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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众视野中做研究 有一种特别惬意的感觉(2)

发布时间:2010-09-21文章出处:中国文物信息网作者:孙漪娜

    有出版人针对一些科普图书叫好不叫座的现状,提出科普类图书要体现人文关怀和时尚性,考古类图书的时尚性如何体现?

    编排上要活泼,增加一些时尚元素,对读者会有更大的吸引力,宣传效果也会更好。而且要做小做精,一篇文章甚至一本书,如果能让读者一口气、两口气读完就最好了。

    还有就是文字,除了清新流畅,还要考虑现代人尤其是年轻人的阅读习惯和喜好。比如奥运会期间在中国科技馆新馆做的“奇迹天工”展览,我是主笔,当时四个部分的标题我就想了两天,最终用了“锦绣华服”“雄奇宝器”“典藏文明”“泱泱瓷国”,毕竟主要是给年轻人看得展览,还是要考虑他们的语言习惯。

    中国人爱讲深入浅出,总认为科普这类东西应该由大家,或者在某领域有深入研究和全面了解的人来写?您是如何选择作者的?

    我组织出那两套书时,作者主要是中青年学者,当然也包括一些年纪较大的资深研究员,但还是以中青年学者为主。二十年前做这个事情很难的,不是那么正大光明的,现在来讲你可能都不能理解。当时氛围就是觉得做这个事情并不必要,很多人没有意愿去做;一些名家、大家堆积的事务也比较多,没有精力去做。当时的一些中青年学者对这事比较有激情,很愿意做,有的作者甚至还由此确定了自己的研究方向,把兴趣和研究力量集中到相关的方面,成为全国数一数二的专家。当然他们现在有些不做普及了,因为也都有很重要的研究课题要做,分不开身了。

    所以,您的意思是,学科的普及是可以推动学术研究的?

    对,我现在的观点就是,有些重要的研究是可以从普及做起的。这是双向的,可以从普及起步做深入的研究,再有就是回到普及上来,把研究的成果推向大众。其实我直接做的科普工作,后来都成了我专业研究的一部分,或者就是我熟悉的专业成果的转化,客观上它帮助了我在专业研究方面的深化。

    比如当年我做古代饮食方面的研究,就是先从豆腐块开始写的,在杂志和报纸上开专栏,写千字文,甚至几百字,写完后在这个基础上再选取重点进行扩展和深化。有一个很具体的例子,就是我做的餐具的研究,筷子、勺子等一系列,开始是一个个的写,然后合起来研究,最后可以把它深入到在《考古学报》上发表,然后再出专门的书。但其实最初我并没有想法要写餐具,而是在做古代的生存工具的研究,随后扩展到容器、饮食器皿,就注意到了筷子,觉得这么重要的东西,不论古人今人天天都要用到,我们却非常不了解它的发展变化,也没有人去做。当时因为材料比较零散,我就只是画了一个粗线条,讲了筷子大概从什么时候开始用的,它的变化,只写了大概两三千字,投给一个专业杂志,被退稿了,当时我的名声已经不太好,被认为是不务正业,就注意些零七八碎的东西,可能发这样的东西会对专业杂志有影响。结果这篇文章居然是被饮食方面的杂志发现了,主编就专门联系我说,这样的东西我们要,不仅要,而且希望多多的写,所以就开了专栏,一年十几篇,不仅是我自己的研究,而且把其他相关的研究也做摘编,给自己壮胆——也不仅仅是我在做这些琐碎的研究。这样,慢慢地,饮食界认可我了,有些书甚至成了他们的教辅。再后来,一些科普类的文章进入到高考的复习大纲,有的书成为高中课文阅读的重点参考书。现在看来有这种社会效果,确实心理感到很欣慰。

    那时候做考古的普及是有压力的?

