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 言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成立六十周年，继承或恢复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优良传统，开拓新的研究领域，部分成果达到或接近国际水平，可喜可贺。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实事求是，有一说一，是考古所的风格。大家各就各位，绝少旁观他顾；越位犯规之事，基本上没有。《考古》和《考古学报》，值得珍藏。

中国考古学是安特生和李济等开创的，与世界考古学密不可分。二十一世纪中国考古学重新国际化，与外国学者或海外华人合作日趋密切。此次论坛邀请日本、韩国、越南、蒙古、俄罗斯、美国、加拿大、墨西哥、澳大利亚、英国、芬兰等多国学者参加，以“中国与世界”为主题，至少包括三重含义：中国考古学，世界考古学，考古学上中国与世界之关系。

 

 

二、中国特征

 

    中国的独特是显而易见的，可以从考古学角度归纳和总结。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丰富多彩，南北东西早晚各具特色，未有统一名称；可概称之为定居农业文化，兼营渔猎采集，具有明显的共同性。相对于西亚而言，东亚新石器时代文化具有如下特征：陶器出现较早，没有前陶新石器时代，以粟和稻为主要作物；以猪和狗为特色家畜；较早利用桑蚕、苎麻、树皮布、桐油、山漆等；崇尚玉器；重视礼乐。

    陶器是多个地区独立起源的，中国、韩国、日本、俄罗斯远东地区均发现了一万年以前的陶器，中国或东亚无疑最早进入陶器时代的地区，与西亚前陶新石器时代形成了鲜明对照。傅宪国（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广西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及人类生业形态》探寻华南地区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的过渡及新石器时代文化特征，发现了不晚于距今12000年的陶容器。甑皮岩人的食物结构中包括有块茎类植物，生业形态属于渔猎采集经济，陶器起源与稻作农业无关。王幼平（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新密李家沟遗址的发现及初步认识》论证了中原地区从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过渡的连续性：黑垆土层压印纹夹砂陶器与板状无支脚石磨盘等文化遗存填补了从裴李岗文化到旧石器晚期文化之间的空白。

    林留根（南京博物院）《张家港东山村遗址与长江下游社会复杂化进程》揭示出一处崧泽文化聚落。Ⅱ区是建筑区，共发现5座， F1为地面建筑，发现33个柱洞，总面积约85平方米，有陶豆、罐、釜和玉玦、石斧等10多件器物。I区是小型墓，清理27座，长约2.2、宽约0.8米，随葬品较丰富，多在10件以上，少数随葬一件玉饰品。III区发现9座大墓，M90墓口长3.05、宽约1.7-1.8、深0.4米，随葬品有陶鼎、豆、罐、鬶、壶、盘、缸，石锛、钺、锥，以及玉镯、璜、玦、耳珰、管、饰件等共67件。大墓与小墓分区埋葬，说明距今5800年前后已有贫富分化，出现了社会分层。良渚古城是东方水城，标志着中国新石器时代定居农业文化发展到了顶峰。刘斌（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良渚考古新发现与研究新进展》指出约300万平方米的良渚古城是中国同时代面积最大的古城，城内莫角山遗址是宫殿区；反山贵族墓地位于西北角。城外有瑶山、汇观山祭坛和墓地；城北有长约5公里的土垣遗址，城南有卞家山遗址，可能是具有外郭城性质的防护工程；古城外围约8平方公里的范围还发现了6座城门，均为水路通道；良渚古城东边发现了大面积的稻田遗迹。建筑规模、营建方式以及城内外遗址内涵反映良渚古城是中华5千年文明的重要标志。

    陶器是中国新石器时代的标志性器物，其次是水稻、粟等作物和猪、狗等家畜，以及东亚文化的特色标志玉器；可分别与西亚的小麦、大麦和牛、羊以及黄金崇拜对照。赵志军（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农业起源研究的新资料和新思考》指出浮选法普及后在中国各地百余考古遗址中出土了数量惊人的古代植物遗存：水稻、粟、黍、大豆、荞麦等，这些起源于中国的农作物为研究农业起源提供了证据，其中包括起源于长江中下游地区稻作农业、起源于北方地区以粟和黍为主的旱作农业，以及起源于岭南地区以芋头等块根茎类作物为特点的热带地区农业。袁靖（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古代家养动物的动物考古学研究》按照出土动物骨骼资料排列中国主要家养动物出现的时间依次为距今10000年左右河北徐水南庄头遗址狗，距今9000年左右河南舞阳贾湖遗址猪，距今5000多年在甘肃天水师造村和青海民和核桃庄遗址绵羊，距今4000多年在河南柘城山台寺和淮阳平粮台遗址黄牛，距今约3700年左右在甘肃永靖大何庄和秦魏家遗址及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分别发现马和山羊，距今约3600年左右内蒙古赤峰大甸子遗址发现鸡。

