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教育：在提高中普及——复旦大学开展公众考古教育实践的尝试

    复旦大学开展公众考古教育实践，始于2000年前后。新世纪，校方尝试进行教学改革，增加面向全校各个专业本科生开设通识教育课程的比重，要求各院系为学校推荐选拔一些知识性强、趣味性高、覆盖面广的课程，在课程名称和教学内容上宁“通”勿“专”。文博系先后推荐了考古文物类的几门课程，比如《考古学通论》《考古学导论》《考古发现与探索》《考古与人类》等。陈淳教授、高蒙河教授先后投身到通识类考古课程的教学和建设中来，并形成完善的教学团队，其中《考古发现与探索》还成为校级精品课程以及上海市的重点建设课程。在研究生教学方面，高蒙河教授率先在国内高校开出了《公众考古学》硕士课程，陈淳教授指导两位硕士做了以公众考古学为题的硕士论文，系统地介绍了西方公众考古学的核心理念。

    从学校的角度看，通识教育的目的是让各专业背景的学生了解某一学科的基础知识以及核心知识，从而接受更为综合的学术训练。从学科发展角度看，考古学作为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的交叉学科，其理论和方法不但能为其他学科所用，还具有学术价值以外的考古教育价值。众所周知，国外的政府和公众大多有着很强的文化遗产保护意识，并能在行政层面上形成文化资源管理体制，主要得益于考古工作者开展的公众考古教育实践。公众考古教育的目的在于养成政府决策和一般公众对于考古资源的忧患意识，从而提高其保护和利用文化遗产的自觉性。复旦大学借助通识教育课程这一平台开展公众考古教育实践，正是这样的一种有益尝试。

     经过几年的摸索，我们发现，通识类考古课程并不是一味地介绍考古知识和发现，而是要在充分研究的基础上辩证地做好普及与提高的关系，在拓展学术视野的同时，增强同学们保护人类文化遗产的意识与责任感。

    为此，复旦大学文博系部分研究生在高蒙河教授、陈淳教授的指导下，利用担任《考古与人类》助教的机会，在对大学生文化遗产观念进行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开展了一系列的公众考古教育实践活动，并通过问卷调查的方式对通识教育和公众考古教育实践这一变量进行量化的研究。之所以把通识教育和公众考古教育实践当作研究公众文化遗产观的变量，主要在其会对公众的观念、行为以及认知方式产生影响，因此被视为干预和控制的一种手段。

    此前，北京大学、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等机构也进行了公众考古实践的尝试，通过夏令营和参观考古工地等形式对进行被调查对象进行干预，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社会反响非常强烈。相对而言，在学校面对本科生所做的考古教育活动，有持续时间长，可以实施前测和后测的比较，受众层次比较集中，更易于把握同学们对考古的理解性变化等效果。为此，我们依托复旦大学通识教育核心课程《考古与人类》，设计了时间长、内容丰富的干预形式即课堂教学和课外活动相结合，开展一系列的公众考古教育实践，力图影响和改变大学生的文化遗产观。（对于这一群体的第一次问卷调查及研究结果，可参阅本报2009年11月13日5版）

    在课堂教学方面，主要以主讲老师的课堂授课为主。在系统介绍考古学基本知识的基础上，通过讲述考古学发展史上的一些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发现，向学生介绍学术界及公众关注的诸如人类起源、文明起源、国家起源、人类的发明和创造、人类的进化等相关考古发现和研究成果。可以这么说，授课内容主要选取了最生动、最经典的部分，授课形式灵活多样，内容通俗易懂但系统详实。考虑到课时限制，大量的图片、视频等信息都做成PPT，以便学生课后进行阅读。由于授课教师高蒙河教授经常在电视媒体上做访谈节目，所以，课堂教学也能够很好地将专业语言转换成大众语言，使得非考古专业学生很容易地理解和掌握考古知识，学习兴趣也逐步高涨。

