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夏，在我前往法国发掘出发前，南方文物编辑部打来电话，希望在2010 年的南方文物上开辟个新栏目，内容是介绍国外著名考古学家的成长经历、学术贡献以及对中国考古学 世界考古学现状和前景的评价和认识等。对于开辟这样一个栏目的可能性，可行性，如何操作和设计等，希望我能帮忙出出主意。假如可行的话，希望我能出面组织并主持这个栏目。

    记得此前我曾和编辑部讨论过有关南方文物栏目建设的问题，也涉及这个栏目的一些设想。 我的直觉认为，这是个颇富创意的好栏目，不仅符合我本人的一惯理念，也是当前国内学术研究发展的一个需求。其意义还在于：它一方面利于促进中国考古学的健康发展和学科进步，能进一步扩展我们的国际视野和开放的心态；另一方面也可以从不同国家、具有不同专业背景的学者的不同视角跟踪国际学术热点课题及其走向，达到“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的目的，可谓一举多得，何乐而不为！

    鉴于上述种种，我没有任何理由拒绝他们的请求，遂决定全力支持并促成此事。尽管这件事肯定要占去我不少时间和精力，但值得为之努力！我建议这个栏目可以采用采访或访谈的形式，这就需要充分发动和利用我们与国外合作的学者、在海外留学进修的访问学者和留学生的群体力量，大家合力做这件事关于栏目的名称，我也思考了很久，因为预设的采访对象均为各个国家考古界的成功人士，俗称之“大腕”，他们在各自的领域已经功成名就，在学术界有着广泛的影响力。鉴于此，我取了“海外大家访谈” 这样一个名字，它比较直白，能够比较好的体现我们设计这个栏目的初衷。

    事既定，随后即开始考虑访谈对象，安排采访人员，还要根据每位学者的特点设计采访的主题，最后是将一封封的伊妹儿（Email）发往世界各地非常幸运，此时恰逢哈佛大学人类学系资深教授欧弗 巴尔 - 约瑟夫（Ofer Bar- Yosef）来中国访问，并计划与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的老师前往江西万年仙人洞遗址采样，编辑部的周广明也将与他们同行。我提议邀请北大的吴小红教授利用这个机会率先顺便采访巴尔- 约瑟夫。去年年底，已在哈佛大学燕京学社做访问学者的吴教授完成了对巴尔- 约瑟夫的访谈。俗话说，万事开头难，这个访谈可以说为 “海外大家访谈”栏目的设立开了个好头。其实，巴尔 - 约瑟夫教授也是我的老熟人。 此公毕业于以色列希伯来大学，后留校任教，并很快在旧石器时代中晚期考古、现代人起源、近东农业的起源等领域崭露头角，引起国际学术界的关注。1986 年 9 月，美国哈佛大学人类学系的著名学者艾萨克（Isaac, Glynn L.）教授和兰伯格 - 卡洛夫斯基（Lamberg- karlovsky, C. C.）教授前往北京大学考古系讲学，抵达北京后，艾萨克教授突然发病，后紧急送回美国抢救，不幸于途中逝世①，这或许造成了哈佛大学人类学系旧石器时代考古学的教师出现空缺。我猜想，或许正是由于这个不幸事件，促使哈佛大学开始在世界范围内网罗人才，并在1988 年将巴尔 - 约瑟夫从以色列希伯来大学挖到哈佛大学，由此可见此公在学术界的地位。

    2000 年春，我从费城转到哈佛大学作访问学者，最先约我见面的就是巴尔 - 约瑟夫教授。 那次，他就中美能否继续合作研究稻作农业的起源征求我的意见，后来我们就此合作达成了初步意向。2001 年 5 月，我邀请他和他的同事访问中国，并一同考察了湖南和广西两省的一些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包括著名的八十垱、城头山、皂市、玉蟾岩、甑皮岩、大岩等。那趟旅行让我对这位学者有了更深的了解。记得在临桂县，当地招待大家吃油炸蜂蛹，对此类“美味佳肴” 我从小就有一种心理排斥，并且很担心犹太人的食物禁忌 但没想到，巴尔-约瑟夫等人并未拒绝，反而把酒言欢，不住夸赞其味美无比 我问他怎能没有禁忌？答曰：因为我们是考古学家，这反倒让我无言以对！此公极爱食鱼，任何鱼他都来者不拒，他说自己从小在地中海边长大，遂养成这一嗜好。