    玉器是中国文化特征标志。邓聪（香港中文大学）《玉器开片技术三部曲》指出东亚有上万年玉器工艺，中国闪玉（软玉）开片工艺砂绳切割、片切割及砣切割技术先后流行，可谓三部曲。兴隆洼文化出土最早使用砂绳切割技术的玉器，在当地延续数千年之久。砂绳切割技术北上横渡黑龙江到达滨海地区，跨越日本海在日本北陆一带相当流行；向南传播到长江下游河姆渡和马家浜文化，良渚文化的砂绳切割技术登峰造极，亦随该文化的衰落而销声匿迹。新石器时代晚期辽河红山文化和黄河中下游龙山文化片切割工艺悄然兴起，可分割长数十公分、厚仅数毫米的大型玉片，取代了砂绳切割的地位，估计三代玉器开料技术主要是承袭龙山文化传统，青铜器时代扩散进入东南亚。砣切割开片技术使用的开始年代迄今仍未清楚，明代《天工开物》所载双足踏动高凳式砣机装置可上溯到什么时代有待考究，探索砣机在中国玉器开片技术上使用的情况是正在进行的课题。

 

三、世界潮流

 

    雅森常说俄罗斯有两个学科世界领先：航天科技和考古学。三位俄罗斯考古学家的报告让我们领略了俄罗斯考古学，也可以说世界考古学的风采。俄罗斯（苏联）地跨欧亚大陆，考古学研究绝不局限于俄罗斯。叶甫盖尼·尼古拉耶维奇·车尔尼克（Evgeny Nikolaevich Chernykh）（俄罗斯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欧亚草原地带：沟通东西方的桥梁》用精彩的图表生动地展示金属文化在旧大陆的起源与扩展过程：万年前西亚就有人利用天然黄金，八千前有人利用自然铜，七年前就开始了冶金实践，六千年前部分地区率先进入青铜时代，五千年前西亚包括埃及进入了青铜时代，四千年前青铜文化大扩张整个欧亚大陆进入了青铜时代。他强调草原不是东西方的障碍或分界线，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坚守传统的东西方分界信条是不合逻辑的。实际上近东和中东都是欧亚大陆西方世界的一部分，而中国和邻近地区的文化则是东方世界的组成部分。石器时代这两个世界似乎彼此隔绝，而草原地带就成为连接这两个世界的桥梁。欧亚草原地带（Steppe Belt）平均长度约8000公里，总面积达到8百万平方公里，大体上被分割为基本相等的东西两半。欧亚草原地带是非定居（游牧或半游牧）的畜牧文化的领域。骑马的最早证据可以早到公元前5000年，公元前4、3千年纪黑海以北库尔甘畜牧文化迁移到了西伯利亚，公元前3千年纪和2千年纪之交畜牧和骑马文化遍及欧亚草原地带开始扮演东西方世界之间的“桥梁”角色。东西传播最引人注目的证据是赛伊马-图宾诺（Seima-Turbino）跨文化遗址，从此东西方世界文化互动和渗透就以波浪和潮汐式进行。公元前2千年纪末期阿尔泰山以东地区出现了西方文化的踪迹。在公元前1千年纪，最重要的事件就是斯基泰-萨尔马提亚和塞种人的大规模文化群在欧亚草原兴起，这些文化的遗址在蒙古地区已有发现。

