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瀑布沟水电站工程淹没区考古项目:基本建设和考古发掘的双赢典范

发布时间:2010-07-12文章出处:中国文物信息网作者:

    历时7年。
    22个文物点。
    34次考古发掘。
    发掘面积31080平方米。
    各时期考古遗迹3000多个。
    近10万件各类文物标本。
    2次入选年度中国重要考古发现。
    已发表考古简报、报告、研究文章等24篇。
    ……

    在6月21日的汇报会上,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用这一组数字向来自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驻北京办事处、四川大学、四川省社科院的专家,以及四川省文化厅、四川省文物局、四川省扶贫和移民工作局、雅安市文化局、国电大渡河流域水电开发有限公司的相关领导,勾勒出了瀑布沟水电站工程淹没区考古项目已经取得的成果,也宣告瀑布沟水电站851米高程淹没线以下文物点发掘工作全部完成。随着汛期的到来,瀑布沟水电站的水位将很快逼近最高蓄水位,淹没区内最重要的一个新石器时代遗址——麦坪遗址在4月经历第八次也是最后一次正式发掘后,即将永沉水底。


    收获极大   亮点颇多   超乎想象


    瀑布沟水电站是国家“十五”重点建设项目,也是西部大开发的标志性工程。工程计划装机容量3300兆瓦,为四川迄今最大的水利工程。电站大坝位于大渡河中游的汉源县和甘洛县境内。2003年,瀑布沟水电站工程淹没区考古项目正式启动,成为四川省在基本建设中进行的最大规模、也是历时最长、投入人力最多的抢救性考古发掘项目。
    在汇报会上,发掘者将瀑布沟水电站工程淹没区考古成果总结为7项:
    一是初步建立了大渡河中游地区的文化序列,自旧石器时代晚期、新石器时代晚期至商周时期、秦汉时期、南北朝时期、唐宋时期各有代表性的遗存发现。
    二是富林旧石器遗址的发掘进一步揭露了“富林文化”的整体文化内涵及性质,其独特文化面貌对研究早期人类文化发展、交流有着重要意义。同时有利于推动区域文明起源、发展的研究。
    三是初步确认了一种新的考古学文化——麦坪文化,其时代为新石器时代晚期,分布在大渡河中游,文化特征具有较强的地域特点。
    四是发现了四川地区目前最早的石棺葬墓群。开口于新石器地层下的麦坪石棺葬为研究这种葬式在四川地区的起源及发展提供了重要材料,同时也对遗址先民的种族研究、葬俗研究等提供了新的线索和材料。
    五是史上重要的民族走廊、文化通道区域得到实证。目前在考古发掘中所发现的商周时期各类遗物,表现出了四川盆地蜀文化、本地区域文化、石棺葬文化、大石墓文化等多种文化相互交织的强烈特征,有利于对巴蜀文化的扩张、石棺葬文化的迁徙以及各种文化的交流等课题的深入研究。同时大渡河中上游地区的古民族构成以及民族走廊的形成和发展等课题的研究也将取得重大的突破。
    六是发现了大量细石器,为四川细石器的深入研究提供了重要资料。
    七是发现了一批重要的秦汉时期遗存,进一步推动了西南丝绸之路的研究。
    考古学界专家对发掘成果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该项目面积大,时代长,内涵丰富,尤其是突破性的新发现多,令人震惊和振奋。其中,由麦坪遗址的发掘提出了麦坪文化,就是一个突破性的进展。另外,开口于新石器地层下的以及商周时期的石棺葬在以前也是不可想象的,值得高度关注。
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王仁湘先生认为,麦坪遗址的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存距今约5000~4500年,代表了一种新的考古学文化,对研究大渡河流域乃至整个四川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的谱系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该遗址为一处较大型聚落,房址分布密集,它的发掘将对四川地区聚落考古的开展有重要的推动作用。房屋建筑形式从早到晚经历了由地面建筑到干栏式建筑的发展过程,对研究5000~4500年前大渡河中游的环境变迁及当时的人类生活方式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
    北京大学赵辉先生认为,麦坪遗址文化在很多地方不同于三星堆文化,是一种独具特征的区域性考古学文化类型,其古文明面貌非常独特,很多成果甚至填补了考古上的空白。
    北京大学李伯谦先生认为,瀑布沟库区的考古发掘工作把大渡河中游地区的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搞得非常清楚,为构建、补充、丰富大渡河中游及邻近地区的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体系提供了非常丰富的新资料,有助于完成建立西南地区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的任务,因此,可以作为区域考古、区域文化研究的一个典型。他说,这些发现对于研究这个地区的文明化进程以及文明演进的模式都是非常重要的,也是研究该地区与中原文化融合,并逐步纳入中国文明一体化的过程的一个关键点。
    在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王巍先生的印象中,大渡河文化是比较贫瘠的。但此次发掘取得的丰硕成果完全颠覆了他的想法,对此他作出了热情洋溢的评价:“收获极大,亮点颇多,超乎想象!”
    在他看来,通过该项目的发掘初步建立的大渡河中游地区的文化序列中,尤以距今5000~4000年这一时间段最为重要。因为从整个中国文化发展来看,这1000年是文明起源或者形成的重要时期,也是后来的乡土文化孕育的时期。但以前对这一时期的文化基本不了解。现在不仅了解了,而且分成了4期。
    另外,该项目的发掘还发现了一些文化面貌独特的文化时段,比如旧石器时代到新石器时代的过渡。这一问题在考古学上十分复杂,在很多区域是不 清楚的。此次发掘中富林文化代表了这一个重要时段的文化面貌,从全国范围看,也是很有意义的一个点。反映这一转变时期的遗存,全国不超过十几处。
    令王巍先生感到吃惊的还有一类他从来没有见过的器物——商周墓葬出土的尖底瓶,器形和组合都非常独特。商周时期,尤其是相当于商代的时期,正好是巴蜀文化形成的重要时期。它究竟是在什么样的史前基础上形成的?形成之后又是如何扩张的?大渡河区域在巴蜀文化形成的过程中居于什么样的地位?该项目发掘的商周时期的资料为解决这一系列问题提供了线索。另外,对于整个横断山脉的青铜文化研究而言,这也应该是一个有代表性的点,值得高度评价。
    此外,汉唐时期的很多重要发现也不容忽视。王巍先生指出,在多元一体的中原文明不断把各地区有特点的区域性文化融入到一个更大范围内的中国的过程中,从史前到商周到汉、唐以及其后,始终是有各个地区自己的发展,中原中心论的认识已经被学术界抛弃。我们需要了解各个地区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及其互相之间的联系、竞争直至融和的过程。而在这个过程当中,巴蜀地区,具体到大渡河这一带,有它独特的意义。原来一般认为在蜀文化中,成都平原始终是最先进的,其他区域则可能相当落后。现在看来,并不存在先进和落后之别,实际上各具特色。他认为,通过该项目的发掘发现的新的文化特征,使我们意识到需要对这一区域的文化特点以及多元一体的文明进程进行重新估量,对于多元一体格局的显示具有启示意义。


