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学如何走近公众--读《最早的中国》
近年来，考古学与公众的关系成为考古学家们热议的话题，越来越多的考古学家开始意识到“考古学知识的普及与文化的寻根正在变得更加重要”①，而且认为“考古学家在普及教育中有着义不容辞的责任”②。但是，考古学是一门专业性很强的学科，加上学科传统、研究重点以及理论方法的现状，如何将考古学研究成果转化成普通公众可以理解的知识一直都是令考古学家困惑的难题。许宏先生的新著《最早的中国》，知难而进，对于这一方面进行了积极的尝试。
这部书由15个部分构成，开篇介绍了“中国”的概念、源流以及时空范围；第二部分对“最早的中国”的社会文化背景进行了全面考察；第三部分比较了中国文明兴起的世界背景；第四、五部分则对二里头的发现、研究历程进行了深层次的分析；第六部分探讨了二里头文明诞生的时空背景和机制；第七至十四部分详细考察了“最早的中国”的“方方面面”；第十五部分勾勒了“中国”的雏形及其影响。这部书给人印象深刻之处在于其有着明确的“主题”和“任务”，“主题”是“最早的中国”，“任务”是“考古普及”。以这两方面为导向，这部书紧紧抓住“考古普及”的目的，全面阐述了“最早的中国”的社会历史，并对“中国”诞生的机制及其世界背景进行了详尽的考察。为了更好地理解这部著作，也为了厘清考古普及著作应具备的要素，我们不妨依循上述“主题”和“任务”，揣摩作者的写作动机和思路，看看他如何将“最早的中国”介绍给毫无专业知识的普通公众？
一
讲故事就得交待时间、地点，这部书的分析对象是“最早的中国”，那么她发生在什么时侯、什么地方呢？其实，自上世纪初以来这一问题一直备受国人的关注。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人们强调“黄帝为中国统一之始基”、“黄帝以巨斧开辟中国”③，认为黄帝时代是“中国”之发端。但此类认识的基础源自文献或传说，在之后古史辨的扫荡下，它只能作为民族信仰的精神符号，很难在学术上进行论证。对此，顾颉刚先生曾意味深长地说道，“只有从实物上着手的一条路是大路”，并且“愿意向这一方面做些工作，使得破坏之后得有新建设”④。与此同时，自1928年仰韶村发掘以来，中国考古学已经积累了大量的考古材料，对早期中国的历史有了全新深刻的认识。因此，作为与历史文献学并列的学科，考古学有必要从本学科的角度，利用考古材料研究“中国”的形成问题。在这样的情况下，《最早的中国》一书的出版，无疑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
利用考古材料分析“最早的中国”的时空框架，基本问题就是确立“中国”的概念。没有对“中国”概念的界定，有关朔源的种种条件便无从附依。作者首先回顾了历史上有关“中国”的种种含义，指出最接近“中国”一词本来意义的是“王国都城及京畿地区”，那里是王权国家的权力中心之所在，因此，最早的“中国”应指的是最早的王朝都城和它附近的京畿地区。可见，作者已经指出了最早的“中国”的关键要素：最早的王朝都城及其京畿地区。换言之，如果从考古学上确定了最早的“王朝文化”，自然也就廓清了最早的“中国”的形成年代。
那么，最早的“王朝文化”在考古学上有什么表现呢？作者将其归纳为文化内涵在时间上的“突变”或“巨变”，空间内的“高度发达”和“强势辐射”以及对后世的深刻影响。在作者看来，与之前的考古学文化相比，二里头文化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发达，文化辐射域广大深刻，堪称中国乃至东亚最早的强势“核心文化”；而且，二里头遗址作为当时的中心，规模庞大，布局复杂，呈现出高度的规划性；更为重要的是，二里头文化与后来的商周文明一道，构成华夏早期文明的主流，确立了以礼乐文化为根本的华夏文明的基本特质。无疑，二里头遗址和二里头文化符合上列“王朝文化”的考古学条件，应是考古学上目前所能确立的最早的“王朝国家”遗存。在中国文明起源研究中，这种认识是相对比较一致的，早已被许多中国考古学家所论述⑤。所以，作者提出的上述看法似乎并非新的观点。但是，必须认识到，作者比以前任何人都更强调二里头国家的“王朝”（或广域王权）特征。正因为从“王朝”特征来看待最早的“中国”的形成，所以才有可能在考古学上对“王国”和“邦国”进行区别，不至于陷入国家概念及其物化标准的纠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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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戈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原文发表在《南方文物》2010年第2期）
（责任编辑：孙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