    对,当时我自己是有些信心不足的。那时候没什么人愿意做考古的普及,一般都认为考古研究的东西让大家知道没什么意义,而且个人的精力都有限,应该用在好好做研究上,不要做这些琐碎的事情。所以当时是比较压抑的,我自己要投入比别人多得多的精力和时间来做专业内的事情,出差、发掘、下工地不能比别人少,考古报告和传统的考古论文也不能比别人少,我必须要这样做,不能让人说我只做这个,不务正业,所以真是很难。其实那时候很多人劝我不要做这个事是好心,是出于关心我,想我把精力更多的放在学术研究上,出成果出成就。做这些事也确实对我的发展有影响,但总觉得这个事情应当有人做,自己也能做,将那些闲暇时光用起来做这事也是一件乐事,也是有意义的事。

    不过,其实考古所在上世纪50年代就已经计划要做科普了,而且分了几个层面。现在大家大多都遗忘这个事情了,我是偶尔从故纸堆里找到的一个油印本,发现有这么一个计划,其中有一套书是专给小学生做的,做得很简单很普及了,还有给一般工农大众的,等等,都分别有想法了,但是这个事情没做起来,夭折了。

    这种情况从什么时候开始好转?

    我记得第一次拿到桌面上来讨论这个问题是应该是2003年左右,科学出版社有一次关于考古科普方面的论坛,各地考古所所长都来了。在小组讨论的时候,我算是一个焦点,因为当时我的书已经出来了,我所能感受到的压力,别人也能感觉到,当时就有人开玩笑说,如果要下地狱的话,第一个就是你王仁湘。开那个会的时候我很感慨,觉得我们可以这样堂而皇之的讲这个事情了,在以前是不可能的事。差不多从那个时候开始,大家开始倡导做这方面的事情了。《中国文物报》持续发了一些这方面的文章,还搞了普及类图书的讲座。考古所成立了公众考古中心,由单位出面做这些事情,就更好做了。地方上也逐渐开始行动了,山西考古所每年都在公众考古活动,还出了一些书;各地的博物馆现在做得很多展览也都很普及很活泼。

    现在做公众考古的环境这么好,已经感受不到当初那些压力了。这次国家文物局推荐我参评这个科普先进工作者其实就是一个信号,不是我个人荣誉的事,而是对所有参与做、有兴趣做和支持做这件事情的人的一个鼓励。

    您认为考古的普及可以带给大众些什么?

   前些天在内蒙古出差时曾发了一句感言:考古人的足迹走到那儿历史就写到那儿。这是两个方面,一个是考古能帮助我们把已经遗忘或模糊的历史再现、捡拾;再一个,让书本上的历史变得鲜活起来,历史是有声有色的,你在故纸堆里看不到,但是通过考古就可以窥之一斑。我们作普及就是让历史有声有色,有样儿,让大众看到史书上看不到的那些细节。了解未知,把已知看得更清晰。

    公众也会有所回报是么?

    对。你给公众一些信息,让他们受到一些启发,他们会更加关注这个行当。水涨船高,大众的素质提高以后,对你这个学科的要求必然也高了,这对 学科发展是一个促进。说一个最简单的例子,一般大众他了解了考古、了解了文物的价值,他至少不会去破坏文物、去损坏文物。比如一个农民,以前他发现一个陶器,很可能随手就给扔掉打碎了,一旦他知道了它的价值,他肯定不会这样了。这对文物保护,一定是有好处的。

    公众关注的多了,免不了有鱼龙混杂、断章取义的信息出现,也会有夹杂有利益诱惑,考古的普及如何应对这些负面的影响,在浮躁中不失方向?
    其实在一定角度来讲,一些看似负面的事情可能会促使我们这些从业者更加严谨,更加周到。我们平时做学问没有面对大众的习惯,学者之间讨论或者争辩一个怎样的结论,觉得大众是没有必要对你说三道四的。但现在不同了,考古已经走入公众的视线,而且备受关注。有了这种不期然的“监督”,就要求我们做学问、出结论时更加的踏实和严谨,要给自己更加充裕的时间进行更深入的研究和讨论。