    规范严谨   课题意识浓厚


    回顾7年的发掘历程,给人印象最深刻的是,虽然瀑布沟水电站工程淹没区考古发掘时间紧、任务重,但是从项目启动之初,发掘者便确立了规范严谨的工作态度,并将浓厚的课题意识贯穿始终。
    首先,该项目在发掘过程中先后组织召开了多达5次的阶段性专家论证会和成果汇报会,邀请国内一流专家到发掘现场参观、指导,对发掘揭露的文化现象进行认定,解决发掘中遇到的学术问题,并指出下一步的工作方向。整个发掘工作始终在有目标、有计划的状态中进行。
    其次,该项目从钻探、测绘、布方到发掘清理,都严格按照考古操作规程进行,地层划分清晰,现场记录翔实准确,包括晚段的各个时期的工作都做得很细,田野工作科学、细致、扎实。这是大多数配合基建的考古项目限于工期等原因往往很难做到的。
    最后,该项目的整个发掘过程十分注重综合研究,注重多学科方法在考古全过程中的应用,包括早期遗址碳标本的采集和测试(绝对年代)、孢粉和植硅石分析(环境考古)、陶片成分分析(制陶工艺)、浮选——植物标本的提取与研究(植物考古学)、人体骨骼和动物骨骼的采集(动物考古学)、石器加工实验等,应用多种手段尽可能多的保存信息,也体现了发掘者对于考古发展趋势的把握。


    双赢范例   合作典范

 