    库兹缅科（Sergey Vladimirovich Kuz'minykh）（俄罗斯科学院考古研究所）《Shaitanskoye Ozero第二地点：中乌拉尔地区第一批冶金者的礼仪性遗址》发掘不到240平方米，有160多件青铜遗物出土：日常用具、武器、红铜装饰品，以及大量的冶铸遗弃物。除了赛伊马-图宾诺式样的器物和欧亚大陆风格的器物外，一些金属器物带有萨姆斯-基日洛沃（Samus-Kizhirovo）传统的风格。欧亚大陆风格体现在双刃短剑、各种刀、凿、矛、手镯和戒指等，还有带銎琢锤式战斧（chekan）。这些合金、金属部件和工具都是从安德罗诺沃文化的制造中心获取的，由于赛伊马-图宾诺文化人的迅速迁入而没有中断，可能也与中乌拉尔的大型金属工业中心有关。

    阿列克谢·科瓦列夫（Alexey Kovalev）（俄罗斯圣彼得堡大学）《公元前3千年纪早期切木尔切克人从法国到阿尔泰的大迁徙》引用中文、俄文、英文、德文、法文研究成果，结合自己的田野考古，如行云流水，潇洒自得。切木尔切克(Qiemuerqieke, Chemurchek)文化是以石板墓或支石基为特点的青铜时代文化，（虽然己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中国还没有发表过¹⁴C数据。他根据瑞典乌普萨拉大学的测验结果2004年在北京举行的考古学国际会议上宣读过《中国最古老的青铜时代文化：起源于西欧及其对蒙古、俄国、哈萨克斯坦文化的影响》：切木尔切克文化可以早到公元前2500-2200年，其居民可能与阿凡娜羡文化居民共存。他发现切木尔切克文化与周围文化明显不同，但与法国布列塔尼半岛上的支石墓、石板墓文化惊人相似，石板墓道（A dry stone corridor (passage) made of small flat slabs ）、器物装饰、石雕等源于公元前三、四千年的法国。他大胆推断距今4－5000之间从法国到中亚有大规模的民族迁徙。

    切木尔切克肯定不是民族迁徙的终点站，朝鲜半岛与布列塔尼半岛遥相呼应，有大量类似的石板墓和支石墓，其他文化现象也在不断传播。赵志军在肯定稻、粟本地起源的同时承认起源于其他地区的小麦和大麦传入了中国。艾莉森·贝兹（澳大利亚悉尼大学考古系）《关于小麦和大麦传入中国的一个假说》探讨史前农业传播过程：世界上的两种最重要的粮食作物小麦和大麦首先在西亚被人工种植，逐步向东蔓延，最终被以水稻和小米为主的史前中国农业系统所引入。这些新谷物的加入使种植农业更加多样化，从而为国家的产生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基础。现有¹⁴C年代表明小麦和大麦在中国的传播应该不迟于公元前4000纪中叶，其传播路线应是通过新疆及河西走廊到达黄河流域的。袁靖认为中国古代家养动物出现的模式可以分为当地驯化和引进两种，前者包括猪、狗、鸡，后来指牛、马、羊。邓聪肯定线切割技术是东亚独特工艺的同时暗示片切割技术是旧大陆共有的：埃及在距今四至五千年以后流行以红铜及青铜锯加砂切割大型石砖，作为建造金字塔的建筑材料；东西方在距今5,000年前后玉石加工上均使用片切割技术，两者间异同值得深入探究。

    日本的绳文文化、韩国的有纹陶器文化和中国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都没有孕育青铜和游牧文化的迹象。日本学者早就明确承认日本的青铜与游牧文化源于中国或韩国，韩国学者也承认其青铜或游牧文化来源于中国或中亚。现在该是中国学者坦率承认青铜与游牧文化是东亚新文化，青铜、黄牛、家马、山羊、绵羊、金崇拜、石板墓、支石墓、火葬以及小麦和大麦等形成青铜时代世界体系的要素来源于中亚或西亚。

 

四、上古世界体系中的中国

 

