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博物馆的新尝试——兼谈学科知识普及与学科博物馆的建立
20世纪90年代开始，我国加强文化设施建设，满足人民文化消费需求的呼声日益高涨，诸多学科纷纷走出象牙塔，承担起学科知识公众化的历史使命。在考古文博领域，不同专业方向展开各种关注公众的行动，博物馆学“开始重视传播和社会教育的外部服务功能”，考古学“提出遗产时代考古学的命题……产生公众考古的分支学科”等，这些转变都意味着公众已逐渐涉足到考古文博领域。
正是由于学科使命的转变，考古学者的研究也开始向公众化方向转变，他们参与五花八门的考古普及活动。各种类型实践活动从不同角度对考古知识进行阐述和普及，支持着公众考古逐渐成为一个新兴的学科分支。在公众考古日渐形成和成熟的过程中，我们也在探索新的文物考古知识普及方式。
何谓考古博物馆
“考古博物馆”一词，在国内尚很少见，目前比较耳熟能详的只有北京大学的赛克勒考古与艺术博物馆，但其展出的方式仍是按文物的种类来安排，仍属艺术博物馆。国外有称Archaeological museum，可能才是真正的考古博物馆。如德国的海尔布隆考古博物馆、雅典国立考古博物馆、伊拉克里翁考古博物馆等。那么何谓“考古博物馆”？在这里，我们将分两个层次进行讨论。
首先，从展示对象上区分，考古博物馆区别于艺术博物馆、历史博物馆、自然博物馆等。吉林大学史吉祥教授曾梳理过中国博物馆分类体系的演变过程，从文中可知，我们现在的博物馆分类体系是按照博物馆的性质和藏品进行分类的，主要划分为艺术博物馆、历史博物馆、综合博物馆等，这一体系在20世纪80年代初确立，到了80年代中期更加完善。从这一层面上看，考古博物馆的展示对象是从考古遗址中发掘出来的遗存（包括遗迹和遗物），至少绝对是以考古遗存为主体的展示。
其次，考古博物馆不等同于遗址博物馆。虽然目前国内很少有明确称“考古博物馆”的展示场所，但以考古现场和出土品为展示对象的博物馆却屡见不鲜，像西安半坡博物馆、汉景帝阳陵考古陈列馆、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广州南越王墓博物馆，良渚博物馆新馆等，它们在某些方面已经具备了考古博物馆的要求：
一、博物馆选址
遗址博物馆往往利用部分考古发现原址建成，即便脱离考古原址，距离也不会太远。
二、展示对象
遗址博物馆中部分展品已出土时的状态被展示出来，强调出土物的原生状态，给观众身临其境的体验。
遗址博物馆的这两个特点表明，博物馆展览策划人已经开始将考古学知识作为展示设计的内容之一纳入展览当中，部分地满足公众对“神秘”的考古的好奇心。然而我们不得不承认，目前所见遗址博物馆展示的只是考古知识的某些非常零星的片断，这些片断在展示当中仅是策展人为更好地展示标本所采用的辅助手段，考古学并未真正地被看作博物馆展览的核心内容。
我们理想中的“考古博物馆”应当具备这样一个基本的特征：考古知识的展示是整个展览的生命线，考古学的学科知识也贯穿于博物馆的展览当中。考古博物馆除了展示出土物外，还展示考古是如何发现这一遗址，又是如何像侦探一样一步步展开分析和研究的。它可以用实物、说明文字、原景再现、多媒体互动等多种方式，各种方式的权重可以根据需要进行安排，展示者可以根据自己对遗址的研究和理解安排展示线索和方式。其目的是使观众不仅仅从展品中获得审美体验，更重要的是，通过观看展览，观众也了解到考古学家是怎样工作的。
正如美国博物馆学家Nick Merriman所说，“贮藏联系过去与现在的考古证据，阐释景观存在的合理性已是考古博物馆被赋予的主要社会角色”。对真实证据的强调使得考古博物馆关注藏品的保存和归档，关注考古学学科学术的需要。从这一点可以看出，考古博物馆是为考古学的公众化服务的。
考古博物馆的展示模式
博物馆的展示模式是灵活多样的，不同性质和定位的博物馆，可根据内容和要求设计自身的展示模式。虽然目前国内没有非常典型的考古博物馆实例，但是从一些博物馆的某些展示环节，我们仍然能概括出适应于考古博物馆的展示方式。