    当工程建设遇到考古发现,最好的结果会如何?瀑布沟水电站工程淹没区考古项目给出了一个完美的答案:双赢。
    瀑布沟水电站工程淹没区考古项目由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主持,发掘过程中,获得了水电水利规划设计总院、四川省扶贫和移民办公室、国电大渡河流域水电开发有限公司、中国水电顾问集团成都勘测设计院、中国水利水电建设工程咨询公司瀑布沟水电站移民综合监理部以及雅安、汉源、石棉等地方党委、政府部门的高度重视和支持。在汇报会上,无论是发掘者,还是听取汇报的专家,在发言中都无一例外地向这些部门表示了衷心的感谢。应该说,没有这些部门多年来的支持和配合,这一考古项目就不可能取得如此重大的成果。
    据介绍,瀑布沟水电站从工程前期论证开始,就一直非常重视文物保护工作。20世纪80年代初,成都勘测设计院开展前期论证的时候就委托四川省文物有关部门进行了前期的调查和初探。工程正式批准开工建设以后,大渡河水电开发公司委托四川省扶贫和移民办公室牵头组织了移民搬迁和库区的有关工作。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文物考古工作作为水库移民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由四川省扶贫和移民办公室委托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开展发掘、保护、研究等相关工作。几年来,有关方面不断加强联系、沟通,共同促进水电开发和文物保护的协调发展。最终,考古项目获得巨大收获,而整个考古发掘按照蓄水计划如期完成也保证了工程建设的顺利实施,为水电开发和文物保护实现了双赢。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大部分的考古工作都是和基建部门一起进行的。尤其是在近年来各个地区基本建设大量快速发展的过程中,如何处理好基本建设和文化遗产保护研究的关系,找到两者之间的最佳平衡点,就显得尤为迫切和重要。与会专家认为,在这一问题上,瀑布沟水电站工程淹没区考古项目具有示范意义,对于今后在其他地区怎样做好工程建设中的考古发掘和研究,文物系统领导、业务部门和工程部门怎样配合,都值得总结和借鉴。四川省水资源丰富,近期开工建设的大型水利项目就不少,比如向家坝库区,淹没面积非常大。汇报会上,文物部门和工程建设部门的领导都表示,向家坝淹没区考古工作将参照瀑布沟考古项目的成功经验、合作模式,加大配合,再次创造双赢局面。

   

    未来任重道远

 

    7年以来,瀑布沟水电站工程淹没区考古项目的文物考古工作者们克服了时间紧、任务重等种种困难,常年坚守在田野考古工作的第一线,以艰辛的付出换取了来之不易的成果以及各方的肯定。
    目前,该项目的田野考古工作已经全部结束,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和地方文物部门面临着繁重的后期整理、研究工作。为促使考古资料及研究报告及早向公众展示,并拿出高水平的研究成果,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为此制定了详细的后期工作计划,包括正在开展的3万件文物的修复、绘图、保护,各类标本资料的检测、开展多学科综合研究(300份),及时发表各项目年度简报、报告(达到30篇以上),召开2~3次专题学术研讨会,整理出版《瀑布沟水电站工程淹没区考古发掘报告集》、重要项目综合报告,以及出版区域研究论文集等。发掘者表示,要完成这份庞大的计划,解开发掘带来的一个个“谜团”,未来依然任重道远,必须全力以赴。
    麦坪遗址所在地汉源县,目前正在考虑在新县城筹建麦坪遗址博物馆,展示部分出土文物标本,让世人能够一睹这一支曾经存在于大渡河流域的灿烂古文化的独特风姿。如何让一般的公众更好的理解这些考古学的成果,博物馆应该如何展示这一区域性的文化序列,这也是与会专家关注的问题。有专家建议,展览陈列不应只关注发掘出来的所谓的有看点的文物,而应该着眼于从整体上表现一种文化,让观众能够体会到文化的形成过程。
此次汇报会上,还有专家把视角从瀑布沟水电站工程淹没区考古项目扩大到了整个水下文化遗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驻北京办事处文化遗产专员杜晓帆认为,水下文化遗产现在已经不是仅仅局限在海下了。在内陆地区的湖泊和河流等水域,特别是因为建设水库,淹没之后形成了新的水下文化遗产。这些遗产能否在水下得到一定的保护?甚至是否有可能在将来得到一定的展示?这将是瀑布沟水电站工程淹没区考古项目带给人们的另一个有意义的思考。

(原文发表在《中国文物报》2010年7月9日第5版)

 

(责任编辑:孙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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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随笔

