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众视野中做研究 有一种特别惬意的感觉（1）

    一直以来，考古人习惯于“关起书斋做学问”，踏实与质朴是他们的风格，也是追求。一直以来，在大众的眼中，考古多少都有些莫名的高深，学者们总在研究些各色古物，然后在必要时，给出一个令人震惊或赞叹的结论，由众人评说。一直以来，考古，一如神秘的代言，似乎从未对外界锁上门扉，但却让人想走进又难得其法。世情总在变化，在越来越多的资源、信息都在“共享”的现代社会，人们的好奇心足以穿破一切藩篱，很难说是公众想到了角落里的考古，或者考古人自己走入了大众的视线，总之，不知从何时起，考古已不再单单是考古人的事，它被赋予了更多，比如权利、义务和社会责任。考古研究的成果也再不仅仅是学术的探索，它不可避免地要走向社会，进入大众的视野。
    但一直以来，考古成果的转化和普及常常会遇到些困难，或学者们无暇顾及、热情不高，或形式上千篇一律、难以出新，或大众不明就里、半信半疑。在信息鱼龙混杂、真假难辨的浮躁当下，在揭秘、悬疑充斥的名利市场，出于对社会的责任，出于对行业的保护，由真正的考古人做真正的考古普及，做真正吸引大众视线的考古普及，已是迫在眉睫。王仁湘恰恰是一位较早关注考古普及，并且在这一领域坚持跋涉了三十年的考古人。三十年来，他主编和撰写了大量的考古科普读物，出版总量达到1000万字以上。他策划主编的“华夏文明探秘”丛书40种是迄今文物考古界编印出版的最大规模的科普读物，获得了第11届中国图书奖。他参与策划了2008年奥运期间名噪一时的中国古代发明创造文物展“奇迹天工”并主持编写了展陈大纲和相关图书。
    2009年，为对在科学技术普及工作中作出突出贡献的单位和个人进行鼓励，科技部、中宣部和中国科协决定在来年的科技活动周举办一次“全国科普工作先进集体”和“全国科普工作先进工作者”的联合表彰活动。基于王仁湘多年来在考古科普方面的贡献，国家文物局用仅有的名额推荐他参评“全国科普工作先进工作者”，结果他成功当选，不负众望。
    有人说，王仁湘是考古普及领域的拓荒者，不知这评价是否贴切，但他确确实实是在这一领域较早的播下种子并收获累累硕果的人。鲁迅先生说世上本没有路，公众考古的最初也只是一片杂草中的一个个脚印，何人何时开始走的或无从考证，但至少王仁湘在这路上走的三十年，已经为他在这一领域留下了不可磨灭和替代的印记。他说，坚持做考古的科普，便已摆脱了名利的束缚，缘由无他，只是因为在大众视野中做研究，有一种特别惬意的感觉
    “全国科普工作先进工作者”的称号是采访王仁湘的一个由头，所以话题便从考古的科普开始。
    我们一般说到科普总是会想到自然科学方面，考古更多时候是被划入人文学科的，您认为考古类的科普与狭义上的科普有什么区别？
    从作用上讲没有太大区别，都是让大众对自己不了解的领域有所认知，但是在内涵上两者是不一样的。一般讲的科普类是关注自然科学的科学技术、科技原理、科学发明、科技人物等，而我们之前做的考古的普及图书主要是讲考古发现、发现背后的故事、考古发现的意义等内容。虽说大多是些人文方面的知识，但实际上很多东西在我们这个行业内，隔了一个领域都不太容易去了解和掌握，更不要说是一般的大众。没有普及性的材料，他们理解起来会很困难。
   
    在策划考古类科普图书时，如何定位读者群？

    这类图书的受众，基数最大的就是中等文化水平的读者，也包括小学生，他们需要的是一般性的知识，这种基本的普及做起来是比较难的；再有就是高知层，他们一般知识水平较高，对考古有一定的认知，想了解更多信息、进行更深入的认知和思考，在这个层面，考古的普及有更广阔和多样的空间；还有就是我们自己对自己的普及，在行业内，在同一知识层面，专业和研究方向不同，大家之间有时也需要通过一些普及读物互相了解。

    科普需要通俗易懂，考古则要求学术严谨，在做科普图书时如何把握两者之间的“度”？

    我们普及的一定是现有的已经确定的认识，即使有些是没有完全确定，也要告诉读者有哪几种可能，具体都是怎么回事，这个严谨是首要的和必需的。在我们的学术研究中，本身就不是说所有结论就都非常确定，也会有很多不同认识和争论。因此也要给读者一个引导，让他们了解我们的学科就是这个特点，确定的就是那样，不确定的则要讨论，不要有太多过度推演的东西。

    通俗易懂则主要是做到文字清新流畅，让读者看起来不生疏、不费劲、不晦涩。可能会有些故事情节，包括历史典故，还有一些我们发现的过程等等，会揉进去，让读者接受起来有种愉悦的感觉，读的太费劲他会觉得痛苦。此外，要让人愿意看，句式就不能太长，如果读了半天自己都喘不上气来了，读者也没法看进去；段落也要短一点，不要翻了几篇还是一个自然段。在这些细节上要做好。

    内容方面呢？

    主要的还是受大众关注的这些重点发现，有可能是一个遗址、有可能是一个文化、有可能是一个墓地，这些重点要涵盖。还有就是具体的研究成果也可以做，比如文房四宝，还有我之前做过的饮食器具等等，和考古相关的都可以做。这方面的内容有一个特别的好处就是有“介质”——考古研究的对象虽然是过去，但是现在仍在使用，通过这个介质可以贯通起来，让读者有一个亲切感。了解过去也是为了对现在有一个认识，即现在是怎么形成的，然后又去思考未来可能会是什么样。可能会引发读者进行一些思索。

    这类图书在出版上有难度么？

    现在好一些了，在以前是有一定难度。比如我主编的“华夏文明探秘”丛书，1998年出的第一版，当时出版社就签了好几个，最后都流产了。因为出版社也要考虑效益和影响，考虑这个东西到底最终能不能站的住，所以签了几份合同最后都废了。最终这套书是由四川教育出版社出的，一方面它财力比较雄厚，另一方面，那时是一个机遇，他们正好想创一个这方面的品牌，双方都有做好这样一套书的愿望，所以最终就成了。这套书后来得了“中国图书奖”，对出版社也是很高的荣誉了。

    这类图书在市场上的销售情况如何？

    我自己做的书没有赔，有的是一年再版几次的，还有的当年就出海外版的，前面说的这套书，大概回报率开始算得是40%。一般的考古类图书印几千册就不错了，普及类的可以10000册起印，这说明市场对这类图书是有需求的。而且现在公众对这方面都比较感兴趣，内容做得好，发行渠道跟得上，市场还是有的。

    还有一些相关的图书不是考古从业人员做的，听说销量都比较好，从效果来说也有一定的影响力，甚至比我们这些书的影响范围还要大，但是在科学和严谨方面，问题还是大一些，猎奇、悬疑的比较多，真正给读者科学可靠的信息是有限的。

 

(原文发表在《中国文物报》2010年9月17日第8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