    中国的青铜时代是东亚文化特征与世界文化潮流相结合的时代。上古世界七大奇迹与中国无关，东亚是欧亚大陆（仅早于北亚）最晚进入青铜时代的地区，处于青铜时代世界体系的边缘。从出土的石器、陶器、玉器、作物、居住和埋葬方式来看显然是东亚新石器时代定居农业文化的继续，但是新出现的青铜器、金器、牛、羊、马表明受到了中亚青铜游牧文化的明显影响。考古学家已经揭示东亚新石器时代定居农业文化是本土起源，且连续进化；但仍然找不到青铜及游收文化的源头。东亚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没有发现早于青铜的红铜或黄金制品，即没有中石器时代，因而不能自发完成新石器时代向青铜时代的过渡。常见的家养动物是猪和狗，可能还有鸡，都不适合挤奶，因而不太可能孕育游牧生活方式。从四千年前左右东亚出现的一些新的文化因素，可概称为青铜时代游牧文化；其东传与吐火罗人、羌或戎、狄有关，正是夏人或戎、狄引进了青铜时代游牧文化。中国引进青铜技术后不仅能生产与中亚同样的武器、工具和装饰品，还生产容器作礼器。牛、马、羊及其相关技术被选择性地吸收，尚武之风和黄金崇拜风靡东亚。夏鼐认为夏文化应该是夏王朝时期夏民族的文化；古墓沟文化、齐家文化、朱开沟文化、夏家店下层文化、二里头文化基本上包含了上述新的文化因素，很可能是中国境内的夏文化。新石器时代以定居农业文化为特征，玉帛古国林立，有祀无戎；青铜时代以游牧文化为特征，战争频繁，东亚从此进入了历史时期。

    何驽（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陶寺遗址早期国家特征的考古探索》指出陶寺城址位于山西襄汾陶寺镇，面积约300万平方米，发掘墓葬一千余座，其中大墓9座，出土了陶龙盘、陶鼓、鼍鼓、大石磬、彩绘木器、玉器等精美文物。陶寺文化中期城址东西长1800米，南北宽1500米。近来又发掘4000平方米，确定了56万平方米的陶寺早期小城、下层贵族居住区、宫殿区、东部大型仓储区、王族墓地以及祭祀区观象台基址。观象授时祭坛标志着历法作为王权一部分在陶寺社会生活中的重要地位；圭表技术的存在证明陶寺遗址拥有圭表测影制定历法的天文知识。大型窖穴仓储区是国家社会储藏贡赋、备战备荒不可或缺的设施。陶寺晚期凸显暴力行为，伴随扒城墙、毁宫殿、捣王陵，政治报复行为特征显著。陶寺是具备城墙、宫殿、王陵、观象台、祭祀建筑要素的先秦城址，国家社会所应具备的基本要素如王权、都城、阶级、地缘政治、官营手工业、贡赋制度、国家意识形态等都已初具，唯缺乏中央集权，大约具有邦国的性质。

    陶寺晚期或末期才进入青铜时代，“凸显暴力行为”，进入“政治报复”的战争旋涡。二里头文化外来文化因素明显，已进入青铜时代，祀与戎已是大事。许宏（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的位置：王朝初兴的聚落形态观察》指出“夏商周断代工程”把夏王朝建立的年代定为公元前2070年左右，其后200多年中原地区仍邦国林立，看不到“王朝气象”。公元前1800年前后以嵩山为中心的二里头文化吸收各地文明因素形成了超大型的都邑——二里头遗址，其控制范围首次突破了地理单元的制约，几乎遍布整个黄河中游地区。二里头遗址现存面积约300万平方米，发现了中国最早的城市主干道网，最早的宫城，最早的中轴线布局的宫殿建筑群，最早的封闭式官营手工业作坊区，最早的青铜礼乐器群、兵器群以及青铜器铸造作坊、最早的绿松石器作坊、最早的使用双轮车的证据。这是中国乃至东亚地区最早的具有明确城市规划的大型都邑。二里头文化与二里头都邑的出现表明当时的社会由若干相互竞争的政治实体并存的局面进入到广域王权国家阶段。黄河和长江流域这一东亚文明的腹心地区开始由“多元化”的邦国文明走向“一体化”的王朝文明。二里冈和殷墟商文明正是建基于二里头文明的基础上。

