层遭受破坏，但当时具有祭祀性质的器物坑，依然存在。坑内埋藏着大量的陶器，并伴随着木炭和兽骨，同时，具有神秘色彩的圆圈迹象，影射着它内在的含义。看到既熟悉又陌生的器物，好像在暗暗的告诉我们，禹会村不是一般的人类居住遗存，应是以祭祀为主要内容的活动场所。

    禹会村遗址的文化面貌既有山东龙山文化的特点，又有河南龙山文化的因素，同时，与良渚文化存在着一定的联系，表现了我国江淮地区复杂的文化面貌。通过比较，我们已在上海松江广富林遗址、江苏兴化南荡遗址、江苏高邮周邶墩遗址、江苏南京牛头岗遗址等等，都能找到了相同或相似的文化因素。禹墟遗址出土的陶器带有明显的黄河中下游的龙山文化特征，从陶器的演变上使黄河中下游——淮河流域——长江下游的龙山文化形成关联，从而证明淮河流域是古代文明传播的一个重要路径，是连接黄河、长江两大文化传统的纽带和桥梁，也是华夏、东夷、苗蛮三大集团相互碰撞和融合的地区。所以说，丰富、复杂的文化内涵，决定了禹会村遗址的重要意义。

    在前期的工作中，我们曾根据地层土样的提取测试，对禹会村遗址距今4000年－4500年龙山文化时期的环境考古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在距今4500以前，该时期气候湿润，淮河处于高水位，遗址或周边被水淹没；4500年开始气候趋向干旱，淮河及其支流水位开始下降，龙山文化开始和发展；4000年前后，龙山文化中、晚期环境开始向暖湿的方向发展，后期气候更加湿润，降雨量增加，河流水位开始上涨，甚至洪水泛滥，正是史载的“大禹治水”时期。可见，在距今4000年－4500年之间，该地区的环境总体趋势大致经历了暖湿－冷干－暖湿－冷干的气候变化过程。如果说大禹治水的成功，可能与气候的冷干期有一定的关系。

    发掘禹会村，是学术研究的需要，是多学科研究的需要，也是中华文明探源的需要，通过它，不仅能填补龙山文化地域的空白，也会对龙山文化的发展传播提供资料支撑，同时，对研究淮河流域中华文明的起源具有重大学术价值。

 

 

原文发表于《中国文物报》2010年1月29日3版

 

 

 

（责任编辑：孙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