《面向大地的求索—20世纪的中国考古学》

    本书以生动的文字扼要地回顾了20世纪中国考古学发生、发展的艰难历程,介绍了中国考古学已取得的辉煌成就,展望了21世纪中国考古学的发展方向,提出了考古工作者新的历史任务。为各界喜好中国考古的读者了解、认识中国考古学的方方面面打开了一个窗口。书中的有些观点反映了作者当时最新的思考和认识,可以引发人们进一步的探讨。(知原主编,文物出版社1999年出版)

 “华夏文明探秘”丛书

    该系列丛书40多本,选题独特新颖,以举重若轻的姿态向公众敞开了考古之门,让人们真正领略到考古学这个“冷门”专业中蕴藏的无穷魅力,引领了一股文物考古普及性读物出版热潮。(王仁湘主编,丛书由四川教育出版社于1998年出版)

《拉萨曲贡》

    该书是根据西藏拉萨市曲贡村古文化遗址的发掘成果编撰的专题考古报告。全面报道了发掘收获以及发掘者的初步研究结论。曲贡遗址是西藏腹地发掘的唯一一处大型古文化遗址,也是迄今国内发掘的海拔最高的一处遗址。遗址内涵丰富,出土文化遗物很多,向我们展示了雪域高原远古时代的一支土著农耕部落文化的状貌,为探索雅鲁藏布江中游河谷地带的开发史提供了十分重要的资料。

    曲贡遗址的年代约当公元前2000年~前1500年。遗址出土的大量石制生产工具、陶器、骨器,为复原曲贡人的物质和精神生活提供了可靠资料。遗址还出土了小件青铜器,表明曲贡人已掌握了较为成熟的冶铜技术,说明西藏高原进入铜器时代的年代并不算晚。与曲贡遗址相类似的文化遗存在雅鲁藏布江中游河谷地带有比较广泛的分布,是这一地区目前所知唯一的面貌比较清晰的古文化遗存,发掘者将它命名为“曲贡文化”。报告附有十多个相关的鉴定分析附录,为全面研究曲贡遗址提供了帮助。报告还报道了曲贡遗址发掘的一批春秋时代的石室墓,墓中出土的铁柄铜镜为研究中外文化的交流提供了重要资料。曲贡遗址的发掘被评为1991年全国十大考古发现之一。(王仁湘主编,中国大百科出版社1999年出版)

 《中国史前文化》

    通过对诸多史前文化遗址的发掘,我们对史前时代人类的社会结构、经济生产、日常生活、宗教信仰、艺术活动,有了直接深入的了解,更由此明白了华夏文明的根基所在。远古时代的先祖所创造的灿烂的东方史前文化,正由考古学家们辛勤的工作一章章地展现在我们面前。这东方文化悠久的传统和深邃的内涵,也必将由考古学家们的深入研究,更加完整地阐发出来。 (王仁湘、贾笑冰著,1990-1998年间,由中央党校出版社、台湾商务印书馆、香港商务印书馆、北京商务印书馆相继出版)


《饮食与中国文化》


    “吃”是中国世俗文化的一个根本特征。作者以考古学家的面貌介入到饮食的发展流变的研究,从而步入了社会专题史的范畴。举凡饮食器具、烹饪方式、饮食掌故,作者都详其流变,一一考订源流,不曾因为这是一部通俗著作就降低了它的学术水准。(王仁湘著,人民出版社1994年出版)


《中国滋味:盐与文明》


    该书选材独特,既有历史,又有科学,更有文化。内容包括玄滋素液、穿井取卤、煮海熬波、阳光产品、造盐者、盐丁、盐路、盐之歌、盐战、国之大宝、滋味之外等。展现了盐对中国文明的影响——潜移默化、纷纭复杂、形象生动而又恒久绵长!娓娓道来那些与盐有关的碎屑而平凡的咸味往事,让读者感受到盐给文明历史所带来的回味无穷的滋味! (王仁湘、张征雁著,辽宁人民出版社2007年出版)

 


(原文发表在《中国文物报》2010年9月17日第8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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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随笔

在大众视野中做研究 有一种特别惬意的感觉(2)

发布时间:2010-09-21

    有出版人针对一些科普图书叫好不叫座的现状,提出科普类图书要体现人文关怀和时尚性,考古类图书的时尚性如何体现?