    唐际根（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殷墟考古的新发现与新进展》指出近年沿洹河流域调查了百余处遗址，发现了中商时期洹北商城，并发掘了其中的两处大型建筑；在殷墟范围内确认了至少一处制陶作坊，一处制骨作坊，发掘了多处商代居民点。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安阳殷墟的考古工作除发掘和学术研究外，在遗址保护、考古成果展示方面也做了有益尝试。他和James H. Burton、Brian Chisholm等横向合作拓展了研究领域。Burton《用骨骼同位素分析研究中国商代的人口迁移》采用了3种同位素系统锶87/锶86、碳13和氧18来研究殷墟54号商代墓主人的牙齿珐琅质，每个系统都给出有利的证据来区别外来的个体，表明其来源于东南沿海地区。 Chisholm《安阳的同位素和古代食谱》通过利用碳和氮的稳定同位素分析来检测安阳地区古代人类食谱各个侧面，C4作物特别是粟在晚商时代该地区居民食谱中占重要地位，食谱可以反映社会地位和性别差别，个体的食谱差异还可能与人口迁入有关。荆志淳（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人类学系）《商代玉的使用和社会关系的物质化》通过商代用玉物质性的分析，力图讨论人、物、社会相互交织的关系。殷墟出土玉器绝大多数出自墓葬，不能简单将墓葬中随葬品视为死者生前生命的镜子，实际许多随葬品很可能是送葬人馈赠的丧葬礼物、还有可能是专门为死者丧葬制造的器物。馈赠和交换的礼物不是用来聚敛财富，其实质功能除了重新厘定死者的社会身份外，主要是为了建立、调整、改变群体、人之间的相互关系。个人之间、各群体之间、以及各区域之间的礼物交换应该是商代社会中物质交换和流通的主要方式之一。

    宫本一夫（日本国立九州大学）《中国早期青铜器文化与铜铃》指出黄河中下游新石器时代陶铃是祭典器具；铜铃是中原最古老的青铜乐器和装饰品，和西北青铜器文化有很大的差异。二里头文化乐器代表祭祀权，也标示身分地位，铜铃作为威信财具有社会意义。铜铃显示中原为中心的青铜器文化特征后来形成商周文化的基础。艾兰（美国达特摩斯学院）《巫师与商周玉器、青铜器纹饰——从一块早商时期陶片谈起》讨论了一块发现于郑州早商时期陶片，从中发现一个一首两身人物形象，为将商代和西周早期玉器、青铜器上一些带有曲折手腿的人物形象界定为巫师提供了关键证据。这种传统在商代雕刻玉器上的鸟类生物和商代的虎食人型以及周代的青铜配件和玉器上也有所发现。具有这种图案的工艺品数量有限，但地理分布很广，并且至少从早商持续到了西周。杰西卡·罗森（牛津大学）《小型铜器在芮、晋、虢国墓中的作用》注意到西周中晚期至春秋时期一些墓葬中小型青铜容器与原尺寸的青铜器放置在一起：这些器物缺乏实际功能，铸造质量不佳；大部分器型特殊。小型铜器被制成两种类别：礼制改革以前流行的器型，或是邻近周人的非定居人群所使用的一些特殊器型。第二种小型铜器格外流行于芮国及晋国，模仿早期青铜器的小型铜器出现在虢国。芮国墓葬M26的墓主为一女性，墓中随葬的非常完整的一组六件青铜器，表现了与北方边境人群间的关系。

 

五、中国天下体系

 

    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司马迁《史记》是天下史，也就是他所知道的世界史。兵马俑或长城被称为第八大奇迹，意味着秦汉时代中国成为了中古世界体系的中心。李约瑟指出汉、唐、宋千余年是中国的黄金时代，许多方面领先世界。