瀑布沟水电站工程淹没区考古项目:基本建设和考古发掘的双赢典范

发布时间:2010-07-12

    历时7年。
    22个文物点。
    34次考古发掘。
    发掘面积31080平方米。
    各时期考古遗迹3000多个。
    近10万件各类文物标本。
    2次入选年度中国重要考古发现。
    已发表考古简报、报告、研究文章等24篇。
    ……

    在6月21日的汇报会上,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用这一组数字向来自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驻北京办事处、四川大学、四川省社科院的专家,以及四川省文化厅、四川省文物局、四川省扶贫和移民工作局、雅安市文化局、国电大渡河流域水电开发有限公司的相关领导,勾勒出了瀑布沟水电站工程淹没区考古项目已经取得的成果,也宣告瀑布沟水电站851米高程淹没线以下文物点发掘工作全部完成。随着汛期的到来,瀑布沟水电站的水位将很快逼近最高蓄水位,淹没区内最重要的一个新石器时代遗址——麦坪遗址在4月经历第八次也是最后一次正式发掘后,即将永沉水底。


    收获极大   亮点颇多   超乎想象


    瀑布沟水电站是国家“十五”重点建设项目,也是西部大开发的标志性工程。工程计划装机容量3300兆瓦,为四川迄今最大的水利工程。电站大坝位于大渡河中游的汉源县和甘洛县境内。2003年,瀑布沟水电站工程淹没区考古项目正式启动,成为四川省在基本建设中进行的最大规模、也是历时最长、投入人力最多的抢救性考古发掘项目。
    在汇报会上,发掘者将瀑布沟水电站工程淹没区考古成果总结为7项:
    一是初步建立了大渡河中游地区的文化序列,自旧石器时代晚期、新石器时代晚期至商周时期、秦汉时期、南北朝时期、唐宋时期各有代表性的遗存发现。
    二是富林旧石器遗址的发掘进一步揭露了“富林文化”的整体文化内涵及性质,其独特文化面貌对研究早期人类文化发展、交流有着重要意义。同时有利于推动区域文明起源、发展的研究。
    三是初步确认了一种新的考古学文化——麦坪文化,其时代为新石器时代晚期,分布在大渡河中游,文化特征具有较强的地域特点。
    四是发现了四川地区目前最早的石棺葬墓群。开口于新石器地层下的麦坪石棺葬为研究这种葬式在四川地区的起源及发展提供了重要材料,同时也对遗址先民的种族研究、葬俗研究等提供了新的线索和材料。
    五是史上重要的民族走廊、文化通道区域得到实证。目前在考古发掘中所发现的商周时期各类遗物,表现出了四川盆地蜀文化、本地区域文化、石棺葬文化、大石墓文化等多种文化相互交织的强烈特征,有利于对巴蜀文化的扩张、石棺葬文化的迁徙以及各种文化的交流等课题的深入研究。同时大渡河中上游地区的古民族构成以及民族走廊的形成和发展等课题的研究也将取得重大的突破。
    六是发现了大量细石器,为四川细石器的深入研究提供了重要资料。
    七是发现了一批重要的秦汉时期遗存,进一步推动了西南丝绸之路的研究。
    考古学界专家对发掘成果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该项目面积大,时代长,内涵丰富,尤其是突破性的新发现多,令人震惊和振奋。其中,由麦坪遗址的发掘提出了麦坪文化,就是一个突破性的进展。另外,开口于新石器地层下的以及商周时期的石棺葬在以前也是不可想象的,值得高度关注。
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王仁湘先生认为,麦坪遗址的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存距今约5000~4500年,代表了一种新的考古学文化,对研究大渡河流域乃至整个四川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的谱系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该遗址为一处较大型聚落,房址分布密集,它的发掘将对四川地区聚落考古的开展有重要的推动作用。房屋建筑形式从早到晚经历了由地面建筑到干栏式建筑的发展过程,对研究5000~4500年前大渡河中游的环境变迁及当时的人类生活方式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
    北京大学赵辉先生认为,麦坪遗址文化在很多地方不同于三星堆文化,是一种独具特征的区域性考古学文化类型,其古文明面貌非常独特,很多成果甚至填补了考古上的空白。
    北京大学李伯谦先生认为,瀑布沟库区的考古发掘工作把大渡河中游地区的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搞得非常清楚,为构建、补充、丰富大渡河中游及邻近地区的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体系提供了非常丰富的新资料,有助于完成建立西南地区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的任务,因此,可以作为区域考古、区域文化研究的一个典型。他说,这些发现对于研究这个地区的文明化进程以及文明演进的模式都是非常重要的,也是研究该地区与中原文化融合,并逐步纳入中国文明一体化的过程的一个关键点。
    在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王巍先生的印象中,大渡河文化是比较贫瘠的。但此次发掘取得的丰硕成果完全颠覆了他的想法,对此他作出了热情洋溢的评价:“收获极大,亮点颇多,超乎想象!”
    在他看来,通过该项目的发掘初步建立的大渡河中游地区的文化序列中,尤以距今5000~4000年这一时间段最为重要。因为从整个中国文化发展来看,这1000年是文明起源或者形成的重要时期,也是后来的乡土文化孕育的时期。但以前对这一时期的文化基本不了解。现在不仅了解了,而且分成了4期。
    另外,该项目的发掘还发现了一些文化面貌独特的文化时段,比如旧石器时代到新石器时代的过渡。这一问题在考古学上十分复杂,在很多区域是不 清楚的。此次发掘中富林文化代表了这一个重要时段的文化面貌,从全国范围看,也是很有意义的一个点。反映这一转变时期的遗存,全国不超过十几处。
    令王巍先生感到吃惊的还有一类他从来没有见过的器物——商周墓葬出土的尖底瓶,器形和组合都非常独特。商周时期,尤其是相当于商代的时期,正好是巴蜀文化形成的重要时期。它究竟是在什么样的史前基础上形成的?形成之后又是如何扩张的?大渡河区域在巴蜀文化形成的过程中居于什么样的地位?该项目发掘的商周时期的资料为解决这一系列问题提供了线索。另外,对于整个横断山脉的青铜文化研究而言,这也应该是一个有代表性的点,值得高度评价。
    此外,汉唐时期的很多重要发现也不容忽视。王巍先生指出,在多元一体的中原文明不断把各地区有特点的区域性文化融入到一个更大范围内的中国的过程中,从史前到商周到汉、唐以及其后,始终是有各个地区自己的发展,中原中心论的认识已经被学术界抛弃。我们需要了解各个地区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及其互相之间的联系、竞争直至融和的过程。而在这个过程当中,巴蜀地区,具体到大渡河这一带,有它独特的意义。原来一般认为在蜀文化中,成都平原始终是最先进的,其他区域则可能相当落后。现在看来,并不存在先进和落后之别,实际上各具特色。他认为,通过该项目的发掘发现的新的文化特征,使我们意识到需要对这一区域的文化特点以及多元一体的文明进程进行重新估量,对于多元一体格局的显示具有启示意义。