    编排上要活泼,增加一些时尚元素,对读者会有更大的吸引力,宣传效果也会更好。而且要做小做精,一篇文章甚至一本书,如果能让读者一口气、两口气读完就最好了。

    还有就是文字,除了清新流畅,还要考虑现代人尤其是年轻人的阅读习惯和喜好。比如奥运会期间在中国科技馆新馆做的“奇迹天工”展览,我是主笔,当时四个部分的标题我就想了两天,最终用了“锦绣华服”“雄奇宝器”“典藏文明”“泱泱瓷国”,毕竟主要是给年轻人看得展览,还是要考虑他们的语言习惯。

    中国人爱讲深入浅出,总认为科普这类东西应该由大家,或者在某领域有深入研究和全面了解的人来写?您是如何选择作者的?

    我组织出那两套书时,作者主要是中青年学者,当然也包括一些年纪较大的资深研究员,但还是以中青年学者为主。二十年前做这个事情很难的,不是那么正大光明的,现在来讲你可能都不能理解。当时氛围就是觉得做这个事情并不必要,很多人没有意愿去做;一些名家、大家堆积的事务也比较多,没有精力去做。当时的一些中青年学者对这事比较有激情,很愿意做,有的作者甚至还由此确定了自己的研究方向,把兴趣和研究力量集中到相关的方面,成为全国数一数二的专家。当然他们现在有些不做普及了,因为也都有很重要的研究课题要做,分不开身了。

    所以,您的意思是,学科的普及是可以推动学术研究的?

    对,我现在的观点就是,有些重要的研究是可以从普及做起的。这是双向的,可以从普及起步做深入的研究,再有就是回到普及上来,把研究的成果推向大众。其实我直接做的科普工作,后来都成了我专业研究的一部分,或者就是我熟悉的专业成果的转化,客观上它帮助了我在专业研究方面的深化。

    比如当年我做古代饮食方面的研究,就是先从豆腐块开始写的,在杂志和报纸上开专栏,写千字文,甚至几百字,写完后在这个基础上再选取重点进行扩展和深化。有一个很具体的例子,就是我做的餐具的研究,筷子、勺子等一系列,开始是一个个的写,然后合起来研究,最后可以把它深入到在《考古学报》上发表,然后再出专门的书。但其实最初我并没有想法要写餐具,而是在做古代的生存工具的研究,随后扩展到容器、饮食器皿,就注意到了筷子,觉得这么重要的东西,不论古人今人天天都要用到,我们却非常不了解它的发展变化,也没有人去做。当时因为材料比较零散,我就只是画了一个粗线条,讲了筷子大概从什么时候开始用的,它的变化,只写了大概两三千字,投给一个专业杂志,被退稿了,当时我的名声已经不太好,被认为是不务正业,就注意些零七八碎的东西,可能发这样的东西会对专业杂志有影响。结果这篇文章居然是被饮食方面的杂志发现了,主编就专门联系我说,这样的东西我们要,不仅要,而且希望多多的写,所以就开了专栏,一年十几篇,不仅是我自己的研究,而且把其他相关的研究也做摘编,给自己壮胆——也不仅仅是我在做这些琐碎的研究。这样,慢慢地,饮食界认可我了,有些书甚至成了他们的教辅。再后来,一些科普类的文章进入到高考的复习大纲,有的书成为高中课文阅读的重点参考书。现在看来有这种社会效果,确实心理感到很欣慰。

    那时候做考古的普及是有压力的?