    焦南峰（陕西省考古研究院）《西汉帝陵大遗址考古的新收获》先后完成西汉茂陵、康陵、渭陵、安陵、义陵及“周陵”的考古调查与勘探，探明了茂陵陵园、茂陵邑、陪葬墓、修陵人墓地等。西汉帝陵田野考古工作为中国古代帝王陵墓制度的深入研究奠定了基础。钱国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汉魏故城的考古勘察现状》洛阳汉魏故城是中国古代最重要的都城遗址之一，始建于西周，是东周、东汉、曹魏、西晋和北魏等朝代的都城，沿用长达1600余年，最大时总面积约100平方公里。近五十年来洛阳汉魏故城的考古勘察工作涵盖了中国古代都城考古学的主要因素——城垣、宫室建筑、礼仪建筑、佛教寺院、手工业作坊、市场、河道水系、墓葬等等，多角度、多层次的探讨和揭示了洛阳汉魏故城的外部形态和功能内涵，诠释了洛阳汉魏故城在中国古代都城发展史上不可或缺的重要地位，为未来进一步发掘和保护研究提供了科学、客观的基础资料。朱岩石（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邺城考古回顾、思考与展望》邺城是三国至南北朝时期都城，包括南北相连的两城，北城即曹魏邺城，南城即东魏、北齐邺城。曹魏邺城是中国古代都城发展史上的里程碑，单一宫城制度、全城中轴对称布局、整齐明确的都城分区功能等对历代都城产生重大影响。龚国强（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安唐长安城遗址考古发现与研究》唐朝是中国古代史上的兴盛时期，长安城不但是全国政治文化中心，也是国际大都市和丝绸之路最重要的站点。通过对城垣、城门、宫殿、市场以及棋盘状划分的里坊街道等遗存进行的大规模考古勘探和发掘，究明该城平面呈长方形，面积达84平方公里，由外郭城、宫城和皇城三部分构成，是严格按照中轴对称原则规划的封闭式里坊制都城，对当时日本京都、奈良以及朝鲜半岛新罗王京城等都城产生了重要影响。董新林（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课题与视角：以辽代祖陵陵园为中心》从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的整体观来研究辽金考古学，通过调查和发掘初步厘清了祖陵陵园主要的形制布局，与《辽史·地理志》所载基本相合。祖陵陵园布局承袭了汉唐陵寝制度的部分精髓，也具有自己的特色，代表了辽代陵园布局的模式。

    丝绸和瓷器是中古中国标志性器物。权奎山(北京大学) 《近年中国陶瓷考古发现与探索》总结了近10年出土陶瓷遗迹、遗物新资料和研究新进展。张威（国家博物馆）《中国水下考古的新发现》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起步，发现、发掘了一批五代以来的沉船遗迹或水下遗物点，出水了一大批品种丰富的五代至清代外销瓷器。这些发现为探讨五代以来的海外贸易史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李旻（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早期现代世界的中国考古学：以漳州为视点》认为考古学给考察全球性接触带来的深远影响提供了一个有力的手段：随着传统的亚洲贸易网络从16世纪起逐步融入全球性的市场，中国陶瓷作为持续的全球性文化接触的实物证据，提供了地区性社会延续和变化的线索。

    佛教是中古中国吸收的主流外来文化，佛教考古也就成了中国中古考古学的主要内容之一。李裕群（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吐峪沟石窟2010年春季发掘收获》新疆吐鲁番东部吐峪沟是丝绸之路上一处重要的佛教石窟遗址，俄、德、日、英等多国探险队曾对该石窟做过考察。作为吐鲁番盆地最早开凿的石窟寺在佛教东传过程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此次共清理出56个洞窟，新发现壁画面积约200平方米，出土了汉文及其他语言文字的文书残片数千片，以及其他各类文物，初步判断沟东区石窟可能始凿于公元五世纪前后，约沿用至公元十三世纪，经历过数次扩建、改建、封闭和维修加固。王安国（Jeffrey Riegel，悉尼大学）《佛教传来前后的山东》青州龙兴寺发现的一个200余件佛教雕塑的窖藏和诸城发现的佛教雕塑窖藏为了解公元5到6世纪山东地区人们倾注在佛教信仰上的财富和虔诚提供了考古学的证据。然而，除了与佛教历史有关的发现外，很多其他文物和文化遗存反映了在佛教传入中国前后山东地区更是一个创新性哲学思想和兴旺的宗教活动的特殊中心。

 

六、讨论与展望

 

    中国考古学家大体发现和阐明了中国文化的根源。发现和研究甑皮岩、良渚、陶寺、二头里、殷墟遗址等中国乃至世界独一无二的遗址是幸运的，将其中包含的中国特征研究清楚让举世公认是可敬的。傅献国、刘斌、何努、许宏、唐际根等的研究不可取代，赵志军关于水稻和粟、袁靖关于家猪驯化的研究世界领先，邓聪玉器技术研究水平就是世界水平。