    规范严谨   课题意识浓厚


    回顾7年的发掘历程,给人印象最深刻的是,虽然瀑布沟水电站工程淹没区考古发掘时间紧、任务重,但是从项目启动之初,发掘者便确立了规范严谨的工作态度,并将浓厚的课题意识贯穿始终。
    首先,该项目在发掘过程中先后组织召开了多达5次的阶段性专家论证会和成果汇报会,邀请国内一流专家到发掘现场参观、指导,对发掘揭露的文化现象进行认定,解决发掘中遇到的学术问题,并指出下一步的工作方向。整个发掘工作始终在有目标、有计划的状态中进行。
    其次,该项目从钻探、测绘、布方到发掘清理,都严格按照考古操作规程进行,地层划分清晰,现场记录翔实准确,包括晚段的各个时期的工作都做得很细,田野工作科学、细致、扎实。这是大多数配合基建的考古项目限于工期等原因往往很难做到的。
    最后,该项目的整个发掘过程十分注重综合研究,注重多学科方法在考古全过程中的应用,包括早期遗址碳标本的采集和测试(绝对年代)、孢粉和植硅石分析(环境考古)、陶片成分分析(制陶工艺)、浮选——植物标本的提取与研究(植物考古学)、人体骨骼和动物骨骼的采集(动物考古学)、石器加工实验等,应用多种手段尽可能多的保存信息,也体现了发掘者对于考古发展趋势的把握。


    双赢范例   合作典范

 