    对,当时我自己是有些信心不足的。那时候没什么人愿意做考古的普及,一般都认为考古研究的东西让大家知道没什么意义,而且个人的精力都有限,应该用在好好做研究上,不要做这些琐碎的事情。所以当时是比较压抑的,我自己要投入比别人多得多的精力和时间来做专业内的事情,出差、发掘、下工地不能比别人少,考古报告和传统的考古论文也不能比别人少,我必须要这样做,不能让人说我只做这个,不务正业,所以真是很难。其实那时候很多人劝我不要做这个事是好心,是出于关心我,想我把精力更多的放在学术研究上,出成果出成就。做这些事也确实对我的发展有影响,但总觉得这个事情应当有人做,自己也能做,将那些闲暇时光用起来做这事也是一件乐事,也是有意义的事。

    不过,其实考古所在上世纪50年代就已经计划要做科普了,而且分了几个层面。现在大家大多都遗忘这个事情了,我是偶尔从故纸堆里找到的一个油印本,发现有这么一个计划,其中有一套书是专给小学生做的,做得很简单很普及了,还有给一般工农大众的,等等,都分别有想法了,但是这个事情没做起来,夭折了。

    这种情况从什么时候开始好转?

    我记得第一次拿到桌面上来讨论这个问题是应该是2003年左右,科学出版社有一次关于考古科普方面的论坛,各地考古所所长都来了。在小组讨论的时候,我算是一个焦点,因为当时我的书已经出来了,我所能感受到的压力,别人也能感觉到,当时就有人开玩笑说,如果要下地狱的话,第一个就是你王仁湘。开那个会的时候我很感慨,觉得我们可以这样堂而皇之的讲这个事情了,在以前是不可能的事。差不多从那个时候开始,大家开始倡导做这方面的事情了。《中国文物报》持续发了一些这方面的文章,还搞了普及类图书的讲座。考古所成立了公众考古中心,由单位出面做这些事情,就更好做了。地方上也逐渐开始行动了,山西考古所每年都在公众考古活动,还出了一些书;各地的博物馆现在做得很多展览也都很普及很活泼。

    现在做公众考古的环境这么好,已经感受不到当初那些压力了。这次国家文物局推荐我参评这个科普先进工作者其实就是一个信号,不是我个人荣誉的事,而是对所有参与做、有兴趣做和支持做这件事情的人的一个鼓励。

    您认为考古的普及可以带给大众些什么?

   前些天在内蒙古出差时曾发了一句感言:考古人的足迹走到那儿历史就写到那儿。这是两个方面,一个是考古能帮助我们把已经遗忘或模糊的历史再现、捡拾;再一个,让书本上的历史变得鲜活起来,历史是有声有色的,你在故纸堆里看不到,但是通过考古就可以窥之一斑。我们作普及就是让历史有声有色,有样儿,让大众看到史书上看不到的那些细节。了解未知,把已知看得更清晰。

    公众也会有所回报是么?

    对。你给公众一些信息,让他们受到一些启发,他们会更加关注这个行当。水涨船高,大众的素质提高以后,对你这个学科的要求必然也高了,这对 学科发展是一个促进。说一个最简单的例子,一般大众他了解了考古、了解了文物的价值,他至少不会去破坏文物、去损坏文物。比如一个农民,以前他发现一个陶器,很可能随手就给扔掉打碎了,一旦他知道了它的价值,他肯定不会这样了。这对文物保护,一定是有好处的。

    公众关注的多了,免不了有鱼龙混杂、断章取义的信息出现,也会有夹杂有利益诱惑,考古的普及如何应对这些负面的影响,在浮躁中不失方向?
    其实在一定角度来讲,一些看似负面的事情可能会促使我们这些从业者更加严谨,更加周到。我们平时做学问没有面对大众的习惯,学者之间讨论或者争辩一个怎样的结论,觉得大众是没有必要对你说三道四的。但现在不同了,考古已经走入公众的视线,而且备受关注。有了这种不期然的“监督”,就要求我们做学问、出结论时更加的踏实和严谨,要给自己更加充裕的时间进行更深入的研究和讨论。