    分子生物学在考古学领域的应用日益广泛，分子考古学是考古学新分支。杨东亚（加拿大西蒙菲沙大学）《古代DNA和考古学的整合》指出对人类，动物和植物遗存的DNA分析已成为一个重要研究方向，在解决诸如农业出现、动物驯养、植物栽培、文明起源、地区交流和交往的许多研究课题中提供重要的帮助。卡米拉·斯柏勒（加拿大西蒙菲沙大学）《动物驯养的古代DNA研究：一个来自北美的个案分析及其对中国考古学可能的启示》通过对北美火鸡驯化历史的案例研究介绍如何结合古代DNA技术与传统形态分析来揭示家养动物“品种”的起源、估计驯化的次数以及识别家养种群和野生种群杂交的现象。古代DNA分析研究的巨大潜力将有助于进一步阐明中国家养动物起源和扩散的历史。袁靖表示已正式邀请杨东亚等研究中国家畜家禽材料，不久将有新的成果问世。

    见物不见人是中国考古学家的自嘲。四足动物和无足植物都可以不远万里来到中国，两足的人为什么就不可以呢？分子遗传学研究证明了人类的同一性。2000年王励在考古所五十周年学术了讨论会上宣读“山东临淄春秋战国时代墓葬出土人骨DNA研究”是一项达到国际水准的研究。[1]她是一位优秀的分子生物学家，对考古学和历史学知之甚少。最初样本选择、盲测设计、实验条件和数据都没有问题，只是没有整合其他学科的证据在考古学背景中解释结果。我们可以不接受她的解释，但不能否定她的数据。新疆等地发现的青铜时代文化遗址的主人部分属于印欧人。杨希枚先生临终前坚信殷墟遗骨中亦有印欧人成分，哪也是李济首肯夏鼐默认的观点。三星堆青铜群像、西周蚌雕人头像、白浮西周墓葬中出土青铜人面像等均有明显的印欧人特征。吐火罗人开拓了丝绸之路；赤狄、白狄交侵，“中国不绝若线”。部分印欧人春秋战国时代进入山东十分可能，只是几十例人骨数据不足以反应古代山东或中国的人口遗传结构和时空变迁。

    2009年昆明召开的世界人类学民族学大会上复旦大学金力明确宣布经过二十年不断研究分子生物学证明中国人并不是特殊人类，与其他人一样同源于非洲，成果发表在“Science”、“Nature”、《美国科学院院刊》和《中国科学》，具体途径和准确时间还有待探讨，宣判了“多地区进化说”的“死刑”。高星（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关于中国地区现代人起源问题的思考》试图调和 “非洲单一地区起源说”和“多地区进化说”：“多地区进化说”理论立足于化石材料，具有更大的包容性、吻合性和逻辑性；“非洲单一地区起源说”立足分子生物学研究，绝对性和排他性导致对其他证据和观点的武断否定。“非洲单一地区起源说”如青春鲁莽的少女，“多地区进化说” 似行将就木的老朽。高星认为老夫少妻生出 “连续进化附带杂交”学说可能更优异，并尝试提出世界范围内“现代人类演化的区域性多样化模式”。遗憾的是这种杂交发生在最近几千年现代智人之间，而不是几万年或几十万年前现代智人与其他人种之间。

    青铜时代因马的驯化和游牧文化的传播欧亚大陆形成了世界体系。青铜时代世界体系学说将中国整合到世界，有助于理解中国与世界的关系。青铜的冶炼和铸造不是简单的活动，涉及到远距离的交流与协作。大约五千年前西亚和中亚部分地区已进入青铜时代，逐渐形成了青铜时代世界体系，欧洲与东亚都是这个体系的边缘地区。大约四千年前东亚开始进入青铜时代世界体系。齐家文化、朱开沟文化、夏家店下层文化和二里头文化既是东亚早期青铜文化的代表，亦是东亚进入青铜时代世界体系的标志。中亚青铜游牧文化不仅传播到了欧洲，彻底改变了欧洲的文化面貌；而且传播到了东亚，影响了东亚的文化发展。青铜游牧文化的广泛传播增加了东西方文化的同质性，形成了古代世界体系，改变了欧洲和东亚的历史进程。东亚是欧亚大陆的有机组成部分，中亚包括新疆地区的考古发现证实了青铜时代西亚和东亚的联系，只有将东亚置于青铜时代世界体系才能透视中国的史前史或三代史。演化和传播是人类文化发展的两种主要形式。演化缓慢，以量变为主；传播迅速，常常引起质变。日本近万年的绳文时代文化发展缓慢，受外来文化影响弥生时代文化发展异常迅速。中国的新石器时代六千多年发展缓慢，进入青铜时代明显加速。没有青铜的时代漫长而单调、和平而安静；青铜时代日趋复杂，战争或改朝换代不断重演。青铜时代世界体系概念有利于我们透彻理解中国乃至东亚的民族形成与历史。