    当工程建设遇到考古发现,最好的结果会如何?瀑布沟水电站工程淹没区考古项目给出了一个完美的答案:双赢。
    瀑布沟水电站工程淹没区考古项目由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主持,发掘过程中,获得了水电水利规划设计总院、四川省扶贫和移民办公室、国电大渡河流域水电开发有限公司、中国水电顾问集团成都勘测设计院、中国水利水电建设工程咨询公司瀑布沟水电站移民综合监理部以及雅安、汉源、石棉等地方党委、政府部门的高度重视和支持。在汇报会上,无论是发掘者,还是听取汇报的专家,在发言中都无一例外地向这些部门表示了衷心的感谢。应该说,没有这些部门多年来的支持和配合,这一考古项目就不可能取得如此重大的成果。
    据介绍,瀑布沟水电站从工程前期论证开始,就一直非常重视文物保护工作。20世纪80年代初,成都勘测设计院开展前期论证的时候就委托四川省文物有关部门进行了前期的调查和初探。工程正式批准开工建设以后,大渡河水电开发公司委托四川省扶贫和移民办公室牵头组织了移民搬迁和库区的有关工作。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文物考古工作作为水库移民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由四川省扶贫和移民办公室委托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开展发掘、保护、研究等相关工作。几年来,有关方面不断加强联系、沟通,共同促进水电开发和文物保护的协调发展。最终,考古项目获得巨大收获,而整个考古发掘按照蓄水计划如期完成也保证了工程建设的顺利实施,为水电开发和文物保护实现了双赢。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大部分的考古工作都是和基建部门一起进行的。尤其是在近年来各个地区基本建设大量快速发展的过程中,如何处理好基本建设和文化遗产保护研究的关系,找到两者之间的最佳平衡点,就显得尤为迫切和重要。与会专家认为,在这一问题上,瀑布沟水电站工程淹没区考古项目具有示范意义,对于今后在其他地区怎样做好工程建设中的考古发掘和研究,文物系统领导、业务部门和工程部门怎样配合,都值得总结和借鉴。四川省水资源丰富,近期开工建设的大型水利项目就不少,比如向家坝库区,淹没面积非常大。汇报会上,文物部门和工程建设部门的领导都表示,向家坝淹没区考古工作将参照瀑布沟考古项目的成功经验、合作模式,加大配合,再次创造双赢局面。

   

    未来任重道远

 

    7年以来,瀑布沟水电站工程淹没区考古项目的文物考古工作者们克服了时间紧、任务重等种种困难,常年坚守在田野考古工作的第一线,以艰辛的付出换取了来之不易的成果以及各方的肯定。
    目前,该项目的田野考古工作已经全部结束,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和地方文物部门面临着繁重的后期整理、研究工作。为促使考古资料及研究报告及早向公众展示,并拿出高水平的研究成果,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为此制定了详细的后期工作计划,包括正在开展的3万件文物的修复、绘图、保护,各类标本资料的检测、开展多学科综合研究(300份),及时发表各项目年度简报、报告(达到30篇以上),召开2~3次专题学术研讨会,整理出版《瀑布沟水电站工程淹没区考古发掘报告集》、重要项目综合报告,以及出版区域研究论文集等。发掘者表示,要完成这份庞大的计划,解开发掘带来的一个个“谜团”,未来依然任重道远,必须全力以赴。
    麦坪遗址所在地汉源县,目前正在考虑在新县城筹建麦坪遗址博物馆,展示部分出土文物标本,让世人能够一睹这一支曾经存在于大渡河流域的灿烂古文化的独特风姿。如何让一般的公众更好的理解这些考古学的成果,博物馆应该如何展示这一区域性的文化序列,这也是与会专家关注的问题。有专家建议,展览陈列不应只关注发掘出来的所谓的有看点的文物,而应该着眼于从整体上表现一种文化,让观众能够体会到文化的形成过程。
此次汇报会上,还有专家把视角从瀑布沟水电站工程淹没区考古项目扩大到了整个水下文化遗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驻北京办事处文化遗产专员杜晓帆认为,水下文化遗产现在已经不是仅仅局限在海下了。在内陆地区的湖泊和河流等水域,特别是因为建设水库,淹没之后形成了新的水下文化遗产。这些遗产能否在水下得到一定的保护?甚至是否有可能在将来得到一定的展示?这将是瀑布沟水电站工程淹没区考古项目带给人们的另一个有意义的思考。

(原文发表在《中国文物报》2010年7月9日第5版)

 

(责任编辑:孙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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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出处:中国文物信息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