《面向大地的求索—20世纪的中国考古学》

    本书以生动的文字扼要地回顾了20世纪中国考古学发生、发展的艰难历程,介绍了中国考古学已取得的辉煌成就,展望了21世纪中国考古学的发展方向,提出了考古工作者新的历史任务。为各界喜好中国考古的读者了解、认识中国考古学的方方面面打开了一个窗口。书中的有些观点反映了作者当时最新的思考和认识,可以引发人们进一步的探讨。(知原主编,文物出版社1999年出版)

 “华夏文明探秘”丛书

    该系列丛书40多本,选题独特新颖,以举重若轻的姿态向公众敞开了考古之门,让人们真正领略到考古学这个“冷门”专业中蕴藏的无穷魅力,引领了一股文物考古普及性读物出版热潮。(王仁湘主编,丛书由四川教育出版社于1998年出版)

《拉萨曲贡》

    该书是根据西藏拉萨市曲贡村古文化遗址的发掘成果编撰的专题考古报告。全面报道了发掘收获以及发掘者的初步研究结论。曲贡遗址是西藏腹地发掘的唯一一处大型古文化遗址,也是迄今国内发掘的海拔最高的一处遗址。遗址内涵丰富,出土文化遗物很多,向我们展示了雪域高原远古时代的一支土著农耕部落文化的状貌,为探索雅鲁藏布江中游河谷地带的开发史提供了十分重要的资料。

    曲贡遗址的年代约当公元前2000年~前1500年。遗址出土的大量石制生产工具、陶器、骨器,为复原曲贡人的物质和精神生活提供了可靠资料。遗址还出土了小件青铜器,表明曲贡人已掌握了较为成熟的冶铜技术,说明西藏高原进入铜器时代的年代并不算晚。与曲贡遗址相类似的文化遗存在雅鲁藏布江中游河谷地带有比较广泛的分布,是这一地区目前所知唯一的面貌比较清晰的古文化遗存,发掘者将它命名为“曲贡文化”。报告附有十多个相关的鉴定分析附录,为全面研究曲贡遗址提供了帮助。报告还报道了曲贡遗址发掘的一批春秋时代的石室墓,墓中出土的铁柄铜镜为研究中外文化的交流提供了重要资料。曲贡遗址的发掘被评为1991年全国十大考古发现之一。(王仁湘主编,中国大百科出版社1999年出版)

 《中国史前文化》

    通过对诸多史前文化遗址的发掘,我们对史前时代人类的社会结构、经济生产、日常生活、宗教信仰、艺术活动,有了直接深入的了解,更由此明白了华夏文明的根基所在。远古时代的先祖所创造的灿烂的东方史前文化,正由考古学家们辛勤的工作一章章地展现在我们面前。这东方文化悠久的传统和深邃的内涵,也必将由考古学家们的深入研究,更加完整地阐发出来。 (王仁湘、贾笑冰著,1990-1998年间,由中央党校出版社、台湾商务印书馆、香港商务印书馆、北京商务印书馆相继出版)


《饮食与中国文化》


    “吃”是中国世俗文化的一个根本特征。作者以考古学家的面貌介入到饮食的发展流变的研究,从而步入了社会专题史的范畴。举凡饮食器具、烹饪方式、饮食掌故,作者都详其流变,一一考订源流,不曾因为这是一部通俗著作就降低了它的学术水准。(王仁湘著,人民出版社1994年出版)


《中国滋味:盐与文明》


    该书选材独特,既有历史,又有科学,更有文化。内容包括玄滋素液、穿井取卤、煮海熬波、阳光产品、造盐者、盐丁、盐路、盐之歌、盐战、国之大宝、滋味之外等。展现了盐对中国文明的影响——潜移默化、纷纭复杂、形象生动而又恒久绵长!娓娓道来那些与盐有关的碎屑而平凡的咸味往事,让读者感受到盐给文明历史所带来的回味无穷的滋味! (王仁湘、张征雁著,辽宁人民出版社2007年出版)

 


(原文发表在《中国文物报》2010年9月17日第8版)
 

作者:孙漪娜

文章出处:中国文物信息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