    日本学者提出过“照叶树林文化带假说”和“骑马民族国家说”，中国考古学家似乎缺乏提出假说的勇气和传统，还没有中国的考古学说和理论。张光直互动圈学说是借用他人的概念，苏秉琦“满天星斗说”（stars in the sky?）很难说是理论。唯有傅斯年 “夷夏东西说”可称一家之言：夷或商人为东方土著，夏与周人兴起于西方，中国历史就是夷夏交胜史。夏朝建立之前的东亚土著是以定居农业或渔猎为生的众夷，未见青铜也不知道游牧。夏人的踪迹仍然扑朔迷离，可能与大夏、匈奴、吐火罗有关，也就是说与青铜游牧有关。从安阳考古发掘来看商人亦受到了青铜游牧文化的明显影响。周人与戎狄杂处，受西方青铜游牧文化的影响更大。在东亚只有游牧与农耕文化的不断混合，没有游牧与农耕的分化。东亚文化是定居农业文化与游牧文化反复混合的结果。长城地带不是游牧与农耕的分界线；实际上此地宜农宜牧，是游牧与农耕的结合部。费孝通“多元一体格局”说值得重视，可以解释中华民族和中国文化的形成过程。

    文化与文明是两个定义不清而长期被误用的同义词。文化（Culture）从字面意义看与栽培（cult）和崇拜（cult）有关，人类创造的一切，包括物质的和精神的、好的和坏的，都可称之为文化。文明（Civilization）与城市（Civilitas）或公民（Civis）有关，其本来意义是指城市化或城市生活方式，引申为美好或理想的文化。汉语中文明可以理解为开明的文化，文明即理想的文化。符合个人理想的文化可以称之为个人文明；符合人类理想的文化可以称之为人类文明。人类创造的一切均可称之为文化，包括战争和垃圾，而文化中只有一部分可称之为文明。人类并不象摩尔根想象的那样由蒙昧经野蛮进入文明时代，人类从自然状态进入了文化状态，却未必进入了文明状态。

    文明与文化还没有统一的定义，中国学者可提出自己的主张。中国人或儒家文化的理想世界是尧天舜日。有礼、有乐，和谐就是礼乐文明。良渚文化琮、璧，陶寺文化鼍鼓、特磬等就是礼乐文明的象征！红山时代已进入礼乐文明时代。东亚的新石器时代是以定居农业为基础的“玉帛古国”时代，即传说中的尧舜时代。中国的青铜时代实际上是夏商周三代，受到了游牧文化的明显影响。进入青铜时代中原与北方或西北地区的相互作用明显加强，炎黄故事就是这种互动的曲折反映。尧舜见于“六经”，为儒家所乐道。孔孟言必称尧舜，不知黄帝为何物，在儒家传统中没有黄帝的位置。炎黄神话始见于战国文献，相互抵触，到了汉代才有较系统记述。黄帝来自西方或北方，后来居上，反客为主，逐渐变成了五帝之首。司马迁将尧舜传说和炎黄神话混为一谈，创作了《五帝本纪》，体现了“天下一家”的民族观。考古学研究结合先秦文献可以还原尧舜传说和炎黄神话，阐明中国乃至东亚文化的两重性。尧舜传说与炎黄神话是两组来源不同的故事丛，分别反映了不同的文化传统和时代精神。尧舜是夷人的传说，耕田、制陶、捕鱼、掘井、治水、禅让，象征着新石器时代东亚定居农业文化与礼乐文明的兴起；炎黄是夏人的故事，造车、制剑、铸鼎、往来征战无常处，反映了青铜时代游牧文化与尚武好战风气的东进。

    考古学家关注考古学文化的特征和细节，人类学家寻求人类文化的共性和通则。最近一个世纪东亚考古学分别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为人类学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考古学与人类学相结合（anthropological archaeology）全方位（holistic）研究才能透视人类文化的来龙去脉。中国是世界的一个组成部分，中国人是人类的分子，中国与世界不是并立的。人类同源，中国人不可能有独立的起源；文化多样，中国文化不会孤立于世界潮流之外。

  

 

 

 

 

（易华：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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