    在课堂教学外，我们成立了两个活动小组——考古兴趣小组和考古读书小组，并且利用周末时间组织小组成员开展一系列的活动，引导学生进行更加深入的探讨和学习。首先，在兴趣小组的首次活动中，我们广泛地征求成员的意见，了解他们对于考古学哪些选题更感兴趣；其次，针对这些选题，我们开展了几次讨论，讨论方式一般为先由助教讲授该选题的基础知识，然后请学生各自发言、提问，助教进行回答；最后，我们结合这些选题制定详尽的活动方案，内容有安排学生与考古人员进行交流、参观考古工地和博物馆、举办考古知识讲座、介绍解读考古报告的方法。

    在主题讨论的过程中，我们发现，学生对于墓葬的葬风葬俗、考古挖掘的伦理问题，文物的归属问题等问题最为感兴趣。对于“帝王墓该不该挖”、“圆明园铜兽首该不该买”、“当经济建设与文化遗产保护发生矛盾时，该如何进行保护工作”等争论，我们让学生自由讨论的同时给予积极的引导，向他们灌输了西方考古学为未来保存现在的理念，从而强化学生的文化遗产保护观。

    在参观博物馆的过程中，我们采取了参观和讨论相结合的方式，让学生带着问题去参观，参观后再进行深入讨论。此前，学生大多是走马观花地参观博物馆，没有目的性。因此，我们提前给学生普及石器、陶器、青铜器及瓷器等基本知识。有准备的参观，让学生能够最大限度地获取博物馆的信息，而不只是欣赏和娱乐。正如一个学生说到的：“博物馆是一定要好好参观，不只是看看各个藏品，更重要的是背后的东西，来历、作用、信仰……”

    除了参观和讨论外，我们还安排了学生实地考察了考古工地，并与考古人员进行交流。参观考古工地是学生最感兴趣的活动。尽管天气不好，学生们参观广富林考古工地的兴致还是很高的。在上海博物馆考古部工作人员的热情接待下，学生亲身体验到了考古的艰苦，感触很深，也颇有收获。

    为了增强学生的文化遗产保护意识，我们还举办了一次关于文物保护方面的讲座，主要向学生宣传文物保护法以及我国考古管理体制、政策等问题，让学生大体了解目前我国考古事业的基本概况，从而对该不该挖、如何挖、如何保护、如何管理等问题有了更加深入的理解。另外，我们还专门举办一次关于如何解读考古报告的讲座。

    总之，我们在课堂教学之外所进行的公众考古实践，形式多样，内容丰富，让很多同学收获颇丰。经济学系2009级的宋弘说：“古老的相辉堂，悠悠的大草坪，上面围坐着一群对考古感兴趣的人，谈古代，说未来，让我很惬意于这种形式和意境。”她的同学陈彦彤也有这样的感慨：“在相辉堂前的草坪上，大家席地而坐，倾心而谈，分享彼此搜索来的信息，听师哥师姐们的心得。虽然只有短短的一个多小时，但是我觉得这极有意义的。”

    从学生在核心课程网站上的留言和谈论上看，我们也发现，课堂教学和课外活动等公众考古教育实践确实对学生的知识结构和思维方式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他们不仅提出和思考了很多公众关心的话题，也涉及到考古学领域比较专业的深层次问题。比如，什么是考古的标准器，为什么把古代社会划分为石器时代、铜器时代、铁器时代，为什么要在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之间分出中石器时代。（可参看复旦大学复旦学院核心课程网站）作为非考古专业的大一新生，能提出这么专业的问题，说明学生确实做了深入的思考。看来，通识教育并非退化成大众教育，只要努力完全可以达到专业教育的水平。

    可以这么说，公众考古教育实践是考古公众化的重要内容，也是考古学为其他学科所用的表现。复旦大学开展的公众考古教育实践秉承着张忠培先生主张的“在提高中普及”的原则，在利用课堂教学进行考古知识“普及”的同时，运用小组讨论、参观、讲座等课外活动的方式进行“提高”，在开展实践过程中积极引导学生深入思考，在增强学生文化遗产保护意识的同时，给不同学科的学生传授考古学的基本理论和方法，让他们了解各学科发展的共通之处，这样的考古教育，对于他们的学术、工作甚至人生都将产生一定的影响。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文博系）

(原文发表在《中国文物报》2010年6月25第7版)

 

（责任编辑：孙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