一、考古流程模式
大体就是按照考古调查、发掘、研究的过程来安排展线，引导观众一步步地加深对考古学科的理解。
几个月前，笔者曾到德国驻上海总领事馆文化教育处去聆听德国著名考古学家克里斯蒂娜·雅克布女士关于塔尔海姆遗址的发掘和研究过程的讲座。该遗址发现于1983年，位于海尔布隆附近的塔尔海姆，时隔20多年，考古学家已对该遗址进行了清理、研究，并在遗址边上建成了考古博物馆。
雅克布女士详细地介绍了该博物馆的展示思路：
考古发现与发掘 包括发现和发掘过程介绍、遗址环境介绍，考古发掘过程中的图纸、记录表格等原件被展示于通往下一展厅的通道上，不用太多的文字，一目了然。考古学家还在花盆里洒下与该时期植被同类的种子，观察植物的生长及适应时令的变化，这就是所谓的实验考古学。
考古遗存的分类研究 将考古学家的研究成果，例如对陶器的分区分期研究、人种研究、请法医专家一起对人骨进行研究。
陶器的分区分期研究 完整的陶器被展示出来，其他区域的陶片被用来作对比，完整的陶器谱系被展示在观众面前。
人种及社会关系研究 法医专家、人类学家和考古学家用史前时代人类学方法对尸骨进行鉴定，确定死者的年龄、性别、身高、所患疾病及相互之间的亲属关系。值得一提的是，比较完整的人骨得到复原，其他包括一个妇女和一个男孩，他们的发型、衣物也根据同时期欧洲“冰人”的服饰被仿饰出来。
人骨的伤残鉴定 考古学家像侦探一样，跟法医专家一起对每一块人骨进行分析，首先判断伤口的形成，根据伤口的大小、用力方向等，将他们受伤的过程也逐步地复原出来，形象地展示给观众们看。
这种展示方式让观众紧跟着考古学家发掘和研究的思路将考古学的疑团逐渐揭开，一旦观众进入角色，便能化身为“考古学家”，与展品进行积极互动，在参观的过程中将自身体验和想法融入进去。但是这种展示方式需要观众有一定的知性和耐性，这不是走马观花的游赏，而是一次探秘之旅。塔尔海姆遗址的出土品和研究成果在海尔布隆考古博物馆、斯图加特的维腾堡州立博物馆和梅特曼（Mettmann）的尼安德塔尔博物馆（Neanderthal Museum）成功举办，2009年6月又跨越大洋到上海举办展览，受到广大观众的欢迎。
二、知识链接式
就是在不过多干涉展示内容和思想的前提下，当展览涉及到考古学知识时，以一个相对独立的板块将知识呈现出来。这种展示方式就像我们在阅读某些著作一样，有时候在正文中会穿插相关的知识链接。
笔者有幸拜读了良渚博物馆新馆的展示文本，与以往所参观过的展览进行对比，感触颇深。目前所见国内大多数展览都是以展出“文物”时空演变的方式进行，便于观赏但缺乏深入的探究，只有“是什么”，没有“为什么”。此次读到良渚博物馆新馆展示文本，可称得上是考古博物馆的一种新尝试。
该文本将整个展览分为良渚古城发现、良渚古城描述和良渚文明的影响等几个主要部分，且这几个部分的分量旗鼓相当，首先从结构上打破了过去重在“描述”，而将发现过程和影响一笔带过的思路。
考古工作对于博物馆而言，最主要的功能是藏品的收集。以高蒙河先生展示文本“良渚遗址的发现”为例，作者把考古学两大基本方法（地层学和类型学）、考古学基本概念（遗存、遗迹、探方、柱洞、红烧土）、所有的考古工具（探铲、手铲、罗盘、水准仪以及各种登记表）等作了介绍甚至实物展示，还穿插了反山王陵、瑶山、汇观山祭坛和墓地的发掘视频。在该展厅的最后，还设计有一个体验教室，通过电脑程序，观众可以选择适当的考古工具按步骤进行“虚拟考古”，解开了以往观众对于出土文物来历的疑团，体验将考古的神秘面纱层层揭开的兴奋。
这种展示方式就是在展出重大发现及其社会意义的同时，将考古学的基本知识作为知识链接穿插于整个展览中，既不影响展览思路，又能帮助观众更加有效地理解展览内容，可谓一举两得。