    2005 年，国家文物局批准了中美合作研究长江流域水稻起源的课题，随后巴尔 - 约瑟夫参与了湖南道县玉蟾岩遗址两个年度的考古发掘。 在野外，他表现出一流学者所具有的优秀品质，学风严谨，勤奋、认真，乐观随和，没有架子，这些给我们团队的所有成员留下了深刻印象。工作之余，他甚至喜欢去卡拉OK 热闹一番，而且还能唱不少俄罗斯民歌，诸如 “莫斯科郊外的晚上”、“红莓花儿开”等，这更拉近了彼此之间的距离。但我印象最深的还是他所提倡的多学科合作发掘法。上世纪90 年代初，我曾参加万年仙人洞 - 吊桶环遗址的中外合作发掘，那次，美国学者麦克尼什（Mc-Neish）也提倡类似的方法，而且在发掘中使用了筛选和浮选技术② 。或许是因为经费不足，那一次的合作团队并未充分显示多学科的成分。基于多年的实践，巴尔 - 约瑟夫教授倡导具有不同学科背景的团队成员必须亲自参与考古现场发掘。我们在玉蟾岩的合作团队除考古学家以外，还包括矿物学家、微地貌埋藏学家、地理地质学家、年代学家、植物考古学家、动物考古学家、农学家等。在现场，不同学科的学者会随时聚到一起，就某些疑难问题共同分析、讨论，诸如地层划分、划分标准、文化堆积成因、遗迹性质，以及需要采集哪些样品 采样的位置、层位等等。甚至为了复原地层中某些遗迹现象进行模拟实验，采集比对标本等

    这种真正的多学科合作方法给我以很大启发，也让我意识到以往我们发掘中存在的不足，为此我曾提议： 1. 主动性的考古发掘应控制挖掘面积，倡导少而精，即挖的面积小一点，尽力做得细致，获取资料的技术手段要更全面一些。2. 非主动性挖掘特别是国内目前大量的随工清理项目，应在发掘中确立采样区，即在发掘区选择重点区域作精细采样（大小因地制宜），采样区的发掘要高标准，必须履行筛选、浮选技术，尽可能多地获取信息。3. 提倡真正的多学科合作。不同学科背景的学者要共同参与发掘、在现场讨论、取样、浮选或作模拟试验。总之，不同学科的学者应在田野中“面对面”，而非以往的“背靠背” 或 “供货商”式的所谓多学科合作③。尽管目前并非所有人都能意识到这一点，但我们确实需要朝这个方向转变！

    本栏目的另一位学者访谈是我邀请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张良仁博士对俄罗斯著名冶金考古学家切尔内赫教授进行的采访。我与切尔内赫教授不是很熟。1999年7月，我从费城前往哈佛大学访问，住在李永迪（时任哈佛大学博士候选人）先生家，在他那儿看到了剑桥大学出版的《欧亚大陆北部的古代冶金》（AncientMetallurgy in the Northern Eurasia）一书，方才知道有这么一位俄罗斯冶金考古学家。碰巧我在来美之前，应《文物》杂志之邀与水涛教授合作撰写了《四坝文化的铜器》④一文，到美国后还一直在修改，因此对冶金史和冶金考古有种特别的关注。当我浏览了切尔内赫的这本书后，对冶金史和冶金考古才有了一个初步了解，眼界也随之扩展到整个欧亚大陆及东南欧的巴尔干地区。2000年初，应伦福儒教授（K. Renfrew, 剑桥大学麦克唐纳考古研究所）邀请，我前往英国参加“史前后期欧亚草原的开发” （Late Prehistoric Exploitation of the Eurasian Steppe）国际学术研讨会，见到梅建军博士及一批欧美、俄罗斯的学者。通过交谈，对切尔内赫教授有了更多的了解。但直到 2006年9 月，我才在北京科技大学举办的“冶金与合金的起源与利用”第六届国际会议（BUMA- VI）上见到切尔内赫本人，并欣然邀请他到北京大学参观赛克勒考古与艺术博物馆。可惜的是，因为他在北京停留时间太短，加之又赶上一个周末，让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的师生失去了一次与这位著名学者进行交流的机会。

    切尔内赫教授是我敬佩的一位学者，由于我本人长期从事中国西北地区的考古，加上我的第一外语学的是俄文，连带到地缘关系，因此我会比较关注整个欧亚草原地区史前--青铜时代的考古学研究。切尔内赫教授的研究范围恰好覆盖这一区域，其广博的冶金考古知识、深厚的阅历和丰硕研究成果堪称欧亚草原冶金考古学领域的重量级学者，其研究成果对我本人影响也很大。透过这个专访，我想各位读者不难体会到这一点。最近耳闻国内已有人组织翻译出版他的学术专著，对此我非常的期待。

另有一点需要说明，我之所以在此栏目的开篇选择一位俄罗斯的考古学家，还有着下列一些特殊的考虑。

    自上世纪初俄国革命以后，国际政治格局发生了重大转变。至1945 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冷战出现，铁幕落下，意识形态的对立严重地影响了东西方在学术领域的交往，在考古界产生的后果就是：前苏联这个拥有世界最大领土面积的国家成为考古学界的一个“大未知数”⑤ 1949年以后，中国也一边倒地靠拢到前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大家庭，这造成中国的考古学一步步地走向相对封闭，以至于在世界上几个主要的文明古国中，有关中国的跨文化研究长期处在相对薄弱且支离破碎的状态，这对中国考古学的健康发展极为不利。

