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考古的大检阅、大总结（1）

    今天，我主要谈四个方面的问题。

    一、如何认识东北考古的历史

    东北及内蒙古东部地区考古的历史，是以安特生于1921年6月发掘沙锅屯洞穴遗址为开端，国人对东北地区的考古学研究始于梁思永1930年发掘昂昂溪遗址。1921年之前所言的考古，均只接近现代意义的考古调查。梁思永对昂昂溪遗址的发掘，资料的整理与研究及报告编写水平，不仅高于安特生的沙锅屯工作，也高于日本人于1927年发掘的貔子窝，是中国考古学奠基时期具有重要意义的一次工作。1949年前，东北考古虽有俄国人参与，但主要是日本人在做工作。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国人在东北及内蒙古东部地区开展的考古工作，主要取得了四次较大的成就：一是裴文中领导的东北考古发掘团在吉林市西团山进行的发掘；二是尹达将日人在赤峰红山后发现的称之为“赤峰第一期文化”，后被裴文中名之为细石器文化和仰韶文化的混合文化定名为“红山文化”；三是佟柱臣的《吉林地区新石器文化的三种类型》一文；四是吕遵谔在赤峰红山后的工作。可以说，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国学人已检讨日本人的考古工作，对之进行了挑战。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东北及内蒙古东部地区考古的历史主要有以下几件大事：1.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组成的内蒙古工作队，在六十年代初期纠正了日本人对红山遗址层位的错误判断，将日人所谓的《赤峰第二期文化》区分为夏家店下层文化和夏家店上层文化。2.吉林省博物馆于1960年在大安东山头清理了三座墓葬。这是现被称之为白金宝文化的遗存首次见之于考古工作。3.1962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工作队在内蒙古东部地区发掘了一种新石器时代的文化，即富河文化。4.吉林大学在吉林市郊进行了一些调查和发掘，第一次将吉林市郊的遗存区分为三种文化，确认出一种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存，并将西团山文化定位为青铜时代的文化。随后吉林大学在嫩江流域又辨认出一种青铜文化（即现名的汉书二期文化）和一种新石器时代的文化。以上这些工作，是东北考古试图彻底摆脱日人影响，重新建立新的考古学体系的重大标志性行动。

    1975年，苏秉琦发表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的演讲，1977年，我根据秉琦师的这一学说，在黑龙江讲了东北及内蒙古东部地区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问题，自此，东北考古学人主要围绕着东北及内蒙古东部地区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这一课题，进行了大量工作，出现了一系列新的考古发现，产生了许多新的研究成果。至今，东北及内蒙古东部地区已搭建了一个新的学术平台，基本完成了新的东北及内蒙古东部地区考古学体系的建设。对这次会议的圆满召开，我感到非常欣慰。站在考古学史的角度看，这次会议可以被视为东北考古的大检阅、大总结。我们力图通过自由讨论式的大总结，交换认识，集思广益，为推进东北及内蒙古东部地区考古进一步发展作好必要的学术思想准备。东北及内蒙古东部地区考古的前景非常广阔，但是我们走向未来的道路依旧曲折。

    二、此次会议的目的

    这次会议的目的有两个：一是推进东北及内蒙古东部地区考古学的研究；二是推进东北及内蒙古东部地区文物的保护工作，主要是与考古学相关的遗存的文物保护。

    1.通过自由讨论的大总结，认真的、实事求是地认识现状，对现状进行一分为二的分析。既要看到成绩，更要找出问题、弱点和缺点。因为问题、弱点和缺点，是我们学术进步必须探讨和应加以解决的课题，是我们学术前进的方向。别人说要扬长补短，在我看来扬长并不能补短，只有补短才能扬长。

    2.文物保护的形式有两种：一种是原封不动的保护；一种是发掘出来，在保护技术可能的情况下，保护性的展示。我提倡原封不动的保护，因为在考古学及其相关吸取遗存信息的学科存在着局限性的情况下，对遗存进行发掘，必然对遗存本体带来破坏和流失遗存释放的信息，局限性愈大，破坏性愈大，遗存信息的流失愈大。我们要看到考古这门学科的局限性，要看到文物保护科学的局限性，要看到包括自然科学手段在内的提取遗存信息的学科的局限性。我们应该不轻易地发掘国保及省保单位，同时，要尽量减少主动发掘，并将考古发掘尽量集中到经济建设的考古工作中去，即使在经济建设考古工作中，遇到那些需要原地、原封予以保护的遗存，亦应将其原地原封地保护起来。要命的是，我们往往看不清楚这些学科的局限性，看不到自己的局限性，因此，这就要求我们在进行考古工作的时候，要有谨慎的态度，要慎之又慎。

    3.要将考古工作产生的文字记录、图纸、照片及实物资料或曰文物作为档案，妥善地保存、保护下来；同时，要适时地出版报告，也要向同行开放文字记录、图纸、照片及实物资料。这是检验我们考古工作质量、水平的必需，更是文物保护之必需。然而，考古发掘也是文物保护的手段，因此我们要不断提高考古工作的质量。我曾说过，评价一个考古学家的水平，是在同质等量的遗存中，看谁吸取的信息更多，谁吸取的信息更多，谁的水平就更高。我们东北及内蒙古东部地区的考古学家，应该在同质等量的遗存中，比别人获取更多的信息。唯有如此，才能更好地发挥考古在文物保护中的作用。这些年我一直倡导一个理念，即要把考古工作纳入到保护体制中去。文物是我们考古学的命根子，是考古学赖以成长和发展的土壤，如果没有文物保护理念、没有文物保护的自觉性和没有文物保护的有效措施，考古学便会断子绝孙。考古工作必须以文物保护为前提、为追求，积极采取有效的文物保护措施，落实文物保护理念，才能保证考古学的持续发展。

    

（本文原为在“东北及内蒙古东部地区考古的过去、现在与未来”学术研讨会闭幕式上的讲话，题目为编者所拟。）

(原文发表在《中国文物报》2010年11月13日7版)