其实这种展示方式在前两年就有雏形。2006年，由中国国家博物馆和江西省文化厅举办的“商代江南——江西新干大洋洲出土文物精品展”就已经摆脱过去按照遗存质地分类展览的禁锢，按“发现与探索”“来源与融合”“铸铜与琢玉”“造型与纹饰”的思路，将新干大墓的特色突出出来。该展览的展示思路已经突破了以器物质地为依据进行分类展示的窠臼，将考古发现的过程及其所反映的文化因素纳为展览对象，从而将静态的“物”活化为生动的“人”。
考古博物馆的属性
目前，国际上根据博物馆基本陈列的藏品主要将博物馆划分为历史博物馆、艺术博物馆、科学博物馆、综合博物馆及其他等几大类。这也是目前中国博物馆学界比较认同的分类方法，已被纳入到博物馆学的教科书中。针对这几类博物馆，还有学者进行了明确的界定：
历史博物馆——以历史的观点来展示藏品，遗址也属于这一类；
艺术类博物馆——展示藏品的艺术和美学价值；
科学博物馆——以分类、发展或生态的方法展示自然界；
综合类博物馆——综合展示藏品的历史、科学和艺术价值。
希望通过这种分类标准来确定考古博物馆的性质，显而易见，我们面临最大的问题在于考古博物馆是否属于历史博物馆。不可否认，考古发掘是博物馆（尤其是历史类博物馆）藏品的主要来源，反之，国内外许多博物馆都设有考古部，为考古发掘和研究提供资金、设备等支持，博物馆与考古学之间有着密切关系。但历史类博物馆的宗旨是透过藏品研究、展现、传播一个国家或者地区的历史文化知识，虽然在博物馆展览的字里行间也会流露出关于考古学专业术语的通俗化信息，但其本意只在于将考古学作为历史研究的辅助材料，对于考古学科知识的传播远远不够，更罔论以考古学为展览线索了。很明显，考古博物馆不是历史博物馆。要确定考古博物馆的属性，还需回到它的本质上来。
正如前文所述，我们目前定义的考古博物馆，其展示对象是考古学科的知识，建立考古博物馆的目的在于考古知识的大众化，并在此基础上，让公众掌握考古发现和研究的发言权，甚至将考古纳入他们生活和思维中。也就是说，尽管考古博物馆的藏品带有厚重的历史感，但它真正目的是展示考古学作为一个学科的使命、方法和过程，显然，考古博物馆是“学科”博物馆。
这种属性的界定正好与18世纪西方关于博物馆分类的观点不期而遇。“18世纪末期，西方人开始按博物馆收藏的藏品类别对博物馆进行分类，于是有了美术、考古、历史、人种学、自然科学等专业博物馆的划分。”但是，在中国，尽管博物馆分类依据在历史长河中不断发生变化，先后以主管部门、藏品属性、展示内容、博物馆教育、科研活动性质等要素进行各种分类，却没有任何一个时期将学科博物馆作为一个门类纳入到博物馆类型中去。即便到现在，博物馆类型中又增加了（或分离出）专题性博物馆、遗址类博物馆、名人类博物馆，也未能见到学科博物馆的一席之地。
不过这并不代表还没有建立一座学科博物馆，细数起来还真不少。像中央民族大学的民族博物馆、上海音乐学院东方乐器博物馆、中医药大学博物馆、上海体育大学的武术博物馆等等，都是与相关学科的教学有关的博物馆。但是，总体而言，这些博物馆还都是以各学科的研究对象为主体，以年代顺序的思路进行展示，静态展示多，动态展示少；物化成分多，知识成分少。
综上所述，关于考古博物馆的探讨在国内尚处于探索阶段，我们目前能梳理出建立考古博物馆的两种展示模式。这两种模式的考古博物馆主要都是针对抢救性考古发掘成果而建，是在博物馆展厅当中向公众普及考古发掘过程及成果等考古学知识的尝试，考古博物馆的建立将考古学科知识普及与学科博物馆的建立结合起来，成为公众考古一种新的方式。
不过，像这样的考古博物馆只要有一两个精品就可以满足公众需求，如果全国各地建立起千千万万这样的博物馆，那恐怕就会千篇一律。然而，国内现在认可的学科分类多达25类，各个学科还在不断建立自己的分支学科，如果每一个学科都营建起自己的博物馆，那么全国将会有几十个甚至上百个不同的学科博物馆，这将又是另一种景象。
（高蒙河对本文亦有帮助，特此致谢！）
(原文发表在《中国文物报》2010年5月5日6版)
（责任编辑：孙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