    上世纪 50 年代是中苏两国的蜜月期，我们处处以苏联老大哥为楷模，这在当时尚且能得到网开一面的信息。进入 60 年代，中苏交恶加剧，这扇信息交往的大门也最终被关闭，中国考古学彻底陷入孤立。直到上世纪 80年代，我们才逐渐摆脱与世隔绝的状态 1990 年，前苏联解体，国力陡然下降，我们的价值取向开始摆向西方，唯欧美马首是瞻，俄罗斯遂被彻底冷落。近年来，这种偏废的局面对于中国考古学产生的不良影响正在逐步显现出来，具体表现为： 1. 高校中学习俄语的学生大量减少，导致研究俄罗斯考古（包括中亚地区的考古）的人才出现断层。以至于我们有的学者或研究生由于不懂俄文，在研究中亚或俄罗斯的考古时只能花钱雇人来翻译俄文资料，而译者往往不懂考古，这其中难免出现一些失误，甚至错误。2. 近些年来国内鲜见翻译出版俄罗斯的考古学资料，转译成英文的也非常之少，加之不懂俄文，因此很难了解近些年来俄罗斯考古的重要发现和研究成果。3. 俄罗斯与中国是邻邦，双方在历史上有过长期的交往瓜葛，无论是在地缘政治还是从文化传统的角度，对于双方都是不可忽略的。不幸的是，随着上述原因和学术交流的萎缩，使得中国考古学家正在丧失这一研究领域的话语权，以至于涉及该领域的有些研究文章引用资料陈旧，出现一些本不该有的错误。正是觉察到上述不足，我才特意在此栏目的开篇安排了切尔内赫教授的访谈，希望通过对这位著名学者成长经历和丰硕研究成果的介绍，重新燃起我们对俄罗斯考古（以及中亚地区考古）的热情，推动和加强双方的学术交流，促进东西文化交流领域的考古学研究。但这方面工作的恢复是长期性的，不可能一蹴而就，还需要大家的共同努力。值得欣慰的是，近年来，中俄双方的考古学家已开始有所接触，但在学术交流上还远不尽如人意。

    我更想强调的是，通过上述两位著名学者成长经历的介绍，不难发现，他们之所以能够成为考古学界的“大家”，其先决条件是他们都对考古学有着发自内心的热爱和强烈的兴趣。巴尔 - 约瑟夫教授打小生长在以色列这个遍地古迹的国度，浓郁的历史气息和文化氛围的熏陶，使得他从小就立志成为一名考古学家。切尔内赫教授也是在小学生的时候，而且还是在二次世界大战的艰难岁月中，他开始奋发读书，沉浸在知识的海洋中，并对历史学产生了浓郁的兴趣。总之，兴趣的有无确实是决定一个人能否成功的先决条件，其次才是勤奋、机遇和锲而不舍的科学精神。 这些“大腕”的“成功案例”对我们深有启示，特别是在人才培养方面给我们提供了很多值得思考的空间。

    最后，我要向吴小红教授和张良仁博士表示衷心的感谢！正是在他们的努力工作下，我们才得以在较短的时间里实现了在 2010 年、 新改版的《南方文物》 第一期看到“海外大家访谈” 这个令人耳目一新的新栏目。

    同时，我也愿借此机会呼吁，此栏目的建设和“可持续发展”寄望于国内考古界同仁的大力支持帮助，也特别希望那些与海外著名考古学家熟悉的学者及海外留学生们积极为此栏目提供稿件。

    在筹建“海外大家访谈”栏目的过程中，我渐之萌发出一个 “得陇望蜀” 的奢念，即可否在不远的将来，能将此栏目采访的海外著名考古大家的访谈录辑成一册书籍，作为《南方文物》的“副产品” 提供给国内的读者。我想，这也是我们考古界同仁所期待的。

   

李水城  庚寅年岁首定稿于蓉城--涪城

注释

① 艾萨克教授是著名的旧石器时代考古专家。 他原定于1986年9月在北京大学考古系讲授“非洲旧石器时代考古”。在此之前，他在非洲作田野考古工作，不幸感染了热带病，到北京发作，入住协和医院救治，但病情不见好转。后紧急送回美国，经日本东京转赴关岛途中病重不治去世。

② 这是国内考古发掘首次使用筛选和浮选技术

③ 李水城《国际合作与环境考古的进展》，《环境考古》（四） 第18-24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

④ 李水城、 水涛：《四坝文化铜器研究》，《文物》2000年第3期

⑤（前苏联） 布尔金、克伦、列别杰夫 著，刘茂 译：《苏联考古学的成就和问题》，《史前研究》1985年第4期

编者按：此栏目的开办 曾得到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张弛先生的启发，李水城先生欣然允诺主持本栏目，在此谨表诚挚的谢意。

 

 

此文发表在《南方文物》2010年第1期

 

 

 

（责任编辑：孙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