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向父母的公众考古

 
    2008年，我幸运地考入了吉林大学考古学专业，开始了我的大学生活。回想当时，毫无考古学基本常识的我，完全是被考古的神秘与刺激所吸引，希望自己有朝一日能成为中国的琼斯教授（《夺宝奇兵》主人公）,去探寻那如鬼吹灯中描述的珍宝秘境。

    两年来的学习，我从对考古一无所知到略窥门径，从对考古中神秘、冒险、浪漫的生活向往到严格遵循考古学严谨的研究理论和过程去思考遗迹、遗物的考古学意义，我自己可谓是考古学普及的一个典型。
我的父母都是普通的公务员，大专学历，对于我当初选择的专业他们还是很满意的，因为考古学在他们的心目中也是有些光环的，这还得“感谢”中央电视台《鉴宝》之类的节目，让考古沾了那些价值连城的“文物”的光。他们满以为考古是个名利双收的事业，但很可惜，这些东西实在与考古学家没有多大关系。

    第一学期结束，我带着专业课课本与数本考古学报告回到家中，试图借此让他们了解真实的考古。但粗糙的石器、破碎的陶片、仅存几个柱洞的房基、生涩的地层学与类型学，让我的普及工作变得索然无味。在我一番长篇大论之后，他们最关心的问题依然是“有没有学习文物鉴定啊”“发掘一个大墓能赚多少钱”之类的问题。更有一回，在大一结束的那个暑假，爸爸跟我说让我帮着看看他朋友的一件东西。在山西这样一个文物大省，文物的收藏与买卖是人们闲聊时必不可少的谈资。这令我在无奈之余不免心中有些悲凉。

    一方面，我想说的是，这并非考古学家的专长，更别说像我这样一个刚刚接触考古不久的毛头小子。我所学习的专业将来并不能带给我父母想象中的荣华富贵。另一方面，从根本上说，考古是通过研究古代实物遗存来研究古代社会与人类的科学，它所研究的课题与当今社会生活是有相当距离的。因此，它很难像机械电子、生物医药、法律金融等应用性很强的学科那样能够迅速地创造出显著的价值。中国的考古学之所以有今天的“黄金时代”，完全是在国家的繁荣强盛基础之上的对于传统历史文化与遗产的高瞻远瞩。长期以来，受职业性质所限，考古学家们常常是囿于象牙塔之中，孤芳自赏。我看到，父母的观点其实代表着公众对于考古的普遍认知，一旦揭去那层本不属于考古的浮华外衣，很少有人去关心真正的考古。

    父母看似荒唐的言行，我却不能嗤之以鼻，因荒唐来自他们对考古的不了解，而这与我国考古学传播之薄弱有着密切关系。去年9月我参加了大学生创新性实验课题的项目申请，我们项目小组的《考古学的大众传播》最终获评为国家级课题。在申请的准备过程中我阅读了国内外有关“公众考古”的大量文献资料，尤其是看到美国在考古学的普及方面实现了专家、志愿者、博物馆与传媒的多方协调努力，实现了多样化且行之有效的考古推广与普及工作之时，我对父母的“科普”有了新的启发。

    大二的寒假，我放下了厚厚的考古学报告，选择将一套《考古中国》的DVD带回了家，这部45集的大型纪录片，较为真实地再现了中国考古的一系列重大发现，虽在某些情节的处理上仍有故弄玄虚、寻宝猎奇之嫌，但总体而言不失为一部难得的科普佳作。每天晚上，我都会陪着他们一起观看，父母常常会对里面的一些专业术语与考古发掘中的一些细节问题产生疑问，这时我便抓住机会用最简洁明了的方式来向他们解释。一部《考古中国》看完，他们二人对于探方、探铲、地层、序列之类的专业名词已经有了科学的理解，渐渐的他们开始将兴趣的焦点由那些奇珍异宝转移到了考古学家是如何通过这些器物来判定年代甚至是研究其背后的人物、历史事件上来。于是我趁热打铁，从网上下载了关于抚仙湖水下考古和雷峰塔地宫发掘的现场直播视频。镜头前，考古工作者们严格地遵循考古发掘的科学流程，提取文物时小心翼翼，又是刷又是拿竹签剔，有时蹲在探方中一干就是好几个小时。父母开始认识到考古学家不但博览群书，也要长期埋头于荒野之中，通过古代遗留的蛛丝马迹来复原历史、探寻古人的生活。当看到在旁人看来毫不起眼的砖头瓦片就能让考古学家兴奋不已时，眼中多了一份真实的感动。

    短短的一个假期，父母对于考古的认识有了180度的转变，他们终于能够理解考古学存在的意义，也认识到作为一名考古工作者可能承受的寂寞与清贫。然而，令我意外的是，父母不但没有对我学习考古感到失望，反而比以前更加尊重我的选择，并鼓励我在自己喜欢的道路上踏踏实实地走下去，能够为祖国的文化遗产的发现与保护作出应有的贡献。父母的态度让我在感动之余对我之前的考古普及有了一些反思。

    首先，面对全球化的大趋势，面对大量涌入的外来文化，我们积极地将中华民族五千年传统文化的精华送出国门与洋文化一争高下。近年来孔子学院遍布各国，世界各地掀起了学习汉语的热潮，中国人以“儒释道”影响着世界。反观国内，在“鉴宝”成一时风潮、“盗墓”甚嚣尘上之时，考古者却没有秀出真正的自己。在中国，太多像我父母那样对考古存有误解的人。

    其次，中国的公众考古不仅前景广阔且意义重大。作为一名资历尚浅的学生，仅仅用了几部电视片和浅薄的专业知识就实现了对父母的成功“洗脑”。而中国考古界名家璀璨、精英辈出，只要我们能开动脑筋，积极合理地运用现有的资源和媒介，放下架子亲力亲为，考古学的传播一定能走出更多新路且不断深入人民群众。而考古普及成功，公众必能以更大的热情来支持我们的考古工作，群众的文化遗产保护意识将会有显著提高。有了群众的深厚基础，文物盗掘与贩卖之风将得到有效地遏制。 
    我作为立志考古的热血青年，以上的言论在各位前辈师长看来不免幼稚。曾长期担任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的苏秉琦先生在北京大学文物爱好与保护者协会成立会上的讲话中曾指出，考古学要面向社会，面向人民群众，面向未来。中国的考古长久来看离不开公众的支持。所以，我想说的是，公众考古从现在开始，从父母、妻儿开始，从身边的亲友开始，让我们将公众考古进行到底。

 

 

(原文发表在《中国文物报》2010年5月7日3版)

 

 

（责任编辑：孙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